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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拒絕赴台定居內幕

2008年01月22日 南方人物周刊


　　大陸解放之後，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遠走香港，臨老且病之時，即使蔣介石頻頻召喚，杜就是不願意去台灣。他為什麽不去台灣？恐怕與1949年7月間，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一篇嚴厲批判杜的社論有關

　　特約撰稿 唐人 發自台灣

　　1948年11月1日，保密局呈給蔣介石一份密電，直接道出杜月笙采取反製手段，報複國民黨當局“經濟管製”的幕後原因：

　　保密局(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南京徐自強函呈：滬市經濟管製失敗之內幕。青年黨《中華時報》發行人宋益清，向曾琦報告稱，滬經濟管製之失敗，係政府既懲辦杜維屏破壞金融案於前，不應放縱孔令侃大量囤積於後，致使杜月笙極度不滿，將所能控製之工廠，均以原料缺乏為辭，逐漸停止開工，並促成黑市交易，搶購風潮，藉以報複。呈閱

　　上海“經濟管製”失敗，蔣經國黯然下台。不久，淮海戰役兵敗如山倒，蔣介石被迫下野，僅能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老家奉化溪口遙控國民黨軍政首長。

　　倏忽之間，已到1949年6月間，客居香江的杜月笙，修書一封，寄到台北草山(即後來的陽明山)“總裁辦公室”給蔣介石。杜月笙信中告訴蔣介石，他將盡力勸阻滬上企業領袖返回上海。這些企業家個個身懷巨資，他們的動向決定了中國金脈的流向。此時旅居香港的上海工商領袖，在北京方麵的不斷勸導之下，紛紛表示要回上海，重拾舊產業。

　　杜月笙信上聲稱，所幸上海港口遭國民黨海軍封鎖，這批人有家歸不得，隻得暫留香江。杜建議蔣，要讓滬上商人斷絕了返鄉的念頭，索性還是“封鎖沿海各港”。

　　蔣介石隨即回複杜月笙：“……至建議封鎖沿海各港一節，政府業已決定一律停止開放，先生此次毅然離滬，足征國家民族意識之堅強，佩慰奚如。……際此盛暑，至希加意珍衛，餘不一一。順頌 近祺 中正手啟”

　　蔣介石擔心江浙商人挾巨資返回已解放的上海，如此，內戰局勢將更不利於國民黨。故而，蔣三番兩次命洪蘭友(時任“國民大會”秘書長)、王新衡、潘公展(曾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等人，絡繹於途，不斷聯係杜月笙。在蔣的心目中，杜月笙當前最大的利用價值，就是拴住旅港的上海企業家，不讓他們連人帶錢重返上海。

　　狠批杜月笙

　　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就在洪蘭友受蔣介石之命，赴港探望杜月笙之後，報社已遷往台北的《中央日報》，突然在7月18號刊出了一篇以《本黨曆史的新頁》為題的社論，點名直指杜月笙是“買辦流氓、土豪劣紳”。

　　這篇社論，以提出“三點意見”為名目，開宗明義，揭開了聲色俱厲的批判序幕：“……過去黨中若幹有力的同誌為了避免改造政治社會的麻煩，也為了自己的利益，便丟開主義而各行其是。在上海、漢口、平、津及廣州的同誌，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和買辦流氓妥協，在其它各省市的同誌，亦均與土豪劣紳結不解的政治緣。”

　　社論以空前高調的語氣聲稱：“買辦流氓、土豪劣紳，本都是時代的渣滓，應在肅清之列，但由於一些有力同誌的畏難苟安，不去肅清他們，結果他們的勢力就反而壯大起來，變成了各地的實際統治者。別的且不說：上海為什麽變成最容易發炎的盲腸？豈不是因為它早成為‘聞人’的天下？這聞人也者就是流氓頭的代名。那些流氓頭是由吾黨同誌一手提拔起來的，但在它的羽翼豐滿之後，就幾乎變成了上海的皇帝。我們隻要看上海參議會議長一席竟是聞人杜月笙辭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價政策之突然受到聞人的逆襲而崩潰，都可以想見那些‘聞人’之已取得上海實際統治權，與夫我們少數同誌養虎貽患的不智。”

　　《中央日報》稱杜月笙為“買辦流氓”、“土豪劣紳”、“時代渣滓”，並且將蔣經國上海打老虎限價政策的潰敗，說成是受到杜月笙“逆襲”而崩潰。

　　文章接著說道：“現在我們不能再妥協下去了，也不容再苟安下去了，……就是買辦、流氓、土豪、劣紳乃至於若幹軍閥的殘餘勢力，也應該加以掃蕩。……買辦、流氓、土豪、劣紳，以是軍閥的餘孽，也是三民主義前途的障礙，不肅清這些障礙，我們就永遠沒有方法可以推行，以實現三民主義為目標之政治的經濟的措施。”

　　不可思議的是，社論在字裏行間挑明了是要幫一向以“青年導師”自居的蔣經國發聲，無形中把寫這篇社論者的底牌泄了光：“本黨應將‘戡亂建國’任務的大部分，交給青年去執行……。其實，所有能寫下可歌可泣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於領導青年的人。……我們希望中樞能劃出一部分‘戡亂建國’的工作交給青年，一方麵讓多數正苦沒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麵讓青年的熱誠轉化為‘戡亂建國’的行動，務使本黨能從此進入更活躍的青年期，然後‘戡亂’的最後勝利才會屬於本黨。”

蔣介石匆忙宣慰

　　蔣介石此刻正為國共內戰，惶惶不可終日，驚聞《中央日報》隔山打牛，惟恐杜月笙一氣之下，撒手不管上海旅港企業家的閑事，立即命洪蘭友急赴香江收拾善後。等洪蘭友急匆匆從廣州趕到堅尼地十八號杜公館，屋裏早已人聲鼎沸，罵聲不絕。

　　洪蘭友抓緊機會婉言解釋，此次完全是《中央日報》報館裏一兩個人的胡作非為，絕非黨中央的意思，蔣先生已經交辦，嚴懲撰稿人，這事與蔣公絕無關係，請杜老爺子息怒雲雲。

　　杜月笙畢竟不是三尺童子，他哪會輕信底下人捅婁子的說法。一屋子的門生故舊，東一句西一句，群起為杜月笙打抱不平，洪蘭友完全插不上話。

　　神色倉皇地走出香港堅尼地十八號杜公館，洪蘭友趕緊給蔣介石發了一通密電，匯報香港的緊急情況。

　　急令洪蘭友赴港安撫杜月笙的同時，怒不可遏的蔣介石又召來陶希聖(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要他即刻找《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嚴懲寫稿的評論員，並命陶希聖即日趕赴香港，親自登門道歉。

　　“總裁辦公室”秘書室主任黃少穀，見蔣盛怒不已，知道事情鬧大了，趕緊以國民黨中央的身份，一連發了兩通電報給洪蘭友，重托洪全力安撫杜月笙。急電曰：“廣州洪秘書長蘭友兄：經呈奉諭請兄再行宣慰，以釋誤會，等因特達。弟黃少穀。”

　　洪蘭友覺得，杜月笙正在火頭上，此時登門表達歉意，不僅“難於為辭”，更是事倍功半。思來想去，忽然靈機一動，與杜月笙同列“上海大亨”的王曉籟，如今也避難香港，江湖兄弟流落異地，亟需友人伸出援手，若有人雪中送炭，必能讓其感奮莫名。不妨在王曉籟身上做些功夫，說不定可以幫上大忙。洪蘭友因而致電建議蔣介石，蔣介石深表讚同。

　　蔣介石當即電令洪蘭友，趕緊代表他去探望王曉籟，代表致送慰問金港幣一萬元。看完王曉籟，再代表蔣去拜訪杜月笙、錢新之這班上海青幫首領。並假藉蔣介石有意招商，到後方興辦工業，欲借重滬上商旅共襄盛舉。洪蘭友前腳跟才踩進杜公館，蔣介石又交代陳立夫，代表國民黨前往香港宣慰杜月笙。黨政大員穿梭往返，杜公館貴客盈門，大有昔日十裏洋場盛況。

　　王曉籟接到洪蘭友轉來蔣介石的一萬港元，點滴在心頭，趕忙給蔣介石打了一通電報，以表感謝。得知王曉籟電謝蔣先生，洪蘭友驚覺雪中送炭之計果然見效，打鐵趁熱，洪蘭友立馬要求王曉籟居間協調，人情攻勢之下，杜月笙也不好再公開抱怨蔣氏父子，一場風暴儼然已經平息。

　　1949年9月28日，杜月笙請錢新之帶著親筆信到廣州見蔣介石：

　　總統鈞座：六月間曾肅寸稟，計蒙鑒察。鏞月來養屙香江，滿冀賤恙得早痊複，趨轅叩謁，藉傾愚誠，奈喘病未痊，稍一行動即氣逆力乏，欲行輒止者屢矣，心餘力絀，徒喚奈何，倘能勉強成行定當趨前聆訓。……。茲因應不能來穗，特乘錢新之先生趨轅之便，肅奉寸稟，並托代陳種切，謹此敬請鈞安

　　杜鏞 謹上 九月二十八日

　　杜月笙這封信全文約僅五百字，主要說明因苦於氣喘病發作，行動不便，故而無法親自登門拜訪。

　　這封信才送到蔣介石手上不久，蔣馬上又命洪蘭友、陳立夫，兵分二路，再次分別到香港表達宣慰之意，邀請杜月笙抽空到台灣見麵，並再三交代洪蘭友、陳立夫二人，務必請托杜月笙力阻旅港滬商返回上海，以免資金流入共方之手。

　　為了答謝蔣介石的宣慰，1949年10月20日，杜月笙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中給蔣介石碰了一個軟釘子，自稱痼疾仍未痊愈，不便晉謁蔣先生。至於原本滯留香港的上海企業家，已有部分人士重返滬上。

　　1949年11月2日，蔣又從台灣捎來一信。杜月笙依舊無動於衷，他把這封催駕信函，和其它的蔣介石函牘，一同鎖進了記憶深處，直到1951年病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