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袁枚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作者：石玲 [2001-6-14 7:35:48]

袁枚（1716-1797），清中葉文壇最有影響的文學家之一，居"乾隆三大家"之首，執詩壇牛耳近50年。他在考據成風的乾嘉時期，異軍突起，獨樹一幟。其性靈詩說，突破了當時詩壇上流行的格調說、肌理說的樊籬，促進了文學觀念上的解放，使詩歌創作向表現人之感情的軸心回歸。同時，以他為首的性靈詩派，是清代最有影響的詩派之一。袁枚在詩、文、小說等方麵均有建樹。他的充滿創造精神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不僅在當時文壇，而且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都有很大影響。     兩百多年來，對袁枚及其文學思想與文學創作的評論，走過了一段曲折的曆程。人們的觀點分歧很大，正如郭沫若先生在《讀隨園詩話劄記》中所說："寵之者奉之為“詩佛“，恨之者欲火焚其書。"簡直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回顧袁枚的評論與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袁枚生前至五四運動前夕     這一時期有關袁枚的評論較為零散，多見於一些詩話作品及其他著作，《清詩紀事》多有收錄。     袁枚生前，曾經名重一代，"從遊者若鶩若蟻"（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影響很大。"隨園之享盛名，在清代除阮亭之外，可說無與比並。"（沈其光《瓶粟齋詩話》）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去，他是繼王士禛之後獨領文壇風騷的人物。在他的生前，盡管也有非議者，但大致說來人們對袁枚的評價還是比較高的。     與袁枚同為"乾隆三大家"的蔣士銓、趙翼對袁枚甚為服膺。蔣士銓《讀隨園詩題辭》雲："古今隻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意所欲到筆注之，筆所未到意孳孳。……難達之情息息吹，難狀之景曆曆追。"趙翼稱讚其"不拘格律破空行，絕世奇才語必驚。"（《偶讀小倉山房詩再題》）孫星衍的《隨園隨筆·序》稱："（先生）以才名傾動當路，……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必有過人之識歟？"對其成就和影響也給予充分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袁枚隻言片語的評論中，有的能夠直入袁枚文學創作的核心，評價極為貼切、準確。如袁枚的女弟子金纖纖曰："餘讀袁公詩，取《左傳》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隨園詩話補遺》卷十）這個見解抓住了袁枚詩歌的靈魂，深得袁枚之心。     對袁枚的葢棺之評可以說譽多毀少。姚鼐《袁隨園君墓誌銘並序》中稱，袁枚"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為文辭詩歌，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清史·文苑傳》中的評價是，"所為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然名盛而膽放，才多而手滑，後進之士未學其才能，先學其放蕩，不無流弊焉。其神道碑、墓誌銘諸文紀事亦多失實。惟駢體最工，論者謂抑揚迭宕，深得六朝體格雲。"葉衍蘭所輯錄的《清代學者像傳》謂，袁枚"著作以駢體文為最工，詩文皆專寫性情，無不達之意"。就連沈歸愚的弟子王昶也對其評價較高。他在《湖海詩傳·薄褐山房詩話》雲：袁枚詩"才華既盛，信手拈來，矜新鬥捷，不必盡遵軌範。且清靈雋妙，筆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蘊結"。這些評論大都肯定了袁枚創作上的主要成就，同時也指出了"才多手滑"過於率意的不足。文學評價與人格評價合而為一。     張維屏《聽鬆廬詩話》對袁枚整個文學創作作出以下評價：     隨園之文，駢體尤工。詩則以七律為最，七絕次之，五古又次之，七古才華富贍，奔放有餘，然好為可驚可喜，遂或涉於粗浮，近於遊戲者有之。葢名盛而心放，才多而手滑，諸體皆有遊戲，而七古尤縱恣。惟七律中酬贈言情之作無詞不達，無意不宣，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此其專長獨擅者也。     袁枚身後，非議漸多。"謝世未久，如吳嵩梁輩頗多指摘，且有議欲毀其板者。"（沈其光《瓶粟齋詩話》）"同、光朝士大夫談詩者，厭薄隨園，久成習尚。"（袁祖光《綠天香雪{竹移}詩話》）陳廷焯認為，"小倉山房詩，詩中異端也。"（《白雨齋詩話》）對其大加指斥。章學誠對其可謂深惡痛絕："近有傾邪小人，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導未俗，造然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奸邪。"（《文史通義·書坊刻詩話後》）從道德的意義上予以全麵否定。梁啟超對其也不留情麵："乾隆全盛時，所謂袁（枚）、蔣（士銓）、趙（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邇。"（《清代學術概論》）梁氏文學理論常常具有鮮明的政治指向，在此他主要是從道德和學術的角度來觀照乾隆三大家的。袁枚的非議者認為，袁枚"蔑棄儒先，乖僻悖道，詩文卑陋，亦無足觀。少年子弟一閱是集，必將壞其心術，日趨浮薄"（邱煒＠③《五百石洞天揮麈》）。可見，這些觀點是從道德教化出發而生的。     應該看到，袁枚在清代後期遭到非議，有其特殊的曆史背景。袁枚生活在所謂"乾嘉盛世"，他的作品更多關注詩人之自我，表現個性，追求"適我"，較少厚重社會內容。而清代後期，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清廷腐敗，世道動蕩，民族矛盾激化，"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強化，隻關心個人痛癢的文學作品受到人們的冷遇甚至摒棄。袁枚被認為"氣骨全拋但說情"（林慶銓《題簡齋詩後》），在此時期受到非議是有一定理由的。     在厭薄隨園成為風尚的情況下，對袁枚的中肯之見還是存在的。邱煒＠③認為，袁枚"磊落使才，猖狂肆誌，所在不免平日於嫌疑二字自信太過，便看得輕。此是其純乎天趣處，而所以招謗亦在此。然其踐履真摯，不假外為。骨肉友朋之間，可感可欽可歌可泣，豈浮薄者所能偽托？……至其全集詩文，百世而下，宜有定論。目為卑陋，微特先生不受，即讀先生之文亦不能忍與須臾也……《詩集》一片靈光，動人魂魄……"（《五百石洞天揮麈》）。徐世昌《晚晴{竹移}詩匯》認為，"簡齋詩本清超，特好市天資使其筆力，往往戃蕩不自衿練。能狀難顯之境，寫難喻之情，又好以通俗語入詩，以古今事供其玩弄。成如脫口，實亦由醞釀而來。晚節之受詬病，尤在詩話一編，所采誠多猥濫。論詩雅有深識，後來流為末派，自是學者之過。"這些觀點公平持論，頗為中肯。     同治年間，方ｊùｎ濬師先生《隨園年譜》問世。這是第一部袁枚年譜。     晚清時期，由於受西方觀念和方法的影響，中國文學史的編纂蔚然成風。清光緒三十年（1904）出版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重點在於探討文體的演進變化，對具體作家、作品涉及較少，對袁枚僅在第十六篇之十八"國朝駢文之盛"中有所提及，認為"錢塘袁簡齋氏枚，能於駢體中獨抒所見，辨論是非。"僅此而已。1918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基本沿用傳統的觀點，認為"其詩文甚富，兼長四六，而詩體有時流於諧謔。不無輕佻之弊"。     在這一時期，袁枚研究的範式基本上是傳統的點評式、隨感式、領悟式、考證式。這種批評方法，使得袁枚研究呈現一種片言隻語、過於直觀、不成體係的狀態。而且，道德評判占據較大的比重。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見，一些觀點一直影響至今。     2.五四運動至建國前     五四運動開辟了中國曆史的嶄新紀元。人們舉起科學、民主的旗幟，高呼著"砸爛孔家店"的口號，向傳統的封建思想宣戰。由於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西方的思想及研究方法輸入中國，袁枚研究開拓了新的視角，打上了現代思想的烙印，研究範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袁枚思想中反抗道德的方麵受到了格外的關注。1927年出版的楊鴻烈先生的《袁枚評傳》，便集中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具有濃鬱的時代氣息。     楊鴻烈對袁枚"五體投地欽佩無極"，他在《袁枚評傳·導言》開頭一句即稱"袁子才是一位中國罕有的大思想家"。他認為袁枚思想的根本就是打破道統，其人生哲學是情欲主義，用科學家求知求理的態度作為應付人生問題的方法。在第十一章《結論》裏稱"假使先生遲生一二百年"，"那麽首揭叛旗反抗傳統的思想的人，恐怕當今天下，真是舍先生其誰與歸？至於文學革命，提倡抒寫性靈具有真實的生命的新詩，和大膽的揭破那般層層積累而上，披著神聖不可侵犯的符纂的一些假古董，先生將不待招會，要說：“老夫行之有素矣，豈待後人？“……若以子才先生而論，則一般常人幾乎追趕了百多年，到現在還不曾看到先生的影子哩！清代的大學者真不在少數，隻是有點思想的人，可就難找了。"楊先生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對道統的反叛，對假古董的揭露，對文學革命的提倡。該書的體例呈現一種中西結合的特色，既有年譜這種中國典型的傳統形式，又有"袁先生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律學"、"袁先生的教育學"、"袁先生的民俗學"等西方學科的分類方法。     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五章《論性靈之說》，論及袁枚的性靈說，但不甚詳細，有些地方對袁枚的評價失之偏頗。     顧遠薌先生的《隨園詩說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是第一部對袁枚詩說進行係統探討的專著。該書對性靈詩說的意義、源流和性靈說的內容論、形式論、創作論、鑒賞論等分別予以探討，認為性靈是"濃厚的感情和靈敏的感覺"，亦即"內性的靈感"，成一家之言。     另外，2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對袁枚的文學理論大都作了較係統的闡述。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論集》，收有朱東潤先生的《袁枚文學批評論述》一文；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亦多處涉及袁枚。     這一時期，袁枚研究的範式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已由傳統的感悟式、考證式變為對袁枚整個思想體係的梳理與審視，對其文學主張性靈說的深入的理論性的探討，融入了西方的理論和觀點。應該指出的是，這一時期對袁枚思想的叛逆性與進步性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對袁枚的文學見解和主張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挖掘，但對袁枚的文學文本的闡釋卻是一個薄弱環節。因此，這一時期與上一時期相比，人們的視點由主要關注袁枚的文學創作轉向關注袁枚的思想和文學理論。     3.建國後至70年代末     建國之後，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體係的確立，使我們的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研究範式再度發生變化。     在一個時期裏麵，我們重視的是文學的階級性、人民性，對袁枚這樣的具有某些為文學而文學的傾向的作家給予了一種觀念上的人為的遮蔽與忽略。60年代最有影響的關於袁枚的研究著作，當屬郭沫若先生的《讀隨園詩話劄記》。     《讀隨園詩話劄記》最初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後由作家出版社於1962年出版單行本。郭老在《序》中說："餘少時嚐閱讀之（指《隨園詩話》），喜其標榜性情，不峻立門戶；使人易受啟發，能擺脫羈絆。爾來五十稍有餘年矣。近見人民文學出版社鉛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攜帶。旅中作伴，隨讀隨記。其新穎之見已覺無多，而陳腐之談卻為不少。"也就是說，郭老少時曾很喜愛《隨園詩話》，五十多年後則改變了觀點，原來"易受啟發"的"新穎之見"，大多成為"陳腐之談"。郭老的觀點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他自己也認為，這些以"今之意識"所貫串的劄記，"如果青勝於藍，時代所賜。"（《讀隨園詩話劄記·序》）譬如說，第二則中談到金聖歎時，郭老寫道："金聖歎固然有可鄙薄的地方，但不是由於“好批小說“而可鄙，而是由於好以封建意識擅改所批的小說而可鄙。……忠於封建統治階級的袁枚，當然不能作這樣的階級分析。"第三十五則對《隨園詩話》中有關王安石的評論極為不滿，他認為，"地主階級之遺忿，七百年後猶匯萃於袁枚之筆端。"這樣一些話，讓我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時代感。     同時，郭老畢竟是個大詩人、大學者，在批判袁枚的同時，也時有精到的心得和見解。譬如他對性情說的評價還是十分中肯的，"袁枚於詩主性情說。所謂性情者，謂抒寫胸臆，辭貴自然。這較王漁洋神韻說之不著邊際、沈德潛格調說之流於空套，自然較勝一籌。"類似的中肯見解還是不少的。     此外，除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教科書上對袁枚有所提及外，有關袁枚的研究幾乎一片空白。袁枚的文學創作仍被冷落，擱置一邊。這一時期研究成果最少，幾乎成了袁枚研究的斷裂層。     4.80年代以後     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給思想界、文學界帶來了無限的生機。眼界打開，思想日趨活躍，各種國外的理論、觀點、思潮潮水般湧來，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參照。袁枚研究步入了一個新的活躍時期。人們摒棄了單純用階級的觀點、唯心與唯物的標準去衡量作家作品的做法，對袁枚的審視趨於全麵與客觀。人們從塵封中再次發現了袁枚，研究成果增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對袁枚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對《隨園詩話》、《續詩品》以及袁枚整個文學思想體係的研究。主要文章有鬆下忠《袁枚"性靈說"的特色》、王英誌《袁枚性靈說探源》、陸海明《袁枚的文學批評論》、淩雲的《袁枚〈續詩品〉簡論》、橫田輝俊《袁枚的文學觀》等等。章培恒先生等的《中國文學史》對袁枚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進行了全麵的評介。袁枚文藝理論的核心"性靈說"的研究逐步深入。     同時，對袁枚文學創作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使袁枚研究趨於全麵。應該說，對袁枚作品文本的解讀、闡釋和評論一直是袁枚研究的薄弱之處，在這一時期情況大有改觀。主要研究文章有王英誌《袁枚"性靈詩"的特色》、胡明《袁枚詩歌初論》、陳少鬆《袁枚和趙翼的詩和詩論》、周舸岷《獨樹一幟的袁枚遊記文》、劉世南《論袁枚思想及其性靈詩》等等。這些文章或就袁枚的某一類作品進行探討分析，或結合詩論或思想來探討作品，角度雖然不同，但都對袁枚的文學作品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探討，取得了新的進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對袁枚的研究不是就袁枚而袁枚的，有的學者從文學史的角度，對袁枚其人、其觀點以及袁枚對性靈詩派乃至對清代文壇所發生的作用和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這方麵的文章以錢仲聯先生等的《袁枚新論》為代表。此外還有王英誌《隨園"閨中三大知己"論略》等，新近出版的王英誌專著《性靈派研究》對性靈詩派進行了全麵獨到的探索。     同時，對袁枚生平事跡的研究亦有新的成果，198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傅毓衡先生的《袁枚年譜》。     近幾年，袁枚著作的出版刊行，也為袁枚研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本湻先生標校的《小倉山房詩文集》；1993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王英誌主編的《袁枚全集》。其他諸種，在此不一一羅列。     縱觀這一時期，袁枚及其理論與創作的研究是建國以後最受重視的時期。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有新的拓展，研究範式也呈現了一種當代性特征。袁枚文學巨子的地位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盡管學術界對袁枚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們認為，目前對袁枚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對袁枚的文學創作的研究還是遠遠不夠的。     袁枚在文學理論上的成就的確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他的《隨園詩話》，可以說是劃時代的，近人林鈞將它與《紅樓夢》、《聊齋誌異》同視為有清一代的扛鼎之作。但是，我們知道，《隨園詩話》是袁枚晚年寫成的，是袁枚文學創作經驗和體會的結晶。而袁枚從9歲開始作詩，曆78年之久。因此，袁枚首先是一位詩人。長期以來，人們對袁枚的詩歌的評價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實際上，袁枚當日得名在很大程度上靠其文學創作。     學界普遍認為袁枚的詩作有顯著特色，但難稱大家，"不以厚重壯大、激情奔放為特色，而以新穎靈巧見長"（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的確，袁枚詩作更多關注人的個性存在，自我指向十分鮮明，大多取材於身邊的瑣事、一己的情感，缺少廣闊的社會內容。但應該辯證地看到，這是袁枚詩歌的單細之處，也是其厚重之所在。勃蘭兌斯認為，"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曆史。"（《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文學創作，歸根到底是人類靈魂的表現，是生命的個體體驗的結晶。     縱觀袁枚的詩歌創作，雖然沒有杜甫史詩式的博大雄厚，但它也是個性生命活生生的靈魂的曆程。在袁枚的筆下，有受人賞識的感激，有被山水之美激起的心靈震撼，有博學鴻詞科報罷的失落，有金榜題名、洞房花燭的無比喜悅，有痛失胞妹的悲慟，有與女兒生離死別的嘶叫，有對祖國的深沉懷念，有久別重逢的唏噓，有故地重遊的懷舊，有光陰流逝的感傷，有對生的依戀、對死的恐懼……凡此種種，無不表現了人的七情六欲，表現了豐富的人生內容。在袁枚的筆下，"我"被重筆塗寫。從表現個體生命的意義上說，袁枚的詩作是厚重的。這一個層麵值得我們重視。     袁枚對杜甫"沉鬱頓挫"的獨到理解，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他認為，"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於朋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不一往情深耶？"這種觀點是很有見地的，這也正是我們對杜甫較為忽略的方麵。我們較為重視的是杜甫詩歌的史詩性以及憂國憂民的深沉內容，可是對其生命體驗的其他方麵卻相對忽視。我們認為，詩歌可以表現形形色色的內容，並非以表現社會生活為最上乘。     除此之外，袁枚的一些詩作尤其是古體詩激情澎湃，富有創造性和天才性。袁枚詩歌中的天才特色也是我們所重視不夠的。     其次，袁枚的散文創作也很有建樹。"他的文章，以思想開明、感情真摯為基本特色。"（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這一評價十分中肯。袁枚的散文，有靈魂的獨白，如《青山招主人賦》、《山問》等，在去與留中輾轉徘徊；有自己的人生宣言，如《所好軒記》，坦言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有人生哲學的流露，如《隨園記》，表現的是自己順應自然的態度；有翻案語，如14歲所作《郭巨論》，對殘酷的"孝道"通加討伐；有心靈的創傷，如《祭妹文》，回憶瑣事，追憶亡妹，肝腸寸斷，催人淚下；有漫遊的足跡，如《遊武夷山記》等等。當然，毋庸諱言，也有不少應酬之和。由於信奉"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笞蕺園論詩書》），袁枚所作多率直、真摯，富有生活氣息，與當時流行的桐城派散文形成鮮明的對比。     袁枚還是一位筆記小說作家，其《新齊諧》（又名《子不語》）在中國小說發展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袁枚的小說觀念與其詩歌觀念有顯著的不同。詩歌創作要獨抒性靈，真摯動人。而於筆記小說，作者取一種自娛的態度。袁枚在該書序言中雲："餘平生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能焉。文史之外無以自娛，乃廣采遊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以妄驅庸，以駭起惰，不有博奕者乎？"如果說小說創作也體現了袁枚整個文學創作的共性，那就是自然天成的風格。"其文屏去雕飾，反近自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即使是自娛的產物，《新齊諧》也在經意不經意中流露著作者主觀的判斷，於是就有對"煩證轉引"、"以瑣瑣為工"的漢學考據人士的諷刺（《麒麟喊冤》）；對"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的理學家的抨擊（《全姑》）；有對神佛的不恭（《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觀音作別》）……所有這些，都與袁枚的一貫思想相一致。當然其汙穢之處也不在少數。     同時，袁枚是個頗具現代意識的人。他的個性解放的思想，他對淺顯、曉暢的文風的提倡，都與五四運動不謀而合，其繼往開來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     我們承認，袁枚遠遠不是一個完人，人性的諸多弱點在他的身上還相當明顯，對此，毋須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