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美軍上尉餘百康的漫漫維權路 zt

2003年9月10日清晨，“古巴的朝陽爬上了地平線，我獨自一人乘著渡船穿越關塔那摩海灣，縈繞在心海的是女兒的音容笑貌。”——美國穆斯林前隨軍牧師、華裔上尉餘百康（James Yee）在他的新著《為了真主與國家：信仰與愛國主義遭遇炮火》（For God and Country: Faith and Patriotism Under Fire）這樣回憶道。那時的他絕對沒有料到，隱藏在這個明澈的清晨後麵的是冤枉、囚禁、懷疑、屈辱、等待；而這條在碧浪上輕盈滑動的渡船將把他帶上一條淒風苦雨的漫漫維權路。 “我的案子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司法失誤之一。負責此案的二星少將傑佛裏·米勒（Geoffrey Miller）對這宗極為敏感的案子所做的處理拙劣得讓人難以置信。這使美國民眾對於軍隊高層領導的信任大打折扣。”餘百康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專訪時說，“這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因為這些人手裏掌握著成千上萬的士兵的生命，而美國人民完全是出於信任才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給他們的。” 隻差一扣扳機，一個美滿家庭從此消失 2003年9月10日，曾在美軍關塔那摩基地服務多年的餘百康剛踏上美國土地就被捕了。（參見《華盛頓觀察》2003年第46期《餘上尉，美國國家安全“歇斯底裏症”的受害者》）軍方指控他犯有間諜罪、洩露國家機密罪、煽動暴亂罪等一係列罪名，甚至以死刑相威脅。對於畢業於西點軍校，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和長期的軍隊生活經驗的他來說，威脅、屈辱、折磨並不能把他壓垮。而他的妻子胡達（Huda），一個出生、成長於傳統的伊斯蘭教家庭的弱女子，卻在重重壓力之下快要崩潰了。 “2002年，我到關塔那摩做穆斯林隨軍牧師之後，妻子就帶著女兒回到敘利亞和她娘家人一起生活。”餘百康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我被捕那天，原本是約定要趕回我們在華盛頓州奧林匹亞（Olympia）的家，和從敘利亞回來的妻子和女兒相聚的。我妻子在機場左等右等卻不見丈夫來接機，回到家，仍然不見我的蹤影。軍方並沒有及時通知我的家人。我妻子就這樣度日如年地等待，等來的卻是沒完沒了的審問和誘供。這裏邊的具體細節我在書裏都寫得很清楚。” 2003年11月25日，軍方的一係列指控均因查無實據最終一一撤回，然而，為了挽回情麵，他們又指控餘百康犯有通奸、瀏覽色情網站等罪名。此類指控簡直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自從我被捕後，胡達不止一次暗示不想活下去了。”餘百康在他的書中寫道，但差點把她和整個家庭推上絕路的是這些涉及道德倫理的指控。 “作為一個穆斯林牧師，人們對我抱有很高的道德期望值。”餘百康告訴筆者：“因此這樣的指控，雖然在法律上不再像原來的指控那樣有性命之虞，但對我們，特別是我妻子而言，也是很致命的。” 餘百康在書中寫道：出事兒那天，他剛剛被從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海軍監獄釋放出來，突然接到妻子的電話。“她一手拿槍，一手握著兩發子彈，低聲說：‘告訴我怎麽上膛。’”這時，他害怕極了。他知道妻子的心理已經到了崩潰邊緣，一不留神妻子、女兒和他美滿的家庭就會毀在槍口下。他定定神，一邊穩住妻子，一邊聯係奧林匹亞警察局。“要不是警方及時趕到，奪下了手槍，把胡達送進了醫院，這慘劇簡直無法避免。”講到這一節，餘百康仍然顯得那麽緊張、無奈。 餘上尉不再沉默 就在這樣的痛苦、屈辱和絕望中，餘百康和他的家人度過了一天又一天。2004年3月，軍方撤回了所有指控，但對於餘百康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卻沒有給出一個正式的說法。 “盡管對我的所有指控都已經撤回，恢複了我的清白，但是當我重新成為一位隨軍牧師，回到路易斯堡（Fort Lewis）時，卻發現麵前障礙重重。”餘百康告訴筆者，“軍方曾經給了我正式警告，讓我不要說出所受的虐待，也不能對國防部或陸軍部有批評言論。” 失望之中，餘百康終於在2005年1月7日離開了他曾經多年忠誠獻身的部隊，回到了妻子和女兒身邊。雖然軍方給了他“光榮”退役（honorable discharge）的名分，但是這件冤獄帶來的屈辱依然沒有得到洗刷。 餘百康在華盛頓的律師費德爾（Eugene R. Fidell）在接受卡莫(Komo)電台的采訪時說，去年七月，五角大樓的助理檢查長克雷恩（John R. Crane）在一封信裏承諾，軍方會對餘百康的遭遇進行調查。可是，一年多過去了，至今沒有一點兒消息。他本來指望今年夏天官方會給個說法，但是等了一年多，對方也沒給個回話。“指定的期限早已過去了，但五角大樓的檢查機構還沒有一個人跟我聯係過。杳無音訊，靜得像座墳墓。”費德爾還說，他曾經詢問五角大樓的調查進行到哪種程度，但他們拒絕給出正麵回答。隻是推說，他們不願談論偵察正在進行中的案子。 “我希望我能等到一個說法。”餘百康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政府承認錯誤是國家之福，民眾會因此恢複對軍隊高層領導的信任。” 今年9月，餘百康終於不再沉默，以他的新著《為了真主與國家：信仰與愛國主義遭遇炮火》向讀者講述了自己的遭遇。該書由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後，他開始接受媒體的采訪，還應邀到美國各地演講、推介這本新書。盡管日程緊迫，餘百康依然抽出時間接受了筆者的采訪。 關於餘百康在指控撤銷之後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現有的媒體報道有各種猜測。當筆者問及此事時，他說：“離開軍隊前我一直保持沉默，是因為有人曾經威脅我要對我采取法律行動。”那麽現在這種威脅是不是不存在了？“離開軍隊之後，軍方不再對我有司法裁決權。我仍然在為軍方向我道歉而鬥爭。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問題。這體現了美國政府和軍隊是不是為自己的錯誤負責，會不會願意在反恐鬥爭中采取平衡、公義的策略。” 美國人權發展史上的標誌性人物 早在餘百康身陷囹圄，蒙受不白之冤時，美國的許多普通民眾、人權團體和頭腦清醒的政治家都積極為他奔走呼籲。他的支持者稱他是美國反恐戰爭的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受害者；費德爾律師說他已經成了享譽全國的英雄人物，而華盛頓州的前州長洛克（Gary Locke）則坦承：“我對餘上尉十分欽佩……欽佩他在重重磨難中體現出的力量。”餘百康不久前在接受《世界日報》的采訪時說：盡管他本人至今未收到軍方的正式道歉，但他所到之處，美國民眾都向他表示歉意。 雖然美國憲法對於保障人權有明文規定，但是美國的人權狀況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民眾持續不斷的維權鬥爭。以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為例，從1783年的奎克·沃克控訴納撒尼爾·詹尼森案（Quock Walker VS. Nathaniel Jennison），曆經廢奴運動、南北戰爭，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布朗控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六十年代的馬丁·路德·金牧師的非暴力民權運動，經過將近二百年的維權鬥爭、種族歧視和不平等才得以消弭。911恐怖襲擊給美國的政治氣氛和公民生活帶來了深刻影響，如何遏製在反恐前提下的權力濫用，維護、拓展、鞏固公民權益是美國民眾與政府不得不認真思考與對待的問題。就是在這層含義上講，餘百康的遭遇和不屈不撓的抗爭具有超越個人恩怨的符號意義。 “我的案子具有一種警示作用，它告誡人們美國反恐戰爭的現有策略對於普通美國人的公民自由構成了威脅，我和其他許多人都是這種策略的受害者。”餘百康說。 他感慨道：“我的案子也暴露了美國軍事司法製度致命弱點。我作為美國公民尚無法得到公平對待，關押在關塔那摩的外國戰俘更不會得到司法公平，這一點國際社會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對於我的案子的錯誤處理，讓人們很難相信美國某些部門的執政能力，懷疑他們能不能對恐怖嫌疑和潛在的恐怖罪行做出公平的甄別和對待。” 為自己，也為美國，餘百康在漫漫維權路上不懈追索。我們衷心祝願也熱切期待他的最後勝利，因為那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勝利，更是美國自由傳統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