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明捏造漢 奸罪名 陳獨秀與中共徹底決裂
2008年01月23日 星島環球網
陳獨秀再1937年出獄之後，曾有心重回中共，但由於毛澤東與張聞天提出了三個條件，引起陳獨秀不滿。如果說這三個條件使陳獨秀有了疑慮，那麽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漢 奸”，則使他徹底死心了。
王明：陳獨秀是日本間諜
陳獨秀是1937年8月23日走出國民黨南京監獄的。12月9日至14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責中共中央“過去忽視托派危險”，“對托 派實質認識不足”，等等。
王明
據張國燾的《我的回憶》記載，王明極力反對洛甫、毛澤東簽發的《關於對付托陳派分子的原則的指示》，指出“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 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詞典中最惡毒的名詞，如‘漢 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 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
王明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甚至說“反對托 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康生立即於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報第一卷第29、30期發表了《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康生在這篇長文中進一步對誣陷陳獨秀。
事件的由來
其實，早在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國時報》第39期第一版，發表一則署名伍平的長篇報道，題為《我們要嚴防日寇奸細破壞我國人民團結救國運動，請看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的真麵目》。為加強這篇報道的政治張力和新聞導向，報紙還在頭版頭條配發題為《甘作日寇奸細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論。這篇報道與社論，才真正是“據現有資料，最早說陳獨秀充當漢 奸”的造謠第一聲。從這一天起，“托陳派”就被戴上了“日寇奸細”這頂使陳獨秀含恨終身的帽子。
顯然，所謂陳獨秀“漢 奸”事件並非王明、康生首創，也並非起自國內，而是由他人在國外尋釁發端的國際公案。
據徐光壽《陳獨秀“漢 奸”事件始末》記載，《救國時報》是中共辦在海外的機關報，其編輯部設在莫斯科，由廖煥星、李立三、陳潭秋等先後任主編，出版高峰期印數達2萬，行銷43個國家和地區，國內在北平、上海、天津、西安諸大城市均有銷售。在《救國時報》上發布“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實在是一條令世人震撼的爆炸新聞，一下子就把誣陷陳獨秀是漢 奸推向國際，提高到與蘇聯誣陷托洛茨基是德國間諜的同等地位。
《救國時報》1936年10月5日的報道依據何在？原來1936年7月，魯迅先生在上海《文學叢刊》第7期和《現實文學》第1期，同時發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發表時，在文尾有一個關於署名的注：“這信由魯迅先生口授，O.V.筆寫。”O.V.是馮雪峰的筆名。馮雪峰於1936年4月25日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奉命抵達上海，第二天就與魯迅接上關係，信中所言與當時的中共中央對於托陳派的政治態度以及整肅中國托洛茨基派的政治走向有一定的聯係。
兩個月後的10月5日，莫斯科的《救國時報》編輯部據《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寫成報道，配以社論公之於世，報道稱：“其實托派重要分子張慕陶早就公開主張聯日倒蔣，托陳派小卒等在山西所組織的反共防共的花樣……早就證明托陳派這一幹人是在替日寇服務了。”
據此，1938年初，康生發表了《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陳獨秀當時正在漢口，處在毫無政治保障的劣勢；而中共中央長江局又在王明控製之下，陳獨秀的“漢 奸”罪名也就無從洗刷了。
辯誣、論戰
將陳獨秀說成是“漢 奸”，引起了人們的疑慮甚至憤慨。
首先站出來為陳獨秀辯誣的是對陳獨秀較為熟悉的部分國民黨上層人士和無黨派進步人士。
1938年3月16日，武漢的《大公報》和《武漢日報》同時刊登國統區9位著名人士王星拱、周佛海、傅汝霖、段錫朋、梁寒操、高一涵、張西曼、陶希聖、林庚白的聯名信。信中說：“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唯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 奸 匪 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獨秀先生生平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 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局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3月17日，《新華日報》即針對上述聯名信發表短評《陳獨秀是否“托 派”漢 奸？》，稱：“陳獨秀自從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以後，隨著整個‘托 派’的墮落反動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至於他是否漢 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 派’漢 奸組織和反對‘托 派’漢 奸行動為斷”，“由別人來越俎代庖，均是無濟於事”。3月18日，《新華日報》再次發表短評《再論陳獨秀是否托 派漢 奸》，繼續堅持上述意見，但仍然是一點證據也沒有舉出。
王明等人這種強詞奪理的態度令陳獨秀忍無可忍。陳獨秀決定親自辯誣。3月18日，陳獨秀將《致<新華日報>公開信》投給《新華日報》，同時抄寄《武漢日報》。19日，《武漢日報》刊出此信，《新華日報》沒有刊登。20日，《掃蕩報》也刊出。陳獨秀在信中嚴厲譴責了這種造謠誣蔑、含沙射影、血口噴人的醜惡行徑，他指出：“我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現）了托 派有做漢 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還指出，“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絕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 奸組織和反對漢 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 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除開真實的證據而外，聲明不聲明，並不能消滅或成立事實”。
陳獨秀與中共的關係永遠地破裂了
在整個論戰過程中，周恩來幾次托人去看望獨秀，並囑托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以免事態的繼續擴大。
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徐特立，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問陳獨秀，才使這場風波較快地平息了下來。
就這樣，陳獨秀與中共的關係再一次，也是永遠地破裂了。
1939年上半年，陳獨秀已蟄居江津。在此期間，蔣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前來拜訪，有意談起一年前的那場舊案。陳獨秀則表示，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自己多遭誣蔑，幸公道在人心。但胡、戴要求陳獨秀公開攻擊延安時，陳獨秀表示自己孤陋寡聞，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生喋喋不休之爭，恰當地表達了自己對所謂“漢 奸”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態度。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13號文件明確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 奸，亦非事實。”實際上為陳獨秀的“漢 奸”罪公開作了平反。
2008年01月23日 星島環球網
陳獨秀再1937年出獄之後，曾有心重回中共，但由於毛澤東與張聞天提出了三個條件，引起陳獨秀不滿。如果說這三個條件使陳獨秀有了疑慮，那麽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漢 奸”，則使他徹底死心了。
陳獨秀是1937年8月23日走出國民黨南京監獄的。12月9日至14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責中共中央“過去忽視托派危險”，“對托 派實質認識不足”，等等。
王明
據張國燾的《我的回憶》記載，王明極力反對洛甫、毛澤東簽發的《關於對付托陳派分子的原則的指示》，指出“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 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詞典中最惡毒的名詞，如‘漢 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 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
王明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甚至說“反對托 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康生立即於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報第一卷第29、30期發表了《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康生在這篇長文中進一步對誣陷陳獨秀。
其實，早在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國時報》第39期第一版，發表一則署名伍平的長篇報道，題為《我們要嚴防日寇奸細破壞我國人民團結救國運動，請看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的真麵目》。為加強這篇報道的政治張力和新聞導向，報紙還在頭版頭條配發題為《甘作日寇奸細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論。這篇報道與社論，才真正是“據現有資料，最早說陳獨秀充當漢 奸”的造謠第一聲。從這一天起，“托陳派”就被戴上了“日寇奸細”這頂使陳獨秀含恨終身的帽子。
顯然，所謂陳獨秀“漢 奸”事件並非王明、康生首創，也並非起自國內，而是由他人在國外尋釁發端的國際公案。
據徐光壽《陳獨秀“漢 奸”事件始末》記載，《救國時報》是中共辦在海外的機關報，其編輯部設在莫斯科，由廖煥星、李立三、陳潭秋等先後任主編，出版高峰期印數達2萬，行銷43個國家和地區，國內在北平、上海、天津、西安諸大城市均有銷售。在《救國時報》上發布“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實在是一條令世人震撼的爆炸新聞，一下子就把誣陷陳獨秀是漢 奸推向國際，提高到與蘇聯誣陷托洛茨基是德國間諜的同等地位。
《救國時報》1936年10月5日的報道依據何在？原來1936年7月，魯迅先生在上海《文學叢刊》第7期和《現實文學》第1期，同時發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發表時，在文尾有一個關於署名的注：“這信由魯迅先生口授，O.V.筆寫。”O.V.是馮雪峰的筆名。馮雪峰於1936年4月25日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奉命抵達上海，第二天就與魯迅接上關係，信中所言與當時的中共中央對於托陳派的政治態度以及整肅中國托洛茨基派的政治走向有一定的聯係。
兩個月後的10月5日，莫斯科的《救國時報》編輯部據《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寫成報道，配以社論公之於世，報道稱：“其實托派重要分子張慕陶早就公開主張聯日倒蔣，托陳派小卒等在山西所組織的反共防共的花樣……早就證明托陳派這一幹人是在替日寇服務了。”
據此，1938年初，康生發表了《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陳獨秀當時正在漢口，處在毫無政治保障的劣勢；而中共中央長江局又在王明控製之下，陳獨秀的“漢 奸”罪名也就無從洗刷了。
將陳獨秀說成是“漢 奸”，引起了人們的疑慮甚至憤慨。
首先站出來為陳獨秀辯誣的是對陳獨秀較為熟悉的部分國民黨上層人士和無黨派進步人士。
1938年3月16日，武漢的《大公報》和《武漢日報》同時刊登國統區9位著名人士王星拱、周佛海、傅汝霖、段錫朋、梁寒操、高一涵、張西曼、陶希聖、林庚白的聯名信。信中說：“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唯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 奸 匪 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獨秀先生生平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 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局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3月17日，《新華日報》即針對上述聯名信發表短評《陳獨秀是否“托 派”漢 奸？》，稱：“陳獨秀自從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以後，隨著整個‘托 派’的墮落反動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至於他是否漢 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 派’漢 奸組織和反對‘托 派’漢 奸行動為斷”，“由別人來越俎代庖，均是無濟於事”。3月18日，《新華日報》再次發表短評《再論陳獨秀是否托 派漢 奸》，繼續堅持上述意見，但仍然是一點證據也沒有舉出。
王明等人這種強詞奪理的態度令陳獨秀忍無可忍。陳獨秀決定親自辯誣。3月18日，陳獨秀將《致<新華日報>公開信》投給《新華日報》，同時抄寄《武漢日報》。19日，《武漢日報》刊出此信，《新華日報》沒有刊登。20日，《掃蕩報》也刊出。陳獨秀在信中嚴厲譴責了這種造謠誣蔑、含沙射影、血口噴人的醜惡行徑，他指出：“我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現）了托 派有做漢 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還指出，“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絕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 奸組織和反對漢 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 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除開真實的證據而外，聲明不聲明，並不能消滅或成立事實”。
在整個論戰過程中，周恩來幾次托人去看望獨秀，並囑托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以免事態的繼續擴大。
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徐特立，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問陳獨秀，才使這場風波較快地平息了下來。
就這樣，陳獨秀與中共的關係再一次，也是永遠地破裂了。
1939年上半年，陳獨秀已蟄居江津。在此期間，蔣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前來拜訪，有意談起一年前的那場舊案。陳獨秀則表示，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自己多遭誣蔑，幸公道在人心。但胡、戴要求陳獨秀公開攻擊延安時，陳獨秀表示自己孤陋寡聞，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生喋喋不休之爭，恰當地表達了自己對所謂“漢 奸”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態度。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13號文件明確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 奸，亦非事實。”實際上為陳獨秀的“漢 奸”罪公開作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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