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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美軍的傷亡觀

2005年06月13日 中華網 作者：方鑫
　　


　　傷亡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戰爭現象，隻要有戰爭，傷亡就不可避免。然而在有政治頭腦的軍事家心目中，“兵不血刃”始終是一個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當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場局部戰爭落下帷幕時，人們發現，美軍距離“零傷亡”的神話已經相當接近了。

　　談到“零傷亡”，就不能不談及美軍作戰指導思想中的“傷亡觀”。

　　所謂傷亡觀，是指人們對於戰爭中傷亡問題的看法。美軍曆來對戰爭中的傷亡問題格外敏感與關注。縱覽美軍各個年代、各種版本的作戰條令、作戰綱要等出版物，“以最小的傷亡代價取得勝利”的字樣頻繁出現。這主要是歸因於植根人本主義傳統的美國文化，其突出特征就是對生命的極度珍視。無論是在武器裝備的推陳出新抑或作戰理論的發展探索中，美軍都比較多地顧及到“如何減少傷亡”的問題。

　　美軍的傷亡觀體現出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反映出“生命重於鋼鐵”的價值觀念。因此，拋開這種傷亡觀的政治依附，應該看到它在人文方麵所蘊含的“合理內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入探討美國人的傷亡觀，對於從戰爭文化角度了解美軍、有所借鑒是不無裨益的。
　　


　　美軍傷亡觀的發展脈絡

　　列寧曾經提醒我們，看問題“要看某種現象在曆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美軍傷亡現的形成與發展與其戰爭實踐息息相關。從1775年爆發反對英國統治者的獨立戰爭到21世紀初的200多年裏，美國發動和參加的戰爭主要有30餘次。在不同時期，受軍事戰略、戰爭目的、領導人觀念以及民眾承受能力的影響，美軍對傷亡問題的認識不盡相同、不斷發展。美軍傷亡觀的形成大致可分為4個時期：

　　初始期 獨立戰爭至南北戰爭時期(1775～1865)。主要經曆了獨立戰爭、第二次美英戰爭、美墨戰爭和南北戰爭。這時期，美軍的軍事戰略主要是以華盛頓的消耗戰略和格蘭特的殲滅戰略為代表，軍事將領大多接受拿破侖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思想；戰爭主要是圍繞著爭取國家獨立和奪取統治地位的目的進行。因此，人們對傷亡往往表現出較高的承受能力。譬如，盡管在南北戰爭時期雙方傷亡總數達109萬，幾乎占美國當時總人口的2.8％，成為美國戰爭史上代價最高昂，傷亡最大的一次戰爭，但是由於民眾為民主、自由而參戰的熱情空前高漲，對高傷亡率采取了理解和接受的態度。

　　變化期 南北戰爭結束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1866～1945)。主要經曆了1898年的美西戰爭，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這一時期，馬漢的海權論與米切爾的製空權理論在美國問世，使美國的軍事戰略思維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也正是對世界大戰中血腥場麵的厭惡，促使了米切爾對使用空中力量的思考。在這個階段，作戰目的開始由殲滅敵人為主轉向瓦解敵方意誌和士氣為主，並通過縱深打擊敵人後方等措施來實現。美軍對傷亡的承受能力在相對減弱，如《美國陸軍史》就寫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10％的傷亡率就難以接受”。這裏說的傷亡率是指傷亡人數占參戰人數之比。美軍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傷亡數與當時的美國人口相比，分別為0.5％和0.2％，較南北戰爭時期的傷亡率有明顯降低。所以，這種“難以接受”說明了美國人對傷亡的承受能力在明顯減弱，標誌著美軍開始對傷亡有一些新的看法。

　　轉折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80年代末(1946～1990)。這段時期美軍遭受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慘敗。二戰後，美國進入了戰後經濟建設的發展時期，由於對於資源可能麵臨匱乏的危機感，美國也同步進入了向全世界擴張的階段。戰略擴張的後果是使美國政府深陷戰爭泥潭不能自拔。朝鮮戰爭持續3年，美軍投人兵力達120萬，傷亡39萬；美軍在越南又重蹈覆轍，戰爭持續14年，動用兵力55萬，死亡人數進5.8萬。戰爭創傷在美國民眾中產生了深遠的、難以磨滅的影響，激發起持久的反戰浪潮。民眾對戰爭傷亡產生了極大的厭惡感和痛恨感，對傷亡數字變得異常敏感。這個時期，美國人對傷亡的承受力急劇下降，美軍的傷亡觀也發生了重要轉折。

　　確立期 即80年代末至今(1991～)。這一時期主要經曆了海灣戰爭及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戰爭形態顯現出高技術特征。在打擊手段日趨精確化的局部戰爭中，美軍不僅實現了以較少人員傷亡代價達成作戰目的的目標，同時也確立了以追求“少傷亡”和“零傷亡”為目標的新傷亡觀。特別是科索沃戰爭，在盟軍對南聯盟78天的晝夜作戰和超過3.8萬架次飛行任務中，無一人死亡，以“零傷亡”打了一場完美戰爭。相應地，美軍對傷亡的承受能力也降至最低點，傷亡問題成為製約美軍作戰指導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

　　美軍傷亡觀的三個基點

　　美軍傷亡現是美國社會意識形態在戰爭領域的反映，不僅是一種戰爭發展觀，也是一種戰爭效益觀和戰爭文化觀。

　　戰爭發展觀反映出對戰爭規律和趨勢的認識

　　傷亡觀是戰爭實踐的產物，是對戰爭規律和趨勢的理性認識。作為代表人物，美軍退役上校特雷弗.N.迪普伊研究了16世紀以來戰爭中的傷亡數據，並從中發現了傷亡率的變化規律，即戰場上的傷亡隨時代的發展而下降。他給出了“戰場傷亡率變化趨勢圖”，表明過去4個世紀傷亡率從總體上呈下降趨勢。
　　


　　從圖中可以看出，在整個17、18世紀，勝敗雙方的傷亡率是下降的，唯有兩處出現反彈：一處是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時期、一處是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傷亡率明顯增長的原因，前者是由於大兵團作戰和野戰炮兵的運用，後者則是由於圓錐形子彈的采用。統計數據表明，從越戰結束到海灣戰爭，美軍共進行了8次小規模的軍事行動，傷亡總數不足1200人。最能證明這一發展趨勢的要數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軍進行的幾次局部戰爭。海灣戰爭中美軍的陣亡率僅為0.016％，而科索沃戰爭中美軍實現了“零死亡”，變化曲線降至貼近橫軸的最低點。

　　其實，在美國人的觀念中並不懷疑戰爭的暴烈與殘酷，但他們認為這並不一定要定格於對生命的殺戮。正如美陸軍軍事學院院長斯格爾斯在《國際軍事》上撰文所述，“戰爭是樁死人的事情，然而戰爭的目的並不是一定要消滅多少敵人……不管火力係統多麽有效和精確，勝利很少是用殺死對方的人數來衡量的”。這種傷亡觀所體現出來的戰爭發展觀，正在逐步被戰爭指導者接受。
　　


　　戰爭效益觀：反映出對作戰利益與代價的權衡

　　在美國軍事思想中常常流露出實用主義哲學的痕跡、表現出功利主義的色彩。在利弊得失的權衡上，效益觀念作為蘊藏在美國人意識深層的理念，根深蒂固地左右著政府和軍方的決策。

　　傷亡觀是一種以傷亡為對象的特殊認識現象，本質上是對傷亡意義即傷亡價值的評估。一方麵，它以傷亡的價值而不是傷亡本身作為認識對象；另一方麵，它回答的不是傷亡的狀況，而是傷亡“是否應該”、“是否值得”。因此，從本質上講，美軍的傷亡觀是對傷亡意義的理解與認識，體現了一種效益觀念，在美國人看來，傷亡作為作戰代價的一部分，是利益和代價“天平”上的重要籌碼。“殲敵5萬、自損3萬”是劃不來的，一戰即勝並傷亡最小才最為理想。

　　美國人篤信“國家利益至上”，認為美國的安全疆界超越美國的國界；哪裏有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的安全疆界就延伸到哪裏；而利益一旦受到威脅，就“應該”使用武力。但是在如何使用武力上，美國政府與軍方、兩黨之間、各派之間，往往會反複糾纏於利弊的權衡與得失的比較。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參與和擴展安全戰略報告》中談到使用武力有4條原則，說到“如果決定使用武力，那麽其代價必須是合理的，而且這一行動必須是經過論證並被認為是可行的。如果有理由相信使用武力可以帶來持久的利益，那麽就傾向幹采取行動”。美軍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衡量使用武力的風險與獲取的利益是否相稱，並強調以“付出代價是否值得”這一指標作為戰爭決策的依據。因此，美軍在每次作戰前都要製定詳細的“空戰規則”，規定具體的傷亡指標。

　　戰爭文化觀：反映出對傳統觀念與思想的繼承

　　任何國家的軍事思想和作戰觀念都深深烙有民族傳統文化的印記，體現出由社會傳統觀念派生出的戰爭文化。美軍的傷亡觀同樣體現出獨特的戰爭文化，並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美國軍事的各個領域，影響著美軍的戰爭指導、作戰觀念、作戰思想和整個作戰行動。
　　


　　美國的戰爭文化中最重要的當數以個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文化。人本主義作為西方哲學中對美國軍事思想影響較大的思潮之一，起源於歐洲中世紀的文藝複興時期，確立於l8世紀的啟蒙運動。它的基本內涵是要求尊重社會成員的個人權利和價值，包括生命價值。這種哲學和社會思潮在當時代表進步力量，嗣後發展為帶有個人主義傾向的文化觀念。它較少顧及國家的整體價值和社會群體的共同權利與義務，而是較多地強調公民的個體價值和個人的自由與權力。反映在戰爭領域，表現出一種對人的生存權力和生命狀態的格外關注和極端追求。

　　在美國複雜的傳統文化背景中，與傷亡觀有一定思想淵源的還有實用主義觀念。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濃厚的功利色彩，不是從事物的本質，原則出發，而隻注重後果、收獲與事實。在實用主義者的眼裏，最大的利益就是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能夠實實在在感受到的東西。因此，美國人多有隻顧眼前、不顧長遠的急功近利傾向和靈活多變的特點。如在作戰中沒有多少條條框框，需要怎麽幹就怎麽幹，隻要達成目標、減少傷亡即可；而一旦傷亡過大，便會改變作戰計劃或結束行動。

　　 傷亡觀對美軍產生的影響
　　
　　傷亡觀是一把“雙刃劍”，對於美軍造成的影響有積極的和消極的兩個方麵。

　　首先，傷亡觀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國家政策。在美國的曆史上，從來沒有哪一段時期像如今這樣頻繁地發動戰爭，特別是海灣戰爭後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已經是隔年一戰。美國政府樂此不疲地動輒使用戰爭手段的原因很多，但戰爭傷亡率的逐次下降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是科索沃戰爭“零傷亡”的實現把美軍送上了一條忘乎所以的戰爭不歸路——美國政府在進行外交決策時已毋須受人員傷亡這一關鍵性因素的約束，此次伊拉克戰爭就是例證。如果是以前，在政治解決大門尚未關閉、聯合國沒有授權、傳統盟友持反對態度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是不會貿然開戰的。而相反的例證是，當“黑色的11月”裏源源送回的運屍袋撞擊著美國人的心理承受底限時，美國政府迅速做出決定：提前向伊拉克交權，甚至同意交出對伊拉克軍隊的控製權，由“某些國際組織”來管理，這與戰爭結束之初惟恐他人染指的心理恰恰形成鮮明對比。又如在索馬裏維和行動中，美軍曾在一天之內被擊落3架直升機，陣亡14人、受傷77人，被俘1人，這是此前十幾年來美軍傷亡最慘重的戰術行動，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巨大震動，美國政府被迫做出撤軍的決定。
　　


　　其次，傷亡觀容易導致美軍官兵的心理落差。美軍認為，戰場上的官兵始終處在恐懼心理的籠罩下，生理和心理上的局限性使其成為作戰係統中最薄弱的環節。正是認識到這一弱點，美軍試圖通過避免和減少傷亡的承諾，以及各個方麵的撫慰和保證，使得官兵獲得某種心理認同，確信自己在戰場應該是安全的。然而這種預支的心理暗示也會走向反麵——畢竟戰場是最具有偶然性的地方，一旦“零傷亡”的承諾不能實現，心理“閾值”將大大降低，心理承受能力也變得異常脆弱，從而形成較大的心理落差。戰爭總歸是要死人的，所謂的“零傷亡”取決於諸多不確定因素。戰前的宣傳和保證隻會使這種心理落差進一步增大。正如美軍《武裝部隊季刊》文章中寫道的那樣：“不要指望下一場戰鬥會是一次閑庭信步。兵力保護的同義詞是盡量減少傷亡而不是消除傷亡，我們萬萬不能以‘零死亡、零失蹤、零傷殘’選種無法實現的目標破壞全體美國人的安全感。”

　　第三，傷亡觀嚴重製肘美軍的作戰指揮。在作戰指揮上，傷亡問題不僅成為指揮官特別關注的焦點和決策的重要依據，同時也使指揮官受到嚴重束縛。海灣戰爭的美軍總指揮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坦承：“最困難的決策就是涉及人的生命的決策……我不想讓部隊去送死，也不想讓士兵傷殘，我深陷於極度的痛苦之中。”對戰場傷亡必須給予的高度關注，已成為困擾美軍作戰指揮的一個無法回避的難題。譬如，美軍條令要求指揮官在實施地麵進攻作戰時做到“三個不打”，即沒有製空、製海、製信息權不打；沒有通過遠程火力突擊致敵基本喪失戰鬥力不打；到達或即將到達作戰“頂點”時不打。可見，傷亡因素是美軍實施作戰指揮時的一個重要考慮，尤其是處在危及官兵生命、各種戰場利益矛盾交織的情況下，道德、良知和責任不僅會使戰場指揮官經常麵臨兩難選擇而猶豫不決，同時，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指揮官。還會因為對傷亡價值的不同認識而形成衝突，進而影響到最終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