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解密檔案顯示麵對納粹屠殺，英美沉默真相 -- 內心肮髒的政

2006年6月，美國國家檔案館宣布解密40萬頁絕密情報檔案。閱讀這批檔案，曆史學家和普通民眾深感震驚的是，當年美英盟國通過破譯納粹安全機關的絕密情報，不但知道納粹大屠殺計劃，而且對計劃的細節也了如指掌。 華盛頓和倫敦最高層從一開始就知道納粹的大屠殺計劃 1943年夏天，英國倫敦郊區布雷特切裏莊園，著名的“埃格瑪密碼破譯小組”密碼專家們連續破譯了駐羅馬納粹安全總部發給柏林總部的絕密電報。破譯出來的內容讓英國的密碼專家們倒吸了一口涼氣：戰爭初期，由於意大利的墨索裏尼在猶太人的處置問題上並不完全服從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訓示，所以意大利境內的猶太人免遭被驅逐的命運。1943年7月，墨索裏尼被推翻後，德軍已經占領了意大利北部地區，所以根據“第三帝國”最高元首希特勒的訓令，入侵意大利的德國黨衛軍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在意大利的猶太人通通關押起來，送往設在南歐和東歐的集中營。然後予以“肉體上的消滅”。 截獲的絕密電報清楚說明了納粹德國準備屠殺意大利猶太人的步驟和方案： 10月6日，駐羅馬的德國官員接到希特勒親自簽發的密令，要求他們把生活在羅馬的8000名猶太人通通逮起來，這一任務務必在接到命令後10天內完成。 10月 11日，一份從柏林發往羅馬的電報發了赤裸裸的訓令：“基於意大利總體安全的利益，必須立即徹底消滅意大利境內的猶太人。延誤的時間越長，就會有越多的猶太人逃往或者躲到親猶太人的意大利人家裏。” 10月16日，一份從羅馬發回柏林的電文清楚地說明：“針對猶太人的行動已經開始，並於今天結??還膊痘窳?200名猶太人。” 10月20日，納粹德國駐意大利蓋世太保總部密電柏林總部：逮捕猶太人的任務已經完成，所有這些猶太人已經押離羅馬，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這些猶太人幾乎沒人活著走出集中營。戰後的文件顯示，整個羅馬隻有數百名意大利猶太人幸免於難！ 納粹德國正在進行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種族滅絕大屠殺！這實際關係到數百萬歐洲猶太人的生死存亡問題。 “埃格瑪小組”截獲破譯的這些納粹絕密電報被專人火速送交英國的最高層。這些絕密電報同時也呈交給美國政府最高決策者的手裏。曆史學家們現在仍弄不清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是否親眼看了這一令人震驚的絕密情報，但美國和英國政府的最高層肯定是知道這條絕密情報的。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個重要途徑獲得的可靠情報再次證實了納粹德國準備屠殺所有意大利猶太人的計劃。提供這些情報的是潛伏在納粹德國各要害部門內的盟國間諜，其中最重要的間諜之一便是潛伏在納粹德國外交部內的弗裏茲?科爾貝。這位納粹德國外交官經常利用前往中立國瑞士的機會與美國戰略勤務辦公室的特工杜勒斯秘密會麵。 新解密的絕密文件說明，科爾貝當時就向杜勒斯提供過關於納粹德國將在1943年年底消滅意大利猶太人的驚人情報。實際上美英兩國政府早在1943年年初就知道奧斯維辛等死亡集中營的真相，但兩國政府卻令人費解地選擇了沉默。 美英當局保持沉默的原因 既然美英當局事先已經知道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可為什麽卻保持了沉默呢？從解密的檔案資料來看，主要有這麽兩個因素：一是美英當局用沉默換取納粹的技術與合作來發展自己；二是要維護形象，怕承擔道義上的責任。 在戰爭結束後不久．西方學者就開始就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是否知道納粹德國種族大屠殺計劃和死亡集中營真相一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多數學者出於對二戰盟國領導人的尊敬和愛戴，根本不敢相信或者不願意相信美英首腦早就了解納粹種族大屠殺真相，但卻麻木不仁的事實。然而。新解密的檔案和絕密資料把些學者善意的推測擊得粉碎。 許多美國曆史學家和官員對美英兩國政府把如此重要的真相掩蓋這麽多年深感憤怒和不解。美國國會前議員、美國戰爭犯罪解密法草案起草人之一的伊麗莎白?霍茲曼質疑說：“這些真相的披露必將產生令人難以接受的道義疑問：這是否意味著盟國在戰爭結束後就開始保護起納粹戰犯來呢？這個問題是美英兩國政府不敢正視的問題。” 最具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許多二戰大屠殺遇難者的親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盟國法官沒有把納粹衝鋒隊將軍科爾?沃爾夫送上絞刑架深感不解。 眾所周知，沃爾夫領導的納粹德國衝鋒隊把意大利境內成千上萬的猶太平民趕進了死亡集中營，沃爾夫正是所有意大利猶太人大屠殺遇害者的劊子手。然而，令大屠殺遇難者親屬感到憤怒和不解的是，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沃爾夫並沒有像人們事先預料的那樣被美英盟國法官送上絞刑架，此人戰後一直被拘押在盟國拘留營裏，1949年獲釋並回到慕尼黑過上了逍遙的生活。直到1962年才因被人指控與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營30萬猶太人之死有關而被逮捕。沃爾夫隨後在西德接受了審判，最終被判處15年的監禁但仍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其中原因令世人一直不解。 檔案解密，真相大白天下 這次解密的檔案終於給出了答案。沃爾夫之所以逃脫了法律的製裁，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他與艾森豪威爾執政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杜勒斯有“特殊的關係”。這種特殊的關係是杜勒斯在瑞士任戰略勤務辦公室特工時與沃爾夫建立起來的；其次是沃爾夫在二戰結束前夕安排入侵意大利的德軍投降，多少算是“有功之人”。所以也被免了上審判台的命運。 新解密的檔案和文件說明，美英等二戰盟國在戰後曾有計劃、有步驟地網羅成百上千名頭號納粹科學家，甚至幫助一些雙手沾滿平民鮮血的納粹衝鋒隊官員逃離歐洲、前往南美以換取他們的合作．這與後來於20世紀80年代在南美抓捕隱藏的納粹分子有因果關係。 針對這樣一個關乎羅斯福和丘吉爾兩人評價的問題，更多的曆學家現在認為，有關“盟國國家領導人對種族大屠殺一事一無所知”的曆史應該重寫。另一些激進的史學家甚至建議說，丘吉爾和羅斯福應該對在大屠殺中遇難的歐洲猶太人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情報專家蒂莫斯?納夫塔裏坦率地說：“實際上，當時羅斯福或者丘吉爾哪怕發表一個公開聲明也就能挽救成千上萬意大利猶太人的生命，或者最起碼引起意大利猶太人的警覺，使他們有機會逃脫納粹的種族大屠殺。然而，兩位著名的領導人卻選擇了沉默，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不損害英美兩國的密碼破譯行動。” 此外，解密的資料還顯示，英國首相丘吉爾的確有過想發表聲明的念頭的。當時他曾和外交大臣艾登商量說，是不是應該發表一個譴責納粹種族大屠殺暴行的聲明。艾登卻堅決反對丘吉爾發表類似的聲明，認為這樣做不但無助於盟國阻止納粹的種族屠殺，也不利於盟國贏得這場戰爭。於是丘吉爾再度選擇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