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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表情與真實——中國能被印度趕超嗎？ 吉林大學國際經濟係 教授 李曉 2006年8月4日 近年來，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在瑞士有一個叫達沃斯的地方。每年年初，這個小城都會聚集全世界的經濟、金融、工業和政治精英，召開世界經濟論壇。自2000年起，中國一直都是這個論壇上耀眼的明星，“中國奇跡”成為這個論壇上最具凝聚力的話題。然而，在2004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印度取代中國成為鮮明的主題，有關印度經濟趕超中國的所謂“龍象之爭”或“龜兔賽跑”的話題，似乎充斥了整個論壇。中國人開始尷尬，繼而開始警覺。於是，剛剛咀嚼到“中國崛起”之甘美的國人，突然開始以從未有過的興趣關注起身邊正在崛起的大國——印度。有關印度能否趕超中國或中印經濟發展比較的話題躍然網上。 那麽，印度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它能夠趕超中國嗎？中印比較的意義何在？這是我訪問印度期間一直在思索和關注的問題。 兩個印度——富人在天堂，窮人在人間去印度前，朋友告訴我：印度是個不去很遺憾、去過更遺憾的地方。到印度之後方明白，這種說法源於關於印度的理想與現實尤其是其貧富差距之大的強烈比照。 在印度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窮人。車子一停，立即就有討飯的孩子圍攏上來，你可以善心大發，但結果一定是走不脫，欲罷不能，會有更多的孩子向你伸出期盼的手。與國內的職業乞討不同，他們真的是要討口飯吃，食品、水什麽都行，當然，鈔票更受歡迎。在首都新德裏中央大街上，任何地方都有乞討者；使館區附近的大街兩旁，有無數的用破舊雨布搭成的小帳篷，婦女們在路邊做飯，大一點的孩子們在路邊乞討，小一點的孩子則赤裸著身體坐在泥土上……。城裏所有的河水都是黑色的，肮髒不堪，河的兩旁是一眼望不到頭兒的貧民窟，垃圾滿地，髒水橫流，人們熟視無睹地隨意坐著。 孟買在印度人眼中是財富的聚集地，自然也是富人的天堂。作為殖民地時代的遺產，這裏有許多哥特式的建築，其中孟買火車站和高等法院依然壯觀無比。在這裏，你可以看到很多富裕的印度人，他們有教養，衣著得體，開著各色的進口轎車，與印度產的索非亞·粕立米勒牌出租車和三輪車混雜在一起，成為一道獨特的景觀。在孟買五星級的泰姬·瑪哈飯店前，富人們進進出出，貧窮的婦女則抱著剛剛出生的嬰孩用期盼的眼光在乞討。盡管我來自同樣存在巨大貧富差距的中國，盡管我早對印度的貧富差距之大有所耳聞，但依然為眼前的現實所震撼。 仔細觀察印度的窮人，有兩個特點使中國人感到驚訝。一是他們的自然、淳樸和樂觀；二是他們雖然貧困，但卻有自己不被打擾的生存空間。 自公元前6世紀開始，印度教逐步形成並發展起來，雖然在公元前322年建立的孔雀王朝尤其是在阿育王執政期間曾將佛教奉為國教，而且在7世紀以後阿拉伯人多次入侵特別是13世紀初德裏蘇丹帝國建立後曾將伊斯蘭教奉為國教，但印度教經過多次改革迄今依舊是信徒最多的宗教，印度教徒占全國人口近50%，其他有佛教、耆那教、襖教，伊斯蘭教和錫克教等；除英語外，印度約有1500種語言，其中14種為官方語言。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萬物有靈，講求“作業”（羯摩，即行為）和輪回轉世。同時，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印度教社會中出現了階級壓迫、種族壓迫相結合的種姓製度（瓦爾納製），形成了婆羅門（負責宗教祭祀）、刹帝利（負責國家行政管理）、吠舍（從事工、農、商等）和首陀羅（從事所謂汙穢職業的人）四大種姓，此外還有所謂的旃陀羅即賤民。隨後在公元4世紀的笈多王朝時期，又形成了按職業劃分的所謂闍提製，使得種姓製度更加固定並細化。據說，今天的印度有幾千個亞種姓。 受到宗教的影響，印度人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方麵，由於信奉萬物有靈，他們再窮困潦倒和饑餓也不會殺生，所有的動物都與他們和平共處。所以，如同在發達國家一樣，印度的鳥兒是不怕人類的，所有的野生動物不會被捕去吃掉。雖然印度的河水汙染嚴重，但除此之外，生靈之間的和諧在今天的中國難以見到。另一方麵，由於種姓製度被長時期宗教化，養成了印度人包容、天性樂觀與溫和的性格。在低種姓的窮人看來，富人之所以成為富人，自己之所以成為窮人，是各自在前世的修行（“作業”）不同所致，因而必須在自己現在的位置上苦於“作業”，轉世方可幸福。這種性格肯定很大程度上泯滅了印度人的進取意識，但卻形成了一種非常穩定的社會結構，不僅促進了職業和手藝的專業化發展，穩定並發展了分工和相互依存的交易，而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窮人不妒忌富人，也少有殺富濟貧的意識與觀念。事實上，印度曆史上像中國那樣壯烈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幾乎從未出現過，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幾乎都由來自西北方向的異族入侵所致。同中國相比，種姓之間的和諧與合作而不是階級鬥爭，是印度曆史發展的主流或“動力”。 1947年印度獨立後，自尼赫魯開始，經英迪拉·甘地一直到拉吉夫·甘地，印度曆屆政府一直試圖改變印度的貧窮落後狀況，建設“社會主義類型社會”、在社會正義、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偏重前者，並一直成為政府的施政核心。所謂社會主義類型社會，就是決定發展路線的基本標準不是為私人利益考慮，而是要有利於社會；發展模式和社會經濟關係結構的設計不僅是為了國民收入和就業最終得到顯著增長，而且要使收入和財富的占有更加平均。由於忽視了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印度在20世紀50~70年代的經濟增長一直緩慢，年均3~3.5%的增長速度被譏諷為“印度教徒增長率”，結果社會正義、平等的目標自然未能實現。與此同時，印度曆屆政府雖然一直致力於取消種姓製度以及對婦女的迫害，但迫於高級種姓的反對和阻撓，相關政策措施流於法律形式，未能取得事實上的改變。但另一方麵，印度的民主政體也使得政府對貧民一直采取非常寬容的政策，雖然各地政府也曾多次下決心要清理貧民窟，整頓市容，但事實上卻難以實施。在印度沒有像我們這裏“城管隊”那樣的組織機構，強製拆遷貧民窟的情況少有發生，他們的窮苦生活很少受到幹擾。一句話，印度政府是讓富人生活在天堂裏，也讓窮人生活在人間。 近10年來，印度經濟發展迅速，其中尤以軟件業的發展令世人矚目。自拉吉夫·甘地時期開始，印度便著力發展IT產業，將信息產業確定為經濟增長極。1985年印度的計算機生產廠家隻有80家，1985年就增加到150家，1986年後軟件業興起，出口迅速增加。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遺產，印度受高等教育人口的英文素質和科技開發能力較高，這些得天獨厚的“軟優勢”直接推動了印度IT產業的大發展。1998年瓦傑帕伊政府提出，要使印度在10年內成為“信息技術大國”，並成立國家信息技術特別工作組，班加羅爾的高科技園區亦得到如火如荼的發展。現階段，印度的軟件出口已經占世界第二位，出口到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世界500強企業中有200多家已向印度外包了軟件開發業務，美國的國家電信呼叫中心也已經轉移到印度。目前，軟件出口已經占到印度出口額的10%，預計到2008年印度軟件業產值將達到850億美元，占其出口總額的33%。但是，印度IT產業的發展同其社會經濟發展一樣，具有明顯的貴族化特征。換句話說，印度IT產業的發展是其社會經濟兩極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進程中，一直存在著兩個印度——貴族化的印度和平（貧）民化的印度。印度的政治是貴族化的，印度的社會是貴族社會與平民社會並存，印度的經濟也同樣帶有明顯的貴族化特征。自19世紀後期印度民族工業開始起步以來，一直與英國殖民經濟並駕齊驅。到1947年獨立前，印度民族資本控製的資產已經與英國殖民當局控製的資產相當。這部分貴族資本也同樣是半個世紀以來印度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由於貴族化的民族資本的畸形發展，印度勞動密集型工業的發展一直比較滯後，特別是由於其低種姓人口受教育的機會和程度非常低下，失業問題長期頑存。從這個角度看，印度IT產業的發展也是為了繞開普通勞動力人力資源積累不足的困難，憑借其教育的貴族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科研發展的貴族化特征來直接與全球信息產業的發展“接軌”。然而，2005年印度20～39歲人口已超過4億3000萬，如果沒有就業機會的增加，這些廉價的勞動力便會成為社會上最不穩定的因素。對此，年均吸收就業僅為200萬人左右的IT產業是無法發揮作用的。IT業的一枝獨秀對未來印度社會經濟發展的正麵影響究竟有多大，恐怕不容樂觀。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印度給人的深刻印象是：印度不是一個窮國，印度是一個窮人很多的國家。 印度經濟能夠趕超中國嗎？ 經曆了1950～1970年代“印度教徒式增長率”的低速發展，1980年代印度經濟增長仍然緩慢。自1991年經濟改革以後，印度經濟增長速度開始迅速提升。1992～2002年間平均為5.5%，2004年7.5%，2005年8.1%，2006年預計7.5%～8%。雖然近1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率都在9%以上，但印度經濟增長速度顯然大有趕超中國之勢。這正是近年來海內外“印度經濟將趕超中國”之呼聲日趨高漲的現實背景。 關於印度經濟能否趕超中國這個問題，首先應當明確兩國經濟規模的總體差距。第一，中國的GDP總量是印度的兩倍多（1978年，中國人均GDP是印度的2/3，現在是印度的兩倍）；第二，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大於印度，是印度的6倍；第三，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是印度的10倍；第四，境外投資累積中國是印度的2倍；第五，中國的外匯儲備更是遠遠多於印度；第六，經濟資源（GDP）量占世界比重2000年中國為11.16%，印度為5.46%；長期經濟增長趨勢占世界總量比重2010年中國為17.66%，印度為6.2%，相當於中國1990年的水平。 其次，再從社會發展的各項主要指標來看，印度與中國的差距也同樣十分明顯。第一，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國人為7.11年，印度人為5.06年（1999年）。第二，國民識字率中國在90%以上，印度為60%左右。2003年，中國成人中的文盲率不到5%，印度高達32%。但印度是個奉行精英主義的國家，有一小部分人受教育的水平非常高。據2005年度世界發展報告，高級工程師擁有率印度為中國的兩倍。第三，人均壽命中國為71.8歲，印度為60.8歲（2001年）。第四，嬰兒死亡率中國低於印度1/2。 顯然，就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來看，印度與中國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具體就現階段中印兩國的經濟發展來看，有以下兩個顯著特點： 首先，中國的宏觀經濟指標基本上都好於印度，但印度的微觀經濟指標尤其是企業業績大多優於中國。 據2003～2004年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宏觀經濟環境指數排名第25，印度第52。中國遠遠領先於印度。但在微觀經濟指標方麵印度則領先於中國。2004年企業競爭力指數排名印度為第30，中國為第47，公司經營與策略排名印度為第30， 中國為39，國內商業環境質量排名印度為32， 中國為47。事實上，近年來印度企業的業績的確明顯地好於中國。 經濟增長的含義並不單純是GDP的增長，而主要在於微觀層麵的財富創造。中國經濟在創造財富方麵的確遜於印度。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兩倍，但按總體的財富程度來衡量，中國僅比印度富裕了37.6%。中國在教育、法律法規體係和經濟體係中的無形資產上尤其貧窮。中國的人均無形資產為4208美元，而印度為3738美元。其差距遠遠小於兩國在GDP方麵的差距。 同中國國有經濟仍舊占據核心產業領域和自然壟斷產業的狀況不同，印度已經成功地培育出一批可以與歐美最好的企業相競爭的公司：如Iforsys、Wipro、Ranbaxy和DrReddysLabs等。現階段印度經濟的迅速發展主要是靠私人企業來推動的。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印度的金融體係比中國更加發育，效率更高。如上所述，印度是用了中國國民儲蓄總額的1/2和中國引進國外FDI總額的1/10實現了近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這表明印度的資金使用效率明顯高於中國。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外資拉動和國家利用國民高儲蓄率進行高投資來實現的，而印度的經濟增長則主要依靠內資拉動。中國企業更多地靠銀行融資，印度企業則主要是在資本市場上融資。目前，印度的銀行體係中有27家政府銀行，25家私人銀行，46家外資銀行，有47000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基本上都是私營的。此外，還有近100家商業銀行。印度為創業者提供的融資手段和機會要比中國多得多。更重要的是，由於其民主政體以及由此所導致的信息和金融市場的透明度較高，印度經濟的證券化程度要遠遠高於中國。印度有24個股票交易所和債券市場，交易製度規範、運作透明。股票市場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國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印度資產和財產的股票化、證券化程度是中國的8倍。這樣，它配置資源、調動資源和利用現有資源的能力要比中國強得多。因此，與中國的外資引進多為外商直接投資不同，印度引進的外資多為流動性高的金融資本，流入印度股市的外資占其引進外資總額的60%以上。當然，印度也要為此承擔國際資本流動所帶來的風險成本。今年5月外資的大量撤出就導致印度股市暴跌。 此外，印度經濟的微觀層麵之所以好於中國，還在於其市場經濟自由化的改革目標已基本上實現，而中國的市場經濟自由度仍然不高，依舊還在為爭取更多的國家承認“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而努力。 其次，中國經濟發展的硬件要明顯強於印度，印度經濟發展的軟件基礎則優於中國。 迄今為止，印度尚沒有一條高速公路。2003年，印度曾計劃要建設第一條高速公路，但至今仍未開工。從新德裏到著名的泰姬陵所在地亞格拉大約隻有130公裏的路程，但往往需要乘車走3～4個小時。新德裏機場啟用於1960年代，當時在追求成為第三世界領袖的印度來說，如此規模的機場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但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它已破舊不堪。印度雖然號稱世界軟件大國，但在星級賓館上網並不容易——速度不快、費用很高。 2003年印度基礎設施投資額隻有中國的1/3，占GDP的比重為3.5%，中國則為10.6%。印度要趕上目前中國基礎設施的水平，尚需8000億到1萬億美元的投資，但目前每年的投資額卻不到100億美元。即便印度迅速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若要趕上今天中國基礎設施的水平，至少也需要20年的時間。 印度的軟件優勢除了上述的金融、資本市場發達和市場經濟自由化程度較高以外，其在英文水平、教育自由化程度和專業化的文官係統等方麵，也明顯強於中國。特別是英國對印度幾百年的殖民統治造就了印度一大批職業化水平很高的經理人員，其企業管理經驗和戰略眼光都堪稱世界一流。 但是，印度社會經濟發展的兩極分化使得其“貴族經濟”如 IT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特別是就業的拉動作用有限。印度社會經濟發展的兩極分化在其經濟結構上表現得十分明顯。印度包括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50～60%，而中國則剛好相反，包括製造業在內的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為50～60%。同印度“發達國家化”的產業結構相比，中國的產業結構及其變動趨勢無疑可以更好地長期吸收就業，拉動國民收入的增長。目前，中國的就業率高於印度近20個百分點，便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此外，國內外許多人擔憂印度因其IT產業的發展正在成為“世界辦公室”，因而可能超越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但事實上，兩者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品牌，都是處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外包生產鏈條的最底端。不同的是，雖然兩者的地位相近，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將會比印度所謂的“世界辦公室”地位更能夠持久的拉動經濟增長。因為相對而言，前者更有助於產業結構的有效提升，後者將更加強化經濟的“貴族化”特征。從這一點來看，大膽斷言印度經濟在短期內難於超越中國經濟是有道理的。 中印比較的意義何在？ 中國與印度之比較猶如阿基米德的兩條平行線，除了都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點相近以外，兩國在文明體係、社會結構、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等方麵都具有明顯的差異，很難設定一個有效的相互比較的坐標係。 如果將中印比較僅僅限於所謂“龜兔賽跑”的遊戲或寓言故事沒有任何意義。但也許正是因為無法設定相比較的坐標係，對兩者進行比較的意義可能遠大於那些可以設定坐標係的比較對象（如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比較”意義。我們需要以更加宏大的視野來認識中印比較的問題。在我看來，這主要涉及到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是什麽？是軟件條件還是硬件條件？這一直是發展經濟學、製度經濟學不斷爭論的問題。雖然在有些經濟學家看來，體製、製度等軟件條件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或基礎動力，但從戰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即便一些國家具備了比較有效的製度安排，甚至是政治體製上實現了西方式的民主製度，但落後的基礎設施等硬件條件的不具備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而那些體製、製度尚不完善、甚至是專製政體的國家，一旦具備了發達的基礎設施，其經濟增長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則非常迅速。事實上，近年來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也是將基礎設施的落後視為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 第二，什麽樣的政府更有助於後發展國家的經濟增長？不論是具備了軟件條件還是硬件條件，更重要的還在於將這些條件有效地導向有利於經濟增長方向的政府的效率。繆爾達爾曾在其《亞洲的戲劇》一書中指出：即便印度這樣的南亞國家製定了詳盡的經濟計劃，但其實施計劃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因為它們的政府是“軟政府”。迄今為止，印度人在認識和理解中國時一直在反思讓其驚訝的三件事情：一是印度早在1950年代便提出了要控製增長過快的人口規模，但由於其複雜的宗教、民族和政治等問題，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得到解決，但中國在1970年代末提倡和製訂計劃生育政策後，人口增長迅速得到了控製；二是當1960年代初期中印兩國因領土問題發生軍事衝突，中國軍隊迅猛突擊並越過所謂的“麥克馬洪線”之後，印度國會還在為如何對付中國軍隊進行激烈的辯論；三是印度早在1960年代就曾設想要搞“經濟特區”，但一直懸而未決，而中國在1979年改革開放後“經濟特區”便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事實上，早在英迪拉·甘地第二次競選時就曾明確提出過印度需要一個“能工作的政府”的口號，然而印度各級政府工作效率之低下依然令世人驚愕。 第三，政治體製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國內外有關中印比較的話題潛含著一個更為重大的命題：何種政治體製更有利於經濟增長？局限於中印兩國而言，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必須關注兩個方麵：一是政治體製與政府效率的關係，二是印度民主體製的真實內涵。 前一個問題的具體涵義是：針對後發展國家的經濟增長而言，民主政體注定是有效率而非民主政體必定是無效率的嗎？戰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經濟增長首先是一個政治過程。麵臨著市場不發育或殘缺的初始條件，擁有一個“強政府”對發動和推進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但“政府強度”並非是“強政府”的唯一內涵，更重要的在於是否具有較高的“政府質量”即政府理性、政府效率和政府自律。因此，即便一些國家如東亞各國、各地區的政府曾擁有很高的“政府強度”，但由於在相當長時期內具備了較高的“政府質量”，它們的經濟增長績效格外顯著。相反，印度雖然擁有民主政體，但對於發動經濟增長而言其“政府質量”尤其是其政府效率則是非常低下的。因此，政治體製與政府效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係，尤其是對於中國和印度這樣兩個人口眾多、民族多樣、社會經濟發展初始條件非常落後的國家而言，依據國情如何提高“政府質量”並為此確定必要的各種製度安排，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對這樣兩個發展中的大國的未來而言，擁有較高“政府質量”者必然勝出。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本質是製度競爭，GDP的競賽不過是製度競爭的表現形式或結果。 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印度的政治體製的確是民主政體。但印度政體有兩個顯著特征：它是殖民地時代的遺產，同時也帶有深刻的印度傳統文化和宗教的色彩。這決定了印度的民主政體的特殊性。具體來說，就是政治體製的宗教化和政治體製的種姓化。 自印度爭取民族獨立運動時期開始，其複雜的宗教問題便無時不在影響著其未來政治體製的形成與發展。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之父甘地（1869~1948）與一般政治家不同，他帶有濃厚的宗教意識，主張把政治與宗教揉為一體，推行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並認定自己的使命就是實現這一原則。在他看來，應把追求真理作為人和社會一切行動的最高原則，真理是神；追求真理的道路隻能是非暴力的，非暴力就是愛，是人的本性；真理隻有用無限的愛才能得到，若采取暴力隻能是背道而馳，陷於黑暗的深淵。這正是他主張爭取民族獨立運動應采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思想基礎（1）。甘地自身不僅最終死於宗教仇殺，其政治宗教化主張對獨立後印度的政治發展進程也是一個巨大的負遺產。雖然從尼赫魯政府開始，一直致力於政治的世俗化，但其強烈的宗教色彩一直未能改觀，“印度教教派主義”與“伊斯蘭教教派主義”的嚴重對立甚至引發了一係列重大的流血衝突（2），並嚴重影響著當代印度政治發展進程，這實際上也是迫使尼赫魯在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之間采取“公平優先”政策的一個重要背景。 種姓製度作為一種被宗教神聖化了的社會等級製度，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近現代經濟的發展以及印度政治的世俗化努力，使印度社會的種姓製度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原先眾多的種姓製度已經逐步演變成三個大的種姓：高級種姓、中級種姓和低級種姓，並各自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政治力量。由於種姓製度與人們的社會地位和利益直接相關，一方麵是各種種姓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並未消失甚至更加激烈，另一方麵則是各個政黨不斷利用種姓的衝突來爭取更多的“票田”，結果反而加劇了種姓意識的複活，導致更嚴重的矛盾與衝突，弱化了政治世俗化進程。1978年，印度政府曾設立“曼達爾委員會”，負責調查表列種姓（即原賤民）和其他落後階級的生活狀況並提出解決措施。1980年該委員會建議按照人口比例為落後階級保留政府和國有企業中的職位。1990年，印度人民黨政府為了擴大群眾基礎，宣布執行這個報告。結果引起意想不到的全國騷亂，高級種姓強烈反對，舉行遊行示威並引發流血衝突，幾個月內僅自焚的學生就多達75人，有200多人死亡。結果，使已經被逐步淡化的種姓問題再次凸現出來。政治組織和政府內部、社會各界的種姓營壘更加對立。 顯然，政治宗教化與種姓化的發展對印度政治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麵影響是巨大的。同時，“兩個印度”之間的巨大差距也同樣嚴重左右著印度政治發展與政府決策的過程。不但尼赫魯“社會公平”優先於“經濟增長”政策的選擇受其嚴重影響，英迪拉·甘地在1960年代末采取的激進的“國有化”政策亦同樣如此。雖然自拉吉夫·甘地政府開始試圖扭轉這一政策，1991年印度新政府的經濟改革也明確製定了“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國際化”的目標，但政治利益集團、社會階層和貧困差距之間的巨大鴻溝必將對當今和未來印度的社會經濟發展形成掣肘。當今印度的現實是：一方麵是號稱IT 大國，另一方麵是10多億人口中的2/3仍然居住在缺電少水、交通閉塞的農村；擁有世界上3/5的軟件工程師，同時也擁有世界1/4的貧困人口，而且人口增長將超過中國；每年有200多萬大學畢業生，同時全國婦女中有一半是文盲(3)。因此，市場化取向的經濟改革將激化還是弱化社會矛盾與衝突，答案隻有一個：關鍵在於印度政府能否有效地解決“兩個印度”的問題。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個問題的解決同經濟體製的調整與變革相比，肩負著更大的曆史遺產的包袱，遠非朝夕之功。 曆史是不斷重複的一次又一次的“鎖定”。長期以來，印度文明同中華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文明係統，兩者有著不同的曆史發展脈絡，之所以現階段兩者的社會經濟發展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並刻意地進行所謂的“比較”，就在於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使兩者都不得不走上了與世界規則接軌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兩條原本不相交的“平行線”出現了曆史拐點。正是從這個角度講，中印比較可能比中俄比較具有越來越重大的曆史意義。 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未來的印度不會為了發展而走向專製，中國也不會為了發展、穩定而延緩民主進程。值得關注的是，印度經濟雖然在1950～1970年代增長緩慢，但它從未中斷過增長，而且呈現出越來越快的趨勢；而權威體製的中國在1950～1970年代的經濟增長出現過大起大落並一度中斷，隻是1980年代特別是1990年代中後期以後才開始持續高速增長，同時也開始遇到越來越多的複雜問題。正是因為這一點，印度人可能比我們更了解自己的未來，而中國人對自己的未來卻充滿擔憂與焦慮。這無疑是國內目前掀起中印比較熱潮的深層次背景，也再一次促使我們對有關中國未來命運的深刻思考。這同1990年代初期國人麵對蘇東巨變時無知的“竊喜”與自豪相比，是一個進步。（2006年5月10日初稿，2006年7月28日定稿；作者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主要參考文獻： （1） 林承節著《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英）G·T·加勒特主編《印度的遺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趙鳴歧著《印度之路》，學林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釋： 1，對於印度的未來，甘地認為它不應當是現代文明社會，而應是一個以男耕女織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沒有剝削沒有暴力的社會；現有的大工業可以保存，但它是為小生產服務的；現有的城市可以繼續發展，但它必須為農村服務。 2，最重大的衝突之一，是1990年代初期的“阿約迪亞寺——廟之爭”。阿約迪亞是北方邦的一個小鎮，有一座1528年巴布爾軍隊入侵時建立的巴布裏清真寺。印度教徒認為這是在摧毀原來的羅摩廟的基礎上建立的。但穆斯林否認這種說法。印度教徒試圖在清真寺內祭祀羅摩大神，導致兩者發生衝突。印度人民黨一直試圖利用這個爭端來擴大自己在印度教徒中的影響。1980年代中期由包括印度人民黨在內的“同盟家族”挑起衝突。1989年11月，世界印度教大會在巴布裏清真寺實行象征性的建廟奠基儀式，得到人民黨支持，並利用印度教傳說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所謂“戰車進軍”，大批印度教徒衝進清真寺，導致嚴重的宗教衝突，死傷慘重。人民黨上台執政後，才放棄了原來的角色與主張，瓦傑帕伊要求法院進行公正裁決。 3，2003年，中國政府公布按照自己的貧困人口標準衡量（年人均收入637元），貧困人口達2900萬；如按國際社會通行的標準——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計算，同年中國貧困人口為8800萬。同樣，2002年印度公布其貧困人口為2.6億，但按國際標準衡量則多達4.4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