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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鬧同學說倫敦象北京，別的不知道，拐個彎就讓人轉向，倒是真象。
在曼哈頓住六年，習慣了那種橫平豎直的馬路，橫的叫street，豎的叫avenue，越往北（或者西）數越大，越往南（或者東）數越小。走路上打個電話，你在哪兒呢？57街第9大道啊。多清楚，智商60都知道哪哪。
就這樣還迷路呢。有一回遙遙去紐約玩，吃完飯兩人出來，要去某地，人家是客人，我是主人，隻好由我來掐方向。但見我站馬路中間，左比劃，右比劃，跟個交警似的，一會兒仰天冥想，一會兒念念有詞，最後一拍遙遙的肩膀，知道了，往那！結果走了一個街區，還是錯了。
遙遙大笑不止。不識路不奇怪，奇怪的是明明不識路，還弄得那麽煞有介事。
我承認，在方向感方麵，我智商16。
在一猜就錯方麵，我已經成了概率史上的奇跡。
北京就不用說了。有時候也問人家住哪，人家說“五棵鬆”或者“左家莊”或者“玉泉路”，我點著頭做若有所悟狀，但實際上對我來說，我聽到的隻是“%%#*”或者“×◎％”或者“％!@”而已。
在北京住八年，是臨走那年才搞清楚西單是在天安門往西北的方向。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安貞橋、安定橋到底是什麽關係，如果一定要我猜，我就猜是表兄弟關係。
我的問題在於，第一次到一個地方的時候，總是固執地認為自己的前方一定是北邊，而且一旦形成了這個基本錯誤，就無論如何都糾正不過來。比如在人大的時候，我第一次是從東門往西門走，因此無可救藥地形成了西門在北邊的觀念，接下來的8年都沒有扭轉過來。從理智上講，我知道西門在西邊，但是從感情上講，我始終認為西門在北邊。理智和感情衝突得非常嚴重，當它們扭作一團的時候，我腦子裏所有的方向就糊成了一團，於是北京在我記憶裏的形狀，就是一個轉動著的漩渦。公主墳、車工莊、知春路什麽的，在我腦子，全都有腿，還健步如飛，我緊趕慢趕都趕不上。
倫敦就更不用說了，它甚至不象北京，還有個二環、三環、四環，在你找不著北的時候幫你重新定位。據我從地圖上觀察，倫敦的主要大道好像都是斜線，有的45度，有的20度，有的75度，非常無規則地擰成一團，象那些後現代畫家的“潑墨”作品。紐約因為曆史短，典故少，所以幹脆所有的大街按數字排，簡單省事，倫敦就不一樣了，曆史長，典故多，街道都不夠用，為了公平分配，隻好一條街這段叫這個，下一段叫那個，再下一段又換一名字。這還是大街呢，大街框架下的還有無數支離破碎的小街、小小街，完全是一盤散沙。
於是這兩天倫敦就多了一個人，戰戰兢兢地抱著一張地圖，每拐一個彎，就端起地圖，嘴裏念念有詞，眼裏充滿了解三元二次方程的困惑。
要不怎麽說我適合小國寡民的農業社會呢？隻能記住從大院到玉米地的路，左手邊，翠華家，穿過兩個路口，再經過旺才家，走100米，繞過村口那棵大柳樹，往下走，就到了。
再遠就不認路了。
有時候幹脆自暴自棄，迷路就迷路唄，迷到哪算哪，反正我對“名勝古跡”本來就沒有什麽興趣。於是幹脆將自己的“迷路症”給美化成了一種小資情調，想象每一個城市都是一個沼澤，每一個人走著走著都將淪陷在它的腹地。別人的旅行是去發現，而我的，是去消失。
我想一個文藝女青年不識方向，就像一個科學家不會做飯一樣，是可原諒，甚至可炫耀的吧。
順便說一句，我中學地理學得很好，老考第一。第二次上地理課的時候，複習第一次地理課的內容，黃老師點我起來回答各國首都名稱，我一個不差地答出來了，清楚地記得她當時用了一個詞：漂亮。我想她應該也問了英國的首都，我想我應該也回答了：倫敦。
當時回答問題的小姑娘，完全不曾想到有一天自己將周遊世界，更不曾想到她周遊了世界之後，還是想回到她自己的小村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