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詔書炮製始末 zt (圖)

日本投降詔書炮製始末

2007年08月30日 中國網


神秘客人的夜訪

日本東京：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夜十點。由於美軍的空襲，實行了燈火管製，整個城市漆黑一片。在茫茫夜色中，一輛黑色的轎車悄然停在了小石川區原町的金雞學院門前，一個戴著墨鏡的人從車裏走了出來。

當被門房帶領到玄關之後，這個神秘的客人才摘下墨鏡，遞上名片：“內閣書記官長秘書官”。

很快，從二樓走下來一位四十餘歲的學者，接過客人遞上來的一疊稿紙，取出眼鏡和一支紅色鉛筆開始認真看起來。他一字一字地讀著稿紙上的內容，不時還自言自語幾句，或者停下來思考一番，然後再用紅鉛筆在紙上修改著什麽。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他將修改後的稿紙交還給來客，而這位客人也像來時一樣，靜悄悄又急匆匆地離開了。

這位學者，就是後來被人們譽為“昭和教祖”的金雞學院學監、日本著名學者安岡正篤，而他所修改的，就是兩天後日本天皇將向全國宣讀的“終戰詔書”。

“一稿”、“二稿”的出台

事情還要從幾天前說起。８月６日，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８月９日，蘇聯宣布對日作戰，百萬紅軍出兵中國東北，同時，第二顆原子彈也在長崎上空爆炸。負隅頑抗的日本陷入絕境。在日本政府和軍部緊急召開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交戰派和主和派激烈爭吵，首相鈴木隻得向天皇請求召開禦前會議。在禦前會議上，昭和天皇最後做出裁決——接受７月２６日同盟國發表的《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禦前會議結束時已經是８月１０日淩晨兩點多，但時任內閣書記官長的迫水久常卻無法休息。他立刻回到自己位於首相官邸二層的辦公室，著手停戰詔書的起草工作。

按照慣例，天皇的詔書一般都要請相關方麵的專家來負責起草，但這次是高度機密，迫水隻能自己動筆了。早在會議之前，迫水就已經意識到，無論這次會議的結果是什麽，都需要形成一份重要的詔書。因此在開會的時候，他努力將天皇的每一句話都銘記在心。現在，他趕緊將自己頭腦中所記下來的內容寫到紙上。日本停戰詔書的最初稿就這樣逐漸成形了。

但迫水所記下來的內容還是口語形式，需要轉化成正規的書麵語言。於是，天剛剛亮，迫水就派人請來了曾經參與過開戰詔書修改工作的早稻田大學教授、漢學家川田瑞穗，請他將自己所記錄下來的文字轉成正式的詔書格式。一天之後，１１日一大早，一夜未眠的川田送來了改後的詔書草稿，這被稱為“迫水內閣書記官長第一稿”。

１１日白天，迫水又請來幾位具有相當文學素養的官員和學者，經過一整天的討論和修改，形成了“迫水內閣書記官長第二稿”。

尋章摘句煞費苦心

１２日一大早，覺得自己很難再進行修改的迫水撥通了金雞學院學監安岡正篤的電話。

時年４７歲的安岡正篤是戰前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論家，早年曾經與大川周明、北一輝等人共同進行所謂國家革命運動。他先後創辦了金雞學院和日本農士學校，致力於“精英教育”，為國家“革新”培養人才。日本財政官界很多重要人士都曾到這兩所學校聽過課，因此大多尊稱安岡為老師。憑借深厚的學養以及這兩所學校的各種活動，安岡在日本的財政官界結成了一張巨大的人際關係網，在當時日本的領導階層頗有名氣。

盡管是星期天，接到迫水電話的安岡還是立刻來到了首相官邸。雖然迫水在電話中並沒有說明是什麽事情，但安岡憑借自己在政界的廣泛關係，早已聽說日本政府可能會向盟軍投降，因此對於此行的目的已經有一定的思想準備。

迫水向安岡拿出了“第二稿”，同時說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若幹年後，安岡曾經這樣回憶自己當時修改詔書的原則：

經過深思熟慮後，我認為……絕對必要的就有兩點：

第一，必須要選擇任何國家敗降時所沒有用過的、可以代表日本天皇權威的辭令。

第二，不能顯示出日本是因戰敗力盡、不得已而投降的；必須說是受道義之所存、良心之至上而做的決定。敗降決非基於利害得失，這是日本的皇道，日本精神的精粹。我想這兩點是決不可以遺漏的。

在這個思路下，安岡對詔書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安岡認為最重要的有兩處：

其一，安岡將草稿中的“欲永遠確保和平”改為了“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出自安岡本人非常喜歡的“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集·張子正蒙》）將這句話放到停戰詔書中，很顯然是要為日本的投降強行塗抹上一些光輝的色彩。

其二，安岡在“朕欲忍其所難忍，堪其所難堪”一句前麵加上了“義命之所存”。“義命”出自《春秋左傳》的“以信行義，以義成命”（《左傳·成公八年》）。安岡寫上這句話，則是希望減少日本投降的被動性，增添一些道義的色彩。

安岡特別叮囑迫水，這兩處是全篇詔書的著眼點，一定不能再改。

一詞之爭的玄機

１３日晚上，如文章開頭所描述的那樣，秘書官驅車來到安岡住所，將經過內閣審議後形成的“閣議提出用詔書第一稿”交給安岡進行再次修改。然而，安岡發現，“為萬世開太平”一句被保留了，但“義命之所存”一句卻被刪掉了，取代它的是“時運之所命”。感到不滿的安岡又把它改回了“義命之所存”。

原來，在內閣對安岡第一次修改過的草案進行審議時，“義命之所存”這句話引發了爭論。大多數內閣成員認為，“義命”不是一個正式的詞語，擔心國民會聽不懂。迫水想到安岡的叮囑，便一再解釋。但反對者最後拿出了詞典，說詞典上並沒有這個詞。迫水無言以對，隻好任由內閣將這句話改成了“時運之所命”。

８月１４日上午，禦前會議再次召開，最終確認了結束戰爭的決定。會議結束後，迫水急忙根據天皇的最新講話，對詔書草稿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下午，迫水又再次請求安岡來到首相官邸。

對詔書草稿進行第三次修改的安岡，再次看到了讓他覺得刺眼的“時運之所命”。在安岡一再質問下，迫水隻得將實情說出，並表示會努力爭取保留安岡的修改。

８月１５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國發表了停戰詔書。在金雞學院裏，安岡正篤與前來參加學院下午講座的一百餘人一起收聽了“玉音放送”。很快，安岡就發現，自己反複強調的“義命之所存”一句不但沒有被保留，反而又進一步被改成了“時運之所趨”，這讓安岡大為惱怒。雖然看起來隻是兩個字詞的修改，但其中的意義卻有很大不同：如果說“義命之所存”，就是表明日本結束戰爭是出於道義上的考慮，而用“時運之所趨”，就等於直接承認了日本是戰敗而投降。

曆史豈是幾個詞藻所能粉飾

國家戰敗投降的陰影，與圍繞著詔書修改而發生的一係列事情，讓安岡始終耿耿於懷。有人說，停戰詔書可以說是天皇與安岡合作完成的，這原本應該是一種極大的榮譽，但安岡卻覺得“參與起草天皇詔書……對我而言則是一件永遠不可磨去的憾事。所謂‘千愁萬恨’恰可形容我的心情。那件事對我的心、我的靈魂是永遠的傷害。”

在安岡看來，內閣諸大臣太無知，結果使天皇蒙羞。他甚至一直不願意跟人談起自己曾參與了詔書的修改工作。而據說，這一任的內閣大臣後來也的確為此事向安岡進行了集體道歉。

其實，無論用什麽樣的字詞，日本戰敗投降的事實都是無法改變的。無論是安岡，還是其他所有參與了詔書修改的人，都隻是從自己的尊皇主義思想出發，極力想為天皇、為日本挽回一些麵子，用微言大義加以粉飾和塗抹，是自欺欺人。殊不知，客觀地認識曆史，並對之進行分析和檢討，才真正是對曆史負責的正確態度。（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