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國 中東政策麵臨挑戰 伊朗借機迅速坐大
2007年09月14日 人民日報
伊拉克戰爭代價慘重
9月10日至11日，駐伊美軍最高指揮官彼得雷烏斯以及美駐伊大使克羅克向美國國會提交了對伊拉克局勢的評估報告，並出席了分別在眾參兩院舉行的係列聽證會。彼得雷烏斯表示：在過去3個月中，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和平民傷亡均已大為下降；“基地”組織分支在安巴爾省遭重創，那裏的治安形勢大有改觀。
然而，兩人的證詞遭到了眾人的質疑。不少人指出，彼得雷烏斯的評估結果與日前發表的國家情報機構評估、國會問責委員會報告以及退伍將軍獨立委員會的結論大相徑庭。那些報告都懷疑“伊國內暴力事件有所減少”的說法，並認為伊拉克的政治和解進程沒有取得進展。據此，有分析認為，兩位一線要員的“專業性評估”似乎並不可靠，他們隻不過在為美國總統布什做公關。
2003年初的伊拉克戰爭是冷戰後美國中東戰略的一個分水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評論道：“在伊拉克的第一場戰爭（1991年的海灣戰爭）,一場不得不打的戰爭，標誌著‘美國時代’在中東地區的開端;而第二場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一場可打可不打的戰爭，使其陡然終結。”
“9·11”事件後，借助反恐的國際國內形勢，美國的中東戰略集中表現為“布什主義”的四大支柱：一、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二、用民主化來改造中東，根除滋生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社會土壤；三、用武力手段來推翻“支持和庇護恐怖主義”的“邪惡軸心”國家，如沒有聯合國的授權就采取單邊主義行動或者拚湊“誌願者聯盟”；四、用反恐和美國的立場劃線，世界各國“要麽站在美國一邊，要麽站在恐怖主義一邊”。
時隔四年之後，美國為“布什主義”指導下的伊拉克戰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一代價在表麵上是與日俱增的美軍陣亡人數和龐大的軍力支出，在深層次上是戰爭給美國的中東戰略環境造成的結構性的衝擊。當初，伊拉克戰爭的設計師們為戰爭設定了三個理由：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民主和恐怖主義。關於第一條理由，美國人在薩達姆倒台後掘地三尺地搜尋，最終的結論是：伊拉克的違禁武器早已被銷毀，新的武器還未製造。關於第二條理由，伊拉克完成了“三步走”的民主化程序，一個民主的伊拉克在紙麵上已經完工，然而在街頭卻依然遍布著恐怖主義和教派衝突。美國的確實現了第三條理由，在伊拉克找到了“反恐戰爭的主戰場”。不過，戰前的伊拉克沒有本·拉登的“基地”組織，也沒有恐怖爆炸事件，因為薩達姆的鐵腕統治不允許極端勢力的存在。恰恰是因為伊拉克戰爭，美國人把“暴君”推上絞刑架的同時留下了一個法治和秩序的真空，“基地”組織以及各種反美勢力乘虛而入。
與上述後果相關的是，伊拉克戰爭成就了“基地”組織意想不到的戰略性勝利。本·拉登的目標是成為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率領信徒們驅逐西方的邪惡思想和勢力，建設一個無比純潔的穆斯林世界。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的力量不是來自武力和金錢，而是來自於精神號召力。美國用飛機和坦克入侵了一個伊斯蘭國家，這個舉動本身就激化了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仇視。與此同時，伊拉克戰爭還在很多中東國家內部造成了親美政府與反美民眾之間的分裂和對抗，為恐怖主義提供了興風作浪的空隙。因此，美國在中東陷入進退兩難的戰略困境：一方麵，美軍的存在給反美主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源源不斷地吸引著“聖戰”的力量；另一方麵，美軍的撤退則意味著反美主義的勝利並可能導致伊斯蘭極端主義在整個中東地區的蔓延。
伊朗借機迅速坐大
伊拉克戰爭的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是：伊朗和什葉派勢力在中東迅速坐大。美國用武力推翻了遜尼派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實際上清除了伊朗和什葉派的一個“宿敵”。伊朗的宗教強硬派迅速利用了這一力量失衡的局麵，扛起了反美反以的大旗。內賈德政府一邊不斷發出挑釁性的語言，一邊揮舞著令美國不寒而栗的“核大棒”。與此同時，借助美國設計的民主選舉，伊拉克成為阿拉伯世界第一個什葉派國家。在伊朗的支持下，敘利亞等其他國家的什葉派力量也迅速壯大，2006年夏天，以色列和敘利亞真主黨遊擊隊的戰爭讓美國戰略家驚呼：“原來伊拉克戰爭最大的贏家是伊朗！”對美國的中東戰略而言，伊拉克的亂局隻是皮肉之痛，而擁有核武器的伊朗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但眼下皮肉之痛卻嚴重削弱了美國根除心腹大患的決心。
在巴以和平進程中喪失調解地位
在伊拉克戰爭之外，巴以和平進程的失敗也是造成美國中東困局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一度在巴以和平進程中發揮著居中調解的角色。然而，這個角色從一開始就受到外交和內政的雙重製約。在外交上，美國作為中間人的公正性始終被阿拉伯世界懷疑。在內政上，克林頓受到國內親以色列遊說集團的強大壓力。2000年戴維營和談的失敗徹底暴露了美國角色的脆弱性。布什執政後，在“新保守派”的惠顧下，以色列更加肆無忌憚地采取單邊行動。美國放棄阿拉法特，削弱法塔赫的力量，推動巴勒斯坦的民主化，導致激進的哈馬斯全麵崛起。美國徹底喪失了在巴以和平進程中居中調解的地位，因此也失去了在中東關鍵問題上發揮作用的外交資源。
國內選戰空前激烈
美國的國內政治將成為壓垮布什中東戰略的最後一根稻草。2006年底，民主黨利用伊拉克困境贏得了國會中期選舉，眼下正誌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這將是自1952年以來最為激烈的一場大選，現任的總統和副總統都不參加選舉，留下了一個完全開放的競技場。因此，2008年的總統選戰也比以往更早地拉開了帷幕，朝野兩黨的候選人都迫不及待地亮相、造勢、籌集資金。
當前，布什政府麵臨著民主黨國會和共和黨內部的雙重壓力。民主黨人不斷推出要求限期撤軍的議案來迎合公眾厭倦戰爭的情緒，而共和黨候選人也迫切希望盡早擺脫伊拉克戰爭的包袱。2007年初，布什政府出人意料地推出向伊拉克增兵的新戰略，企圖用軍事高壓的手段來迅速改善伊拉克國內的安全狀況。對布什政府以及共和黨來說，這個戰略在國內政治中取得了以攻代守的效果。然而，對美國目前在中東麵臨的困境而言，在伊拉克增兵或者撤軍都隻能起到治標不治本的作用。美國在中東麵臨的重大戰略挑戰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外交室副主任 餘萬裏 )
2007年09月14日 人民日報
伊拉克戰爭代價慘重
9月10日至11日，駐伊美軍最高指揮官彼得雷烏斯以及美駐伊大使克羅克向美國國會提交了對伊拉克局勢的評估報告，並出席了分別在眾參兩院舉行的係列聽證會。彼得雷烏斯表示：在過去3個月中，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和平民傷亡均已大為下降；“基地”組織分支在安巴爾省遭重創，那裏的治安形勢大有改觀。
然而，兩人的證詞遭到了眾人的質疑。不少人指出，彼得雷烏斯的評估結果與日前發表的國家情報機構評估、國會問責委員會報告以及退伍將軍獨立委員會的結論大相徑庭。那些報告都懷疑“伊國內暴力事件有所減少”的說法，並認為伊拉克的政治和解進程沒有取得進展。據此，有分析認為，兩位一線要員的“專業性評估”似乎並不可靠，他們隻不過在為美國總統布什做公關。
2003年初的伊拉克戰爭是冷戰後美國中東戰略的一個分水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評論道：“在伊拉克的第一場戰爭（1991年的海灣戰爭）,一場不得不打的戰爭，標誌著‘美國時代’在中東地區的開端;而第二場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一場可打可不打的戰爭，使其陡然終結。”
“9·11”事件後，借助反恐的國際國內形勢，美國的中東戰略集中表現為“布什主義”的四大支柱：一、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二、用民主化來改造中東，根除滋生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社會土壤；三、用武力手段來推翻“支持和庇護恐怖主義”的“邪惡軸心”國家，如沒有聯合國的授權就采取單邊主義行動或者拚湊“誌願者聯盟”；四、用反恐和美國的立場劃線，世界各國“要麽站在美國一邊，要麽站在恐怖主義一邊”。
時隔四年之後，美國為“布什主義”指導下的伊拉克戰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一代價在表麵上是與日俱增的美軍陣亡人數和龐大的軍力支出，在深層次上是戰爭給美國的中東戰略環境造成的結構性的衝擊。當初，伊拉克戰爭的設計師們為戰爭設定了三個理由：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民主和恐怖主義。關於第一條理由，美國人在薩達姆倒台後掘地三尺地搜尋，最終的結論是：伊拉克的違禁武器早已被銷毀，新的武器還未製造。關於第二條理由，伊拉克完成了“三步走”的民主化程序，一個民主的伊拉克在紙麵上已經完工，然而在街頭卻依然遍布著恐怖主義和教派衝突。美國的確實現了第三條理由，在伊拉克找到了“反恐戰爭的主戰場”。不過，戰前的伊拉克沒有本·拉登的“基地”組織，也沒有恐怖爆炸事件，因為薩達姆的鐵腕統治不允許極端勢力的存在。恰恰是因為伊拉克戰爭，美國人把“暴君”推上絞刑架的同時留下了一個法治和秩序的真空，“基地”組織以及各種反美勢力乘虛而入。
與上述後果相關的是，伊拉克戰爭成就了“基地”組織意想不到的戰略性勝利。本·拉登的目標是成為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率領信徒們驅逐西方的邪惡思想和勢力，建設一個無比純潔的穆斯林世界。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的力量不是來自武力和金錢，而是來自於精神號召力。美國用飛機和坦克入侵了一個伊斯蘭國家，這個舉動本身就激化了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仇視。與此同時，伊拉克戰爭還在很多中東國家內部造成了親美政府與反美民眾之間的分裂和對抗，為恐怖主義提供了興風作浪的空隙。因此，美國在中東陷入進退兩難的戰略困境：一方麵，美軍的存在給反美主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源源不斷地吸引著“聖戰”的力量；另一方麵，美軍的撤退則意味著反美主義的勝利並可能導致伊斯蘭極端主義在整個中東地區的蔓延。
伊朗借機迅速坐大
伊拉克戰爭的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是：伊朗和什葉派勢力在中東迅速坐大。美國用武力推翻了遜尼派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實際上清除了伊朗和什葉派的一個“宿敵”。伊朗的宗教強硬派迅速利用了這一力量失衡的局麵，扛起了反美反以的大旗。內賈德政府一邊不斷發出挑釁性的語言，一邊揮舞著令美國不寒而栗的“核大棒”。與此同時，借助美國設計的民主選舉，伊拉克成為阿拉伯世界第一個什葉派國家。在伊朗的支持下，敘利亞等其他國家的什葉派力量也迅速壯大，2006年夏天，以色列和敘利亞真主黨遊擊隊的戰爭讓美國戰略家驚呼：“原來伊拉克戰爭最大的贏家是伊朗！”對美國的中東戰略而言，伊拉克的亂局隻是皮肉之痛，而擁有核武器的伊朗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但眼下皮肉之痛卻嚴重削弱了美國根除心腹大患的決心。
在巴以和平進程中喪失調解地位
在伊拉克戰爭之外，巴以和平進程的失敗也是造成美國中東困局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一度在巴以和平進程中發揮著居中調解的角色。然而，這個角色從一開始就受到外交和內政的雙重製約。在外交上，美國作為中間人的公正性始終被阿拉伯世界懷疑。在內政上，克林頓受到國內親以色列遊說集團的強大壓力。2000年戴維營和談的失敗徹底暴露了美國角色的脆弱性。布什執政後，在“新保守派”的惠顧下，以色列更加肆無忌憚地采取單邊行動。美國放棄阿拉法特，削弱法塔赫的力量，推動巴勒斯坦的民主化，導致激進的哈馬斯全麵崛起。美國徹底喪失了在巴以和平進程中居中調解的地位，因此也失去了在中東關鍵問題上發揮作用的外交資源。
國內選戰空前激烈
美國的國內政治將成為壓垮布什中東戰略的最後一根稻草。2006年底，民主黨利用伊拉克困境贏得了國會中期選舉，眼下正誌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這將是自1952年以來最為激烈的一場大選，現任的總統和副總統都不參加選舉，留下了一個完全開放的競技場。因此，2008年的總統選戰也比以往更早地拉開了帷幕，朝野兩黨的候選人都迫不及待地亮相、造勢、籌集資金。
當前，布什政府麵臨著民主黨國會和共和黨內部的雙重壓力。民主黨人不斷推出要求限期撤軍的議案來迎合公眾厭倦戰爭的情緒，而共和黨候選人也迫切希望盡早擺脫伊拉克戰爭的包袱。2007年初，布什政府出人意料地推出向伊拉克增兵的新戰略，企圖用軍事高壓的手段來迅速改善伊拉克國內的安全狀況。對布什政府以及共和黨來說，這個戰略在國內政治中取得了以攻代守的效果。然而，對美國目前在中東麵臨的困境而言，在伊拉克增兵或者撤軍都隻能起到治標不治本的作用。美國在中東麵臨的重大戰略挑戰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外交室副主任 餘萬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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