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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7 04:08:53) 下一個
吳佩孚之死:踩爛日本炮製的講稿作出最後宣言

2007年10月26日 河北新聞網

  
吳佩孚曾經是國內的風雲人物,並上過時代周刊封麵


大軍閥吳佩孚曾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爾後又阻撓北伐。然而,就是這個對人民犯過罪的人物,晚年卻留下了一段頗為特殊的經曆。

屠殺工人全國唾罵

北洋軍閥首領吳佩孚,山東蓬萊人,本是一介書生,22歲考上秀才,由於吳佩孚會寫詩、繪畫,字也寫得好,因此有“儒將”之譽,他也常以此自得。

可是這位“儒將”卻缺乏儒家的“仁”道精神,為了實現個人野心,不惜“龍泉劍斬血汪洋”,對芸芸眾生的生命毫不憐惜。1921年與湘軍打仗時吳佩孚竟下令掘開簰州的長江大堤,致使許多無辜百姓葬身魚腹:他排斥異己,到處調兵遣將,挑起軍閥混戰;他敵視南方革命政權,叫囂“先撲滅北方之赤化,然後撲滅廣東之赤化”,企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二七”慘案的發生,更暴露了吳佩孚的心狠手辣。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工人代表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遭到吳佩孚的武力阻撓。總工會由鄭州遷往漢口江岸辦公。為反抗軍閥暴行,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全線罷工,客、貨、軍車一律停駛,長達1000餘公裏的京漢鐵路陷於癱瘓。武漢各工人團代表和江岸工人1萬餘人舉行遊行示威。罷工開始後,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即密謀鎮壓。此時的吳佩孚已經掌握了北京政權,其勢力擴展到中國北部的大部分地區,開始了武力統一中國的行動,京漢路的收入是吳佩孚軍費的重要來源之一,因而京漢鐵路工人的鬥爭直接威脅著他的利益。同時,京漢鐵路又是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動脈,京漢鐵路工人運動的高漲,必然影響他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們也操縱軍閥代表吳佩孚開始向工人進攻。1923年2月7日,從南到北的京漢鐵路線上,槍彈呼嘯,鮮血飛濺,3萬多名京漢鐵路工人,為了爭人權、爭自由,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著不屈不撓的鬥爭。吳佩孚命令其部下蕭耀南等派軍隊包圍總工會,殘酷鎮壓,血腥屠殺罷工工人,開槍打死工人50餘人,打傷300多人,被捕入獄60餘人,開除1000餘人,工人家屬也遭到洗劫,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等先後慘遭殺害,製造了曆史上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為自己的曆史寫下了最黑的一頁。


吳佩孚作為直係軍閥的首腦,曾有過不光彩的曆史


兵敗流亡蜇居北京

曾授“孚威將軍”銜的吳佩孚雖然精明、狠辣、戰績顯赫,卻因逆時代潮流而動,終於一敗塗地,到處流亡,最後輾轉流落北京。

1926年8月,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他糾集主力扼守湖北鹹寧的汀泗橋並上陣督戰,親手槍殺了幾名後退的官兵,但仍然抵擋不住革命的洪流。兩個月後北伐軍攻克武昌,吳佩孚大勢已去,可是他並沒有像其他下台的軍閥政客那樣,腰纏萬貫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尋求外國人保護,而是在國內輾轉流亡。

1927年,吳佩孚率殘部投奔四川軍閥楊森、劉存厚,打著“孚威將軍”旗號企圖東山再起;5月27日,他率衛隊逃往四川經河南鄧縣構林關時,受到當地頭麵人物的熱情款待。麵對滿桌酒肉,他卻說:“免了吧,戰火連綿,百姓不得溫飽,我們還要這麽多菜幹什麽?”隻留下四個小菜,其餘全叫人撤下。他定於第二天清早開拔,可是地方紳士紛紛前來求字求詩,他“雅興”大發,欣然應允,當即撰寫了多首詩作和對聯。在贈給鄉紳楊星如的詩中,有“天落淚時人落淚,哭聲高處歌聲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爾曹”之句,令人刮目相看。舞文弄墨的“雅興”救了他一命。當天上午,其先頭部隊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狽不堪,連秘書長張煌言也被亂槍擊斃了,他卻因推遲出發而安然無恙。

1932年1月,吳佩孚到達北平,從此蟄居東城什錦花園,虔念彌陀。

借演講揭日寇陰謀

若沒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壇上已經銷聲匿跡的吳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裏頤養天年的。可是,盧溝橋事變的槍聲打斷了他的殘夢。

像所有的異族統治者一樣,日寇急於在占領區建立從屬於自己的傀儡政權。1938年6月,日本帝國主義為擺脫侵華困境,策動在中國成立政府,實行“以華製華”。日本人看好了兩個一直與蔣介石有宿怨的中國人,一個是當朝二號人物汪精衛,另一個便是曾統兵百萬的“在北洋軍閥中,比較還像一個人”的吳佩孚。他們一方麵拉攏汪精衛,一方麵拚命引誘原北洋政府頭麵人物吳佩孚。

第一位說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貞,他受命進入北平,邀見吳佩孚,請吳出山擔負“興亞”大任。吳佩孚沒有答應。隨後日方又派更厲害的號稱“東方勞倫斯”的中國通、日本著名特務頭子土肥原,決心要把吳佩孚拉下水。土肥原親自出馬,三次登門拉攏吳佩孚,都被吳佩孚用巧妙的語言擋開了。


在天津作寓公的吳佩孚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見麵就哀求說:“請玉帥出來,救救我們日本。”吳佩孚哈哈大笑,說:“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歡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開門見山地說:“請玉帥出來,調停中日和平。”吳佩孚順勢說:“好哇!請貴國天皇和我國蔣總司令雙方來電,請我出麵調停。當然可以。”這無疑是出了個難題,土肥原無以應對。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為誘餌,勸說吳佩孚出山維持中日民族關係,並保證恢複吳往日的權勢。土肥原說:“請玉帥出山,擔任原職,維持中日民族問題。”吳佩孚搖搖頭苦笑說:“現在根本談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請貴國人等一概退出中國,包括東北在內,可以嗎?”

土肥原見有商量的餘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請您出麵,開個中外記者招待會,如何?”吳佩孚聽後欣然點頭同意。沒多久,日本及淪陷區的報刊大量報道吳佩孚要召開記者招待會的信息:土肥原還派人為吳佩孚準備好了記者招待會的“講稿”,並命令翻譯不論吳佩孚是否按照講稿說,都要按講稿逐句進行翻譯。

1939年3月30日,百餘名中外記者擁向什錦花園。花園內戒備森嚴,進場的記者每位都發有一份中英日三種文字的“講稿”。吳佩孚尚未開口,中外記者們已經讀到了打印好的《吳氏對時局的意見》。一身中國紳士裝束的吳佩孚在眾人的簇擁下進入會場,並客氣地向記者先鞠了一躬,然後僅瞥了一眼案前的“講稿”,就開始作即席講演。開場的講話土肥原十分滿意,可吳佩孚講著講著突然話鋒一轉,一字一句地說:“惟‘平’乃能‘和’,‘和’必基於‘平’。本人認為,中日和平,惟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自華北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之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國民政府)為全麵議和交涉對手。”怕在場的日本人聽不懂。吳佩孚又厲聲令秘書“斷乎不容更改”地將自己最後的“政治宣言”翻譯成日語。會場的中外記者紛紛疾筆如飛地記下了吳佩孚最真實的講話。隨後吳佩孚把土肥原事先準備的“講稿”從案前拿起來,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腳下。土肥原氣得渾身發抖,臉色蠟黃。吳佩孚巧妙地用記者招待會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語,粉碎了日本人的陰謀。


吳佩孚書法


不懼威逼慘遭刺殺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錦花園駛進了幾輛小汽車,從車上下來幾個身穿便裝的日本人,領頭的是吳佩孚的老朋友岡野增次郎。此人過去擔任過吳佩孚的顧問,跟在他身後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將。川本對吳佩孚大加讚賞,並提出要拜吳為師的懇求,還以孝敬師母為名送給吳佩孚夫人一大筆錢。其實這是川本對吳實施的所謂“聯絡感情式”的拉攏方式。當時汪精衛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吳主軍”的方略,所以繼續對吳佩孚實施誘降。這次吳佩孚著急了,他連夜差人把錢退還了川本。

川本見此計失算,就又打起吳佩孚身邊人的主意,但最終也沒有結果。最後川本親自出馬勸老師出山,吳佩孚卻說:“如欲和平,必須全麵撤兵!”川本苦求說:“老師應該體諒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將軍因您拒絕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運又將落在弟子頭上,如果老師執意拒絕,弟子隻有剖腹自殺,以謝天皇。”吳佩孚卻說:“承你錯愛,拜吾為師,卻不見你讀經問義,你我之間不過空有一層師生關係罷了。又何必以師徒之虛名相逼?”然後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話:“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國不可以敵眾,弱國不可以敵強。中國國大、人多,日本終必失敗,這就是我對中日戰爭最後的看法。”川本氣得隻說了一句話:“大帥會後悔的!”後來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吳的家裏,吳佩孚就請他們看一樣東西,原來是一具黑漆棺材,吳佩孚已經在上麵刻上了自己的名字,隻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誘威逼均告失敗。

1939年底的一天。吳佩孚在吃餃子時,肉餡中的一根骨渣插進了牙縫,幾天後便腫了起來,疼得吳佩孚捂著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點鍾,川本和日軍醫處長石田,以及吳的朋友齊燮元、符定一等人驅車來到什錦花園,當時還有一隊日本憲兵,他們拒絕任何人進入什錦花園。

吳佩孚看到川本時,表情非常憤怒。就在這時;石田拉開皮包掏出鉗子、鋼條等。然後用力撬開吳的嘴望了一下說:“要動手術把膿放出來。”吳夫人及其仆人極力阻攔也沒有結果,無奈吳夫人隻好抱著吳的頭,其子抱著腳,石田掏出一把狹長銳利的手術刀。這時,吳的五姑爺張瑞豐見狀大喝道:“慢著!”川本氣勢洶洶地走過來問:“什麽事?”張怒目問道:“為什麽不打麻藥?”一句話提醒了吳的妻子,她也大聲抗議:“既然開刀,為什麽不打麻藥?”石田苦笑著在皮包內翻了半天,才找出針劑,並給吳注射了一支,然後又撬開吳的牙齒。當時張瑞豐親眼看到,石田那把狹長鋒利的手術刀並沒有指向脹腫的牙齦,而是刺向了吳的喉嚨。隻聽吳“啊”地一聲慘叫,鮮血從口裏噴射出來。頃刻間,鮮血汩汩地向外流,吳佩孚怒視川本一眼,最後氣絕身亡。此時是1939年12月4日午後3時45分。(摘自《黨史文苑》廖述江/文)


北伐軍攻克武漢,使吳佩孚的勢力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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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者”吳佩孚:《時代》封麵第一位中國人

“中國最強者”亮相

一個中國軍閥的肖像,出現在1924年9月8日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麵上。照片下麵有兩行說明: 

“GENERAL WU ”(吳將軍)

“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國最強者)

“吳將軍”就是吳佩孚。照片拍得很藝術,光頭吳佩孚身著戎裝,臉微微朝左,兩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躊躇滿誌、胸有成竹。“將軍”在這裏譯為“大帥”更為妥貼。因為,當時人們更習慣於稱吳佩孚為“吳大帥”,與他對立的奉係軍閥張作霖則被稱作“張大帥”。

其時,吳佩孚作為一代梟雄,威名正處於巔峰。他所控製的直係勢力,北至山海關,南到上海,影響著大半個中國。1924年9月8日這一期《時代》出版時,在中國南方的上海,直係軍閥與皖係軍閥為爭奪對這座城市的控製權,正在展開激戰;在中國北方,直係軍閥與奉係軍閥為取得對北方的控製權,第二次直奉大戰一觸即發。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大戰中,吳佩孚率領直係軍隊大獲全勝,奉係軍隊撤回關外。此次吳佩孚再度坐鎮北京,調遣25萬大軍與奉係交鋒。即便遠在美國,《時代》也很清楚吳佩孚作為直係軍隊統帥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一個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舉足輕重的強者。

正是在此背景下,世界關注著中國,也關注著吳佩孚。“吳大帥”就這樣成了《時代》封麵上的第一個中國人。

巧合的是,吳佩孚和《時代》周刊的創辦者盧斯,居然都出生在中國山東的登州(今蓬萊)。吳佩孚生於1874年,24年後,盧斯也降臨人世。

1896年,吳佩孚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離開家鄉前往北京,投筆從戎,開始闖蕩天下。盧斯的父母則在吳佩孚離開登州的這一年來到登州,幾個月後的1898年4月生下了盧斯。吳佩孚雖不可能與盧斯父母見過麵,但他對登州城裏的傳教士們應該是熟悉的。甚至有這樣的說法:吳佩孚曾在長老會傳教士麥考文創辦的學校――文會館就讀過,但隻是肄業(見《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詞典》)。在吳佩孚離開登州後,盧斯的父母前來掌管的恰恰就是文會館。

尚不得知,盧斯1912年與父母一起離開中國時,是否聽說過“吳佩孚”這個名字。此時的吳佩孚還隻是軍閥曹錕部下的炮兵團團長,沒有太大的名聲。不過,12年後的1924年,情況就大大不同了。盡管此時盧斯有可能已經知道吳佩孚是登州人,但《時代》選定他為封麵人物,顯然不是為此。 曾被認為“有可能統一中國”

自袁世凱1916年去世之後開始的北洋軍閥時代,一個又一個風雲人物跑馬燈似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黎元洪、孫中山、張勳、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張作霖、吳佩孚……但到了20年代初,真正引人關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過於吳佩孚。

上海英文雜誌《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美國人約翰·鮑威爾(John Powell ),曾多次采訪過吳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吳佩孚頗有才幹。他甚至認為,與其他軍閥相比,吳佩孚更有可能統一中國。他寫道:

從1922年到1928年,蔣委員長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國的軍閥混戰時期。在這一混亂階段,吳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統一中國,在許多方麵,他都是一個能幹而有個性的人物。吳總是讓拜訪他的外國人大吃一驚,因為他的麵貌,很不同於一般的華北人,有一嘴短短的紅胡子,長臉高額,鼻相很好。比起別的軍閥,他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過功名的前清秀才。(《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88頁)  看重吳佩孚的能力與實力的,不隻鮑威爾一個人。在1922年,更為重視他的則是來自蘇聯的特使――越飛。

1922年8月,越飛來到中國,在前往廣州與孫中山見麵之前,曾率先與吳佩孚接觸,試圖與之合作。顯然,蘇聯需要支持一個與他們合作的中國勢力,進而控製中國,以便與日本對抗。1922年8月19日,越飛致函吳佩孚,滿紙溢美:“我們都懷著特別關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視著您,您善於將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政治家的老練果敢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的智慧集於一身。”越飛的軍事顧問、蘇聯總參謀部學院院長格克爾將軍自洛陽吳佩孚總部返回北京後,越飛立即給蘇聯國內拍發絕密電報,送呈斯大林稟報情況:“(格克爾)從吳佩孚那裏回來了,說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要好……”

這便是20世紀20年代初期聲名赫赫的吳大帥在世人眼中的分量。

1924年,吳佩孚正好50歲。是年4月,數千賓客雲集他在河南洛陽的大本營為他祝壽,其聲名之顯赫達到高潮。康有為也親往祝壽,並以壽聯相贈:“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雖有溢美之處,但也頗為形象地概括了吳大帥這一年在中國重要的、他人難以取代的位置。


吳佩孚在書法繪畫上較高造詣,留下不少傳世作品


素有“儒將”之稱

對第一次出現的中國封麵人物,《時代》沒有太多介紹,但僅僅下麵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吳佩孚的特點:

他是中國最能幹的軍事家。他統治著除滿洲之外的整個中國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魯豫巡閱使,北京屬於他的管轄省份。盡管他讚成民主製,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統一中國。這一政策,使他與滿洲的督軍,以及南方的孫逸仙發生矛盾。北京局勢有一個特殊情況,現任總統曹錕曾是吳大帥的敵人,在曹錕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時,吳大帥沒有反對,據說他被“買通”了。他不僅僅是一位軍事天才,還精通文化、科學和文學。他學習很刻苦,近來開始學習英語,聘請了一位家庭教師。他隻給教師一個小時的授課時間:早上4點30分到5點30分。他還以“說話柔和、手段強硬”而著稱。(注:引文譯自1924年9月8日《時代》。本係列《時代》譯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譯,不再另行說明。)

《時代》說“現任總統曹錕曾是吳大帥的敵人”,有誤。吳佩孚作為曹錕的副手,雖然有時也被說成直係中與曹錕相對的一派,但卻非“敵人”。更多的時候,他被視為曹錕的親信,也頗為尊重曹錕。《時代》的介紹頗為有趣。吳大帥被冠以“軍事天才”,不僅“精通文化、科學和文學”,還具有開放意識,人到50,居然還在清晨學習英語,令人刮目相看。以這種方式介紹一位中國的軍閥,顯然很符合美國讀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吳佩孚,素有“儒將”之稱。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5年在漢口曾采訪過吳佩孚。在談話中,吳佩孚引用孔子的話來說明外國對中國的影響既好又壞。他還告訴斯特朗,他盼望日後能退隱寺廟去過反躬自省的生活,並在扇子上題寫一首詩相贈。吳佩孚的詩寫的是什麽,斯特朗沒有告訴我們。不管是故意做秀,還是自幼形成的讀書人習慣,吳大帥在外人麵前樂於引經據典,不時揮毫賦詩,顯露幾分儒雅。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這一點使他迥然有別於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粗野的軍閥,更能獲得世人特別是外國人的好感。

南方孫中山,東北張作霖,都是此時中國叱吒風雲的強者。在北京,還有民國總統曹錕——吳佩孚的老上司。但很奇怪,《時代》沒有選擇他們作為封麵人物。本期《時代》也談到了張作霖。稱他是“一位虔誠的帝國擁護者,即擁護君主製的人”。《時代》還介紹說:“滿洲大約有得克薩斯和科羅拉多兩個州這麽大,在中國北方有如此大的地盤,使張大帥這位軍閥無人能取代。”但是盡管這位張大帥“思維敏捷,權力巨大”,“卻非吳大帥的對手,曾慘敗於吳”。奇怪的是,刊物沒有刊登張大帥的照片,卻選登了一幅年輕的張學良的照片,照片說明為:

“MARSHAL CHANG” (張元帥)

“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 (他的頭銜不再是閑職)

“張元帥”就是張少帥。看得出來,《時代》此時已經開始注意到張學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東三省空軍司令兼“飛鵬隊”隊長;4月,出任陸軍第27師師長;而到了即將爆發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張學良更是一躍而為“鎮威軍”第三軍軍長,率領奉軍主力與吳佩孚對陣。

不過,在第二次直奉大戰即將開始之際,更多的人還是有理由相信,吳大帥獲勝的曆史將重演。“吳將軍,中國的最強者”——《時代》在封麵上引用這幾個字時,反映出的正是這一判斷。吳大帥鎮定自若的神態,仿佛透露出這樣的信息:一個具有儒將風度的最強者,有可能決定中國未來的政局。

然而,現實很快將證明,這隻是假想。


曾被笑為“賄選總統”的曹錕,晚年卻也堅決不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氣節


從聲名的巔峰跌落

誰能想到,在《時代》封麵上出現還不到一個月,被稱作“中國最強者”的吳大帥,就從聲名的巔峰跌落了下來。

給他致命一擊的是他的部下,直係的另一個著名軍閥馮玉祥。直奉大戰開始後,直係軍隊王懷慶指揮的第二軍潰不成軍。1923年10月12日,吳佩孚親往山海關督戰,也未能挽回敗局,隻得退守秦皇島,急調後援兵力前來。就在此時,他的第三軍司令馮玉祥,暗中與奉係結成同盟,從前線奔回北京發動兵變,將曹錕囚禁,吳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殘兵乘船逃離,風雲一時的直係自此轉入頹勢。

在馮玉祥看來,自信、自傲的吳佩孚,自調兵遣將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敗的禍根,而非他的反戈一擊。在20世紀4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中,馮玉祥講述了一段吳佩孚在北京“討逆軍”總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麵都是玻璃窗,電燈明如白晝,廳中置一長條桌,挨挨擠擠,坐滿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許久,才聽到有人大聲地報告道:“總司令出來啦!”嚷著,吳佩孚已經搖搖擺擺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麵穿著一條白色褲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綢子的夾襖,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著,紐子也不扣,嘴裏吸著一根紙煙。他走到座上,即盤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條桌,那種坐法,宛似一位懶散的鄉下大姑娘,於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間,電燈忽然滅了,半晌才複亮,王懷慶(直軍第二軍司令)和我坐在一處, 附在我耳朵根低聲笑道:“不吉!不吉!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這樣重大的事,辦得如此輕率兒戲,吳之魯莽滅裂,往往似此!

(《我的生活》,第399頁)

馮玉祥的描寫是否真實已無法求證,但卻為我們勾畫了民國史上如同小說演義一般的傳奇一幕。更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現場預感竟成了現實。

一代梟雄吳佩孚的命運,在他乘船逃遁時就徹底改變了。他的虎視天下已是明日黃花。

兩年後,在北伐軍逼近武漢之時,也就是在1926年與1927年之交的那個冬天,鮑威爾最後一次采訪吳佩孚:

這大概也是他最後一次接見外國記者。他時任“討賊聯軍”總司令,總部設在漢口。盡管他的頭銜大得嚇人,其實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實上,他是北軍抵抗從廣東開來的國民革命軍的最後一道防線。吳把他的總部設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國庭院裏,我就在那裏見到了他,並共進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顯得精神沮喪,情緒低落。由於部隊受到先於北伐軍出發的受俄國訓練的宣傳隊的影響,士氣盡喪,河南一戰已是潰不成軍。共產黨人也竭盡全力為擊敗吳佩孚而工作……以圖不戰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戰役後,孤注一擲的吳佩孚徹底失敗,全線潰退。(《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88-89頁)

吳大帥再次在外國記者麵前表現出他的“儒將”姿態。他們一邊吃早餐,一邊交談。吳佩孚手裏拿著一本已翻得破舊的線裝書,談話過程中還不時看一看。

鮑威爾感到好奇,問他這是什麽書?吳佩孚笑答:“《吳越春秋》。”然後補充說:“那個時候沒有機關槍,也沒有飛機。”

吳佩孚一再向鮑威爾強調,他隻是個軍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軍閥,永遠隻能是梟雄。 (環球人物 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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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嚐試邀曾任總統的徐世昌出任華北政府職務,但徐世昌拒絕參加日軍組建的華北傀儡政府。最終,徐世昌病重之際仍不肯進日本人的醫院,於1939年去世。


段祺瑞曾經被公認為親日派,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特務土肥原等企圖拉他出山,組織一個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立的完全效忠於日本人的傀儡政權。但在日本人把侵略戰火燒進國門後,段祺瑞嚴詞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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