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早已不是障礙 中梵關係正常化，球在誰手上？zt

梵蒂岡外長拉約洛（Archbishop Giovanni Lajolo）日前一句“中梵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time is ripe）”，再度掀起兩岸三地華人對中國同梵蒂岡可能於近日恢複邦交的諸多揣測。繼位屆滿一年的教皇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也首次表達了訪華意願，雖然時間還得“看神的旨意”。一周後，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公開表示，中梵正在就關係正常化一事進行談判；此外，如果達賴喇嘛明確完全放棄西藏獨立，中國可能會考慮讓他訪問中國。有鑒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在即，中國在這兩個敏感話題上的開明態度頗為華盛頓的觀察家矚目。 “我的感覺是，最近有關中梵建交的談論，比以往來得有實質意義（substance），中梵雙方的公開聲明也都十分正麵，但雙方還是麵臨極大的建交障礙，也就是主教委任權的問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項目（China Initiative）主任傑夫裏·貝德（Jeffrey A. Bader）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道，“至於中國國家宗教局的聲明，的確挺有意思的。這展現出中國有可能在宗教立場上采取較有彈性的做法。我相信中方不是刻意為胡錦濤訪美鋪路，因為中國一向不願意為了取悅美國而在國內政策上屈服‘美’意。” 美國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的社會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趙文詞（Richard Madsen）教授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道，“中梵建交整體來說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是梵蒂岡同台灣斷交，另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是，誰來任命中國的主教。梵蒂岡早在1999年就曾表明願意同台灣斷交。真正的問題在於，在任命主教時，北京和羅馬教廷誰享有最後決定權。” 台灣早已不是中梵建交的障礙 “梵蒂岡早在很久以前就得出這麽一個結論：為了讓中國天主教能夠有一個在台麵上以教皇為精神領袖的天主教會，他們必須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斷交，這是個梵蒂岡不得不作的外交選擇，”貝德表示。 趙文詞說，中梵在1999年差點就要複交，梵蒂岡當時就已經公開表示，與台灣的邦交關係是可以犧牲的。這7、8下來，梵蒂岡駐台北的大使已經不具有梵蒂岡最高的外交使節地位，即Papal Nuncio－－其地位等同於教廷的主教或大主教身份。梵蒂岡與台灣的外交層級已經不如以往講究，他們刻意放低姿態正是為提前與台灣斷交做準備。 “天主教徒隻占台灣人口的3%，明知中梵建交將犧牲這些人的部分利益，但梵蒂岡還是願意這麽做。當然，梵蒂岡也會試著給台灣的天主教徒做好心理準備，強調教廷同他們的實質聯係是不會改變的，”趙文詞表示道。 現任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教授，也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的蘇珊·奧格頓（Suzanne Ogden）說，台灣的邦交國本來就不多，所以丟失任何一國都會是很大的打擊，雖然梵蒂岡嚴格來說不能算是個國家（state），但是衝擊仍會不小。 “天主教近來在台灣的發展有些受挫，常聽聞天主教在台灣找不到神父傳教，這可能也是台灣被放棄的原因之一，”奧格頓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道。 美國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 東亞政治學副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說，台梵的外交關係能夠撐這麽久，倒是挺令她意外的。中梵恢複邦交的談判進行了許多年還是沒有結果，反倒讓台灣和梵蒂岡的關係得以“苟延殘喘”下去。 “雖然台灣政府苦心經營（cultivate）台梵關係多年，但對梵蒂岡而言，他們從來沒有所謂‘棄台灣，保中國’的問題，”任雪麗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道，“台灣雖然同梵蒂岡一樣，都尊重宗教自由，但雙方分享的共同價值與建不建交無關。” 對於台灣的天主教徒來說，台梵關係不保自然不是好消息，但是梵蒂岡向30萬信徒解釋台梵關係的變化要是有些技巧，或許還能減輕一些負麵衝擊。趙文詞就說，梵蒂岡本身是個城市國家，這個政治實體雖然不再同台灣有邦交，但是教廷（the Holy See）這個宗教權威還是會同台灣的天主教徒和教會保持良好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兩方的來往仍會如常，就算是斷交了也不會有太大的實際變化，隻是沒有了外交關係這一層表皮罷了。 “但一件事是肯定不同了：陳水扁無法再去羅馬了，”趙文詞說。 有鑒於台灣的邦交國幾乎以每年丟掉一個的速度遞減，目前僅存的25個友邦中，梵蒂岡是唯一一個歐洲國家，地方雖小，但在2005年4月好歹也讓陳水扁以台灣領導人的身份到了羅馬一趟，參加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喪禮，也成為“中華民國”唯一一位到訪歐洲的在職領導人。台灣人對於這個歐洲小國冀望甚深，丟了不免感傷，趙文詞建議台灣人往外交的現實麵著眼。 “台灣的邦交國多是處在外交邊緣的小國，梵蒂岡雖然是僅剩的歐洲邦交國，但實際上，在國際社會並沒有重要的政治或經濟影響力，台海真要起衝突，這些國家也幫不了什麽忙。有這些邦交國隻是麵子上掛的住罷了。”趙文詞表示道，“與梵蒂岡斷交雖然是個損失，但還不至於太糟糕。” 建交遵循“越南模式” 奧格登說，中國在1951年同梵蒂岡斷交的原因在於，中國不願見到國內的天主教徒對教皇－－也是另一個國家的領袖－－效忠。“中國其實是想效法英國國教的傳統，認為中國公民應該效忠國家，而非他國宗教領袖。這個原因也是中梵互不往來這麽多年的主要理由。” 然而隨著天主教勢力在歐洲的萎縮，南美洲現在已成為天主教勢力的新重鎮，2005年全球天主教徒中，拉美國家的教徒占到了45%，而歐洲僅占約26%。有分析家指出，羅馬教廷欲積極向亞洲開疆辟土，以平衡南美洲天主教徒獨大的勢頭。 “在中梵建交之外，梵蒂岡和中國都有更深層的考慮。”貝德指出，“對梵蒂岡來說，她不想讓中國阻礙其在全球推廣天主教信仰的努力；從中國的角度看，不論是任命宗教領袖還是（國有）企業總裁，委任權都應該在中國政府手中，這一原則不應被梵蒂岡破壞。” 2005年4月，本篤16世接替約翰·保羅二世出任教皇一位，也為中梵關係正常化帶來久違的曙光。約翰·保羅二世在共產主義製度下的波蘭長大，從不避諱其反共立場，梵蒂岡更被指曾涉入上個世紀80年代波蘭共產黨下台的風暴。教皇本篤16世相較之下沒有這個曆史包袱，對中梵建交應有助益。 “新的教皇或許想有個全新的開始，而不是等到他的年紀很大了再來談這件事，”趙文詞說。 曾在克林頓時期任職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的貝德則說，據他了解，中國政府早就經將梵蒂岡同波蘭的牽連拋在腦後。“中方已經相信波蘭這個事件是個特殊案例，梵蒂岡在其中的涉入並非不可或缺。因此，中梵建交的心裏障礙其實已經打破了。” 曾經著有《中國的天主教徒》（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一書的趙文詞說，中梵建交應可遵循梵蒂岡同越南協商建交的模式。1990年代末越南和梵蒂岡開始協商建交事宜，最棘手的問題同樣是主教任命權，但雙方後來取得共識，任命權雖在教皇，但梵蒂岡的任命名單需由越南政府認可並提供。2005年11月梵蒂岡以此形式冊封了57名主教，由此看，梵蒂岡與越南正式建交隻是個時間問題。 梵蒂岡越南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比較順利，主要是因為雙方建有正式官方溝通渠道，每年可就建交相關事宜直接商議。趙文詞說，越南的天主教信徒眾多，梵蒂岡在同越南政府談判時的籌碼也比較多，但天主教徒在中國僅占約1%的人口，所以梵蒂岡在同中國政府協商建交時，站在一個比較微弱的立場。 在越南全國8200多萬的人口裏，有大約800萬天主教徒，是亞洲僅次於菲律賓的第二大天主教徒國。 任雪麗表示，她相信中梵雙方都有“強烈欲望”（strong desire）想要恢複邦交，但還麵對十分棘手的問題尚未解決，北京在這件事上還拿不定主意，所以建交恐怕在“最近的將來”不會實現。 “過去，主教委任權曾是個問題，但現在症結已不在此，而是中國內部（地下）天主教徒對中國政府的批評聲浪頗大，梵蒂岡對這些教徒采取什麽立場，是中國現在最為關切的，”任雪麗說道。 教會分歧增變數 有香港天主教人士指出，中國地下教會的反對幾乎已成為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礙，極需要有人疏導。趙文詞也說，中國境內的教會分歧和梵蒂岡內部的不同意見，都給中梵建交增添了不少變數。 “中國內部除了有官方教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外，另外還有約60%～70%的天主教徒因為某種原因，不在愛國會之下運作，雙方關係有些緊張，互相指控對方不是天主教正統。”趙文詞表示道，“教廷高層中也有不同的派係，不同的立場，對於中梵建交有些人積極，有些則不。” 趙文詞說，梵蒂岡尊重這批約800多萬仍以教皇為精神領袖的地下教徒，而他們希望能公開獲得中國政府的承認，因此在中梵談判上或許不想讓教廷退讓太多；此外，中國的地下天主教教會若真得以扶正，愛國會的官方地位不免顯得多餘，所以愛國會可能希望中國政府對梵蒂岡和地下教會采取強硬的態度。 趙文詞進一步強調，近來，這兩派還能和睦相處，去年愛國會和地下教會在上海教區的主教任命上，通過私下協商方式取得共識，算是一個不錯的示範案例。雖然這尚未形成一個正式管道，但至少給了中國天主教徒一絲希望。 考慮到中國天主教教會的分歧，中梵關係正常化對兩國來說或許都有實質性的好處。“從梵蒂岡的角度來看，教廷同中國地下教會的主教們的溝通管道不是那麽暢通，有時他們的作為不符教廷期待，教廷也無可奈何，中梵建交倒能使梵蒂岡對地下教徒們有更多的控製。”趙文詞說，“反過來說，中國也有同樣的問題，缺乏對地下教會的管理。隻可惜中梵兩方難以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 趙文詞最後也坦言，中梵建交的風聲在1999年甚囂塵上，媒體報道言之鑿鑿指稱中梵建交在望，最後卻還是不了了之，所以他建議，“當我看到雙方真的白紙黑字地簽了約，我才會相信它發生了！” 徐琳，《華盛頓觀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