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諜報團案”：日本誌士冒死探絕密 zt

中西功，日本三重縣人，1911年出生，中學畢業後，於1929年到上海入“東亞同文書院”讀書。同年與進步同學一起建立革命組織“日支鬥爭同盟”。1930年因散發反戰傳單被日本駐滬領事館逮捕關押9天。1931年加入中國共青團，1932年回國，因加入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並發表進步文章，遭警視廳逮捕，後因身份未暴露出獄。1934年被大連“滿鐵”總部調查部錄用。1938年被日本“中***派遣軍”特務部借調去上海分析中國問題，乘機與中共地下組織接上關係並成為黨員。他提供的有戰略意義的情報，對中國和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大貢獻。1942年被“特高課”逮捕押回國，1944年被判死刑，未及執行便迎來日本投降。戰前他積極參加了日共重建，長期任神奈川縣委員長，1973年病逝。 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裏，曾有一批日本革命誌士站到了中國人民一邊進行反法西斯鬥爭，成為中共黨員的日籍情報人員中西功就是突出代表。他在隱蔽戰線做出了中央稱道的具有戰略意義的貢獻，為了信仰，舍生忘死和臨危慷慨凜然的氣概連敵手也為之驚歎。 ■18歲到上海，進入中共黨員、著名經濟學家王學文任教的同文書院，受到革命啟蒙 ■身為日本人卻參加中國共青團，因革命活動兩次被關押，認識尾崎秀實後投身情報工作 1929年夏，中西功這個18歲的日本青年抱著國內同齡人慣用的“浪人”方式，闖蕩到上海。此時虹口日租界居住著幾萬僑民，辦起一批中日文並用的雙語學校。中西功進入的同文書院，正好由中共黨員、不久前剛留日歸來的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王學文主持教學。 在日本質樸善良卻受過許多對華歪曲教育的中西功，到滬後發現周圍的中國人常用異常眼光看著他們，開始認為是“***人”對“皇國”的固有敵意。經過王學文老師講解，再認真了解曆史，他才知道這是日本的侵華政策造成的。再聯係中日兩國社會共有的巨大貧富懸殊和階級矛盾，中西功很快對馬列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與同學一起建立了意味著同中國團結鬥爭的組織“日（本）支（那）戰鬥同盟”。1930年，日本海軍士官生隊到滬參觀，實際是為侵略熟悉戰場，中西功得知後便趕印了宣傳反戰的傳單向他們散發，結果被領事館中的便衣憲兵“特高”發現，把他關押了9天，釋放後還勒令停學一年。 初次入獄，使中西功更認清了軍國主義統治的黑暗，決心以革命來推翻它。1931年初，他加入中國共青團，並擔任了書院的團支部組織委員。翌年日本海軍陸戰隊發動“一二八”事變，強令日籍學生參戰，中西功馬上以“撤出侵滬戰爭”為口號組織鬥爭，迫使領事館同意他們回國。在歸國的船上，他結識了以駐上海記者身份為掩護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成員尾崎秀實，從而開始了他人生傳奇的一幕。 回國後，中西功秘密參加了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並向尾崎秀實學習了情報工作。他因參加了無產階級研究所，被警視廳偵破後遭關押40天，後因身份未暴露獲釋。此時尾崎已打入上層，將中西功介紹到在大連研究中國情報的“滿鐵總社調查部”。中西功在華巡遊後寫出一係列分析報告，引起了政府和軍部重視。1938年日本“中***派遣軍司令部”成立，其特務部從滿鐵將他借調來滬，沒想到這個“***通”卻乘機從事了相反的工作。 ■利用在日軍特務部的條件，四年間向延安發送了一係列有戰略價值的情報，看到這些簡直等於參加了日本最高層的決策會，並做了詳細記錄 ■由於準確發出日本南進的情報及襲擊美國的時間，“中共諜報團案”震動日本軍部和政府 中西功到達上海後，通過同文書院同學、已成為中共黨員的西裏龍夫恢複了組織關係，並成為正式黨員。此後他利用為日軍特務部做情報分析的條件，自由進入絕密資料室並外出調查，通過地下電台向延安發出一係列重要情報，如日、蔣、汪三方關係變化，日軍占領武漢後已決定停止戰略攻勢，對蔣介石的誘和進展，以及日軍在華兵力調配及“掃蕩”打算等。這時尾崎秀實擔任了近衛首相的秘書，從東京不斷向中西功發來包括禦前會議決定在內的許多情報，由他再轉發延安。有些行家說，看到這些情報，等於參加了日本最高層決策會並做了記錄，毛澤東曾對這些“國際同誌”的貢獻做出了極高評價。 1941年夏德國進攻蘇聯後，日本南進還是北進成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關心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如果日本北上攻蘇，中國抗戰處境將更艱苦。值此關鍵時刻，尾崎秀實在首相身邊得知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通過德籍蘇聯情報員佐爾格迅速發電，使斯大林決心西調遠東軍20個精銳師，在莫斯科危急時刻扭轉了戰局。世界上許多史學家稱佐爾格、尾崎是“二次大戰中最成功的諜報員”，其實中西功對此情報也做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在珍珠港事變發生前兩個月，佐爾格、尾崎便被捕，近衛內閣受此案牽連倒台，日本決策層對南進尚未最後拍板。此時中西功冒著極大危險返回東京並到“滿鐵”探到絕密材料，得知了南進決策已定並了解到準確日期，報告了延安並轉蘇聯，才接續完成了佐爾格、尾崎的事業。 尾崎秀實被捕，與之關係極密切的中西功顯然要受追查，當時有人通知他“速西去”即避往解放區。中西功卻相信尾崎不會供出自己，又考慮到這一崗位他人難以替代，便以高度責任感在半年內遲遲未走。日本“特高課”通過追尋線索，終於在1942年夏秋逮捕了中西功和其他中日情報人員20餘人，其政府和軍部都為此“中共諜報團案”的規模而震驚。 ■受嚴刑拷打始終不說接頭人，把審訊室當成革命講堂，警官如同小學生每天聽他上課 ■東京法庭判其死刑時稱他們的情報“危害之大，令人戰栗”，幸而因日本投降未及執行 中西功從上海被押到東京後，受到嚴刑拷打，內髒出血不省人事，特高課頭目怕失去口供又下令搶救。他始終不肯說出接頭人，卻坦然承認出於信仰向中共提供過情報。中西功被審時列舉了掌握的大量國內數據，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侵略戰爭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同時被捕的西裏龍夫更以雄辯的教授式口才，把審訊室當成講堂。警官們對此十分驚奇，又引出莫大興趣，此後每天竟出現授課式的場麵──被審者進入審訊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說：“今天，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今天，講一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審問者則像小學生一樣洗耳恭聽並寫下幾大厚本記錄。那些警校畢業的高等生過去受的全是軍國主義奴化教育，此時聽到這些前所未聞的革命理論，再聯係戰事失利及國內餓怨載道的無情事實，在對過去的信條產生懷疑的同時，也對被審者有了些尊重。集體庭審時，中西功和西裏龍夫等又侃侃而談，警視廳官員和看守們都愣著聽講，主審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斷講話說：“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今天閉庭。” 經長期審訊，1944年秋日本法庭下令將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絞決，並將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書以驚歎的語言稱：“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及友邦勝負，危害之大，令人戰栗。”因特高課要留活口核對疑問，死刑暫未執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後，他們幾個幸存者出獄。 戰後，中西功拖著傷病之軀為重建日本共產黨奔走，曾長期擔任黨的縣委員長（相當於省委書記），還出版了回憶錄《在中國革命風暴中》。據他的夫人回憶，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處於彌留之際，最後懷念的仍是在上海的鬥爭歲月，斷續地說：“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共和國……” ■受中國革命教育後，站到反本國侵略一邊。冒生命危險提供情報，隻為信仰不要錢 一個日本人，在本國對華發動侵略戰爭時站在中國一邊，為抗日戰爭乃至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當年乃至今天都不能不為人讚歎。能出現這種奇跡，根本原因是中國革命正義性的感召力，使真正了解這一事業的日本青年也投身其中。 日本侵華時曾向上海、滿洲等地移民幾十萬，本意是想以此控製中國。許多日僑受軍國主義影響而抱有“大和民族優秀”的錯誤觀念，不過也有一些人來華後站在同情中國人民的立場上。中西功就學的上海同文書院，曾被人認為是日本人培養文化特務的場所，然而因馬克思主義學者王學文在那裏任教，結果以先進的思想教育出十幾名日本進步青年，使他們加入了共青團，有幾人回國後還成為日共的領導幹部，進入隱蔽戰線的人更成為特殊英傑。 中西功並非不愛自己的祖國，卻認為隻有使軍國主義失敗，並與中國友好，才能建設民主的新日本。在東京法庭上，他反駁“叛國罪”的指控時說：“製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日華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日華和平和日華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於這種理念，他與帝國主義的間諜完全不同，提供情報完全出於信仰而從不要報酬，黨組織困難時還以個人積蓄傾囊相助。這種高尚的風格也證明，代表正義的先進思想具有強大的力量，“得道多助”恰恰由此得到生動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