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民族精神與國家安全斷想

民族精神與國家安全斷想

2007年06月14日 人民網 金一南


　　什麽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可以說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曆史發展中形成的在心理、觀念、習俗、信仰、規範等方麵的群體意識、風貌和特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根基。什麽是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是對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所受威脅程度的界定。民族精神與國家安全，前者是對民族觀念意識的高度凝練，後者是對民族生存質量的基本評估，兩者屬於不同的範疇，但相互之間有著緊密聯係。

烈士墓·界碑·國徽

　　在黑龍江撫遠三角洲，一位邊防團長給我講了一件事：到烏蘇裏江對岸的哈巴羅夫斯克市訪問，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俄羅斯遠東最大城市的異國風情，而是在該市無名烈士墓旁，看見幼兒園老師領著一群孩子，老師給孩子們講故事，老師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團。

　　這位團長告訴我，那場景使他深受震動。的確，一個民族，從幼兒園的孩子開始就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淚，其未來之精神素養該是何等強大。蘇聯解體了，俄羅斯至今沒有完全走出低穀，但他們那些珍貴的東西並沒有丟失，仍然在構成他們的精神內核。幼兒園的孩子在無名烈士墓前流淚，新婚的夫婦連袂向無名烈士墓獻花，這樣的民族怎麽可能墮落，怎麽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這就是民族精神與國家安全。雖屬不同範疇，卻在國家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反複交匯。民族精神中的某些核心要素如愛國主義精神，甚至成為國家安全的基本精神支柱。

　　人們都知道，一個國家要有效維護自己的安全，必須建立一定規模的武裝力量，必須頒布一係列相關的國防法律法規，必須開展國防教育和在適齡青年中例行軍事訓練，等等。但僅僅這些還不夠，還必須關注那些製度建設和法律規範難以企及、不是今日投入明日就能產出從而取“立竿見影”效果的隱形要素。其中的核心，就是民族精神。

　　養育民族精神，關鍵不在孩子，而在成人。同樣可以設想：如果我們的成人除了個人痛苦或個人幸福便不再為其他事物動情流淚，怎麽期望孩子們能夠把奉獻與忠貞銘刻在心？如果民族崛起僅僅意味著物質發達而不包括精神凝聚與思想升華，這樣的崛起進程又能支撐多久？聯想到我們有的地方把《狼牙山五壯士》這樣的課文從小學正式課本刪去，聯想到曾有海外評論稱我們的留學生外語好、數學好、懂得美元英鎊，就是不太了解長城、黃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基本沒有看過《史記》、《資治通鑒》，這樣的設問並非杞人憂天。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精神支柱。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不僅需要有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物質生產等方麵形成的物質力量強大，還需要有思想獨立、精神養育、文化陶冶等方麵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強大，正如梁啟超所說：“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想象一個精神衰落的民族會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不能想象一個不能構成自己核心精神內核的民族會是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同是那位邊防團長，還告訴我一件事情。他指著黑龍江畔的3號界碑說：界碑上的國徽經常丟失。我奇怪地問：國徽怎麽會丟呢？他說：國徽是鉛做的，被人偷去賣錢了；發現國徽不見了，做一個再鑲嵌上去，幾天稍不注意，又丟了。

　　我當時覺得無言以對，後來覺得無地自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要有一些不能褻瀆的神聖之物，必須要有一些隻能供奉的精神圖騰。如果連國旗、國歌、國徽這些物化的民族精神象征都不能令我們產生敬畏，產生為維護其之純潔而英勇奮鬥的衝動，這樣的民族，還怎麽去麵對別人的威脅，怎麽去談自身的安全？

自尊·自信·自強

　　一個失去自尊的民族，能不能維護自己的安全？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在公園門口懸掛“華人與狗不許入內”告示的時代，在國民被稱為“東亞病夫”的時代，失去自尊的同時失去安全從而任人宰割的切膚之痛，今天也沒有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失。當大清王朝被迫簽訂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之時，一些官員不以割地賠款為恥，反以未讓列強使者走正門、而讓他們走了太監和傭人使用的偏門為樂，除了十足的“阿Q精神”之外，還談得上半點民族自尊、談得上以民族自尊維護民族安全嗎？

　　這反倒從另一個側麵揭示：民族自尊從來不是養尊處優中的自我欣賞、自我陶醉與自我炫耀，而往往是在民族命運經受大挫折、前進之途充滿大艱難、生命集合體麵臨大苦難時期的精神曆練與展示。對弱小民族來說，這種曆練和展示顯得尤為嚴酷。

　　公元70年，羅馬大軍攻占耶路撒冷，大肆殺戮，幸存的猶太男女逃到地勢險峻的馬薩達城堡堅守。該城堡有儲存的糧食和淡水，易守難攻。旋即而至的一萬五千羅馬軍隊，對堅守在裏麵的人們――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為967人――整整圍攻三年。公元73年4月15日馬薩達陷落前夕，猶太人決定集體自殺：“寧可為自由而死，不為奴隸而生。”他們抽簽選出十名勇士作為自殺執行者，隨後這十人再抽簽選出一人殺死其他九人。剩下最後一人的最後任務，是放火燒毀城堡然後自盡。第二天清晨，衝進城堡的羅馬人驚訝地發現沒有任何抵抗，麵對的是一座給養依然充足但沒有一個生命的死城。

　　馬薩達陷落之後，該民族的足跡從迦南之地消失，開始千年流離失所。他們以這樣悲壯的自尊，上演了自己命運中最艱難的一幕。人類曆史發展至今，多少個民族在被其他民族征服、奴役和驅逐後整體消失了，而猶太民族沒有。這個民族失去家園一千多年而不潰散，在經曆亞述屠殺、羅馬屠殺、希特勒屠殺之後，最終仍然能夠聚攏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以超強的民族自尊構成的強大精神底蘊，絕無此可能。這個民族的行為給什麽叫民族自尊下了一個不容置疑的定義：一個民族尊重自己，不向別人屈求的意識和習性。這種意識與習性完全不是崛起者和暴發戶的自我炫耀，完全不是失意者與落魄者的自我解脫，而是在最黑暗時刻和最低穀境遇中對自己命運的執著與堅守。如中國古代大思想家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就是民族自尊。有了民族自尊，才有民族自信，才有民族凝聚力，才有繁衍不息的民族生命力，才能最終實現民族自強。1935年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種自尊和自信不僅僅是語言，更是行動。新中國剛剛成立，朝鮮半島戰火燒到邊境，中國人民誌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在抗美援朝中打出了新中國的自尊。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人一直把中國人的愛好和平看作是軟弱可欺，任怎麽聲明也無法扭轉這一印象，朝鮮戰爭之後不用了。當毛澤東說“中國人民有這麽一條，和平是讚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幹”的時候，已經沒有人懷疑新中國捍衛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的決心了。民族自尊這時候才像一麵旗幟那樣高高飄揚起來，成為捍衛國家安全的精神長城。

　　在耶路撒冷東南數十公裏處，就是那座拔地而起、被兩千年歲月風化的馬薩達城堡。今天的遊客可以坐纜車上去，以色列學生則被要求沿古棧道一步步往上爬，然後像我們中國人說“不到長城非好漢”那樣說一句：我登上了馬薩達。以色列軍隊新兵入伍的第一課也是行軍到這裏憑吊，然後莊重默念出他們那段著名誓言：馬薩達再也不會陷落。

　　猶太民族尋到了自己的精神城堡，並以它作為捍衛安全的精神柱石。不乏輝煌也不乏苦難、進入偉大複興曆史進程的中華民族，可借以為鑒。

·壁立千仞

　　民族精神與國家安全從來不是靜態恒定之物，從來是在動態中不斷變化演進的。對我們中華民族來說，這一變化演進過程更加特殊：――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餘年中國國家安全的追求可用“救亡”二字概括；“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召喚了多少仁人誌士為此拋頭顱灑熱血，赴湯蹈火；直至五星紅旗高高升起，這一使命才算告一段落。――從1951年開始著手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到2050年實現國家發展戰略“三步走”第三步目標、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第二個100年中國國家安全的追求可用“發展”二字概括――“落後要挨打”，“發展才是硬道理”再次使無數中華兒女前仆後繼、奮鬥不止；今天仍然是我們尚須長期奮鬥的目標和使命。中華民族的精神在這百年沉淪、百年複興、跌蕩起伏曆史進程中，經曆著前所未有的陶冶和磨練。

　　有人說毛澤東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鄧小平使中國人民富起來了。其實站起來與富起來本是緊密相聯之物。不富起來，又如何能夠真正站起來？如果說站起來是救亡的基本追求的話，那麽富起來就是發展的必然結果。一百多年來，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當先進的中國人不辭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時候，中華民族精神也被注入了一種的博大與包容。中國曆史上從未像近代現代這樣，全世界各種思想、各種主義在這裏交匯、實踐、接受檢驗。孫中山說，聯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在這一過程中，世界求解放、求發展的思想，在中國獲得廣泛的運用天地。如果不是如此，縱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會自然而然進入中國並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指導思想。這種狀況，與有些人一提民族精神就以為狹隘、以為排斥、以為唯我獨尊截然相反。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更是如此。如果我們不走出去、請進來，博采眾長，廣泛利用國際資源、資金、技術和管理，廣泛吸收其它民族創造的積極成果，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建設與發展成就。

　　近代以來的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任何脫離世界潮流的封閉、停滯、墨守成規，隻能導致落後，而落後必然要喪失安全、最終喪失生存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僅表現一個民族的胸懷，更展現一個民族的視野。當然，僅有的學習借鑒與包容，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優勢”仍然不會柳暗花明一般自然實現。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時代民族精神被注入的全新活力，就是她具有的“壁立千仞”作用――堅定地發展民族支柱產業，堅決地自主研發核心技術，堅持不懈地掌握技術專利，像當年研發“兩彈一星”那樣使中華民族能夠壁立千仞。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麵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麵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間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偉人已經遠去，後人必須加緊努力。完成這一使命既是中國社會進步的內在需要，又具有世界發展大潮進逼下的時代緊迫性；既是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緊迫要求，又是應對國際競爭、確保中華民族在新世紀立於不敗之地的戰略抉擇，更是一個民族自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並在此過程中，鑄造新世紀中華民族之魂。我們麵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麵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在這兩個“前所未有”前麵，能不能開拓新的精神流向，能不能建立新的精神家園，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養育並堅守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對保證國家安全、發展從而真正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至關重要。

　　屈原在其名篇《離騷》中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民族精神的養育也是這樣。精華之物，必須采集天地間精華才能陪護。我每每被天安門前不論風雨都如湧如潮觀看升旗儀式的人群深深感動，被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立正敬禮的花兒一樣的少先隊員深深感動，被步履蹣跚、卻向迎風飄揚的國旗脫帽鞠躬的白發蒼蒼的老者深深感動。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就是在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養育中，鏗鏘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