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主義的典故創作者

中國自由主義的典故創作者(2000年舊文) 楊支柱 @ 2006-12-23 9:18:21 閱讀(2113) 引用通告 分類: 未歸類 楊支柱 秦暉的《天平集》（新華出版社1998年1月版）我讀了兩遍，《問題與主義》（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我讀了三遍。他對當代中國背景下自由競爭與平等、民主、法治相互依賴的雄辯的論證，他對起點平等和過程公正的不厭其煩的強調，他對曆史上的“偽現代”現象的驚人洞察力，他對文化決定論的透徹批判，他的自由觀念的徹底性，都使我非常服膺。秦暉對自由主義的貢獻，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麵： 全麵、徹底地堅守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 自由競爭與民主、平等、法治的人類普適價值的相互依存關係，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不讀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我們也可以通過回想自己幼年時期所參與的兒童遊戲來洞悉這一真理。但是在二十世紀後期的中國，由於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腐敗經濟學在理論界和實踐上都居於相當顯赫的地位，而新、老左派又利用這一點大做文章，別有用心地給自由主義扣上反民主、反平等的罪名，妄圖以“反競爭的偽公正”來取代“不公正的偽競爭”，這使得秦暉不得不花大量的筆墨來闡明這些常識。僅就闡明自由競爭與和平、平等、民主等人類普適價值的關係而論，秦暉的著作不如米瑟斯的《自由與繁榮的國度》[i]全麵、係統、簡練。秦暉無意於全麵、係統地向中國人介紹自由主義，而誌在公平合理地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秦暉把經濟學界和法學界玄之又玄地叫做“明晰產權”的改革，一針見血而又生動形象地稱為“分家”。當國有資產正在每日每時地、大批地流失的時候，再去談論要不要分家的問題，就像對正在天空飛翔的大雁爭論把它射下來以後是煮著吃還是炒著吃一樣，不是迂腐不堪，就是別有用心。所以要不要分家的爭論的雙方不時聯合在一起聲討秦暉，那是毫不足怪的。秦暉既然把“如何分家”當作他研究的核心問題，自由競爭便成了隱藏在他的理論中的邏輯前提。因為這個原因，他很少談論自由競爭。當他講“自由先於主義”[ii]的時候，他仿佛是個“人文自由主義者”。當他講“公正至上”的時候，他又仿佛是個“新左派”[iii]。其結果，一些智商不大高的“人文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先後把秦暉視為同道，既而又認為秦暉的立場發生了動搖，或者幹脆把秦暉指責為叛徒。其實，秦暉的立場和基本觀點從他出道以來並無任何變化：在秦暉看來，公正和自由缺一不可，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又是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基礎。秦暉的這些觀點並不新鮮，而是經典自由主義最基本的觀點。如果一定要把自由主義分為“經濟自由主義”和“人文自由主義”的話，那麽秦暉首先是個經濟自由主義者，是中國罕見的真正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秦暉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關於經濟問題的，便可以證明這一點。在今日中國，即使撇開主張腐敗出效率的偽自由主義者不論，被公認為信奉自由主義的人，也或者時時鼓吹保守主義，或者自我標榜為漸進民主派並時而批評別人激進[iv]。在這樣的背景下，秦暉便成為中國少數幾個全麵堅持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的學者之一。無意於全麵介紹自由主義的秦暉，反倒以其全麵堅持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而醒目，可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有多麽悲慘！秦暉的另一個醒目之處是他的自由主義信念的徹底性。在這一點上他超過了哈耶克。秦暉認為：從曆史上看，無理想的奴役和無奴役的理想遠比因理想而造成的奴役更常見；從邏輯上講，理性的局限固然應當重視，但正因為有這種局限，人不可能確定理性的局限到底在何處。他的結論是：限製理性既無必要也無可能，限製強製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v]。這種徹底性使秦暉擺脫了自由主義者中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爭。我認為，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爭，是偏執的意氣之爭：人不能隻講經驗不講理性（想），否則就跟其他動物沒什麽區別了；人也不能隻講理性（想）不講經驗，否則人就變成天使了。這種徹底性也使秦暉超越了關於中國自由、民主化的所謂漸進主義和激進主義之爭。秦暉認為，在“如何分家”問題上存在兩條不同的道路：斯托雷平模式和普利茅斯模式（也稱為普魯士道路和美國道路），兩條道路都可以有一步到位的激進模式和步步為營的漸進模式，道路的選擇是速度選擇的前提，不談道路談速度是沒有什麽意義的。[vi]我還想替他補充一點：道路一般可以選擇，速度往往是不能選擇的。如果速度可以選擇，誰不想拿個世界冠軍？某些問題，如人們觀念的改變，注定了隻能潛移默化地漸進（具體到某一個人當然可以“頓悟”）；而另一些問題，則注定了隻能用一步到位的方法解決，這就是薩克斯所說的，“人不能分兩次躍過壕溝”[vii]。因此籠統地談論所謂漸進好還是激進好，是沒有什麽意義的。 探索通往自由之路 秦暉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他全麵而徹底地堅持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而在於他基本完成了自由主義的中國化。秦暉沒有簡單地把自由主義當作西方的泊來品，他認為追求自由是人的一項本能，“不僅儒家，連道、墨、法農諸家，不僅中學、西學，便是佛教—印度文化或伊斯蘭文化中，也都可以發掘出自由思想的種子。”[viii]在《文化決定論的貧困》一文中，秦暉雄辯地證明：自由與強製的區別與其說是西方和東方的區別，不如說是古代與現代的區別。有了這個邏輯前提，才談得上如何在中國實行自由主義，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秦暉一再強調，科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不是針對中國問題的，作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我們麵臨的問題不是如何避免“通往奴役之路”，而是如何走上“通向自由之路”。秦暉的幾乎全部著作，都旨在探索通往自由之路，尤其是中國通往自由之路。在《問題與主義》第三輯《他山之石》中，秦暉以四篇文章近百頁的篇幅探討了美、俄兩國現代化的經驗教訓，雄辯地得出了如下發人深省的結論：不公平的偽競爭往往導致反競爭的偽公正，跳出這一惡性怪圈的關鍵在於起點狀態下的路徑選擇——爭取起點平等和規則公平，而不是簡單地限製競爭。在《從大共同體到公民社會》一文中，秦暉從土地革命論和鄉村和諧論所解釋不了的中國社會周期性大爆炸現象入手，通過對法家傳統、漢代基層組織、近古宗族之謎和拜占庭現象的分析，以其過人的曆史洞察力，深入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古代中國和東羅馬帝國大共同體壓迫小共同體所形成的被統治者一盤散沙的“偽現代”現象，提出了一條獨特的中國現代化之路：“在‘公民與小共同體聯盟’的條件下，邏輯上就要求走國家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傳統’小共同體之上變傳統國家為公民國家（民主國家），然後再以民主國家為依托製約‘莊主’（無政府狀態下的人民是無法對付‘莊主’的），變小共同體本位為公民社會組織。顯然，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形成公民國家便成為問題的關鍵。“因此筆者反對那種粗陋的類比，即從西方曆史的發展得出‘先有自由後有民主’、因而民主必須緩行的‘規律’論。”秦暉既然已經找到了“通往自由之路”，他為什麽又說還沒有一套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理論[ix]呢？因為還剩下這樣一個問題：“倘若‘不明不白地私有化’搞完之後發生了民主化又當如何？”[x]從曆史的經驗來看，無非是這麽幾種可能：第一，普魯士道路，把國內的火山向國外噴發；第二，斯托雷平道路的逆轉，發生“革命”，以“反競爭的偽公正”代替“不公正的偽競爭”；第三，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後重新開始自由競爭。不用說，秦暉是讚成走第三條道路的。但問題是如何以最小的代價完成“打土豪分田地”？如何才能保證“打土豪分田地”之後不繼之以“反競爭的偽公正”？這些問題，秦暉還沒有解決。實際上這也不是個理論問題，而隻能通過努力去爭取，隻能留待實踐去解決。因此我的看法與秦暉不同，我認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理論已經有了，這就是秦暉的理論，隻是這個理論還需要進一步斟酌和係統化。 典故的創作者 說秦暉基本上實現了自由主義的中國化，不僅僅是因為他研究中國問題，探索中國通往自由之路；還因為他用地地道道的中國語言來表達他的思想。當秦暉站在自由主義立場概括中國問題的時候，他創作了一係列富有中國特色並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學術概念。我深信這些概念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終將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典故。“荊軻刺孔”和“舞陽讀經”，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兩個，秦暉特別為這兩個概念編了一個故事：“荊軻欲刺秦王，至秦庭，見龍威凜凜，不敢近前。躊躇有頃，於階下一展所齎孔子像，持匕撲刺者三，且刺且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劣根深兮千斯年，知其不可兮而為之，悲劇精神兮萬古傳。”有報於秦王曰：此刺孔之歌也，與陛下焚坑之誌同，於王事有益焉。王頷之。俄而軻歌愈奮。王不澤，怪其聒噪太甚，以棒擊其頂，逐之出。軻狼狽回驛，鬱鬱然反思再三。有秦舞陽者至，責其激進太過：孔子偉人，豈可刺之哉？軻大感悟，遂改宗保守主義，與舞陽閉門讀經，整理國故去矣。“[xi]這一對概念不但把中國大陸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熱極其背後的原因刻畫得入木三分，而且背後還暗藏著秦暉對中國傳統社會陽儒陰法、國家權力至上的深刻認識。秦暉創作的堪稱典故的概念還有很多。“阿Q說不”[xii]和“革命與保守” [xiii]也分別配有一個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大陸九十年代的兩種文化現象；“革命與保守”還暗含著秦暉關於“道路選擇優先於速度選擇”的思想。 “特大村莊”（指命令經濟下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問題與主義》第19頁）高度概括了秦暉對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農民與市民（公民）的區別的認識。類似這樣的具有秦暉特色的概念還有很多，例如“雍正思想”（《問題與主義》第69頁）、“無不同政見者”（《問題與主義》第101頁）、 “命令經濟”（《問題與主義》第39頁）、“莊主經濟”（《問題與主義》第22頁）、“莊主政治”（《問題與主義》第391頁）、“賣地財政”（《問題與主義》第27頁）、“自由先於主義”（《問題與主義》第109頁）、“孔始皇”（《問題與主義》第132頁）、“黑經濟”（《問題與主義》第213頁）、“偽現代”（《問題與主義》第364頁）、“偽個人主義”（《問題與主義》第389頁）、“大共同體本位”（《問題與主義》第263頁）、“索貢”（《天平集》第76頁）等等。秦暉往往通過強烈的對比來創造概念，這進一步增加了他的語言魅力。這方麵的例子很多，例如“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問題與主義》第215頁）、“拿來主義”與“送去主義”（《問題與主義》第6頁）、“奉旨造反”與“抗旨造反”（《問題與主義》第11頁）、“物價雙軌製”與“產權雙軌製”（《問題與主義》第25頁）、“戲說乾隆”與“胡說雍正”（《問題與主義》第62頁）、“改革皇帝”與“文革皇帝”（《問題與主義》第71頁）、“前近代”與“後現代”（《問題與主義》第88頁）、“權貴私有化”與“人民私有化”（《問題與主義》第169頁）、“劣根性”與“優根性”（《問題與主義》第291頁）、“挖根”與“尋根”（《天平集》第139頁、《問題與主義》第338頁）、“從猿到猴”與“從猿到人”（《問題與主義》第296頁）、“民族病”與“時代病”（《問題與主義》第302頁）、“進化非真”與“進化非善”（《問題與主義》第308頁）、“客家心態”與“土著困惑（《問題與主義》第315頁）”、“進化”與“播化”（《問題與主義》第305頁）、“道儒”與“法儒”（《問題與主義》第416頁）等等。我們隻需要把這些秦暉創造或慣用的詞匯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排列起來並予以詮釋，就能構造出一個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理論。 [i] 韓光明 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月版，準確的譯法應為《自由主義》。[ii] 詳見秦暉：《善惡、信仰與自由：兩個托馬斯的啟示》，《問題與主義》第87-115頁。[iii] 其實這是新左派的錯覺，因為秦暉所講的“公正”建立在自由競爭的邏輯前提上，而新左派所講的“公正”建立在整體主義的基礎上；隻是由於前提常常被隱藏，才導致雙方因大講“公正”而顯得相似。[iv] 如劉軍寧就鼓吹過保守主義，朱學勤和謝泳都曾簡單地主張漸進而反對激進。[v] 《問題與主義》第115頁。[vi] 《問題與主義》第454頁。[vii] 轉引自金雁：《新餓鄉紀程》第219頁，新華出版社1998年1月版。[viii] 《問題與主義》第131頁。[ix] 《問題與主義》第465頁。[x] 《問題與主義》第466頁。[xi] 《天平集》第130頁，《問題與主義》第447頁。[xii] 詳見《問題與主義》第8頁。[xiii] 詳見《問題與主義》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