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新中國外交首次轟動世界
2007年10月14日 解放日報
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李克農(右二)、張聞天(右四)、王稼祥(左二)為代表團成員。圖為代表團在日內瓦花山別墅。右三為顧問黃華。
1954年,蘇聯、美國、法國、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等國,在日內瓦舉行會議,尋求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並討論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問題。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後參加的第一個高層大型國際會議,新中國外交首次轟動了世界。黃華同誌在《親曆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對此作了回憶。
周總理端莊而瀟灑,一言一行引起與會代表和記者的高度注意
4月26日下午,日內瓦會議在國聯大廈開幕。五大國的總理、外長、專家齊聚一堂。周總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法國外長皮杜爾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破天荒第一次同坐在一個大廳裏開會,舉世矚目。會場內幾百名記者忙碌著搶拍鏡頭,尤其注意的中心是新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
新中國的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第一次在國際會議中露麵,端莊而瀟灑,他的一言一行引起與會代表和記者的高度注意,是新聞界爭相報道的中心人物。
4月28日,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首次發言。他指出,蘇、美、英、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其他有關國家的外長們坐在一起,為解決最迫切的亞洲問題而舉行這個會議,本身就意味著經過和平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能性的增長。他在全麵闡述亞洲的形勢和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之後說,中國人民對朝鮮問題極為重視,中國代表團完全支持朝鮮代表南日27日提出的“關於恢複朝鮮的國家統一和舉行全朝鮮的自由選舉”的三項建議。他表示希望會議的參加者鄭重考慮這個公平合理的建議,使之成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協議的基礎。
此後,周總理就解決朝鮮問題作了多次大會發言,主要談及下列問題:一、關於戰俘問題,二、關於朝鮮和平統一和自由選舉問題。周總理強調,朝鮮的和平統一隻有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雙方協議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但有些國家的代表要利用比例代表製來反對雙方一致協議的原則,以圖將一方的意誌強加於另一方,這種辦法即使憑借外國軍隊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實現統一的。
周總理以雄辯的口才和無懈可擊的邏輯,贏得了許多與會國代表的讚賞
6月15日,舉行了最後一次討論朝鮮問題的會議。會上,南日提出了保障朝鮮半島和平的六項建議。周總理即建議以南日的建議為基礎,召開由五大國和南北朝鮮參加的限製性會議。接著,蘇聯代表莫洛托夫提出關於維護朝鮮和平的共同宣言草案。然而,美國代表對朝、中、蘇的建議斷然拒絕。之後,泰國代表宣讀了美國等十六國宣言,聲稱“由本會議進一步考慮與研究朝鮮問題是不能產生有用的結果的”。實際上是想立即中止會議對朝鮮問題的討論,以此關閉在國際上討論朝鮮問題的大門。
周總理立即表示,十六國宣言要停止我們的會議,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極大的遺憾。情況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有義務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達成某種協議。他建議與會國通過下列決議:“日內瓦會議與會國家達成協議,它們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關於恢複適當談判的時間和地點問題,將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
比利時代表發言稱,中國代表剛才的建議的精神已包括在十六國宣言中,因而不同意會議通過中國的建議。周總理即席發言說:“如果十六國宣言與中國代表團的建議有著共同的願望,那麽十六國宣言隻是一方麵的宣言,而日內瓦會議有十九個國家參加,我們為什麽不可以用共同協議的形式來表達這一共同願望?難道我們來參加這個會議卻連這一點和解的精神都沒有嗎?”周總理以雄辯的口才和無懈可擊的邏輯,贏得了許多與會國代表的讚賞。那位比利時代表站起來,以誠實的態度表示接受中國代表團的建議。但當會議主席艾登宣布,如果大家同意,我們可否認為這個聲明已為會議普遍接受時,美國代表急忙出來阻撓,聲稱“不懂得中國建議的範圍與實質何在”,在請示政府之前,不準備表示意見。當艾登表示會議已不能在任何一個文件上達成協議時,周總理再次發言,先對比利時代表的和解精神表示滿意,隨即指出,美國代表的態度使大家都了解到,美國是如何阻撓會議並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和解性的建議的。美國要在韓國長期駐軍,阻撓朝鮮和平、自由和統一的醜惡意圖在國際社會中被暴露無遺。
美國企圖把中國“無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被粉碎了
會議從5月8日下午起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參加的國家,除五大國之外還有越南民主共和國、保大政權(打著“越南國”的招牌)、老撾和柬埔寨。
關於印支問題的討論,前後進行了75天,在這一過程中,法國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議會否決了對拉尼埃內閣的信任,6月18日以絕對多數票授權孟戴斯-弗朗斯組成新內閣。孟戴斯-弗朗斯發誓,要在7月20日以前解決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否則他將辭職。
6月19日,日內瓦會議就老撾、柬埔寨問題達成協議:雙方司令部代表立即會晤,討論停戰問題,並在21天內將有關情況提交大會審議。6月20日起,會議休會。周總理抓緊這段時間向各有關方麵進行疏通說服。6月22日晚,他宴請範文同和柬埔寨、老撾代表,介紹三國代表相識。第二天,周總理前往伯爾尼,同孟戴斯-弗朗斯會晤。當天,我在我國駐瑞士公使館舉行記者招待會,用英文宣讀了中法兩國總理兼外長的會談公報。記者問,這次會談是誰采取的主動?我回答說,正如孟戴斯-弗朗斯先生所說,是中國周總理采取的主動。記者還問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這次會晤是不是法國承認中國的第一步,對解決印支問題的討論有何影響等。第二天,西歐的不少報紙都在頭版用特大標題報道了中法兩國總理會晤的消息並發表了不少評論,有的報紙稱此舉是法國“承認毛澤東政府的先聲”。
周總理同孟戴斯-弗朗斯會晤後,立即離開瑞士前往印度和緬甸訪問,之後又回到廣西柳州同在那裏訪問的胡誌明主席進行了8次會談。回到日內瓦後,周總理又頻繁地同莫洛托夫、範文同、孟戴斯-弗朗斯、艾登等進行會晤。7月20日,各方在會外達成協議,確定在北緯17度線略南、九號公路以北劃定軍事分界線並簽署《停止敵對行動協定》。
7月21日下午,曆時近三個月的日內瓦會議閉幕,印度支那停戰協定的簽署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西方輿論發表了不少對中國代表團特別是周恩來總理個人對日內瓦會議所起作用的評論。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指出,印支停戰將使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提高。美國《商業周刊》的評論稱,美國企圖把中國“無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內瓦會議所粉碎。有些報刊稱:“已有不少人將周恩來喻為印度支那會議的挽救者,他已贏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共舉行了二十多次記者招待會,接待外國記者來訪四百多次 日內瓦會議期間,我負責中國代表團的新聞組,緊緊圍繞會議進程開展對外宣傳和對國內報道的工作。在每次重要會議或中國代表團的重要外交活動後,我們都舉行記者招待會,向記者通報有關情況,向新華社提供相關新聞稿。
中國代表團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是4月28日下午在記者中心舉行的,時間在英國和蘇聯的記者招待會之前。到會的各國記者有三百多人,可以看出他們對新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十分重視。會上主要由龔澎同誌介紹周總理當天下午在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在當晚8時舉行的第二次記者招待會上,我對杜勒斯的發言進行了評論。本來沒有安排正式提問,但我剛講完,記者們便紛紛擁上來提問。我有選擇地作了回答。在招待會上我們還向記者們散發了周總理發言稿全文,帶到會場去的五十多份發言稿被一搶而光,於是我們又向日內瓦的媒體中心“記者之家”谘詢處補送去了幾十份,後來聽說還是不夠,我們又送去了一批。
由於會議討論時不允許記者在場,各代表團的記者招待會實際上是向外界公布會議進程和各自主張的重要渠道。有時會場上出現的針鋒相對情況,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要馬上反映出來,所以重要活動一結束,各代表團很快就要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們的記者招待會在及時通報會議進展的同時,除側重介紹我方的主張與立場外,還特別強調我們努力爭取通過協商使會議達成協議的態度,並對會上不合理的主張和言論進行批駁,特別是揭露美方阻撓會議達成協議的蠻橫態度。
除五大國都派有陣容強大的記者團外,不少亞洲國家的新聞媒體也派來了記者。我記得有一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伊朗等八個國家的記者共同向我們提出,想見見周總理或者同中國代表團的發言人談點知心話。後來由我跟他們見了一次麵。他們對我說,同那些隨與會代表團前來的記者相比,他們這些非會議參加國的記者像是“沒娘的孩子”,希望中國代表團能照顧他們。後來,周總理在去印度訪問前,專門回答了《印度教徒報》記者雪爾凡伽的提問,對已經開了八個星期的會議作了一個簡要的評價。
為了利用日內瓦會議記者雲集的機會,增加外國人士對新中國的了解,我團開始舉行電影招待會,第一次放映的是彩色的《1952年國慶節》,到場的三百多位記者無一提前退席。第二次電影招待會放的是被周總理稱為“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由於場地不大,隻發了250張請柬,結果劇場的座位全都坐滿,晚來的隻好站著,連未被邀請的美國記者也前來觀看。放映過程中,有的記者竟感動得頻頻拭淚。電影放完以後,記者們無論對故事情節、拍攝技巧和豐富的色彩都反響熱烈,有的說簡直忘了是在看電影,仿佛置身畫中。更有人作進一步理解,如希臘記者說,這個電影是革命性的,是反封建的,現在中國大概不會有這種情況了。在看完我們的兩場電影後,一個美國記者悟出一個道理說,中國現在不要戰爭,要工業化。各國記者們要求今後多舉行類似活動。後來,我們駐瑞士使館在日內瓦聖彼得廣場劇院又放映了一場《梁祝》,招待日內瓦州的官員、名流和與我建交國的使館人員,四百多個座位的劇場仍然爆滿。
日內瓦會議期間,我們共舉行了20多次記者招待會,接待外國記者來訪400多次,發布新聞公報、發言人聲明、有關消息稿近40件。我們介紹並評論會議的進展,闡明我方立場,宣傳我們的外交政策和對當前重要問題的主張,揭露美國阻撓解決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的政策和言行。我們還介紹了新中國的情況,給西方記者以深刻的印象,擴大了新中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