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毛.周.林.葉.張.鄧.陶.趙.方方.古大存

ＺＴ：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毛.周.林.葉.張.鄧.陶.趙.方方.古大存.馮白駒...... 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 朱健國 　　不過，就算在毛澤東死後，其“反地方主義”的成果被葉劍英反攻倒算，但是 他所開創的“反地方主義”傳統，卻和他的許多獨創性思想一樣，並未衰亡。因為 毛之所以要反地方主義，畢竟來源一個鐵的規律：每一個新登台的權威人物，要想 樹立絕對權威，建立專製，必須毫不留情地加強自己的勢力基礎，必須進行後來看 來是痛苦和錯誤的反地方主義。從這一角度看，隻要中共有新權威出現，新一輪的 反地方主義義就會以形形色色的新貌開始進行。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今天 的人們隻是可以希望，新的反地方主義，能否沿著毛澤東從殺AB團改進到隻處分地 方主義分子的改良道路，以更寬鬆的方式“反地方主義”——這一期望，不知是否 可從今日中共“核心”以“反腐敗”方式對“北京幫”和“廣東幫”進行的整肅中 體現。 　　 ——摘要 　　引言 　　一、何謂“廣東地方主義” 　　葉劍英統帥“廣東派” 　　陶鑄、趙紫陽提出廣東“地方主義”三大特征 　　二、廣東反地方主義“三大戰役”和主要受難者 　　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 　　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廣東地方主義骨幹” 製造“反黨集團案”批量處理2萬“地方主義分子” 　　第三次“反地方主義鬥爭” 　　三、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的真正根源 　　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為導火線 　　兩廣縱隊曾與“四野”開火結怨 　　“ 林、葉之爭”與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 　　周恩來與廣東“地方主義頭子”關係密切 　　A． 馮白駒與周恩來的親密關係 B． 方方是周恩來的老部下 　　C．古大存早就追隨周恩來 　　D．尹林平緊跟周恩來 　　廣東反地方主義與“毛周之爭” 　　A．防止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B．毛澤東親自出麵來處理廣東問題 　　C． 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 　　四、毛澤東思想——從不信任“地方軍”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殲殘酷整肅“ＡＢ團” 　　“肅AB團”的理由與廣東反“地方主義”何其相似 　　“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毛澤東反地方主義從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 　　五、任仲夷的期望 　　◎引 言 　　自從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謝飛1997年被調離廣東，海內 外便再次流傳“‘廣東幫’將被‘江核心’整肅”，“廣東將成為繼中共北京市委 大換血後，又一個要大換班的重點目標”。這使得許多廣東人擔心：廣東是否又要 開展“反地方主義鬥爭”了？廣東人可是一提起“反地方主義鬥爭”，就心驚肉跳。 誰能忘記那殘酷的曆史悲劇？如果說毛澤東從井崗山時期起就有用“軍隊黨幫助地 方黨”[1]的反地方主義傳統，爾後在江西瑞金、在延安乃至文革時的北京等地都 開展過各種名義的“反地方主義”運動，那麽，中共近80年來最持久的一場“反地 方主義”鬥爭，是新中國成立後， 1951 年1月（以趙紫陽從河南省來廣東省接替 方方管廣東土改算起）至1971年9月（以廣東省副省長林鏘雲之死和林彪逃亡為終 點）在廣東開展的曆時20年的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表麵看來，這一運動的受 難者（失敗者）是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3萬廣東地方幹部（包括解放 前來粵的外地幹部），勝利者是林彪、陶鑄、趙紫陽等“四野”體係的軍黨幹部， 而深入研究，其深層矛盾，則要追究到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爭。 　　當然，若要以平反者為最終勝方來看，從1979年8月以習仲勳、任仲夷為首的 新廣東省委下達《關於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2]，吹響平反鬥爭的衝鋒號， 至1994年4月在以謝非為首的廣東人主政的廣東省委的不斷要求下，“廣東地方主 義”最後一個未平反的“首領”方方，也終於得到中共中央下達的平反決議。至此， 曆時15年的廣東平反地方主義鬥爭大獲全勝，最後的勝利者當是周恩來、葉劍英。 　　這一場前後長達44年的廣東反地方主義之爭，到底緣何而產生呢？讓我們通過 對有關當事人的經曆和大量相關史料的研究，對廣東反地方主義的特點、方式、根 源、後果作一簡明梳理。 　　◎一、何謂“廣東地方主義” 　　如果簡要地概括“廣東反地方主義”曆程，可以這樣說：“廣東反地方主義” 起因於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組閣華南分局和毛澤東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發難於李雪 峰批“廣東土改右傾”，深入開展於趙紫陽、陶鑄入主廣東，停止於林彪、黃永勝 垮台，終結於毛澤東去世；初步平反於葉劍英上升為中共三號人物、成為鄧小平必 須依靠的元老，徹底昭雪於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之時。 　　葉劍英統帥“廣東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華南分局領導人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 葉 劍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贛州召開的中共華南分局委員會擴大會議，宣布中 央決定：由葉劍英為首，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陳庚、鄧華、賴傳 珠為常委組成新華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葉劍英為廣東省 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3]。這兩次改組， 就形成了以廣 東籍回鄉幹部（葉劍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來粵幹部及廣東籍本土幹部（馮白 駒、方方）三合一的“廣東派”幹部。這種“廣東派”幹部的共同特點是，熟悉廣 東、熱愛廣東，力主因地製宜治理廣東。由於這時“四野”為主的大批南下幹部還 未成為廣東領導層主流，沒有真正的“外來通天權威”，這一階段是“廣東派”的 發展良機，毫不存在“反地方主義”。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 次會議將全國一分為四，批準成立東北、華東、西南、中南四大軍政委員會[4]， “分封”給高崗、饒漱石、劉伯承、林彪。廣東省隸屬於中南軍政委員會，葉劍英 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據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 廣東開始試行“土改”，由方方擔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 了廣東省土改工作團，團長李堅真， 副團長林美南、羅明。葉劍英提出了“廣東 特殊”，先從“三縣著手”的土改試點方案，確定先在揭陽、興寧、龍川三縣進行 試點。“同年8月，李堅真到中南局參加土改會議，向中南局匯報了‘全省著眼， 三縣著手’的做法，中南局沒有提出不同意見。10月，葉劍英向毛澤東匯報土改工 作，毛澤東說：‘土改麵積除原定三縣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選一個區鄉進行試點。 11月，分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增加了惠陽，鶴山、曲江、寶安、遂溪、豐順、英 德、普寧等八個縣各選取一個鄉為土改試點。[5]” 　　陶鑄、趙紫陽提出廣東“地方主義”三大特征 　　但是,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 員會出麵），在對廣東土改的評價上，一直同華南分局存在著嚴重分歧。不久，時 任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公開對廣東的土改工作不滿意，多次在機關報 《長江日報》批評廣東土改群眾發動不夠，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沒有中南局 一號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機關報上公開批廣東麽？）。然而以葉劍英為代表的華 南分局卻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評，我行我素。在這一背景下，1951年 4月，中南 局開始大動“手術”，將河南南陽地委書記趙紫陽調到廣東，任華南分局“俱樂部” （辦公廳）秘書長，不久升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將四 野政治部副主任、廣西省委代理書記陶鑄調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一來，就接 替方方主管廣東土改運動。於是，陶鑄與趙紫陽緊密合作，從牢牢抓住廣東土改大 權為突破口，全麵接管廣東大權。 　　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要反對地方主義”的口號。 在陶、趙主持下，廣東先後36次大規模進行“土改整隊”、“整肅”，到1952年5 月， 全省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幹部6515人。這期間，提出了“依靠大軍，依 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於是，各級黨委都要由大軍和南下 幹部掛帥，當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團副政委歐陽文、第四十三軍政委張池 明分別擔任粵東區和粵西區黨委第一書記，第四十四軍政委譚甫仁、第四十五軍政 委謝明分別擔任東江和珠江地委第一書記，其他各地、縣，原則上均由南下幹部擔 任第一書記；先後調入數萬名大軍、南下幹部。作為廣東地方幹部的老領導方方， 一直不同意“廣東幹部隊伍不純”的估計，挺身保護廣東幹部。這樣，陶、趙便開 始提出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最終得到中南局和毛澤東的肯定。1952年6月，毛澤東 在中南海親自主持會議，在周恩來、 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 趙爾陸、陶鑄在場的情況下，毛當麵批評方方：廣東搞地方主義，並說：“這裏是 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又說，方方“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 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 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6]”。 　　毛澤東宣布，陶鑄取代方方，葉劍英抓總（實際上讓葉不要管陶）。葉劍英隻 好當場檢討自己的廣東特殊論。 　　這時，人們方明白，所謂“廣東地方主義”，其特征是： 　　1.反對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軍、南下幹部”，在幹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幹部。 　　2.提倡廣東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3.拉幫結派，“組織反黨小集團”。 　　◎二、廣東反地方主義“三大戰役”和主要受難者 　　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 　　廣東反地方主義共有三次大戰役。 　　第一次是1951年1月至1953年。 　　起因是當時華南分局組織部一位副部長，將一批當正縣級的南下幹部，降為副 縣級（見1951年6月31日葉劍英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 一些南下幹部對 這種做法不滿意。尤其是對土地改革，有著不同的看法。地方幹部大多主張緩和， 主張“寧慢莫亂”，“寧可無土改，不可無公糧”，“要有步驟有秩序進行。”⑺ 於是1951年1月和4月，中南土委會的領導人李雪峰等兩次來到廣州， 先後召開了 11縣土改總結會議和華南分局擴大幹部會，對方方的總結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 廣東土地改革的試點工作在指導思想上有問題：第一，11縣的土改，缺乏農運高潮， 黨內部分幹部未堅決站在農民方麵，為徹底消滅封建勢力而鬥爭；第二，照顧其他 階級多，體貼農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階級分析：第三，對敵人不夠狠，對群眾不夠 熱；第四，廣東基層組織不純，不能依靠。這四條把三縣的土改全盤否定了。當時 華南分局的領導人，堅決不同意這種看法。⑻ 　　然而，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以及中南土 改委員會，在對廣東的土改評價上，一直同華南分局存在著嚴重分歧。隻是礙於葉 劍英是華南分局第一書記，才不便於直接指責和批評。中南局和中南土改委員會也 作了調查研究，而且掌握了不少事例。認為廣東土改緩慢無力，群眾沒有發動起來， 是因為黨組織不純，幹部隊伍不純，許多幹部同地主、官僚、國民黨、資產階級華 僑地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 　　由於林彪和毛澤東的親密關係，林彪對“解放戰爭”的特殊貢獻，中南局的看 法，直接影響到毛澤東。毛澤東和中南局認為，要改變廣東土改領導軟弱和進展緩 慢的局麵，需要物色得力的領導幹部，加以調整，並抽調一批幹部予以支援。⑼ 　　這一次“反地方主義”，終於使葉劍英於1953年2月在“養病”8個月後調離廣 東，到中央軍委分管教育閑差；方方於1952年7月，由南方分局第三書記降為第五 書記，位居陶鑄之後，1955年調離廣東，到中央僑委任副主任；海南行政區一把手 馮白駒也隻在名義上保留海南區黨委書記，於1952年8月調離海南；隨著這三位主 帥的貶謫，上萬名廣東幹部都被先後戴上了“地方主義”帽子受整受貶。由此，廣 東建立了陶、趙體製，成為林彪“四野”體係根據地——林彪終於在讓出東北根據 地後，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新領地，以至於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據廣東與 毛澤東南北對抗的設想。 　　1953年5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通知，葉劍英正式調離廣東。陶鑄接任 華南分局代理書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趙紫陽經中共中央批準，升任中共中央華南 分局副書記，並兼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成為陶鑄在廣東的副手。這時，趙紫 陽年僅34歲。趙紫陽成為中國最年輕的省級幹部之一。廣東的陶、趙權力體製也隨 之形成。⑽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改組成立中共廣東省委 員會，任命陶鑄等28人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其中，陶鑄為書記兼省長，古大存為 副書記兼副省長，趙紫陽為副書記兼省委秘書長，馮白駒為副書記兼副省長，林李 明為副書記兼港澳工委書記、省監委書記，陶鑄、古大存、趙紫陽、馮白駒、林李 明、賀希明、文敏生、林鏘雲、王德、李堅真等11人為省委常委。馮白駒調離海南 島到省工作。⑾不久，陶鑄又從外地調來陳鬱當省長，從此以絕對優勢壓住了“廣 東地方主義”。 　　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 　　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從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曆時5年。 　　這一次起源是“整風運動”與“反右運動”。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以馮白駒、 古大存為代表的廣東幹部對前幾年的“反地方主義”進行了質疑，於是陶、趙體製 立即借“整風”轉為“反右”的契機，開展了“廣東曆史問題大辯論”，發動了第 二次反地方主義大戰。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設省委第一書記，副書記均稱“省委書記”）的區夢 覺對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有一段精粹地介紹—— 　　廣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義，批判了方方和馮白駒等人之後，“當時一些犯有嚴 重地方主義錯誤的人並未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認真地改造自己，而是把錯誤的根 子隱蔽起來，等待適當的氣候以便重新滋長。因此，到了一九五六年，當社會主義 革命高潮到來，國內階級鬥爭較之民主革命時期更為深刻尖銳的時候，特別是在國 際上發生波匈事件，出現修正主義的逆流，而國內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我們黨 內又產生反‘冒進’錯誤的情況下，便又重新泛濫起來，形成了以古大存、馮白駒 兩人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肆無忌憚地向黨進攻。他們抗拒和反對黨中央的政 治路線與組織路線，反對省委的領導，破壞省委的團結，阻撓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 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口號，否定黨所領導的曆次運動的成績，不但鬆懈黨內的思 想鬥誌，而且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給黨的工作造成莫大的損害。 　　“從1956年以來，古大存和馮白駒在反對中央的方針政策上，在反對以陶鑄同 誌為核心的省委領導上同流合汙，結成了反黨集團。他們視省委的忍讓等待的做法 為軟弱，苦心孤詣求團結的態度為可欺，得寸進尺，頑抗到底，而且在資產階級右 派猖狂進攻、牛鬼蛇神紛紛出動的時候，竟裏呼外應，步步進逼，迫使黨不得不與 他們開展一場大論爭。因此，從1957年的夏季開始，廣東黨內就以‘廣東曆史問題 大辯論’為中心開展了一場黨內鬥爭。 　　“他們既然給黨出了許多題目，就必須發動全黨來作文章——到底‘依靠大軍、 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是否正確？廣東土改是否‘搞左了’？土改整隊是否‘偏差 很大’？合作化後到底把農村搞好了，還是搞壞了？工農業生產發展了還是‘比陳 濟棠時代都不如？’鎮反到底是消滅了敵人，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還是製造敵人， 把‘好人趕到敵人那邊去了’？省委執行的是否‘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整編瓊 崖縱隊是否‘消滅異己’？中央和省委是否‘不重視廣東曆史’或‘割斷瓊崖曆史’ ？讓全黨通過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座談會，以至黨的代表大會來找答案 吧！經過四、五個月的辯論，終於事實真相大白，是非界限大明，黨內覺悟大為提 高，而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則大為孤立，處境大為不妙，他們徹頭徹尾地辯輸了。” 　　關於第二次反地方主義的結局，區夢覺說： 　　“從廣東曆史大辯論中揭露出來的問題是十分驚人的，不僅有古、馮為首的反 黨集團，還有廣州市以市委書記吳有恒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韶關、汕頭、西 江、合浦、興梅等地的一批地方主義分子結合的反黨小集團。而有地方主義思想的 人就更多了。僅省級機關處長以上幹部中有嚴重地方主義錯誤被確定為重點辯論對 象的就有83人，占這類幹部總數的6.4％；在省委委員、候補委員中，有嚴重地方 主義錯誤的有11人，占委員總數的20％；在省委常委中有嚴重地方主義錯誤的有4 人，占常委總數的 27％；而在書記處中有嚴重地方主義錯誤的就有3人，占總數的 30％。 從這裏可以看出，地方主義對黨的肌體的侵蝕，特別是對省委領導核心的 侵蝕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⑿ 　　而陶鑄則進一步總結說，所謂廣東曆史問題大辯論，目的就是要把廣東的地方 主義徹底搞掉—— 　　1957年12月19日，陶鑄在中共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的總結中，對 廣東曆史大辯論的作用和成果是這樣說的： 　　“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個很好的馬列主義會議，正因為是一個很好的馬列主義 會議，我們才能夠徹底解決長期存在在廣東黨內的地方主義問題，能夠解決地方主 義問題，就可以做到廣東黨內真正的團結。廣東黨幾年來之所以團結得不夠好，就 主要是因為沒有把這個妨礙團結的因素——地方主義徹底搞掉。” 　　關於廣東地方主義的嚴重性，陶鑄說：“從去年省黨代表大會以來，海南的地 方主義已經不是一般的地方主義，已經發展到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的地步。所謂一般 的地方主義，主要是指局部和整體的關係搞不大清楚，並有一些地方主義的言論等 方麵而言。但是海南的地方主義已經變成有組織的、有綱領的、有目的的進行陰謀 活動的反黨集團。他們避開黨的組織搞陰謀活動，反對我，反對省委，企圖改變海 南區黨委的領導；而‘臨高事件’變成了地方主義分子與反革命分子相勾結的反革 命行動。 　　“海南地方主義分子背著黨的組織去搞反黨小集團，進行反黨的陰謀活動。在 這些地方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下，海南區黨委的領導權雖然還沒有完全操持在地方 主義者的手裏，但是已經很危險了。如果再發展下去，海南的黨就會脫離正確的領 導，就會完全變成地方主義的‘黨’而不是共產黨。他們的反黨活動如果得逞，並 繼續發展下去，是可以走上反革命道路上去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臨高的反革命 事件不是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嗎？” 　　對於廣東的地方主義的特點，陶鑄說：“廣東的地方主義在那些方麵向黨進攻 呢？歸納起來，大體上是：翻民主革命的案；否定黨所領導的曆次運動的偉大成績； 破壞省委領導的威信；排斥、打擊外來幹部與反地方主義堅決的地方幹部，等等。 企圖逐步奪取省委的領導權，最後變為地方主義的小王國。他們先進行翻案，說過 去的案子都搞錯了，然後說省委領導的曆次運動沒有成績，說省委領導錯誤了。既 然把曆次運動說成沒有一點成績，並且都搞錯了，說省委的領導很壞。那麽，這個 省委當然就不能維持了。如果現在的省委真正象地方主義分子所講的那樣，那就應 該改組；如果說現在的省委是正確的，是堅持執行中央的方針路線的，那麽他們攻 擊省委抱的是什麽目的，不是顯而易見嗎？……比如以馮白駒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 的非法活動也成了半公開的合法，很多人都知道，不但沒有人揭露，遭不到任何的 抵製，而且很多人同情他、支持他，也沒有人向省委反映過這個情況，可見黨的組 織原則和紀律已被破壞到何等嚴重的程度。”陶鑄最後又給廣東地方主義分子加了 一罪，說：“地方主義分子是不能反右派的。廣東反右派鬥爭之所以落後一步，與 黨內的地方主義影響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地方主義思想實際上和右派分子是一致 的。”陶鑄、區夢覺還講，毛澤東曾指出：“地方主義就是右派。”可見，地方主 義問題已是敵我矛盾。⒀ 　　“廣東地方主義骨幹” 　　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的戰術是以抓住林克澤（省政府秘書長）一封寫給馮白 駒談如何新組建海南區領導班子的“密信”，而揪出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馮白駒、 古大存反黨集團為突破口，一舉將馮白駒、古大存等上萬名廣東幹部降職、撤職、 查辦。 　　先後被陶鑄、趙紫陽點名處理的廣東地方主義骨幹有： 　　尹林平：男，江西興國人，1908年生，1927年參加革命，1930年入黨，1949年 4月任中共華南分局副書記，曆任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東江縱隊政委， 粵贛湘邊 縱隊司令兼政委，廣東軍區副政委。 　　雲廣英：男，海南文昌人，1905年生，1929年參加百色起義，1930年入黨，廣 東省委黨委兼政法部副部長、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曆任紅七軍組織處處長、團政 委，參加長征，八路軍廣州辦事處主任，中央軍委編譯局副局長兼俄文學校副校長， 吉林省和龍縣委書記，江西省政府秘書長，廣東省政府秘書長。被撤銷黨委職務。 　　吳有恒：男，廣東開平人，1931人參加革命，1936年入黨，廣州市委書記。曆 任中共香港市委工委書記，市委書記，廣州市委工委書記，粵東南特委組織部長， 中共七大代表，中央黨務研究室研究員，粵桂邊人民解放軍代司令員，粵中縱隊司 令部，粵中地委書記，廣州市委秘書長。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8級降為 11級，1958年6月下放到廣州造紙廠當車間副主任。 　　周楠：男，廣東中山人，1929年入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曆任中共香 港市委組織幹事、廣州市委常委、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司令、廣東區黨委駐越南勞 動黨中央聯絡員、中共滇黔邊區黨委副書記、中共華南分局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 委政法部副部長。1958年降職為韶關專署副專員、省交通部副廳長。 　　饒彰風，男，廣東大埔人，生於1913年，1933年入左聯、1936年入黨，廣東省 委統戰部長。曆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廣東省臨時省委秘書長、南方日報社社長， 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被撤職降級，下放連平縣掛職縣委書記，鍛煉改造。 1970年9月12日死於第三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中。 　　馮桑：廣東恩平人，生於1899年，1925年入黨，省政協副主席。曆任莫斯科赤 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代表、德國海縣碼頭工人國際代表大會代表、組織部長、全國 總工會救濟部副部長，參加長征、西南特委副書記、廣南軍分區主席、粵中縱隊政 委、廣東省交通廳廳長，省總工會主席。受到大批評。 　　王維：廣東梅縣人，1918年生，1937年入黨，中共廣東省委候補委員，農工部 副部長。曆任梅縣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廣東省水利廳廳長。受到撤銷省委候補 委員、農工部副部長職務、工資降兩級，下放博羅縣任縣委副書記。 　　譚天度：廣東高明人，1893年生，1922年入黨，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曆任南昌起義革命委員會保衛處秘書、東江行政委員會主任、西江專署專員。（區 夢覺前夫）因講過廣東地方幹部“逢長必垮”，受到批判、冷落。 　　何浚：海南瓊海人，1904年生，1927年入黨，中共瓊崖區委副書記。曆任中共 漳州中心縣委常委、組織部長、漳洲人民抗日義勇軍總指揮，1944年參加延安整風， 中共瓊崖民主政府副主席。受到撤職處分。古大存：廣東五華人，1892年4月生，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4年入黨， 中共華南分局第一副書記，廣東省委書記。 曆任紅十一軍軍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委員。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七大代 表、七大中央候補委員、中共東北局西滿分局常委、秘書長、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 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受到撤銷省委書記、副省長職務處分，下放三水縣掛 職縣委副書記。 　　製造“反黨集團案”批量處理2萬“地方主義分子” 　　僅僅把“廣東地方主義骨幹”處分查辦是不夠的，還必須讓“廣東第二次反地 方主義鬥爭”中發現的2 萬多“地方主義分子”都一網打盡，為此，陶、趙製造了 一個又一個的“反黨集團”、“反革命事件”。1957年12月19日，陶鑄在中共廣東 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的總結中，還談到了廣東全省地方主義出現許多“反 黨集團”的嚴重情況：“廣東其他地區的地方主義活動，最近一年多來，也表現得 相當嚴重，相當廣泛。地方主義首先是在海南發起，接著廣東其他各地也躍躍欲試， 蠢蠢欲動，有的已經發展到組織反黨小集團的地步，例如歐新反黨小集團、陳華反 黨小集團、蓬荊反黨小集團、陳恩反黨小集團等就是，這說明一年多來，除了海南 反黨集團以外，廣東其他各地的反黨小集團也是相當嚴重的，數量不少，並已開始 向黨進攻，隻是規模和聲勢沒有海南那樣大罷了。”自從陶鑄來廣東，他就抱著這 樣的論斷，自然就有了一係列“反黨集團”、“反革命事件”。請看幾例—— 　　1.“海康英利反革命暴動案”——1952年春，廣東省政法委書記古大存接到粵 西行署公安處發來緊急電報：“海康縣英利區發生反革命暴動，反革命分子進攻了 區政府”。古大存立即深入調查，原來是當年海康久旱無雨，田園難以下種。一部 分有迷信思想的農民便依照過去的舊俗，拜神求雨。誰知這一發不可收拾，參加的 人數越來越多，區幹部也製止不了。區長不作深入了解，便武斷認為是有壞人在利 用迷信進行反革命活動。這個區長帶著一班民兵前去村裏抓了兩個為首的農民，借 以平息這場迷信活動。不料，當天夜裏看守“犯人”的民兵槍支走火，連響兩槍。 群眾聽到槍響，以為區政府殺了兩名被捕的農民，便一齊向區政府湧來，憤怒地破 門而入。他們見到區長後便七手八腳地揍了他一頓。這消息被區政府人員加以渲染 後，報到粵西行署公安處。處長不加調查，便武斷地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下令 派武警前去捉拿了10多個農民。古大存在掌握了上述情況後，便分頭找農民和那些 被扣押的“犯人”進行核對，終於弄清楚案情的是非曲直。認為農民這麽幹當然是 錯誤的，但並非是反革命暴動，而是英利區區長任意捕人而引發的一場騷亂，它構 不成反革命罪。古大存找區長談話時嚴厲批評了他濫用職權，擅自抓人，違反法律 的錯誤。 責令他馬上全部釋放扣押人員。⒁ 後來陶、趙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見， 作為“地方主義”重案。 　　2.“惠州反革命集團案”——1952年夏，廣東省委駐惠州的工作組報告，惠州 破獲由幾十人參加的反革命集團案。古大存深入調查，原來是工作組捕風捉影，逼 供給製造的假案，最後予以撤消。後來陶、趙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見，作為“地方 主義”重案。 　　3.“廣寧反共救國軍團長高玉山案”——廣東廣寧人高玉山是1924年由彭湃親 自介紹入黨的老黨員。1952年看到南下幹部組成的土改工作逮捕毒打27個老區群眾， 為了救鄉親，隻好承認自己是“反共救國軍團長”，在執行槍決時，行刑的寧縣公 安局縣中隊隊長抵製行刑，並急報古大存，由此調查清楚平反。後來陶、趙得知， 推翻古大存意見，作為“地方主義”重案。 　　4.“龍川三八事件”——1952年3月8日，古大存檢查工作途中，入住龍川縣委 招待所，其警衛通過與當地公安武警戰士交談，發現當地“三反”打老虎都是通過 吊打嫌疑人的逼供信而定案，便告知這是違法行為。其時由惠陽軍分區派駐到當地 公安大隊的打虎隊，正式在通過吊打公安指戰員而逼供信。當公安大隊聽說“三反” 有不允許逼供信吊打的政策，遂和“打虎隊”由辯論發展到武裝對立，雙方架起機 關槍武裝對峙。古大存知道後首先批評了搞逼供信的“打虎隊”，但陶鑄不支待處 理“打虎隊”，隻好不了了之。後來陶、趙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見，作為“地方主 義”重案。 　　5.“莫雄險被冤殺案”——廣東韶關人莫雄，是1907年參加同盟會，1923年被 孫中山委任為旅長，爾後多次給中共送情報支持共產黨的有功人員，特別是其1934 年將蔣介石“鐵桶圍剿計劃”竊取秘送中共中央，使中央紅軍即時撤退，開始了二 萬五千裏長征。但是，南下幹部組成的土改隊卻要將莫雄作為貫匪槍斃，趙紫陽和 華南分局社會部副部長田星雲親筆批準。葉劍英和古大存聞訊後，幾番說明曆史真 相，才保了下來。1957年，因莫雄給公安機關提過《關於糾正某些公安人員違反憲 法的行為》的意見，被劃為右派分子，終由大存力爭而免去罪名。後來陶、趙又推 翻葉、古意見，作為“地方主義”重案。 　　6.“鬆仔嶺事件”——本來隻是一宗普通刑事案，卻發展成為廣東的一宗政治 大案。“鬆仔嶺事件”緣起於1950年8月26日晚， 恩平縣三區鄉村發生一宗凶殺案。 案發後，經縣公安局偵破，縣人民法院審判，地、省、中南區法院核準，判處殺人 主犯何榮、何兆廷、何兆禎死刑，從犯許仲等5人徒刑。 　　結案一年之後的1952年4月，在粵中土改整隊會議上，三區區長顧江反映， 此 案中的何兆廷等人都是貧下中農，判刑過重，影響對鬆仔嶺農民的發動。當時參加 會議的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根據匯報，即通知華南分局社會部副部長田星雲到 恩平進行調查。田星雲經過8天調查，把原結案徹底推翻， 他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 發，認定此案是“不法地主、惡霸串通和勾結打入機關的壞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 有計劃地殺害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和基層幹部，破壞清匪反霸運動，鎮壓農民翻身 的事件”。這一觀點，正好迎合了林彪、陶鑄、趙紫陽等人認為廣東組織不純，很 多壞人混進了黨內和機關內部的論斷，於是1952年7月21日《南方日報》全文發表 了一萬多字《恩平三區權仔嶺事件調查報告》，《人民日報》也進行了報道。 　　田星雲在報告雖提出了四項處理意見：第一，給原定的凶手何兆廷建立烈士紀 念碑；第二，對馮漢英、吳朗等判處死刑，鄭鼎諾等有關案犯分別判處死刑、徒刑； 第三，粵中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謝創作檢討反省；第四，廣東省法院亦應有所檢討。 　　由於鄭鼎諾是縣長，地主家庭出身，就成為恩平的地主階級總代理人，該縣姓 鄭的幹部，被說成“鄭家黨”、“鄭家祠”。調查報告提出，對馮漢英（縣公安局 長）、吳朗（法院副院長）、鄭鼎諾（縣長）三人處以死刑。 　　由於吳有恒的拚力質疑，縣長鄭鼎諾刀下留命，改判9年徒刑， 而另二人則因 趙紫陽的電令而執行死刑。但吳有恒因此在1957年被定為“為地方主義翻案”的漏 網“地方主義分子”。鄭鼎諾刑滿回廣州後，四處伸冤告狀，直到1980年　11月11 日才由中共廣東省委下文徹底平反：“‘鬆仔嶺事件’是建國以來我省影響較大的 一宗案件，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實事求是地處理好曆史遺留問題的精神， 對這宗冤案給予平反糾正。佛山地委、恩平縣委和省、地、縣各有關部門做了大量 的工作，因為一案受珠連的鄭鼎諾、馮漢英、吳朗同誌已經佛山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裁定，撤銷原判，宣告無罪。並經省委批準，恢複馮漢英、吳朗同誌的共產黨員、 革命幹部的政治名譽；恢複鄭鼎諾同誌的黨籍和原政治待遇，並定其行政工資14級 待遇，安排適當工作。對其他有關人員，佛山地委和恩平縣委按照有關的政策規定， 已分別作了處理，正在繼續做好善後工作。”⒂ 　　7.“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1955年6月7日，廣東省委書記馮白駒從海南 慰問回來後，提出了海南區黨委執行幹部政策有宗派主義情緒，對地方幹部培養不 夠，對老區黨組織、老堡壘戶照顧不力，赫赫有名的“紅色娘子軍”得不到安置等 問題。陶鑄由此擬派省政府秘書長林克澤去海南當二把手（行署主任）。而林根據 陶鑄讓他提名行署班子人選的意見，給老領導馮白駒寫了一封未封口的信，說了他 組建行署班子的設想。不料此信交給馮白駒的秘書郭曉東後，郭曉東為迎合陶鑄一 貫的傾向，私自將此信不給馮白駒而密報省紀檢會轉交給省委主要負責人（趙紫陽 與陶鑄），陶、趙據此在1957年廣東省委第四次會議上向馮、古發難。1957年12月 7日， 陶鑄主持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作出《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 白駒、古大存的錯誤決議》。12月19日， 陶鑄在省直機關幹部大會上說—— 　　“海南的地方主義活動是以馮白駒同誌為首的，並已形成為反黨集團，這個性 質應該肯定下來。揭露的事實充分表明：馮白駒同誌的錯誤性質已不是一般的地方 主義，而是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地進行反黨陰謀活動的反黨集團，而馮白駒同 誌正是這個反黨集團的頭子。因此，馮白駒同誌的錯誤是嚴重的。我們所以這麽說， 是有大量確鑿的材料作根據的。他的錯誤由來已久，在曆史上對黨中央的領導和中 央派去的幹部就是很不尊重的。在1952年曾經犯過地方主義錯誤，並且同他鬥爭過； 1955年去海南的活動（即慰問活動），以及向省委寫的報告，也說明了他還是存在 著地方主義的情緒和觀點。”⒃ 　　怎樣處理呢？陶鑄說：“這次會議上很多同誌認為應把馮白駒同誌開除出黨， 是不是過分了？我看不過分，從他的錯誤性質來看，同誌們的要求是一種愛護黨的 正確的情緒。但是，我們考慮對他的組織處理的時候，仍應本著思想批判從嚴，組 織處理從寬的原則；還因為廣東黨內的地方主義是比較廣的，所以對地方主義的處 理應與右派加以適當的區別。根據這個方針，省委常委認為他的黨籍可以保留。至 於他的工作職務哪些應該撤銷，哪些可以保留，我們認為應該從兩方麵來加以研究： 第一，從馮白駒本人來說，當然不應該炫耀自己堅持了‘23年紅旗不倒’，但是我 們來考慮，還是要照顧到這點；第二，這次馮白駒同誌對他的錯誤的檢查批判，較 之過去還是有進步的，從他揭露與古大存同誌的不正確的關係這點來看，就是他進 步的一個表現，他不講我們就不知道。因此，省委常委的意見是：撤銷省委書記， 撤銷省委常委，撤銷海南軍區政治委員，其他一些兼職也可以撤銷；保留省委委員、 副省長。”⒄陶鑄又說：“省委認為黃康、林克澤、符哥洛三人在海南反黨集團中 的地位，雖然次於馮白駒同誌，但是他們的錯誤情節都十分惡劣，而且他們對自己 的錯誤至今仍不悔改，所以應該開除出黨。例如黃康，我們派他去海南，已向他再 三交待要站在黨的立場上幫助區黨委好好解決海南的團結問題，他不僅不去搞好團 結，2 月會議後他還在海南挑起海南幹部對省委不滿，煽動地方主義分子更瘋狂地 向黨進攻，甚至企圖派人到軍隊點火。有人說‘依靠南下、依靠大軍，大軍、南下 幹部掛帥’是錯誤的，黃康則說：‘這你不能講，這是中央的政策，是對的，但陶 鑄利用這個時機來樹立個人勢力’。這種完全顛倒是非是造謠汙蔑的說法，是極端 惡劣的。⒅ 　　對於海南地方反黨集團2號人物古大存，陶鑄是這樣說的—— 　　“從古大存同誌所犯錯誤的性質來看，並不比馮白駒同誌的錯誤輕些，古大存 同誌品質的惡劣程度也不比馮駒同誌差，但是在實際活動中對於黨的損害今天還沒 有馮白駒同誌的那樣大，所以在組織處理上應該有些差別，但差別不能太大。省委 常委的意見：撤銷他的省委書記和省人委黨組副書記職務，保留省委常委和副省長 職務。”⒆ 　　陶鑄繼而指出馮、古“陰謀篡奪省委的領導權”：“古大存同誌的錯誤，也是 極端嚴重的。對於馮白駒同誌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古大存同誌是積極支 持的。去年下半年以來，由於他們都有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都對省委領導嚴重不 滿，在政治思想上又是一樣的嚴重右傾，因此他們聯結在一起，一致地抗拒和反對 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一致地反對省委的領導，他們終於從互相利用，互相支 持，而互相聯合起來進行反黨活動，反對省委的領導，陰謀篡奪省委的領導權。” ⒇ 　　陶鑄最後強調——“地方主義在我們幹部中影響的麵也是很廣的，據省委整風 辦公室的不完全統計，省委和省人委直屬機關在這次廣東曆史問題的大辯論中，副 部長、廳局長、處長級以上幹部的重點辯論對象就有73人，占這類幹部總數的6.4 ％。 這不是很嚴重嗎？因為既作為重點辯論對象，就不是一般的地方主義，甚至 有些墮落成右派。至於一般幹部有地方主義言行，則有1790多人。省委成員裏麵的 情況怎樣喲？在56個省委委員中，有嚴重的地方主義錯誤的10人；在15個常委中， 有地方主義錯誤的占4人；在書記處中，10個書記，有地方主義的占3個。”[21] 　　8.“李氏家族自治會”—— 　　1952年秋，《海南日報》發表了中共海南區黨委宣傳部主要負責人寫的《李氏 家族自治會》的社論，號召全黨幹部與“階級異己分子”李定南（澄邁縣縣長）劃 清界線，打倒“地主分子”李定南。於是由李定南介紹入黨的李獨清，隻得站了出 來，“反戈一擊”，不然，他也是“李氏家族自治會”的成員呀！連調來海南當林 業一師師長的王昌虎，雖然不是海南人，又非姓李，都因同李定南同單位工作過， 也無可奈何地作了檢討。區黨委副書記李黎明，隻因姓李，也得帶頭檢討與李定南 的工作關係。一時間，同姓、同宗、同學、同事、同鄉……等等有“五同”關係的， 都紛紛要作檢討。據《馮白駒傳》介紹，李定南自知幾十年來，自己忠心耿耿，盡 心盡力工作，問心無愧，何來反黨反人民的罪行？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讀書， 然後入黨，與周恩來同一個黨支部生活和工作過；抗戰初期，黨派他回海南發動群 眾參加抗日戰爭，一直在馮白駒為首的瓊崖特委領導下工作。瓊崖抗日獨立隊（即 瓊崖縱隊前身）的第一挺機關槍，就是他動員叔父用家裏的錢購買的。後來，周恩 來總理到海南視察工作，查問李定南的下落，當時身為區黨委書記的林李明還欺騙 周總理，說沒有這個人。周總理經過個別查訪，好不容易才找到被開除黨籍、撤職 後沒有工作、生活無著的李定南。總理問明情況，責令區黨委糾正對李定南的處分， 遂安排到海南行署商業處當副處長。[22] 　　9.“臨高小匈牙利反革命暴亂”—— 　　1957年6月，臨高縣回鄉的400多名複員退伍軍人，因為沒有妥善安排，生活困 難，有人便想邀到縣政府靜坐請願，要求解決生活困難，安排工作。這被縣領導視 為“鬧事”。縣公安局把情況報告海南行署公安局。海南區黨委立即派紀檢會書記 林王精、海南兵役局長陳岩，會同臨高縣老紅軍老幹部符英華、符鳳耀，組成工作 組去平息事端。他們經過調查，認為這事件發生，是由於處理這些複員軍人回鄉沒 有妥善安排引起的。應該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於是工作組就勸他們不要鬧事，並經 海南行署副主任陳武英（出差在該縣）同縣委商量，作出妥善處理。縣委製作表格， 發給複員退伍軍人填寫，答應逐步解決問題。本來工作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逐 步來解決問題了，可是後來因縣委書記郭懷信和區黨委的主要領導（都是南下幹部） 持不同意見，認為林王精、陳岩、符英華、符鳳耀和陳武英都是本地幹部，處理問 題無力，甚至懷疑他們同臨高“鬧事分子”有勾結，於是他們決定把工作組撤回。 [23] 　　事件平息後，政法工作組和臨高縣委聯合向區黨委寫了報告。區黨委研究後， 認為臨高事件是人民內部矛盾，經過嚴肅的批評教育，做到不處理人為好。臨高縣 委書記郭懷信聽了傳達，認為區黨委的指示正確，堅決執行。 　　可是，事隔半年之後，到1958年1月， 海南第二次大規模的反“地方主義”前 夕，林李明從陶鑄那裏領命回海南，大肆尋找海南“地方主義”反黨材料，於是就 把已經處理好了的“臨高事件”重新翻出來，說成“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區黨 委副書記、行署主任肖煥輝聽了“一把手”林李明的意見，突然180度的大轉變， 也跟著說“臨高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帶頭否認自己曾對傳達過區黨委指示 “臨高事件”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話；臨高縣委書記郭懷信也翻臉指責區政法邊防部 長文度在傳達過程中“違反區黨委指示”，掩蓋了“臨高縣退武軍人鬧事是有組織 有計劃有綱領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之真相。[24] 　　根據這些無中生有的揭發，海南區黨委在林李明指示下，作出了《關於“臨高 反革命暴亂”的決議》，指出“臨高事件是海南地方主義反黨活動發展到極點而轉 化成敵我矛盾的小匈牙利事件。”決定將符英華、符鳳耀開除黨籍，逮捕入獄，長 期迫害。而陳武英、文度也都被打成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受到撤職 和開除黨籍的處分。甚至把區黨委派文度到昌感縣（今東方市）慰問老革命村莊， 聽取群眾意見的正當工作，也說成是文度去昌感勾結地主富農反攻倒算，製造什麽 “昌感事件”等等，使文度罪加一等，含冤長達22年。[25] 　　第三次“反地方主義鬥爭” 　　廣東第三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曆時4年，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1年林彪逃 亡。起因是對古大存的再次批判與重新評價。 　　1966年4月30日，《南方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看， 田漢在廣東說了些什麽 話》的批判文章，通過批田漢，揭露了古大存在1962年8 月陪田漢看漢劇《齊王求 將》後，寫過一首“反動七律”與田漢合唱。由此第三次猛批廣東地方主義。並在 中南局機關刊物《中南通迅》上公開點名批判。但是，由於文革開始時的大民主， 陶鑄、趙紫陽也屬可以批判對象，不久就有許多人為古大存辯護，提出“古大存的 骨頭是紅的”。1967年，當廣東成立了“批陶聯”紅衛兵組織後，廣州市大街小巷 貼滿了“古大存骨頭是紅的”的大字報。一時間，圍繞著古大存骨頭是紅是黑問題， 紅衛兵組織分成了“紅派”與“黑派”，這兩派紅衛兵的背後，分別有決心為“廣 東地方主義”平反翻案和拚力死保陶、趙堅決反擊“廣東地方主義”的副省級幹部。 前者以尹林平為代表，後者以林李明為主帥。廣東的反地方主義鬥爭至此轉入了老 幹部幕後策劃，紅衛兵衝鋒陷陣的“民主鬥爭”。當兩派鬥得難分難解時，周恩來 親自到廣東接見了兩派代表，提出：“古大存的骨頭是紅是黑，由曆史來作結論吧” [26]，然而，這時在廣東主政的廣州軍區司令員、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黃永勝卻按照 林彪的旨意，成立了“31號辦公室”，專門審理廣東地方黨14起重大曆史事件，大 抓“南方叛徒網”，矛頭直指周恩來，最終結論道：廣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 人民遊擊武裝為土匪隊伍，提出堅決打擊“地方主義翻案風”，再次把第一、第二 次反地方議中漏網的廣東地方幹部打成“地方主義分子”。 　　在第三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中，首當其衝的是副省長林鏘雲。 　　林鏘雲，又名錕池，昌文。新會人。生於1894年， 1914 年加入中華革命黨， 1922年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廣東從事農民運動，次年 參加廣州起義，曆任中共香港洋務工會支部書記，中共南海縣委書記，香港海員工 會特派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香港特派員，1933年在上海被捕，至抗日戰爭爆發後， 在轉移途中逃脫。先後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司令員，兩廣縱隊副政委。 1948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兼組織部長。建國後，曆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 廣東省總工會主席，中國海員工會華南區委員會主席，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副省長， 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林鏘雲在兩次反地方主義中，都幸免於難。他是在第二次反地方主義之後作為 “並非排斥廣東幹部”的姿態而安排當副省長的。但“文革”時卻還是成了“漏網 地方主義頭子”了。 　　其時林鏘雲年逾古稀，重病纏身，舉步維艱。受審查時，露天吃飯，從住地走 到吃飯的地方，挪動碎步要走好幾分鍾。直至病重不起，才被解押到省人民醫院就 醫。就醫期間仍然被關押在一個小病房裏，不得自由。1970年10月2 日，在醫院含 冤去世，臨終時沒有一個親人在他身邊。至今仍弄不清他的屍體是如何處理的，骨 灰被丟落何方！[27] 　　其次是饒彰風。在1957年的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運動中，饒彰風被撤銷了省委統 戰部部長，省人委秘書長職務，下放連山縣鍛煉，1960年才調回廣州，任省科委副 主任，廣東外語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 　　“文革”一開始，饒彰風就受到“監護”，隨著“案情”的不斷升級，饒彰風 也被不斷地轉移關押。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布“緊急指示”，全國進入戰備狀 態。饒彰風被秘密押送到粵北樂昌七裏營被作為一名“特殊要犯”，單獨關在一間 牢房裏，白天由看守人員監管著，晚上則施刑審訊和折磨，甚至用假槍斃、活埋來 逼供。有一次，北京某單位來人向饒彰風調查該單位一名被審對象的曆史，饒彰風 如實相告，結果觸怒了審訊人員，立即被推到審訊室外麵的活埋坑，泥土埋到饒彰 風的半截身子。1970年 9月12日夜晚，在林彪黨羽的殘害下，饒彰風終於悲慘地離 開了人間，時年58歲。 　　事隔半年之後，才把死訊通知其夫人何秋明，並約法三章：“不準告訴自己的 子女，不準告訴親友，不準外傳。”以至4年後的1974年10月31日， 饒彰風才得以 舉行骨灰安葬儀式。 　　與饒彰風一樣，在第二次反地方主讒受到打擊的馮桑，也因第三次反地方主義 的嚴酷鬥爭而於1970年6月死於獄中。 　　至此，從1951年開始至1971年（也就是從林彪執政中南局到林彪“9、13”摔 死溫都爾翰），前後曆時20年的三次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共有3萬多廣東幹部受 整受貶，有4000多幹部被遣送回鄉務農，有70 多人自殺（其中海南紅色娘子軍60 多人），餓死百萬人（從王廣英說），被冤枉槍決3人， 至於被冤為“地方主義” 的華僑，更是不計其數。1956年之前，廣東經濟，特別是廣州，一直領先於香港， 但是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之後，廣東的經濟大喪元氣，終於在60年代直線落後於 香港。 　　◎三、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的真正根源 　　從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準廣東省委《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請示》報告， 1980年10月29日以調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為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案平 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為首的廣東省委上報中共中央要求徹底為地方主義平反 割尾巴（《關於馮白駒、古大同誌問題複查結論的請示報告》），到1983年2月9日， 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徹底為馮白駒、古大存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到1994年4月， 中共中央下達關於為方方徹底平反的通知——曆經15年的反複伸冤，廣東反地方 主義冤案才算真正徹底平反。中共中央1994年批複的《複查報告》說——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廣東省委關於方方曆史問題的《複查報告》， 作出 平反決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誌在華南分局、葉劍英同誌領導下，為建立 和鞏固人民政權，恢複和發展廣東的國民經濟，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貢獻，應予 肯定。1952年對方方同誌‘土改右傾’、‘地方主義’的批判，1953年對方方同誌 的‘官僚主義、分散主義’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應予否定”，決定撤銷 原對方方同誌撤銷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職的處分， 為方方恢複政治名譽。這樣，廣東解放後的所謂“反地方主義”鬥爭，從組織上、 政治上均得到徹底糾正。[28] 　　廣東反“地方主義”為何能持續20年，廣東為“地方主義“平反為何要曆經15 年——一個省的“地方主義”冤案，竟比全國的‘反右擴大化’、為‘資本家’平 反還要艱難？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挖掘廣東反“地方主義”的真正根源，才能回答。 　　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為導火線 　　中共中央1994年為方方平反後，廣東的“地方主義頭子”全部平反了，廣東的 “地方主義”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這證明，1986年10月2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 葉劍英追悼會上的悼詞仍是正確的——“葉劍英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運動中， 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結合所製定的一係列具體政策，注意保 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曆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29] 　　這也證明，葉劍英當初關於廣東土改應注意廣東七個特點的論斷也是正確的。 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有這樣一些內容—— 　　（一）以公嚐為名的大量土地占有。廣東全省公嚐土地占有總耕地的33％。公 嚐田名義上是宗族或家族所有，實際上絕大部分支配權在地主手中。由於公嚐以公 有財產的麵目出現，“活地主”隱藏在“死地主”後麵，掩蓋了階級矛盾。但另一 方麵，也確有一小部分公嚐田由該族子孫輪流掌管或耕種，其收入作為祭祀和辦學 的費用。因此，應作深入調查，區別對待。 　　（二）占總耕地麵積10％的沿海、沿江圍墾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惡霸、地 主以及“大天二”手中，他們利用封建特權，在沿海、沿江淤泥積快要成田的時候， 圍以鹵草，就有所謂“沙骨權”，如果別人在他有“沙骨權”的地方圍墾，他們仍 然可以按季向農民收取所謂“粳穀”；如果他們將沙坦圍以木樁或堤壩，向政府繳 稅領照，就可以取得土地權。他們取得的土地，除大部分出租外，也有少數雇工經 營。沙田的租佃關係複雜，農民往往須向“二地主”、“三地主”租種土地，地主 層層加租，封建剝削嚴重。 　　（三）華僑和工商業地主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華僑地主或華僑小土地出租者 　多是在國內無法生活而出國謀生，以在國外出賣勞動力或經營工商業所得贍養家 屬。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僑匯斷絕，許多僑眷無以為生，餓死或逃荒。華僑鑒於此， 所以在家鄉購買一些土地，作為瞻養眷屬或歸國後生活憑借。 　　（四）典當土地比較普遍。有農民典給地主、高利貸者及其他剝削階層，受典 者再轉租給其他農民耕種的；有地主富農之間或農民與農民之間典當土地的，有破 落地主典當給農民的，等等。 　　（五）華僑眾多是廣東的一大特點。因此在製定廣東土改的華僑政策時，主張 對90％以上的貧苦歸僑、僑眷，應給以合理照顧。對一般的華僑地主，其在“農村 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數是靠本人辛勤所得匯回國內購置而來，與一般封建地主 剝削階級有所區別，……應予照顧”。他認為對待華僑地主同靠封建剝削為生的地 主一樣對待的主張是幼稚的。據此，在政策上，規定要保護華僑勞動人民的小量出 租地，其出租地不超過當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動，超過者也給予酌情 照顧；對華僑地主，隻沒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家具、耕畜、糧食、農具保留不 動（原由農民居住的房屋除外）。 　　（六）廣東城鎮較多，工商業比較發達，許多工商業者與港澳有密切關係。在 土改中，廣東製定了一係列維護城市正常工商業活動秩序和保護工商業的具體政策。 1951年，華南分局在《土改工作指示》中明確指出：所謂放手發動群眾，“是放反 封建之手，不放反資本主義之手”，“特點對兼地主的工商業者，講明人民政府保 護工商業政策，使他們解除顧慮，安心就業”。 　　如果隻是工商業財產、絲毫也不動他的。（七）廣東還有愛國民主人士較多、 沿海漁民較多、海南少數民族較多和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嚐田、山林、魚塘、桑 基、果園、塘禾田等）較多的特點。華南分局和廣東省人民政府都製定了相應的具 體政策。如對沙田，規定處理的原則是：凡應沒收與征收的沙田，“屬於水利工程 較小，適合於分散經營者，其土地應分配給農民所有”，“屬於水利工程較大，不 利於分散經營者，均應收為國有，按實際情況分別采用下列四種辦法經營之：一、 私人投資經營；二、國家與私人合作經營；三、農民合作經營；四、國家經營”。 [30] 　　但是，為何當時和今天看來都言之成理這個葉劍英廣東土改特殊論，會帶來中 國建國以來最大的反地方主義冤案呢？1995年以來，廣東黨史研究工作者對這個問 題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特別是1996年出版的《馮白駒傳》（吳之、賀朗著，當代 中國出版社）、1997年4月版的《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楊立著， 中 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印刷）以及《劉田夫回憶錄》、《曾生回憶錄》，把反地方 主義的根源作了翔實的分析。 　　綜合這些分析，主要意見如下： 　　廣東反地方主義，是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矛盾所致， 即是林彪與葉劍英，四 野與兩廣縱隊、廣東地方幹部、軍黨與地方黨的矛盾，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隻 是林彪要找的一根導火線而已。 　　兩廣縱隊曾與“四野”開火結怨 　　有人認為，趙紫陽、陶鑄之所以相繼來到廣東，是因為在“四野”南下廣東後， 中南局認為以葉劍英、方方為首的華南分局不尊重“四野”，不徹底貫徹“依靠大 軍，依靠南下”，由“四野”（也就是林彪）領導廣東的政策。1999年10月，原東 江縱隊、兩廣縱隊幹部，現為深圳東縱老戰士聯誼會秘書長的葉青茂和原兩廣縱隊 炮兵團長、蛇口工業區董事長袁庚，向我回憶了一件從未披露的重要史料——兩廣 縱隊曾與“四野”開火交戰—— 　　1949年10月17日，已經轉隸四野的兩廣縱隊（新番號為24師），由鄔強副師長 的指揮，在廣東羅浮山下的博羅縣龍華墟一帶，圍殲國民黨一五四師。包圍圈縮緊 後，一五四師少將副師長鄭蔭桐派來一團長聯係，聲稱他們已向華南分局聯係起義， 兩廣縱隊即令其撤出所占山頭，進鎮接受投降起義儀式。在接受過程，兩廣縱隊袁 庚率領的炮兵團一連在夜晚接收一山頭時，卻遇到開槍阻擊，連長王同遂率領隊伍 全力進攻，結果攻下山頭，俘虜“敵軍”一個連和連長。可是仔細一看，原來這被 俘的一個連，並非國民黨一五四師，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擊戰英雄團的一個 連隊，那個被俘的連長更是號稱“英雄連長”的英雄。這時兩廣縱隊方知打了一場 誤會戰，誤俘了同誌，一麵道歉，一麵也為自己的戰鬥力而自豪——兩廣的兩個縱 隊，其戰鬥力竟然可以打勝四野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團。而四野的塔山英雄團，雖 然知道是一場誤會戰，但卻深為敗在了地方軍“兩廣縱隊”手下而惱羞不已。據葉 青茂分析，這一次小小的誤會戰鬥，從此種下了“四野”憎恨廣東地方黨政策幹部 的禍根。現在雖無明確材料證實當年林彪等人對此事的發怒，但後來四野方麵一再 批評廣東地方幹部不尊重四野，不能排除這個微妙因素的。 　　“林、葉之爭”與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 　　另有一種分析認為，上述偶然衝突，隻能在更本質的矛盾背景中起作用：長期 以來的林、葉之爭，是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的根源。因為林彪的四野在完成平 津戰役、揮師南下後，已經把中南及廣東作為了自己新根據地與落腳點來設想，但 是葉劍英離開北京市長之任，到廣東占據華南分局，打破了林彪的預期設想。為了 奪回“華南廣東”，林、葉必然要爭戰一番。葉劍英雖與毛澤東關係不錯，但是林 彪與毛澤東關係更緊，而且在東北戰場之後，戰功到了功高震主之地步，在這場爭 鬥中，林勝葉敗是必然的。葉劍英在調離廣東時，對一些幹部長歎：“主帥無能， 累及三軍”，是一句實話；接下來又說，“有人告了我的禦狀，陶鑄這個人，在廣 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31]卻並未說出全部事 實，光靠一個陶鑄，如何搬倒葉帥？沒有林彪出麵，斷然不能。林彪1949年 5月把 東北讓給高崗，毛澤東當然要重新給他一個新地盤，自古功臣必封侯，雖是共產黨， 雖是“社會主義”，也依然少不了這個傳統，把中南兩廣分給林彪，是毛澤東的人 情之常了。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當兩廣縱隊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整編國民黨獨立第二 十四師而後轉隸四野時，林彪就是派當時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去下達任命，宣布 團以上幹部的任職。這說明，陶鑄管理廣東，並非是1951年的想法（並非因為廣東 出現了“地方主義”，出現了“土改右傾”，這些罪名都是為了既定方針而必然要 構陷的），早在1949年4月14日安排陶鑄在給兩廣縱隊重新宣布任命時就定下了。 而這時， 葉劍英正在就任北京市長。不知是何人指使還是葉本人想搶占廣東山頭， 後來才有葉到廣東之行。以葉劍英“一生大事不糊塗”，辦事唯謹慎的性格來看， 葉自己提出要回廣東當還鄉團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一直分管南方局的周恩 來提出了讓自己老部下葉劍英回廣東。周恩來自從到達延安後，原來分管的長江局、 南方局逐漸被架空，而劉少奇依據華北局實力在中央地位逐漸上升的事實，是否使 周恩來感到也有重建自己的地盤的必要——重新控製南方或華南呢？ 　　周恩來與廣東“地方主義頭子”關係密切 　　從現有材料來看，當時廣東華南的大部分幹部與周恩來有密切聯係，廣東“地 方主義分子”大多都受過周恩來的深厚關懷。 　　據曾生回憶，1949年3月，是周恩來通知他， “和中央首長一同乘坐專列進北 平……離開西柏坡以後，周恩來同誌要我和他一起坐他專用的吉普車前往”，又介 紹他見毛主席，進行了一番長談。而在北京，他又見了葉劍英，專門談了解放兩廣 的問題，葉專門借了一輛小車供他在北京使用。[32]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4次會議，決定中央成立以周恩來 為總理的政務院，同時全國成立五大軍政委員會，高崗為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為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 彭德懷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這五大主席，也就相當曆代開國皇帝對功臣大將的封侯，有人戲稱林彪得中南 是封了韓信淮陰侯。細考這五大侯王，高崗自成一派，有借斯大林之力擴張的野心； 彭德懷、朱德與毛澤東長期貌合神離；饒漱石是劉少奇的老部下，算得劉的權力基 礎；劉伯承參加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曾任長江局軍委書記，和周恩來關係密切； 真正是毛澤東嫡係的，隻有林彪。這種局麵在當時中共中央幾大山頭毛、劉、周、 朱來看，權力基礎最弱的是周恩來。特別是劉伯承因與毛澤東不和調離西南任軍事 學院院長後，周的基礎就更薄弱。作為早年任過廣東區委委員長（也就是廣東一把 手）、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這時可能就對有許多老部下的華 南廣東產生了興趣。雖然現在我們不清楚直接提議葉劍英到華南廣東去是否周恩來 （周一向善於“引而不發”，讓別人說出自己的想法），但他積極支持葉回廣東則 是毫無疑義的。 　　如果說1949年開國之時，毛澤東囿於傳統或迫於壓力，采取了變相對功臣封侯 劃地的作法， 但他很快看到了這一分封製的危險性， 繼“朝鮮戰爭”把彭德懷調 離西北（所謂林彪稱病不去朝鮮，很可能是毛澤東一計，讓彭赴朝可謂一箭三雕： 既拿回彭的諸侯大權，又可讓美軍消耗彭的嫡係部隊，還可由此把各諸侯都調回京 城控製）之後，又於1952年8月將鄧小平、高崗、饒漱石、鄧子恢、 習仲勳從西南 局、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北局調進京，迅速解除了分封製的危險。但是這 一調動所造成的權力新安排，則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各地空缺基本上由原有體係新 安排，但這種新安排就留下可以爭奪的機會，各體係既可進一步純化，亦可能讓外 係統滲透，廣東的反地方主義、林彪的改組華南分局、改組廣東、調葉倒方實際上 也就是進一步排除周恩來的影響。而此時葉劍英被迫調走，與周恩來在中央權力相 對削弱也大有關係。高崗進京後，不僅已擔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澤東又讓組織了 “經濟內閣”——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這樣一來，周恩來的政務院失去了經濟管 理權，實際上隻成為了外交、文化部長。在這樣的劣勢下，周恩來自然想幫葉劍英 主持廣東了。根據廣東近年來大量的“反地方主義”資料史料披露，廣東的“地方 主義頭子”，幾乎都與周恩來關係密切。 　　A． 馮白駒與周恩來的親密關係 　　廣東“地方主義”第一號人物馮白駒，因為堅守海南，領導瓊崖縱隊“23年紅 旗不倒”，始終是周恩來直接領導與關懷的老部下，馮白駒與周恩來的直接聯係， 最早在1930年初—— 　　1930年初，馮白駒先後到香港、上海向省委和中央匯報工作。他在上海期間， 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單獨接見。周恩來聽了馮白駒的工作匯報後，高 度評價瓊崖特委在土地革命運動中緊緊抓住發展紅軍、組織蘇維埃政權和建設根據 地三項工作的正確性。周恩來鼓勵瓊崖特委今後要緊緊依靠群眾，更高地舉起武裝 鬥爭的旗幟，堅持長期鬥爭以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33] 　　1940年，當馮白駒與外來幹部林李明發生矛盾時，周恩來親自指示：“瓊崖特 委書記還是馮白駒同誌當好”，使馮白駒在1941年2 月又重任了海南黨政軍一號人 物。此後海南工作都是馮白駒派人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如1946年8月， 馮白駒親自 派莊田、羅文洪到南京梅園新村30號向周恩來匯報工作。[34]周恩來專門要廖承誌 從香港給馮白駒弄來一部電話，以便聯係。1950年11月2日，馮白駒隨葉劍英進京， 周恩來親自陪他向毛主席匯報。 早在1939年5月，周恩來就對莊田說過：“馮白駒 是瓊崖人民的一麵旗幟， 這次又明確告訴毛主席，瓊崖23年武裝鬥爭紅旗不倒。” [35]毛主席也接著說：“陝北有劉誌丹這麵紅旗不倒，南方就是瓊崖有你馮白駒這 麵旗不倒。” 　　B． 方方是周恩來的老部下 　　廣東“地方主義”分子最大的官是方方，而方方自到廣東工作後，就是一直在 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1946年周恩來在南京接見匯報工作的廣東代表莊田說：“ 這次電告方方同誌請你們來”，這說明那時方方就直接與周恩來聯係，周恩來也通 過方方領導廣東革命鬥爭。 　　方方來廣東是1946年1月，作為國、共、美三方監督停戰協定的“三人委員會” 的“方方少將”來粵時，對外稱為“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八執行小組。“北平 軍調處”中方首席代表是葉劍英，而中共中央分管停戰軍調的是周恩來，這也就自 然形成了周恩來領導葉劍英、葉劍英領導方方的曆史機緣。周恩來負責南方局和主 管軍調談判，自然與方方的關係日益密切。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 方方就和葉劍英一起作為中央指定閩粵贛邊代表團主席，這一安排，應當說是周恩 來早已以南方局書記的權限，布置了在華南的最高領導幹部。 　　C．古大存早就追隨周恩來 　　廣東“地方主義”第三號人物是古大存。古大存早年追隨彭湃，聽說周恩來率 南昌起義部隊入粵，就專門到海陸豐去找周恩來，雖然未見到周恩來，卻相遇了與 周恩來一起起義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彭湃，開始了在周恩來指揮下的革命生涯。彭 湃犧牲後，古大存成為紅十一軍軍長。1938年4月， 古大存在香港找到廖承誌，由 廖介紹，轉移到武漢法租界見到了長江局副書記周恩來以及葉劍英。從此，古大存 與周恩來的直接聯係開始了。1940年12月，古大存作為中共七大廣東代表團團長到 達延安，在中央黨校任一部主任，1945年當選七大中央侯補委員，應當與周恩來的 推薦分不開。而古大存與葉劍英同年同月生，1924年就去葉劍英任師參謀長的粵軍 第二師負責戰地宣傳，這就更使他緊隨葉劍英而與周恩來聯係緊密。而古大存1946 年至1949年在東北工作時與林彪、高崗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雖然一度脫離 南方局，也依然心向周恩來。1949年9月底古大存在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後， 周恩來便要本擬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長的古大存回廣東輔佐葉劍英工作，據 其秘書楊立回憶，古大存曾寫信回家，告知周恩來已找他談話，因他是廣東早期黨 員，故華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廣東工作。而華南分局也就是葉劍英當家，葉一再勸古 回粵，並做好了已在廣東而久與古大存有意見的方方的工作。[36]從這一細節可見， 當時葉、古回廣東，皆是周恩來在安排。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 會議通過了葉劍英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當時 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正是周恩來。 　　D．尹林平緊跟周恩來 　　廣東“地方主義”分子第四號人物是尹林平，尹林平係1938年就任廣東省委軍 事部長的老南方局幹部，從1936年起，他就往來於港粵之間，接受周恩來、廖承誌 的指揮。1941年12月7日，周恩來急電廖承誌，要將鄒韜奮、茅盾、 夏衍等一批文 化名人從香港搶救回大陸，令尹林平負責率部護送工作，建立秘密接待站。時任港 九大隊政委的尹林平和司令員曾生嚴格遵照周恩來指示，圓滿完成了任務。 　　1942年7月，周恩來以中共南方局書記名義電令尹林平暫停國民黨統治區活動， 並於1943年擔任中共廣東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1943年12月2日， 又奉周令成立 了東江縱隊。1945年3月9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尹林平秘密飛抵重慶，舉行中外 記者招待會，介紹在廣東有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東江縱隊，3月18日， 又參加周恩 來以中共代表團團長為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再次揭露國民黨否認廣東有中共武裝 部隊的陰謀。3月下旬，尹林平隨周恩來秘密到延安，向劉少奇匯報工作。 此後在 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尹林平和曾生指揮了東縱北撤山東。1947年1月， 在周恩來 傳達了中央指示後，尹林平和方方組建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任書記，尹林平 任副書記。同時尹林平以中共南方代表身份在香港公開活動。[37] 1949年5月，又 根據周恩來指示，香港分局改稱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班子不變。1949年 9月， 葉劍英南下，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 方方任第三書記， 尹要平任分局委員。1967 年，尹林平以“反軍”、“為地方主義翻案”罪名，被黃永勝關進監獄長達6年。 由於這些“廣東地方主義首領”皆是與周恩來關係親密的人，所以其部下也皆是周 恩來關懷過的人，如1952年定案的海南地方主義分子、海南澄邁縣縣長李定南，被 稱為“李家皇朝”、“李氏家族自治會”，但李定南是二三十年代和周恩來在一個 支部過組織生活的老地下黨員，幾年後周恩來親自過問此案。 　　廣東反地方主義與“毛周之爭” 　　所有的“廣東地方主義頭子”皆與周恩來親密的現象，說明了什麽呢？廣東反 地方主義，實質上是林彪與周恩來的矛盾？ 　　不，更深一層看去，這個表麵的“林、周矛盾”，實際上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 爭。據前交通部部長曾生回憶，1949年3月26日，他奉令在西柏坡向周恩來匯報工 作後， 又在八天後和中央機關一起進京，在涿縣候火車去北平時，周恩來介紹他 見了毛主席—— 　　周恩來同誌介紹我見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見了我就問：“你就是在廣東打教 育廳那個曾生嗎？”我回答說：“是的”。他老人家高興地說：“打得好。”毛主 席很關心兩廣縱隊的建設。他問：“你們接收獨立第二十四師後如何編法，要官還 是要兵，還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來同誌指示整編為兩個師。” 上了火車後，毛主席又來到我的身邊，和我親切交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他就在 廣東工作，對廣東的情況很熟悉。他考問我：“你知道你們廣東是什麽時候開化的 嗎？”我當時答不出來。毛主席說：“你們廣東開化很早。秦始皇時代，廣東就是 秦朝管轄的地方。河北人趙佗在廣東做官，他對地方治理得不錯。秦朝末年，天下 大亂，他乘機擴占了粵西、海南島等地方，自立為王。漢高祖平定天下後，派人去 見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漢朝的管轄。[38]我很漸愧，自己是廣東人， 但對廣東 的曆史知道得不多。全國解放後，我在廣州市工作時，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 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設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現在的廣州市。趙佗是 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時，他初為南海郡龍川令，後為南海尉。漢高祖劉 邦曾讚揚過他：“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並了桂林郡和象郡，建 立南越國，自封南越武王。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０六年），臣服漢朝，“奉 漢約”，正式受封為南越王，因而維護了國家的團結統一。毛主席當時和我談趙佗 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們在解放廣東後，要把廣東治理好，建設好。[39] 　　A．防止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應當說，曾生對毛澤東這次談趙佗的深意，並未理解。其實毛澤東這番話，分 明流露了對廣東能否真正緊跟以毛為核心的中央，表示出憂慮。秦始皇是何等英武 帝王，但他派去廣東做官的趙佗居然在秦朝末年自立為王，毛又怎麽能對戰爭年代 並非由他直接領導的廣東地方黨放心呢？所以就在這次談話後，陶鑄就開始接收曾 生部隊並入四野了。曾生回憶道——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飯店。在那裏會見了第四野戰軍的領導同誌，他們指定政 治部副主任陶鑄同誌負責安排我們去接收獨立第二十四師。四月十四日，陶鑄同誌 和我以及鄔強、饒璜湘所帶領的四百餘幹部，到了北平市郊黃村獨立第二十四師駐 地，陶鑄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戰軍，宣布了團以上幹部的任職。師長和各團團長仍由 原來的師長、團長擔任。鄔強任師政治委員，饒璜湘任師政治部主任。我們派下去 的團、營、連幹部，不管原來擔任什麽職務，一律任命為政治幹部。排一級，我們 采取了原來東江縱隊的做法，任命我們的排長為政治服務員，和排長共同領導全排。 [40]從這一細節來看，由“四野”兼並兩廣縱隊，接收華南分局，管理廣東，早在 廣東1951年出現“和平土改”“右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隻是這時一切尚在伏筆 階段而已，沒有驚動周恩來、葉劍英對廣東的部署。事實上，廣東的反地方主義始 終是與毛、周之間親疏關係變化而進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麽也 就可以容許“兩條腿走路”，一方麵讓周、葉安排廣東幹部，一方麵讓林彪中南局 去牽製廣東，到得1952年8月， 毛澤東對周恩來權力擴張的擔憂明確表示為“中央 政府有分散主義現象”時，廣東的陶鑄、趙紫陽也就大打出手，開始了第一次反地 方主義。據薄一波回憶，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幹事會，規定 政府部門的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 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經中央討論決定批準後方能執行。對政務院各口的的工 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來負責；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的工 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 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曾山、葉季 壯負責；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負責；農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鄧子 恢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高崗、饒 漱石竟錯誤地認為，這是毛主席對周總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總理對政府工作領導 權的步驟。”[41]　　其實，高、饒雖然錯誤地會計了形勢，但是對毛澤東有意削 弱周恩來的權力，對周不信任這一點並未判錯，他們錯判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也到 了可以分手的地步。從毛澤東與周恩來曆史上曾處於對立，周恩來曾位高毛澤東的 情況看來，毛對周始終未能達到放心與完全信任的地步，這從後來文革中盡管周恩 來立下汗馬功勞，他也仍然選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對周 的不信任與防範是始終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這種不信任則出現一個高峰。 所以與北京削弱政務院權力相聯貫，廣東反地方主義，調走葉劍英、方方，降職古 大存、馮白駒等功臣，皆與防範周恩來權力基礎有關。由於葉劍英有周恩來的支持， 林彪這個極懂戰術的常勝元帥，從未正麵出來處理廣東反地方主義。他的意見，或 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出麵，由陶鑄、趙紫陽貫徹，或者由毛澤東直接 拍板。毛澤東挺身而出親自處理廣東問題，不惜加劇與周、葉的隔閡，一方麵是出 於對親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則是他需要防止新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B．毛澤東親自出麵來處理廣東問題 　　古大存秘書楊立（八十年代任廣東省副省長）回憶說—— 　　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麵來處理廣東問題了。在中南海頤年堂。 毛澤東主 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 方、趙爾陸、陶鑄等。毛澤東直接了當批評了廣東搞“地方主義”。 　　毛澤東宣布開會，並說：“這裏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他對著方方說： “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毛澤東繼續 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 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 　　毛澤東幽默的語調裏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見，他對方方說：你做了十件工作，九 件做得好，但是土改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級。 　　毛澤東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毛澤東確定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 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中共中央認為 廣東解放以後，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會上， 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 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批評葉劍英分析廣東情況、製定 廣東土改政策是“廣東特殊論”。[42] 　　從這段史料來看，毛澤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是1952年6月， 比撤銷政務院黨組 要早幾個月，可以推斷，毛澤東采取了“去皮見骨”，首先把周恩來的地方權力體 係給予摧毀，然後才直接動政務院。這正是毛澤東一貫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摻 砂子破壞其基礎的老戰術。後來處理劉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羅、陸、楊”；處 理林彪，也是先整陳伯達，先南巡向各軍區打招呼。當然，1955年3月31日，毛澤 東把“高饒反黨集團”處理後，為了顯示團結， 又重新重用了周恩來，把許多權 力還給了周恩來。但是，對周恩來在軍隊、在地方的權力基礎，依然是毫不留情地 打擊。葉劍英被調離廣東後，周恩來成了中共中央高層人物中唯一沒有地方勢力的 人。 　　C． 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放心，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典型事例，這就是“陶鑄深夜 帶槍見周恩來”，據楊立回憶——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前夕，深夜2時， 周恩來召見 陶鑄。陶鑄起身後向警衛員要了手槍，自己配帶後，就一個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 薄一波反映了情況。彭真說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並且說明昨天深夜是周總理找 陶鑄個別談話。為了防備高崗一夥進行暗害，中央叫陶鑄配槍以備自衛。[43] 　　這裏的“中央”指誰呢？顯然是毛澤東。這一珍貴史料說明，在高饒事件中， 毛澤東開始對周恩來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來召見陶鑄消息後，竟要陶帶槍以 防不測，顯然對周有高度戒備。也許，陶鑄這時才深知在廣東反地方主義，是傷害 了周恩來的權力基礎。 ◎四、毛澤東思想之一 ——從不信任“地方軍” 　　1999年10月的一天，深圳東江縱隊老戰士聯誼會會長連環（連貫之子）在對我 談論“廣東反地方主義根源”時，說了一句深刻之至的話： 　　廣東反地方主義就是當年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反ＡＢ團”的再版。富有戲劇性 的故事是， 古大存曾在剛解放時回憶曆史， 慶幸自己曾經逃脫了1931年的反AB團 鬥爭。當時古大存的戰友、紅十一軍政委吳炳泰被以AB團分子罪名槍決了，作為軍 長的他，不僅救不了吳，反而連自己也被撤銷軍長職務，留黨查看了3個月。1950 年， 古大存以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廳長的身份親自主持複查東江“AB團” 案，豈料剛剛為戰友吳炳泰平反，自己便又落入了反地方主義的冤井。[44]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殲殘酷整肅“ＡＢ團” 　　據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高華研究，1930年，“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 中共領導的江西蘇區。在一輪名曰‘肅AB團’的大清洗中，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 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幹此事的並非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和國民黨， 而是根據地的中共黨組織和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這段史實隨著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完全被改寫。”[45] 　　毛澤東為何要在自己創建的江西蘇區肅AB團濫殺革命同誌呢？原因是“毛在江 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 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誌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 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還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 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 內同誌。”[46] 　　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與毛澤東及紅四軍的 關係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經曆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 團機構在若幹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贛西 南方麵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1)土改政策問題。 贛西南方麵主 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 土地”的主張。(2)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 11月底，毛 澤東提出合並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 的紅二、四團合並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麵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 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準才能生效。1930年1月， 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 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麵的抵製。 [47] 　　“肅AB團”的理由與廣東反“地方主義”何其相似 　　曆史往往有驚人的巧合。當年“肅AB團”的理由與廣東反“地方主義”何其相 似。20年後的廣東反地方主義，也是兩條罪證，1.土改政策與毛澤東的想法不一致； 2.在幹部配備上沒有完全接受外來幹部為主的方針。甚至處理的策略也基本一樣， 肅AB團是為了堅持將李文林領導的部隊合並到彭德懷的紅六軍，而當時彭是毛澤東 的代表；而廣東反“地方主義”主張則是要將曾生領導的兩廣縱隊合並到林彪四野。 毛在肅AB團是派紅四軍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領導李文林，而在反廣東地方主 義時則是派四野的陶鑄及趙紫陽到廣東加強領導，起因、方法幾乎一模一樣。有所 不同的是，由於毛自延安鞏固了自己的絕對權威後，再不在黨內開殺戒，隻是以“ 搶救運動”、整風、降職撤職等方法來整肅，所以相比之下，廣東反地方主義畢竟 是比“肅AB團”時稍為法製化了一點。 　　“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據高華研究，當年“肅AB團”殘酷無比—— 　　1930年12月7日下午， 時任紅一方麵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 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麵 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八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 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誌施用了“打地雷公 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誌“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 。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誌“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 團”抓 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慘酷 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領，並供 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 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48] 　　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麵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 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 軍隊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麵軍迅速 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 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 出4400餘名“AB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 人都遭處決。[49]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就“純化”的層麵而言， 毛係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尤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經驗 的影響。1928年1月24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 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 刀上加刀。”若就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的“鎮壓”層次而言，則無法找到毛受蘇聯經 驗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蘇共鎮壓黨內反對派的經驗此時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 至30年代初，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斯大林發動大清 洗還在以後幾年。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 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麵，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曆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 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造 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肅AB團”具有原創 性。[50] 　　毛澤東反地方主義從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 　　高華還發現：毛澤東反地方主義是他一貫的思想與方法，其源頭並不是始於江 西蘇區，而是從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有人曾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國革命的搖 籃、井崗山革命根據地，後來竟沒有產生一個將軍，甚至連師團長這樣的軍事幹部 都沒有井崗山人，這是為何呢？就是因為毛澤東從來都是外來幹部，每到一地方發 動革命，都是采取“先依靠，後整肅”的方法。在井崗山，他借彭德懷之手幹掉了 接納支持他與朱德、林彪、彭德懷的井崗山地方部隊，把其首領袁文才、王佐殺掉； 在延安，後來又把劉誌丹創建的陝甘寧邊區的功績壓製不予宣傳，到高崗事件後， 陝北蘇區的幹部也基本上全線壓製。高崗後來散布的“軍黨論”、“槍杆子上出黨” 、“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毛澤東幾 十年實踐的事實。高崗所說“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崗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 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崗山大圈圈”也是事出有因的。 [51] 　　不過，所謂井崗山大圈圈，其實就是毛澤東的圈圈，高崗不過是想借毛的力量 實現自己的宏圖。 　　後來文革的出現，說明了高崗的軍黨論、井崗山圈圈確是存在，當林彪想突破 井崗山圈圈，突破毛的圈子自搞一個圈子時，毛也就運用豐富的肅AB團、反地方主 義經驗把林一舉推向身敗名裂。而和林彪一樣，也想搞白區工作圈的劉少奇，自然 是在林彪之前先亡之。倒是周恩來對毛反地方主義的威力高度警惕，以柔克剛，終 於在毛病重期間把自己的親密戰友鄧小平推了出來，並且在其逝世之後成功地清算 了毛的種種反地方主義之宗派行為。在中共近五十年曆史中，高崗、劉少奇、林彪、 周恩來都想突破毛的圈圈，但成功者，隻能算是周恩來。如果說，五十年代，周恩 來曾為葉劍英撤退廣東，自己的勢力被擠出華南局而受氣，那麽，到得改革開放20 年，他是大獲全勝，特別是當趙紫陽因“六四”倒台之後，周恩來養子李鵬出任中 共二把手，周恩來算得大獲全勝。他比毛澤東笑在最後。不過，就算在毛澤東死後， 其“反地方主義”的成果被葉劍英反攻倒算，但是他所開創的“反地方主義”傳統， 卻和他的許多獨創性思想一樣，並未衰亡。因為毛之所以要反地方主義，畢竟來源 一個鐵的規律：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