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為個人名利爭短長：新中國將帥讓銜美名揚
2007年12月28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７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授銜授勳典禮。此次授銜，全軍有１０名功勳卓著的高級將領被授予共和國元帥軍銜，１０００名高級軍官被授予大將、上將、中將、少將軍銜，６４萬名中、初級軍官被授予校、尉官軍銜。
獲得各級軍銜的人們，特別是榮獲將帥軍銜的高級將領們，當
時是如何看待這一來之不易的榮譽的呢？除了極個別“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評銜時”者以外，絕大多數人想的不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榮華富貴、安樂享受，而是在那硝煙迷漫的艱苦征戰中，身邊倒下的無數戰友和階級兄弟，有多少人沒有看到革命的勝利，沒有聽到新中國誕生的喜訊，沒有享受一天和平幸福的生活，就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開國少將王直說：“說實話，授銜時我與許多同誌一樣，並不激動。因‘一將功成萬骨枯’，人民共和國是千千萬萬個人民英雄流血犧牲換來的，他們犧牲了，榮譽卻歸在我們名下，我們有什麽理由去激動呢？”少將羅應懷說：“我１９２７年參加黃麻起義，１９２９年參加紅軍，在數十年的艱苦征戰中，我的身邊倒下了無數的戰友和兄弟。‘一將功成萬骨枯’，在我們成功的背後，在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他們是真正的英雄。我的老家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走出了２００多位將軍，但烈士就有１４萬人……功勞應該屬於他們，榮譽應該屬於他們。”
王直、羅應懷將軍引用“一將功成萬骨枯”詩句，意在說明自己是革命戰爭的“幸存者”，個人榮獲的軍銜，是千千萬萬革命者流血犧牲換來的。同王直、羅應懷兩位將軍一樣，在評銜、授銜的關鍵時刻，眾多的革命“幸存者”高風亮節，正確對待評銜和授銜的榮譽，湧現出很多讓銜事例。現整理數例於此，以饗讀者。
元帥讓銜：既然革命已經成功，當不當元帥無所謂
羅榮桓推辭元帥銜
按照規定，授予元帥、大將軍銜人員的名單由黨中央確定。時任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幹部部部長、掌管全軍軍銜評定工作的羅榮桓，得知黨中央準備提名的元帥名單中有他時，立即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說明自己是大革命以後才參加革命的，比其他幾位擬授元帥軍銜的同誌入伍晚，對革命貢獻不大，懇切地請求不要授給他這樣高的軍銜。毛澤東和黨中央沒有采納他的意見。毛澤東說：“羅榮桓同誌是我軍政治工作的典範，他是秋收起義以後上了井岡山的老同誌，幾十年從不為個人名利爭短長，他協助林彪同誌在解放戰爭中指揮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這也是有目共睹的。”
提到羅榮桓“從不為個人名利爭短長”，筆者馬上就想到發生在抗戰初期的一件鮮為人知的“讓官”故事：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在山西被國民黨哨兵誤傷，時任該師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於當日１４時給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和中央軍委、毛澤東發電報，報告林彪負傷情況，並提出“部隊指揮請即決定代理人”。毛澤東於當日２４時複電“羅榮桓並告朱彭”，指示“林職務暫時由你兼代”。可是在六個小時前，朱德、彭德懷於１８時發電，經周恩來、葉劍英轉報蔣介石和閻錫山、衛立煌，建議一一五師“師長職以該師三四三旅旅長陳光暫代”。當天國民黨方麵尚未作出委任的決定，便收到毛澤東２４時的電報。這時，一一五師師長到底由誰代理，成了八路軍總部難以處理的一個問題。羅榮桓即刻表示，朱德、彭德懷的建議電在先，同意師長職務由陳光代理，使難題很快得到解決。
羅榮桓被授予元帥軍銜的命令公布之後，他沒有將這看成是個人的榮譽，他對總政治部的一些同誌說：“我是總政治部的主任，給我授元帥銜，這主要是黨中央和人民給予我們軍隊政治工作者的崇高榮譽。”
徐向前說當不當元帥無所謂
１９５５年，授銜前高級將領中第一個提出讓銜的是徐向前。他給毛澤東專門寫信表明自己的態度，他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經成功，當不當元帥無所謂”。但是，徐向前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軍內最大“山頭”的總指揮，沒有任何理由不給他評元帥銜。
第一次穿上元帥禮服、佩戴上元帥軍銜的那天夜裏，徐向前久久不能入睡。榮譽地位，使他感到不安；悠悠漫長的曆史回顧，使他心如潮湧：
童年的五台縣永安村……
太原府的國民師範……
蔣介石在黃埔找他談話……
參加廣州起義……
拿著地下黨寫的小紙條去找毛澤東……
鄂豫皖的艱苦鬥爭……
妻子程訓宣被張國燾“肅反”錯殺……
萬裏長征三次過草地……
血戰河西走廊……
隻身回延安聆聽毛澤東“有雞就有蛋”的熱情教誨……
想著想著，徐向前的眼圈濕潤了。他不止一次地對“徐向前元帥傳記組”的同誌們說過：“許多同誌犧牲了，如果他們還活著，元帥、將軍應該是他們……”
彭德懷不喜歡別人叫他元帥並壓低侄子的軍銜
彭德懷在同幹部閑談中多次說：“我這個人並不需要這個牌牌，我也夠不上什麽元帥，如果要評的話，也很難說評個什麽‘將’是合適的。但這不是個人問題，倘若不評一些元帥，那就會使一些人難得依次評下去。”１９５９年６月，他在同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部長巴盧庫談話時說：“我這個人並不需要這個牌牌，這是戰爭的結果，是學人家的，我不喜歡肩上這兩塊牌牌。”
１９５５年，身為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視察，他的侄子彭啟超正好在這所學院學習。在一次匯報會上，彭德懷得知學院準備給侄子授予上尉軍銜時，臉上沒有一絲笑容。聽完匯報，他對院長說：“請你們再考慮一下，我的意見授予他中尉軍銜。”院長解釋說：“這是群眾評議，黨委審定的，彭啟超１９４５年參加革命，評上尉並沒有特殊照顧他。”彭德懷板著麵孔，認真地說：“根據他的德、才，我看還是授予中尉軍銜合適。”學院黨委最後采納了彭德懷的意見。為此，彭啟超很不高興，彭德懷耐心地向他做工作，說：“在級別待遇麵前，幹部子弟要帶個好頭！”終於打通了侄子的思想。
葉劍英懇求“最多擺在大將的軍銜上”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總幹部部給彭德懷並軍委寫報告，建議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召開全軍軍銜獎勵工作會議，布置軍銜製度的實施問題。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２日，總幹部部經軍委同意，發布《評定軍銜的工作計劃》，提出“中將以上軍銜，由中央及軍委於１９５５年一二月間先行確定”。根據這一計劃安排，中央軍委於１月１４日、１５日，由彭德懷、羅榮桓主持召開了討論軍銜問題的座談會，對授予元帥、大將、上將軍銜人選的名單進行了研究。會議經兩天的認真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元帥軍銜授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１２位成員，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軍銜授予軍委主席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授予１１位軍委委員，即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１月１６日，彭德懷、羅榮桓署名將上述意見報告了毛澤東。葉劍英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１月２０日，當他看到彭德懷、羅榮桓的上述報告時，揮筆在報告上加注了自己的意見：“我誠懇請求，我最多擺在大將的軍銜上。這是曆史的定評。”
賀龍說服副官戴低銜
１９５５年，王金水從南京總高級步校畢業，又回到賀龍身邊工作。不久就碰上部隊評銜。王金水原來就是正營級，畢業時學校建議將他調整為準團級，授少校軍銜。對此，他心裏是很滿意的。快到評銜的時候，賀龍找王金水談話，誠懇而又直率地對他說：“你還年輕，軍銜、級別都不宜定高了；定高了容易驕傲，驕傲就會脫離群眾。一旦脫離群眾，衣服穿不爛，群眾就會把你的衣服指爛。我看按正營授大尉就行了，你有什麽意見沒有？”
王金水吞吞吐吐地回答：“隨便怎樣都行。”但心裏卻在嘀咕：“哼！和別人比軍齡，比表現，我也差不多。元帥身邊的副官往高處定一級還差不離，怎麽相反地還要往低壓呢！”
賀龍看他有些勉強，就耐心地開導他說：“小鬼，我們搞革命是為了人民的徹底解放，時時想著人民的生活怎麽樣，不要光想著自己喲！記住，工作要高標準，待遇要低標準。誰要跟著賀龍工作，誰就別想搞特殊。”在賀龍的言傳身教下，王金水終於想通了：和革命先烈比，和工人、農民比，自己有什麽理由要求更高的待遇呢！
大將讓銜：共產黨人的一麵明鏡
許光達上呈《降銜申請》
許光達１９２５年參加革命，經過黃埔軍校學習，去蘇聯留學五年，是我們黨自己培養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１９５５年他堅決推辭大將軍銜的《降銜申請》，言辭懇切，感人至深，廣為傳播，堪稱楷模。
在慶祝建軍２８周年的宴會上，許光達得知了自己被毛澤東提名，準備授予大將軍銜的消息。同時，周恩來在接見蘇軍代表團的活動以後，也向他通報了中央的這一決定。許光達得知這個消息後，一連幾天心不安，神不寧。他坦率地對妻子鄒靖華說，我不應該被授予大將軍銜。幾經思考，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０日，他鄭重地寫了一份《降銜申請》，上呈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現將許光達的《降銜申請》轉錄於此：
軍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將銜的消息，我已獲悉。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擊心鼓。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餘，惶愧難安。我捫心自問：
論德、才、資、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靜嗎？此次，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功績授銜。回顧自身曆史，１９２５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而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蔣匪軍數次血腥的大“圍剿”，三個方麵軍被迫作戰略轉移。戰友們在敵軍層層包圍下，艱苦奮戰，吃樹皮草根，獻出鮮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幾淨的房間喝牛奶、吃麵包。自蘇聯返國後，有幾年是在後方。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裏，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為人民做了些什麽？
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同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長期共事的王震同誌功勳卓著：湘鄂贛豎旗，南泥灣墾荒；南下北返，威震敵膽；進軍新疆戰果輝煌……
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麵請降銜。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勳卓著者以大將。
許光達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０日
許光達的信中提到他曾向賀龍“麵請降銜”，當時賀龍沒有明確表示支持他的“降銜”意見，許光達隨後即向軍委主席毛澤東和其他副主席呈報了以上那份書麵申請。
毛澤東看了許光達的《降銜申請》後，曾在一次會議上感慨地對朱德、彭德懷、賀龍等軍委領導說：“這是一麵明鏡，共產黨人的明鏡啊！”毛澤東還在一次軍委擴大會上真摯地讚揚許光達說：“同誌們，今天我要向你們介紹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級別降低的人，他就是許光達同誌！這是一麵鏡子！一麵共產黨員毫不為己、不謀私利的鏡子！他將始終成為我黨、我軍上下的一麵很好的鏡子！５００年前，明朝一個大將叫做徐達，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５００年後，我們人民軍隊中也有一位大將，他就是許光達，他是以他的高風亮節而名震天下的！”
徐海東請求授低銜
１９５５年６月，人民解放軍授銜前夕，徐海東在大連療養。聽到中央決定將授予他大將軍銜後，心裏很不安。適逢周恩來到大連視察工作，順便到療養院看望他。徐海東懇切地對周恩來說：“總理，我正有一件事要向您報告：我長期養病，為黨工作太少了，聽說中央準備授我大將軍銜，感到有愧。我請求能將我的軍銜降低一些。”周恩來說：“海東同誌，你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累病的嘛！你為黨的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我認為，授你大將軍銜不高也不低。”周恩來的話親切、在理，但徐海東仍然感到不安，覺得黨和人民給自己的榮譽太高了。
徐海東１９２５年入黨，在鬥爭中屢建戰功，深得黨的信任和廣大指戰員的愛戴。１９３５年，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於１１月３日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徐海東即為九名委員之一。１９３６年９月３０日，軍委決定首次在高級幹部中實行三等製的津貼製度，其中按第一等享受五元津貼待遇的，有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以及徐海東等共計１２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組織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後評為大將的粟裕、張雲逸、羅瑞卿均為委員；１９５４年６月，徐海東成為本屆軍委中唯一的增補委員，而大將中的其他六位同誌都未擔任本屆軍委的領導職務。１９６９年３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周恩來在一次會上宣布說：“毛澤東同誌緊急提議，徐海東同誌應出席第九次代表大會，並提議他參加大會主席團。……毛主席說過：‘海東同誌是一個對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麵旗幟。’”
徐海東始終以普通一兵來要求自己。他常對子女講：我是一個窯工，是黨的培養和人民的哺育才有今天，今天所得到的，都是無數先烈和戰友們用鮮血換來的，因此，我們這些幸存者，千萬不能忘記他們。１９３６年６月，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徐海東時，徐海東對斯諾說：“我做陶器又快又好，敢與任何人比試。所以革命成功後，我仍有用武之地。”意思是說他完成革命任務後可以解甲歸田，繼續去做陶器。
中將讓銜：沒有名利思想
徐立清一再表示不要上將軍銜
徐立清在１９５５年的開國中將授銜名單中排位第一，這是什麽緣故呢？原因是這樣的：全國１７５名中將的呈報名單是按級別的高低排序的，徐立清是中將裏麵唯一的正兵團級，自然排在了最前邊。
徐立清是１９２９年參加鄂豫皖紅軍的，１９５０年１月擔任西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治委員，１９５２年被評為正兵團級。按照１９５５年授銜的標準，正兵團級應該授上將軍銜，但他利用在總幹部部管理授銜工作的“便利”條件，將已經列入上將名單中的自己的名字，改寫到中將名單之中。與此同時，他向有關領導再三申訴自己的想法。總幹部部部長羅榮桓、軍委副主席彭德懷，都不同意他把自己軍銜壓低的意見，但在他一再堅持下，最後說服了周恩來，終於使自己成為全軍首批１７５名中將中唯一的一名正兵團級的總部副職領導幹部，成為在榮譽麵前退讓的楷模。
徐立清首先是向總幹部部部長羅榮桓寫報告，要求低授軍銜。但是過了幾天，當他看到授予上將軍銜名單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時，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名字從上將名單中劃去，在中將的名單中添上了“徐立清”三個字。羅榮桓看了被徐立清改動的名單後，親自找他談話說：“這是中央軍委定的，正兵團級一般都授上將，你的名字怎麽能隨便劃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貢獻的，是夠資格的嘛。”羅榮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改寫到了上將名單中。
名單很快要提交到中央軍委討論了，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這時不少同誌都勸他說：“你是符合授上將軍銜的，這個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時也有一些同誌對他說：“你符合上將條件，非得要個中將，其他夠上將條件的同誌該怎麽想？”徐立清也陷入矛盾之中，一連幾天，都在苦苦思索著。
最後，徐立清給自己降低軍銜找出一個最能說服人的理由：“我是總幹部部的副部長嘛，是負責授銜工作的，與別人不一樣。”
徐立清再次給羅榮桓寫了一封信表示：我出身於一個貧苦家庭，從小給地主家放牛，是黨把我培養成一個革命軍人，可我與黨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績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將軍銜心裏很不安。論德、才、資、功，授個中將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榮耀了，再次懇求軍委和總部領導能批準我的要求。
羅榮桓在第二天接信後，和總幹部部的另外兩位副部長宋任窮、賴傳珠進行了商量。他們一致認為，徐立清新中國成立初期就任兵團政委，現在又任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在群眾中威信高，影響大，應該按規定授予他上將軍銜。爾後他們又把這個意見向彭德懷作了匯報。彭德懷同意總幹部部的意見，授予徐立清上將軍銜的計劃不作改變。
彭德懷還把徐立清叫到辦公室，請他當麵解釋不要上將軍銜的原因。徐立清對彭德懷談了自己的想法，他強調說：“我是主管授銜工作的，不能在上將的名額中和別人去爭。如果把別人減下去顯然不合適，把自己減下去比較符合實際，這也是我的心願，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彭德懷說：“立清，我已經和許光達同誌談了兩次話，他也向軍委寫了報告，要求由大將降為上將，我沒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將的事，我看還是商量一下再說，這個問題也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之後，彭德懷又兩次找徐立清談話。徐立清態度非常堅決，一再表示不要上將軍銜。彭德懷始終沒有答應他的請求。彭德懷在軍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提到這件事時說：“徐立清我了解，人很好，沒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毛澤東接著說：“不簡單哪，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思想和品格，古來如此！”
在授銜儀式舉行的前一天，周恩來專門打電話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麵談。周恩來說：“主席說許光達是一麵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我說你徐立清也是一麵鏡子，是難得的一位好同誌嘛。”說完，周恩來把攝影師叫來，在他的書房裏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銜慶祝酒會上，未被授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突然喊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來到劉少奇跟前，劉少奇說：“你是一名應該授上將而沒授上將軍銜的中將。”徐立清說：“您本該授元帥不是也沒要嘛，您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啊。”正在這時，彭德懷也來到徐立清麵前說：“你兩個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孔慶德表示“授予校官就不錯”
孔慶德是１９３０年入伍的老紅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擔任河南軍區副司令員、五十八軍軍長等正軍級職務，１９５２年被評定為正軍級別。１９５５年評銜開始後，中南軍區幹部部部長劉興元打電話，征求他對自己軍銜的評定有什麽想法。他毫不猶豫地表示：“一切相信組織，聽從組織的決定。”他說：“我作為戰爭年代的一名幸存者，能趕上授銜和授勳，已經是非常幸運、無上光榮了，無論授予我何種規格的軍銜和勳章，自己都會非常滿意、非常高興。”他進一步地強調：“評銜問題，我個人意見是服從上級，給個什麽算什麽，能授予校官就不錯，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事後，他誠懇地對同誌們說：“我當時說這些話，既不是過分自謙或自卑，也無戲言成分，是發自內心的感言。我想，許多像我一樣的戰爭幸存者，可能都會有與我相似的感慨。事關個人榮譽和切身利益，不可能沒想法，關鍵是你從什麽角度去想、怎麽想。我的確想了挺多。”
孔慶德“想”的是什麽呢？他說：“我生於山東曲阜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因家破人亡少年從軍，先入的是國民革命軍。在中共秘密黨員組織發動的‘六安兵變’中，隨部隊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投身革命後，從為個人報家仇，到為勞苦大眾求解放，思想不斷進步，信念更加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中鍛煉成長。經曆了兩過雪山三過草地的長征，經曆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特別是經曆了黨內‘肅反’，蒙冤落難卻又絕路逢生，經曆了槍林彈雨，數度受重傷然而大難未死。”
他說：“無數為革命捐軀的先烈們，包括指引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六安兵變’組織領導者，還有數不清的指戰員戰友們，他們或英勇戰死疆場，或慘遭誣陷殺害，沒能看到建立新中國的最後勝利，比起他們，自己太幸運了，應該知足，否則愧對先烈！”
孔慶德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高尚品格，不僅僅是表現在評銜上，而是曆來如此。他紅軍時期當過師長，改編為八路軍時當了營長，他說：“當時紅軍各級指揮員，幾乎人人官降三級，無條件地服從革命需要，沒有想不通的。戰爭年代幹部降級使用是常有的事，不用做什麽思想工作。相反，如果晉升了職務，倒可能需要做思想工作。因為首先想到的是肩負的擔子更重，責任更大了，擔心完成不好上級交給的任務，擔心帶不好部隊，擔心指揮不當造成部隊的損失等等。”他說，一個人隻要想到這些，自然就不會去計較、更不會去爭什麽軍銜的高低了。
少將讓銜：我們有什麽權利向黨爭名爭利呢
李逸民大度不爭銜
李逸民大革命時期入黨，１９２５年入黃埔軍校學習，參加過南昌起義。抗日戰爭時期，他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情報部第一局局長，西北公學副校長。１９５５年解放軍評軍銜時，他任公安部隊政治部副主任，被評為少將。許多戰友認為，按他的資曆，評少將太低了，感到不公平。李逸民卻說：“我評個少將已經不低了。我們多少同誌、多少戰友犧牲了，有的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今天有這樣優厚的待遇，功勞不見得比他們大，如果沒有他們流血犧牲，靠我個人是一事無成的。想想他們，我們有什麽權利向黨爭名爭利呢？”
白誌文說評個少將就應該知足了
白誌文是１９２９年參加湖北大冶暴動編入紅軍的，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擔任過師長，按規定的標準，他獲得了一級“八一勳章”，與元帥們獲得的“八一勳章”是一個級別，算得上是老資格了。當有消息說他的軍銜準備評定為少將時，有人就建議他以資曆老、是少數民族（滿族）為由去爭取一下。白誌文說：“有什麽好爭的？多少人連命都沒了，我們命大活下來了，評一個少將就應該知足了。想想我們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誌，犧牲時不到３０歲，我們現在應該知足吧。”
顏文斌說向組織要高銜張不開嘴
１９５５年授銜時，顏文斌任三十九軍副軍長，軍銜評定時因其任現職時間與規定的時間僅差十幾天不能授少將軍銜。組織上派人問他有什麽意見，他說：“沒有意見，服從組織安排。”有的同誌打抱不平說：“你是老紅軍，又經過長征，找一找，要求組織照顧一下，不然太吃虧了。”他說：“為了自己肩上芝麻綠豆大的星，伸手向組織要，是不光彩的。回想起長征過草地犧牲了的同誌們，我張不開嘴啊，難道我爬雪山，過草地，吃苦流血就為了這顆星？沒有意思。”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他愉快地接受了大校軍銜，１９６４年晉升為少將軍銜。他說：有了將軍的名號，不能隻想到光彩，而應該感到你多了一份對黨和人民的責任。
肖選進將軍鍾愛大校軍銜禮服
肖選進是１９３１年入伍的老紅軍，１９６４年晉升為少將軍銜。１９５５年授銜時，被授予大校軍銜，後來在大軍區副司令員的崗位上離職休養。幾十年後回顧起授銜經曆，他沒有對晚了９年才得到將軍軍銜而遺憾。一直到今天，他對大校軍銜禮服的鍾愛勝過將軍服，因為那是經曆了戰爭洗禮後榮獲的第一套解放軍軍銜禮服。他說：“我雙手接過熠熠生輝的大校軍銜時，禁不住心潮起伏，感慨難抑。想到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戰友，好多人倒在革命的征程中，沒有看到新中國誕生的這一天，不能和我們共享革命勝利的成功和喜悅。我雖曆經２２年戰火，先後７次負傷，幾度與死神擦肩而過……從萬人枯骨中存活了下來，與犧牲的戰友相比，是幸運的。從一個山村放牛娃，在黨和軍隊的培養教育下，成長為一名軍官，我對黨、對軍隊始終充滿感激之情，隻想著為黨、為軍隊、為人民多做工作，對名譽、對地位從不奢想。被授予了大校軍銜，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至高榮譽。”
肖選進曾說：“５０多年了，每逢陽春三月，我都會找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先洗淨雙手，再戴好潔白的手套，然後從一個專門的小箱子裏取出一套軍銜禮服，小心翼翼地展開晾曬。晾曬好了之後，又折疊得整整齊齊，放好樟腦球，套好保護袋，重新放回原處。”他說：“看著軍帽上那閃閃發光的‘八一’軍徽和肩章上那金黃色的絲線編織的底麵上的兩條紅杠杠與四顆晶亮奪目的銀星，６７年的軍旅生涯，像過電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重新閃現在眼前……我所珍藏的不僅僅是一套衣服，更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崇高榮譽，同時也是我一段永生難忘的記憶。”(劉 岩)
2007年12月28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７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授銜授勳典禮。此次授銜，全軍有１０名功勳卓著的高級將領被授予共和國元帥軍銜，１０００名高級軍官被授予大將、上將、中將、少將軍銜，６４萬名中、初級軍官被授予校、尉官軍銜。
獲得各級軍銜的人們，特別是榮獲將帥軍銜的高級將領們，當
時是如何看待這一來之不易的榮譽的呢？除了極個別“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評銜時”者以外，絕大多數人想的不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榮華富貴、安樂享受，而是在那硝煙迷漫的艱苦征戰中，身邊倒下的無數戰友和階級兄弟，有多少人沒有看到革命的勝利，沒有聽到新中國誕生的喜訊，沒有享受一天和平幸福的生活，就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開國少將王直說：“說實話，授銜時我與許多同誌一樣，並不激動。因‘一將功成萬骨枯’，人民共和國是千千萬萬個人民英雄流血犧牲換來的，他們犧牲了，榮譽卻歸在我們名下，我們有什麽理由去激動呢？”少將羅應懷說：“我１９２７年參加黃麻起義，１９２９年參加紅軍，在數十年的艱苦征戰中，我的身邊倒下了無數的戰友和兄弟。‘一將功成萬骨枯’，在我們成功的背後，在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他們是真正的英雄。我的老家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走出了２００多位將軍，但烈士就有１４萬人……功勞應該屬於他們，榮譽應該屬於他們。”
王直、羅應懷將軍引用“一將功成萬骨枯”詩句，意在說明自己是革命戰爭的“幸存者”，個人榮獲的軍銜，是千千萬萬革命者流血犧牲換來的。同王直、羅應懷兩位將軍一樣，在評銜、授銜的關鍵時刻，眾多的革命“幸存者”高風亮節，正確對待評銜和授銜的榮譽，湧現出很多讓銜事例。現整理數例於此，以饗讀者。
元帥讓銜：既然革命已經成功，當不當元帥無所謂
羅榮桓推辭元帥銜
按照規定，授予元帥、大將軍銜人員的名單由黨中央確定。時任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幹部部部長、掌管全軍軍銜評定工作的羅榮桓，得知黨中央準備提名的元帥名單中有他時，立即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說明自己是大革命以後才參加革命的，比其他幾位擬授元帥軍銜的同誌入伍晚，對革命貢獻不大，懇切地請求不要授給他這樣高的軍銜。毛澤東和黨中央沒有采納他的意見。毛澤東說：“羅榮桓同誌是我軍政治工作的典範，他是秋收起義以後上了井岡山的老同誌，幾十年從不為個人名利爭短長，他協助林彪同誌在解放戰爭中指揮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這也是有目共睹的。”
提到羅榮桓“從不為個人名利爭短長”，筆者馬上就想到發生在抗戰初期的一件鮮為人知的“讓官”故事：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在山西被國民黨哨兵誤傷，時任該師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於當日１４時給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和中央軍委、毛澤東發電報，報告林彪負傷情況，並提出“部隊指揮請即決定代理人”。毛澤東於當日２４時複電“羅榮桓並告朱彭”，指示“林職務暫時由你兼代”。可是在六個小時前，朱德、彭德懷於１８時發電，經周恩來、葉劍英轉報蔣介石和閻錫山、衛立煌，建議一一五師“師長職以該師三四三旅旅長陳光暫代”。當天國民黨方麵尚未作出委任的決定，便收到毛澤東２４時的電報。這時，一一五師師長到底由誰代理，成了八路軍總部難以處理的一個問題。羅榮桓即刻表示，朱德、彭德懷的建議電在先，同意師長職務由陳光代理，使難題很快得到解決。
羅榮桓被授予元帥軍銜的命令公布之後，他沒有將這看成是個人的榮譽，他對總政治部的一些同誌說：“我是總政治部的主任，給我授元帥銜，這主要是黨中央和人民給予我們軍隊政治工作者的崇高榮譽。”
徐向前說當不當元帥無所謂
１９５５年，授銜前高級將領中第一個提出讓銜的是徐向前。他給毛澤東專門寫信表明自己的態度，他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經成功，當不當元帥無所謂”。但是，徐向前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軍內最大“山頭”的總指揮，沒有任何理由不給他評元帥銜。
第一次穿上元帥禮服、佩戴上元帥軍銜的那天夜裏，徐向前久久不能入睡。榮譽地位，使他感到不安；悠悠漫長的曆史回顧，使他心如潮湧：
童年的五台縣永安村……
太原府的國民師範……
蔣介石在黃埔找他談話……
參加廣州起義……
拿著地下黨寫的小紙條去找毛澤東……
鄂豫皖的艱苦鬥爭……
妻子程訓宣被張國燾“肅反”錯殺……
萬裏長征三次過草地……
血戰河西走廊……
隻身回延安聆聽毛澤東“有雞就有蛋”的熱情教誨……
想著想著，徐向前的眼圈濕潤了。他不止一次地對“徐向前元帥傳記組”的同誌們說過：“許多同誌犧牲了，如果他們還活著，元帥、將軍應該是他們……”
彭德懷不喜歡別人叫他元帥並壓低侄子的軍銜
彭德懷在同幹部閑談中多次說：“我這個人並不需要這個牌牌，我也夠不上什麽元帥，如果要評的話，也很難說評個什麽‘將’是合適的。但這不是個人問題，倘若不評一些元帥，那就會使一些人難得依次評下去。”１９５９年６月，他在同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部長巴盧庫談話時說：“我這個人並不需要這個牌牌，這是戰爭的結果，是學人家的，我不喜歡肩上這兩塊牌牌。”
１９５５年，身為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視察，他的侄子彭啟超正好在這所學院學習。在一次匯報會上，彭德懷得知學院準備給侄子授予上尉軍銜時，臉上沒有一絲笑容。聽完匯報，他對院長說：“請你們再考慮一下，我的意見授予他中尉軍銜。”院長解釋說：“這是群眾評議，黨委審定的，彭啟超１９４５年參加革命，評上尉並沒有特殊照顧他。”彭德懷板著麵孔，認真地說：“根據他的德、才，我看還是授予中尉軍銜合適。”學院黨委最後采納了彭德懷的意見。為此，彭啟超很不高興，彭德懷耐心地向他做工作，說：“在級別待遇麵前，幹部子弟要帶個好頭！”終於打通了侄子的思想。
葉劍英懇求“最多擺在大將的軍銜上”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總幹部部給彭德懷並軍委寫報告，建議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召開全軍軍銜獎勵工作會議，布置軍銜製度的實施問題。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２日，總幹部部經軍委同意，發布《評定軍銜的工作計劃》，提出“中將以上軍銜，由中央及軍委於１９５５年一二月間先行確定”。根據這一計劃安排，中央軍委於１月１４日、１５日，由彭德懷、羅榮桓主持召開了討論軍銜問題的座談會，對授予元帥、大將、上將軍銜人選的名單進行了研究。會議經兩天的認真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元帥軍銜授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１２位成員，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軍銜授予軍委主席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授予１１位軍委委員，即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１月１６日，彭德懷、羅榮桓署名將上述意見報告了毛澤東。葉劍英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１月２０日，當他看到彭德懷、羅榮桓的上述報告時，揮筆在報告上加注了自己的意見：“我誠懇請求，我最多擺在大將的軍銜上。這是曆史的定評。”
賀龍說服副官戴低銜
１９５５年，王金水從南京總高級步校畢業，又回到賀龍身邊工作。不久就碰上部隊評銜。王金水原來就是正營級，畢業時學校建議將他調整為準團級，授少校軍銜。對此，他心裏是很滿意的。快到評銜的時候，賀龍找王金水談話，誠懇而又直率地對他說：“你還年輕，軍銜、級別都不宜定高了；定高了容易驕傲，驕傲就會脫離群眾。一旦脫離群眾，衣服穿不爛，群眾就會把你的衣服指爛。我看按正營授大尉就行了，你有什麽意見沒有？”
王金水吞吞吐吐地回答：“隨便怎樣都行。”但心裏卻在嘀咕：“哼！和別人比軍齡，比表現，我也差不多。元帥身邊的副官往高處定一級還差不離，怎麽相反地還要往低壓呢！”
賀龍看他有些勉強，就耐心地開導他說：“小鬼，我們搞革命是為了人民的徹底解放，時時想著人民的生活怎麽樣，不要光想著自己喲！記住，工作要高標準，待遇要低標準。誰要跟著賀龍工作，誰就別想搞特殊。”在賀龍的言傳身教下，王金水終於想通了：和革命先烈比，和工人、農民比，自己有什麽理由要求更高的待遇呢！
大將讓銜：共產黨人的一麵明鏡
許光達上呈《降銜申請》
許光達１９２５年參加革命，經過黃埔軍校學習，去蘇聯留學五年，是我們黨自己培養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１９５５年他堅決推辭大將軍銜的《降銜申請》，言辭懇切，感人至深，廣為傳播，堪稱楷模。
在慶祝建軍２８周年的宴會上，許光達得知了自己被毛澤東提名，準備授予大將軍銜的消息。同時，周恩來在接見蘇軍代表團的活動以後，也向他通報了中央的這一決定。許光達得知這個消息後，一連幾天心不安，神不寧。他坦率地對妻子鄒靖華說，我不應該被授予大將軍銜。幾經思考，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０日，他鄭重地寫了一份《降銜申請》，上呈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現將許光達的《降銜申請》轉錄於此：
軍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將銜的消息，我已獲悉。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擊心鼓。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餘，惶愧難安。我捫心自問：
論德、才、資、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靜嗎？此次，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功績授銜。回顧自身曆史，１９２５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而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蔣匪軍數次血腥的大“圍剿”，三個方麵軍被迫作戰略轉移。戰友們在敵軍層層包圍下，艱苦奮戰，吃樹皮草根，獻出鮮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幾淨的房間喝牛奶、吃麵包。自蘇聯返國後，有幾年是在後方。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裏，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為人民做了些什麽？
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同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長期共事的王震同誌功勳卓著：湘鄂贛豎旗，南泥灣墾荒；南下北返，威震敵膽；進軍新疆戰果輝煌……
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麵請降銜。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勳卓著者以大將。
許光達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０日
許光達的信中提到他曾向賀龍“麵請降銜”，當時賀龍沒有明確表示支持他的“降銜”意見，許光達隨後即向軍委主席毛澤東和其他副主席呈報了以上那份書麵申請。
毛澤東看了許光達的《降銜申請》後，曾在一次會議上感慨地對朱德、彭德懷、賀龍等軍委領導說：“這是一麵明鏡，共產黨人的明鏡啊！”毛澤東還在一次軍委擴大會上真摯地讚揚許光達說：“同誌們，今天我要向你們介紹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級別降低的人，他就是許光達同誌！這是一麵鏡子！一麵共產黨員毫不為己、不謀私利的鏡子！他將始終成為我黨、我軍上下的一麵很好的鏡子！５００年前，明朝一個大將叫做徐達，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５００年後，我們人民軍隊中也有一位大將，他就是許光達，他是以他的高風亮節而名震天下的！”
徐海東請求授低銜
１９５５年６月，人民解放軍授銜前夕，徐海東在大連療養。聽到中央決定將授予他大將軍銜後，心裏很不安。適逢周恩來到大連視察工作，順便到療養院看望他。徐海東懇切地對周恩來說：“總理，我正有一件事要向您報告：我長期養病，為黨工作太少了，聽說中央準備授我大將軍銜，感到有愧。我請求能將我的軍銜降低一些。”周恩來說：“海東同誌，你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累病的嘛！你為黨的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我認為，授你大將軍銜不高也不低。”周恩來的話親切、在理，但徐海東仍然感到不安，覺得黨和人民給自己的榮譽太高了。
徐海東１９２５年入黨，在鬥爭中屢建戰功，深得黨的信任和廣大指戰員的愛戴。１９３５年，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於１１月３日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徐海東即為九名委員之一。１９３６年９月３０日，軍委決定首次在高級幹部中實行三等製的津貼製度，其中按第一等享受五元津貼待遇的，有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以及徐海東等共計１２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組織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後評為大將的粟裕、張雲逸、羅瑞卿均為委員；１９５４年６月，徐海東成為本屆軍委中唯一的增補委員，而大將中的其他六位同誌都未擔任本屆軍委的領導職務。１９６９年３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周恩來在一次會上宣布說：“毛澤東同誌緊急提議，徐海東同誌應出席第九次代表大會，並提議他參加大會主席團。……毛主席說過：‘海東同誌是一個對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麵旗幟。’”
徐海東始終以普通一兵來要求自己。他常對子女講：我是一個窯工，是黨的培養和人民的哺育才有今天，今天所得到的，都是無數先烈和戰友們用鮮血換來的，因此，我們這些幸存者，千萬不能忘記他們。１９３６年６月，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徐海東時，徐海東對斯諾說：“我做陶器又快又好，敢與任何人比試。所以革命成功後，我仍有用武之地。”意思是說他完成革命任務後可以解甲歸田，繼續去做陶器。
中將讓銜：沒有名利思想
徐立清一再表示不要上將軍銜
徐立清在１９５５年的開國中將授銜名單中排位第一，這是什麽緣故呢？原因是這樣的：全國１７５名中將的呈報名單是按級別的高低排序的，徐立清是中將裏麵唯一的正兵團級，自然排在了最前邊。
徐立清是１９２９年參加鄂豫皖紅軍的，１９５０年１月擔任西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治委員，１９５２年被評為正兵團級。按照１９５５年授銜的標準，正兵團級應該授上將軍銜，但他利用在總幹部部管理授銜工作的“便利”條件，將已經列入上將名單中的自己的名字，改寫到中將名單之中。與此同時，他向有關領導再三申訴自己的想法。總幹部部部長羅榮桓、軍委副主席彭德懷，都不同意他把自己軍銜壓低的意見，但在他一再堅持下，最後說服了周恩來，終於使自己成為全軍首批１７５名中將中唯一的一名正兵團級的總部副職領導幹部，成為在榮譽麵前退讓的楷模。
徐立清首先是向總幹部部部長羅榮桓寫報告，要求低授軍銜。但是過了幾天，當他看到授予上將軍銜名單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時，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名字從上將名單中劃去，在中將的名單中添上了“徐立清”三個字。羅榮桓看了被徐立清改動的名單後，親自找他談話說：“這是中央軍委定的，正兵團級一般都授上將，你的名字怎麽能隨便劃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貢獻的，是夠資格的嘛。”羅榮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改寫到了上將名單中。
名單很快要提交到中央軍委討論了，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這時不少同誌都勸他說：“你是符合授上將軍銜的，這個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時也有一些同誌對他說：“你符合上將條件，非得要個中將，其他夠上將條件的同誌該怎麽想？”徐立清也陷入矛盾之中，一連幾天，都在苦苦思索著。
最後，徐立清給自己降低軍銜找出一個最能說服人的理由：“我是總幹部部的副部長嘛，是負責授銜工作的，與別人不一樣。”
徐立清再次給羅榮桓寫了一封信表示：我出身於一個貧苦家庭，從小給地主家放牛，是黨把我培養成一個革命軍人，可我與黨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績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將軍銜心裏很不安。論德、才、資、功，授個中將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榮耀了，再次懇求軍委和總部領導能批準我的要求。
羅榮桓在第二天接信後，和總幹部部的另外兩位副部長宋任窮、賴傳珠進行了商量。他們一致認為，徐立清新中國成立初期就任兵團政委，現在又任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在群眾中威信高，影響大，應該按規定授予他上將軍銜。爾後他們又把這個意見向彭德懷作了匯報。彭德懷同意總幹部部的意見，授予徐立清上將軍銜的計劃不作改變。
彭德懷還把徐立清叫到辦公室，請他當麵解釋不要上將軍銜的原因。徐立清對彭德懷談了自己的想法，他強調說：“我是主管授銜工作的，不能在上將的名額中和別人去爭。如果把別人減下去顯然不合適，把自己減下去比較符合實際，這也是我的心願，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彭德懷說：“立清，我已經和許光達同誌談了兩次話，他也向軍委寫了報告，要求由大將降為上將，我沒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將的事，我看還是商量一下再說，這個問題也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之後，彭德懷又兩次找徐立清談話。徐立清態度非常堅決，一再表示不要上將軍銜。彭德懷始終沒有答應他的請求。彭德懷在軍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提到這件事時說：“徐立清我了解，人很好，沒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毛澤東接著說：“不簡單哪，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思想和品格，古來如此！”
在授銜儀式舉行的前一天，周恩來專門打電話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麵談。周恩來說：“主席說許光達是一麵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我說你徐立清也是一麵鏡子，是難得的一位好同誌嘛。”說完，周恩來把攝影師叫來，在他的書房裏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銜慶祝酒會上，未被授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突然喊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來到劉少奇跟前，劉少奇說：“你是一名應該授上將而沒授上將軍銜的中將。”徐立清說：“您本該授元帥不是也沒要嘛，您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啊。”正在這時，彭德懷也來到徐立清麵前說：“你兩個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孔慶德表示“授予校官就不錯”
孔慶德是１９３０年入伍的老紅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擔任河南軍區副司令員、五十八軍軍長等正軍級職務，１９５２年被評定為正軍級別。１９５５年評銜開始後，中南軍區幹部部部長劉興元打電話，征求他對自己軍銜的評定有什麽想法。他毫不猶豫地表示：“一切相信組織，聽從組織的決定。”他說：“我作為戰爭年代的一名幸存者，能趕上授銜和授勳，已經是非常幸運、無上光榮了，無論授予我何種規格的軍銜和勳章，自己都會非常滿意、非常高興。”他進一步地強調：“評銜問題，我個人意見是服從上級，給個什麽算什麽，能授予校官就不錯，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事後，他誠懇地對同誌們說：“我當時說這些話，既不是過分自謙或自卑，也無戲言成分，是發自內心的感言。我想，許多像我一樣的戰爭幸存者，可能都會有與我相似的感慨。事關個人榮譽和切身利益，不可能沒想法，關鍵是你從什麽角度去想、怎麽想。我的確想了挺多。”
孔慶德“想”的是什麽呢？他說：“我生於山東曲阜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因家破人亡少年從軍，先入的是國民革命軍。在中共秘密黨員組織發動的‘六安兵變’中，隨部隊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投身革命後，從為個人報家仇，到為勞苦大眾求解放，思想不斷進步，信念更加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中鍛煉成長。經曆了兩過雪山三過草地的長征，經曆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特別是經曆了黨內‘肅反’，蒙冤落難卻又絕路逢生，經曆了槍林彈雨，數度受重傷然而大難未死。”
他說：“無數為革命捐軀的先烈們，包括指引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六安兵變’組織領導者，還有數不清的指戰員戰友們，他們或英勇戰死疆場，或慘遭誣陷殺害，沒能看到建立新中國的最後勝利，比起他們，自己太幸運了，應該知足，否則愧對先烈！”
孔慶德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高尚品格，不僅僅是表現在評銜上，而是曆來如此。他紅軍時期當過師長，改編為八路軍時當了營長，他說：“當時紅軍各級指揮員，幾乎人人官降三級，無條件地服從革命需要，沒有想不通的。戰爭年代幹部降級使用是常有的事，不用做什麽思想工作。相反，如果晉升了職務，倒可能需要做思想工作。因為首先想到的是肩負的擔子更重，責任更大了，擔心完成不好上級交給的任務，擔心帶不好部隊，擔心指揮不當造成部隊的損失等等。”他說，一個人隻要想到這些，自然就不會去計較、更不會去爭什麽軍銜的高低了。
少將讓銜：我們有什麽權利向黨爭名爭利呢
李逸民大度不爭銜
李逸民大革命時期入黨，１９２５年入黃埔軍校學習，參加過南昌起義。抗日戰爭時期，他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情報部第一局局長，西北公學副校長。１９５５年解放軍評軍銜時，他任公安部隊政治部副主任，被評為少將。許多戰友認為，按他的資曆，評少將太低了，感到不公平。李逸民卻說：“我評個少將已經不低了。我們多少同誌、多少戰友犧牲了，有的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今天有這樣優厚的待遇，功勞不見得比他們大，如果沒有他們流血犧牲，靠我個人是一事無成的。想想他們，我們有什麽權利向黨爭名爭利呢？”
白誌文說評個少將就應該知足了
白誌文是１９２９年參加湖北大冶暴動編入紅軍的，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擔任過師長，按規定的標準，他獲得了一級“八一勳章”，與元帥們獲得的“八一勳章”是一個級別，算得上是老資格了。當有消息說他的軍銜準備評定為少將時，有人就建議他以資曆老、是少數民族（滿族）為由去爭取一下。白誌文說：“有什麽好爭的？多少人連命都沒了，我們命大活下來了，評一個少將就應該知足了。想想我們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誌，犧牲時不到３０歲，我們現在應該知足吧。”
顏文斌說向組織要高銜張不開嘴
１９５５年授銜時，顏文斌任三十九軍副軍長，軍銜評定時因其任現職時間與規定的時間僅差十幾天不能授少將軍銜。組織上派人問他有什麽意見，他說：“沒有意見，服從組織安排。”有的同誌打抱不平說：“你是老紅軍，又經過長征，找一找，要求組織照顧一下，不然太吃虧了。”他說：“為了自己肩上芝麻綠豆大的星，伸手向組織要，是不光彩的。回想起長征過草地犧牲了的同誌們，我張不開嘴啊，難道我爬雪山，過草地，吃苦流血就為了這顆星？沒有意思。”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他愉快地接受了大校軍銜，１９６４年晉升為少將軍銜。他說：有了將軍的名號，不能隻想到光彩，而應該感到你多了一份對黨和人民的責任。
肖選進將軍鍾愛大校軍銜禮服
肖選進是１９３１年入伍的老紅軍，１９６４年晉升為少將軍銜。１９５５年授銜時，被授予大校軍銜，後來在大軍區副司令員的崗位上離職休養。幾十年後回顧起授銜經曆，他沒有對晚了９年才得到將軍軍銜而遺憾。一直到今天，他對大校軍銜禮服的鍾愛勝過將軍服，因為那是經曆了戰爭洗禮後榮獲的第一套解放軍軍銜禮服。他說：“我雙手接過熠熠生輝的大校軍銜時，禁不住心潮起伏，感慨難抑。想到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戰友，好多人倒在革命的征程中，沒有看到新中國誕生的這一天，不能和我們共享革命勝利的成功和喜悅。我雖曆經２２年戰火，先後７次負傷，幾度與死神擦肩而過……從萬人枯骨中存活了下來，與犧牲的戰友相比，是幸運的。從一個山村放牛娃，在黨和軍隊的培養教育下，成長為一名軍官，我對黨、對軍隊始終充滿感激之情，隻想著為黨、為軍隊、為人民多做工作，對名譽、對地位從不奢想。被授予了大校軍銜，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至高榮譽。”
肖選進曾說：“５０多年了，每逢陽春三月，我都會找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先洗淨雙手，再戴好潔白的手套，然後從一個專門的小箱子裏取出一套軍銜禮服，小心翼翼地展開晾曬。晾曬好了之後，又折疊得整整齊齊，放好樟腦球，套好保護袋，重新放回原處。”他說：“看著軍帽上那閃閃發光的‘八一’軍徽和肩章上那金黃色的絲線編織的底麵上的兩條紅杠杠與四顆晶亮奪目的銀星，６７年的軍旅生涯，像過電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重新閃現在眼前……我所珍藏的不僅僅是一套衣服，更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崇高榮譽，同時也是我一段永生難忘的記憶。”(劉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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