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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正義思想
宋歪麥
在中國古代語言裏,沒有“愛情”這個詞，這不意味著我們華夏沒有一位先祖曾經經曆過和表達過愛情。這並不妨礙，譬如說，我們現在說孔夫子深切地“愛情”過他的老婆或他的二奶；盡管從現代眼光看，由於缺少關鍵詞，他表達起來不那麽深情。甚至，即使古代沒有“愛情”這個詞，也不妨礙現代的學者討論孔子的愛情觀。
類似地，在當代中國，籠統地說，並沒有在羅爾斯的意義上使用“正義”一詞，就是說，目前中國，沒有明確地把正義運用於社會體製或社會製度，沒有明確地把正義當成社會製度的首要價值。但是這並不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的學者或政治家們沒有關於理想社會製度的設想，沒有一套關於社會製度的評價標準。他們的這種設想和評價標準可能也可以被歸納為幾條易於理解的原則，隻不過沒有明確的稱之為“社會正義原則。”
正義原則對社會如此重要，中國社會怎可能沒有類似的原則呢？隻不過它沒有被明確地表達出來。但是，它會或多或少以那種或這種形式體現在比如在憲法，法律，法官的判決或政府的公報中。下麵我列舉和評價我認為目前在中國實際發生作用的社會正義原則或理論，我將依此討論 A.效率論，B.穩定論 C.改革論 D.公平論 。在探討其局限性之後在下一節提出我自己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四條社會正義原則。
一 效率論或效率原則
效率論的基礎是原始的物質主義。假如不考慮社會體製，文化素質，精神財富等等其他因素，隻考慮社會擁有的物質財富總量，而且也不考慮社會成員之間如何擁有和控製這些財富，那麽，一個社會擁有的物質財富總量當然越多越好。這是和1+1=2或者和1米=3尺一樣的道理。但是，這樣的道理，在30年前中國，居然不是一目了然的。當初口號是：“階級鬥爭為綱”。1978年以後，沒人反對這樣樸素的道理。已故的鄧小平先生曾經生動地將原始的物質主義表述為“白貓黑貓論”和“發展是硬道理”。經濟財富是社會的重要價值，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切合實際的多，尤其在大部分人口需要解決溫飽問題時期。
不過，把“物質越多越好”這樣的簡單道理當成社會正義原則實在是小瞧人類的智慧了。這道理太通俗，不能體現吃皇糧的中國大學的學者教授們或政府部門的“理論工作者們”的價值。假如考慮社會財富在成員之間的分配，“財富越多越好”就不那麽簡單地是正確了。這樣，淺顯的常識被進行了理論的加工後，采取多種不同的表達形式，有些實際上形成了新的理論。效率理論，由此次橫空出世。經濟學書呆子們發展出好幾種不同的枯燥乏味論調，比如“最大程度的發展生產力論”，“共同富裕論”，“生產優於分配論”等等效率論，其中以“蛋糕論”最為著名，也似乎更有經濟學基礎，特別受到自認為精通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推崇。所以我們以它為代表討論中國一些學者們效率觀。
所謂蛋糕論觀點是：先別管分配，社會蛋糕越大越好；不要老爭論如何分配蛋糕，應當設法把蛋糕做大，每個人的得到的份額才會更多；即使在初次分配每人沒得到更多，也可以在再分配環節來調整收入的分配。這個理論很粗糙。什麽是效率？如何才算是有效率？怎樣才能促進效率？這裏的概念是相當含糊。在下節，我們會要給“效率”一個嚴格的定義，並在這個定義基礎上重新討論社會製度的效率。目前我們隻好泛泛而談，畢竟，蛋糕論仍然是個原始的物質論。
蛋糕論這個不太精致理論有這樣一個前提：蛋糕越大，效率越高。有人稱之為“雞屁股越多越好”理論，既然一個國家總蛋糕的大小一般用GDP（雞的P）來衡量。這是一個糟糕的前提。把蛋糕做大的經濟製度不見的是個有效率的製度。蛋糕是否生產得有效率，還要看生產的投入是多少。按蛋糕論，效率應該是產出和投入之比較。
蛋糕論者會反駁說，蛋糕做大，是簡略的說法，實際上當然要在同樣產出的情況下，使投入盡可能的小，或同樣投入的情況下，產出盡量的大。
問題是，我們可能不希望蛋糕很大。一個人可以工作8小時，也可以隻工作4小時。在後一情況小，蛋糕會小一些，甚至小很多，不到半個那麽大。但如果這個人仍然要選擇後一情況，說明後一情況更為可取。生產蛋糕過程涉及到倆個以上的人，並不改變上麵的結論。兩個人可能都希望更少的工作時間和更小一點的蛋糕。這顯然不算沒有效率。
蛋糕論的反駁是：不希望蛋糕大，是理論上的可能，實際中，大家還是希望多得到蛋糕，讓每個人得到更大份額的辦法還是更大的蛋糕；更大的蛋糕隻能在生產過程中產生，而不能在分配過程中產生，討論分配不公，不能增加蛋糕的大小。
看似有道理，實際上是腦袋混亂的產物。
這裏的"公平"是相對數問題,非絕對數問題. 絕對數的增加解決不了相對數的問題。用教極端的例子，人口數是絕對數，男人數，女人數是絕對數。男女比例則是相對數。人口總人數的增長，不表示效率的增加。當男女比例失調時，簡單增加總人數不解決問題，到有可能使問題惡化，假如增加的人數在同一方向失調得更嚴重的話。增加總人數的能力也部分取決於男女比例。
一樣的道理，即使我們姑且接受“蛋糕越大，效率越高”這個前提。光是製造更大蛋糕，居然解決了效率問題，並沒有解決如何在張三和李四之間公平分配蛋糕的問題。更大的蛋糕，不表示每人的到的分額會比以前更大。即使每個人都得到更大的分額，也存在到底多多少的問題。每個人都多得到他們應得到的分額？即使工頭認為每人都得到了公平的份額，也不表示工人自己認為自己得到了公平的分額，工人可能認為有人不勞而獲或有人貪汙。 生產蛋糕和分配蛋糕是相互關連的。不需要西方經濟學的道理，我們也知道，一個人可能會根據他預期分到的蛋糕來決定他在生產中的投入。一但人們認為分配不公，他們自己可能可能偷懶甚至抵製工作。所以這個效率，仍然依賴於“分配過程”。“生產優於分配”是錯誤的。生產不優於分配，我寧願說，它們是同時發生作用或互相作用的。生產和分配是不可分割的，恰如投入和產出不可分割一樣。假如把生產當成產出，那麽更可以把“分配”比喻成“投入。假如投入先於產出的話，分配還先於生產呢。總之，我們不可能完全離開生產過程考慮蛋糕的分配問題，因為，分配的分額取決與對生產的貢獻。也不能避開分配問題去進行生產，除非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各人各取所需。
效率論即使是對的,也是片麵的,不能STAND ALONE的.必須有補充的.比如,公平和效率一樣重要.------不光是公平可取,而且公平會影響到效率.
效率論，就當它是正確的，它也不提示我們，如何才能增加“效率”。效率論是幼稚的理論，假如效率的意義僅指蛋糕或雞的屁股（GDP）更大的話。
二 穩定論
“穩定“應該指基本社會秩序的得到維護。可是實際中這個概念被局限於政治穩定。已故鄧小平先生曾經說：“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什麽事情都幹不成。”“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麽也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
就我們討論的社會正義理論而言，我們關心的是整個社會基本製度。穩定的環境不是隻包括政治環境“穩定”。它應該指包括基本政治製度在內的基本社會結構的穩定。當然也包括基本的經濟結構。當不穩定出現時，更難明確的區分“經濟不穩定”還是“政治不穩定”，盡管我們更多指”政治不穩定。比如說64風波是政治的不穩定，但其主要口號之一是“打倒官倒”。這說明產生64風波的原因至少部分是經濟方麵的。 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是社會基本結構不穩定跡象，導致它的不太可能是純粹的政治因素，導致它的可能不主要是經濟因素，盡管不可能完全排除經濟因素。
大量的青年人失業，可能是不穩定因素，大量農民進城也可能是不穩定因素，這不一定是政治不穩定，但無論它們會不會導致政治不穩定，仍然是社會正義論關注的領域。討論”穩定“或”不穩定“都不能隻局限於政治穩定，更不能忽視政治之外的因素。
穩定是社會製度的重要價值，但不是主要價值。社會穩定意味正義社會能夠得以延續。但同樣，社會穩定也可能意味著不正義的社會得到延續，盡管我們相信不正義的社會不太容易得到穩定。顯然，從理論上說，完全正義的社會，也就是基本維護樂正義基本原則的社會，本身應該就是穩定的，也值得是穩定的，一旦不穩定時，也應該維護它的穩定；另一方麵，從邏輯上說完全不正義的社會不應該是穩定的，也不值得是穩定的，有正義感的人也不應該積極維護不正義社會的穩定。正義社會的領導人從不需要擔心社會的穩定。他對社會的穩定充滿信心以致到了漠不關心的地步，他從來不需要呼籲民眾維護社會穩定，他從來也不需要“加強”對軍隊和警察的控製以應付社會可能的不穩定，他從來也不需要軍官對個人的效忠，他需要的是軍官對“最高統帥”職位的忠心。和“穩定”象比，正義社會的領袖關心的是社會正義，因為社會正義會導致社會穩定。不正義社會的領導人，恰恰相反，他對穩定特別關注，對社會正義麻木不仁。不正義社會是不趨向穩定的，而社會不趨向穩定正是因為社會是不正義。非正義社會的領袖必須廣泛地依賴警察和軍隊的力量來維護穩定。社會穩定應建立在社會成員的自願基礎上。社會穩定應該靠普通的社會成員來維持。依賴警察和監獄的社會穩定，預示著將來更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
上麵的話，完全正義的社會和完全不正義的社會，有些絕對。實際生活中，不可能有100％正義的社會，也實在難於設想一個0％正義的社會。實際我們麵臨的可能是基本上正義的的社會，或基本不正義的社會。毫無疑問，我們容易產生這樣一個直覺：一個基本正義的社會，基本上應當是穩定的，有正義感的民眾會傾向於遵守和維護現有社會秩序；而基本上不正義的社會，基本上應該不會是穩定的，同時也不值得是穩定的。對於基本上不正義的社會，悲觀地看，民眾傾向於不遵守和不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這個時候，可能需要更多的警察或監獄來維護穩定，或需要更少的新聞言論自由防止不穩定的情緒蔓延；樂觀地看，政府民眾會主動推動改革現有社會秩序。
作為手段， 不穩定的跡象出現不是缺點。從好的方麵看，應當把它當作是有用的信號。象疼痛是疾病的信號，煙霧是火災的信號一樣。病人不喜歡疼痛，但醫生喜歡。醫生要通過它來了解病狀。人民不喜歡不穩定，但政治家，應該象醫生一樣，通過不穩定的症狀，來檢查社會製度的弊病。醫生真正要對付的不是疼痛，而是疾病；政治家真正要對付的不是“不穩定現象”，而是社會製度的非正義。不穩定信號出現，首先要做的，不是為了穩定而穩定-----不是要用警察去維護穩定，而是檢查我們的有關製度，是不是不正義，是否需要改革。首先要選擇的是運用維護正義來維護穩定。小疼痛，病人可以用止疼藥自行解決，大疾病，可能需要醫生動手術。武裝警察隻是止疼藥，隻能解決小疾病。基本正義的社會不可能有強大的不穩定傾向。正確對待“不穩定“的前提之一是自信。政治領袖們應當對“社會穩定”充滿信心。這種自信，應當來源於對社會基本結構的信心，即，相信基本的社會結構―――基本的社會政治經濟安排，是正義的。這種自信，不能來自相信共和國衛士或防暴警察依然能夠執行紀律，聽從命令的。一旦，強烈的不穩定局麵出現，那隻是說明基本的社會製度有問題，警察的催淚彈解決不了社會基本製度非正義。需用大刀闊斧地改革社會基本製度來建立持久的穩定。
綜上所述，正義的社會才是穩定和值得穩定的，非正義的社會不太可能是穩定也不值得是穩定的。社會穩定是手段，社會正義才是目的。手段百分之百地應服從與目的。社會穩定作為手段，本身不能作為社會正義的原則。穩定不壓倒一切,因為穩定不能壓倒正義;正義也不壓倒一切,但在穩定，效率，公平之中，正義高於一切。
三 公平論
公平和效率被認為是一對矛盾，這實在是不幸。本網站堅持這樣的概念：正義的社會既是公平的，也是有效率。正如正義不會妨礙效率，公平也不會妨礙效率。恰恰相反，正如不正義的社會不可能有效率，不公平的社會也不會有效率。
羅爾斯將他的正義，稱為作為公平的“正義”。不過，中國的學者說到公平，並不指“正義”。中國學者的“公平”是經濟學裏“公平與效率”裏的公平。他們把效率用於“生產”，將公平用於“分配”。公平的概念隻限於經濟領域，還特別限於“分配”領域。確切地說，流行觀點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公平指對過高的個人收入進行調節；提倡先富幫幫後富，防止收入過分懸殊和兩極分化；具體就是完善所得稅，開征遺產稅，建立社會保障製度”，等等這類玩藝兒。
公平論實際是上是補償論。是收入分配的大力調節論。這種論論調強調的是是收入分配均等化。不是平均主義，但卻是向平均主義靠攏的一種什麽主義。
請記住，甲比乙的財產多100倍，乃致100萬倍，不表示不公平。還請記住，政治經濟學這方麵的論述是錯誤的。BILL GATE的收入是某公務員的收入的十萬倍，不表示BILL GATE的收入太多了，相反，倒有可能表示太少了，因為這個公務員每天上班就是上網而已。類似地，甲的收入隻是乙的收入的一倍半，這個差距也許並不太多，但它卻可能隱含著嚴重的不公平。比如說，在中國，環衛所的正式工甲和零時工乙，兩人幹同樣的活，但甲的收入是乙的一倍半，還不考慮甲能享受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這就是嚴重不公平的情況。在其他同時招收零時工和正式工的 場合，這種情況在全中國（也僅僅是在全中國，北朝鮮這方麵比中國好點），都普遍存在，這才是極端不公平的。這才是真正的分配不公 。中國的陳天橋或張朝揚都擁有巨額的收入和財產，實際上，他們的完全是“合理”的收入，合理的財產。中國沒有，也不需要“加大力度”減少高收入者的財產和收入。中國需要的是減少不正當的高收入或低收入，比如公費出國考察，公費旅遊吃喝的變相收入。中國迫切需要的是製止官商結合，行政壟斷，貪汙受賄帶來的大量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中國的這類問題顯然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的這類問題顯然更接近與政治問題，或社會正義問題。
經濟學意義上的收入分配的“公平”完全不是社會正義主題。收入水平的差距本身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人類早就習以為常。即使收入水平懸殊，也不是問題。比爾蓋茲每秒的收入比餐館送外賣者一天的收入還多，沒人覺得不公平，即使他不是慈善家。 相比絕大部分人，比爾蓋茲的收入是懸殊的，但隻要不是利用非正義的製度產生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對他的收入紅眼，沒有任何人回攻擊他的收入“不公平”。黨的領袖胡錦濤書記盡管曾經發過誓要為共產主義主義事業奮鬥終身------要推翻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打倒資本家，解放全人類，但他訪問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天，仍然要和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家共進晚餐。這說明，我們的黨並不認為比爾蓋茲的收入是不“公平的”，更不用說不認為比爾蓋茲的收入是罪惡的。
社會正義論不反對平均主義，也不反對非平均主義。社會正義論強調社會服從正義原則。合乎正義原則的社會是正義的社會。隻要社會製度是正義的，我們就心安理當得接受正義社會運行產生的收入分配的結果；這種收入分配的結果可能是比較平均的，也可能是懸殊的；是哪種情況都無所謂，隻要製度是正義的這個前提得到保證。 讓我們換一個方式重複一遍：正義社會製度的的收入分配製度必然是公平的，非正義社會製度的收入分配製度注定是不公平：正義的社會製度，不需要有任何額外的“堅決加大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這類的愚蠢的口號和措施來幹預正義社會的運行，隻有非正義的社會才沒完沒了地大量需要這類拆東牆補西牆的臨時的“大力”措施；非正義的社會也不應該有“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SB措施，非正義社會的首要任務是改造基本的社會製度，使之接近正義社會，從而使得“大力調節收入分配”毫無必要。
話說回來，雖然我們不把正義社會前提下收入的懸殊稱為“不公平”。我們仍然可以考慮用高收入者的收入調劑低收入者甚至無收入者的收入------不是以克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為理由，而是以“照顧弱勢”為理由。 “照顧弱勢”將是本站所提出的四條正義原則中按優先次序排練的第三條原則。
收入分配意義上的“公平的”“收入調節”，隻有在下麵兩條件得當滿足的前提下，才會有意義：1 窮人在經濟過程中未受到歧視或未受到不公平待遇所得的收入實在是太低，不能維持起碼的象樣的生活， 以至他未來的應有的基本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 2。收入高的人，其收入來源盡管是 通過合法途徑取得的，但由於起數額相對太大，可以適當強征一部分來補償收入偏低者。從非法的高收入取一部分給貧苦的二等公民，這不叫公平，更不叫正義。相對於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公民基本權利”的平等和“公民的機會平等”更基本，也更切題。簡單的揚言“收入懸殊”不公平，需要“調節” ，並把它作為正義社會或和諧社會的條件，顯然是幼稚愚蠢的。正義社會應當考慮這種”收入分配“的公平調節-----但是應當在考慮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機會均等之後。
“照顧弱勢”是第三條原則。還有二條原則排在“照顧弱勢”之前，應更優先地得當考慮。以中國的弱勢群體為例，中國的最貧困的群體是需要”暫住證”才能合法呆在城裏的農民工以及大量的仍在農村的潛在的農民工。他們最需要的不是高收入者的以“收入調節”為名的金錢施舍，他們最迫切需要的是共和國的平等公民地位-----平等公民權利（第一原則）和平等的生活機會（第二原則）。
四 改革論
“堅持改革”是個口號，因為叫多了，變成了“原則”。
為什麽要改革？顯然，有什麽地方不對勁，需要該。為什麽改革了快30年了，還要堅持改革？顯然是什麽製度或其他什麽東西一直沒有改革好。這麽長時間還沒該好，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再過10年，改革會完畢嗎？肯定不會。再過20年呢？ 可能還不會， 這麽算來,改革至少要化50年。想起來真覺得滑稽。當年抗戰也不過8年，日本的體製完蛋了。推翻國民黨才花4年,國民黨的體製也完蛋了。文革也不過十年，那種體製也就終止了。 我實在是沒搞懂, 我們試圖改革的舊體製，難道真有這麽頑固？到底是建立這個體製的人真是天才，還是一直在改革這種體製的人是庸才？
從目前跡象看， 中國大概還會沒完沒了地改革下去。改革本身成了目的了。令人“悲哀”的是：改革變成了一個象原則的東西----因為“原則”才是需要不停的堅持下去的東西。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中國的改革從來沒有將社會正義作為改革目標。我們需要放棄的是把改革當成目標。我們需要放棄的是把改革當成原則。我們需要的是把建設正義社會當成改革目標。
別不負責任地磨改革洋工。別把不正義的製度沒完沒了的延續下去，因為有很多人正在不正義的體製下痛苦呻吟。改革不公正的製度不應當比趕走日本鬼子更難。改革曆時30年，被宣稱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可是，從很小的一個局部，從“農民”的例子看，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問題依然相當嚴峻。農民沒有得到“正義”的對待。”解放“之後多少年了？我們暫且不論，”改革“開始之後，已經30年，農村居民依然是下等公民，隻有四分之一公民權利，比1860年獲得解放之前的美國黑人奴隸的公民權還少，解放之前，奴隸居然還擁有五分之三的公民權；五分之三大於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是四分之一的兩倍。中國公民中的一部分人，在城市裏不想種地也沒地可種，依然被叫做“農民”；而這種叫法所以能夠合理維持下去，是由於有相關的莊重法律條紋。按照同樣嚴肅莊重的另一些法律條紋，城市裏這些沒務農的“農民”不許合法地到城市裏“定居”，隻能合法地“暫住”，合法暫住的法律憑據是“暫住證”。吉斯尼的笨蛋居然不知道把“暫住證”登記起來。白天，不太好決定別人住還是不住。因此，最有效檢查“暫住證”的時間是半夜。這些經常被稱為“盲流”的人民半夜裏會被隨時叫醒檢查證件。沒有這個證，可以被合法遣送回原籍，車票用的是自己的錢。乘交通工具，他和非農民支付同樣價錢的車票，卻隻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低一等級的服務（低一等的保險賠償），而這種情況所以發生，根據的是共和國最高法院（法院前麵好象有人民兩字）的專門規定，這個規定，當然屬於最莊嚴的法律，既然來自最高的法院。假如這個農民不小心跑到了美國，美國人都不會隻讓這個外國人暫住。根據新的法律，他隻要已經在美國呆了兩年以上，可以從新登記進入美國，5年以上，可以得到“就業證”合法工作。無論合法非法移民，隻要進入美國，他的適齡子女可以百分之一萬地立刻進入公力學校中小學，享受完全免費的義務教育。沒有學費是顯然的，連“雜費”也沒聽說過。可是城市裏的最低收入階層中國的農民子女，不管已經在中國自己的城裏呆了多久，也不管他可能這輩子再也不種地了，他或她卻依然被稱為”未來農民“，看來“漢字體製”也需要與時具進地改革，以適合中國特色的法律製度。“未來農民”必須交“雜費，學費及之外的更高昂的”擇校費“或”讚助費“才能在城裏的公立學校享受20年前1986年國家就通過的的”全人民免費義務教育（又是一個人民兩字）。
改革開放政策快30年了，從農民的幾個小例子看，涉及的體製絕對不是正義的體製。考慮到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情況看，教育這部分改革，好象把事情越搞越糟。“農民”子女，在城裏享受不到義務教育，看不到任何這方麵”體製改革“的動靜----國務院，人民代表大會，那怕在試圖地改變這狀態嗎？電視裏倒有一個腸肥腦滿的官員，神秘地透露有關部門正在研究什麽”城市綠卡“製度，開什麽國際玩笑？農村子女上學的政策難道是國家機密隻能透露出安全的部分？假如改革不麵對這類的正義問題，那麽，改革到底是要幹什麽？“改革不能停止”這樣的口號太多了。它充其量一個衝鋒號，讓我們往前跑，本身不告訴我們怎樣跑，跑哪兒去，去幹什麽。吹號之前應當先確立方向。假如改革真是摸石頭過河的話，那麽還不如來摸我“宋歪麥的社會正義論”過河呢。
過河還算個目標。改革不是目標，改革不是原則，改革是實現別種目標的手段。不能為改革而改革。不能為手段去堅持手段。堅持改革本身沒有意義。堅持改革原則是空殼子原則，假如沒有看得見的目標。“堅持改革”它沒回答如何改革，朝什麽地方，甚至朝什麽方向改革。
改革原則可以100%正確的，條件是明確地把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正義社會”。
小節
本章我們討論了流行於當前中國社會的關於社會正義的四種“思想”-------效率論，公平論，穩當論和改革論。
社會穩定不是社會基本價值，社會正義才是；社會穩定，隻有當社會是正義時，才有意義；社會穩定，無條件地服從社會正義。強調社會穩定，必須以強調社會正義為前提。
“堅持改革”不是社會正義的原則。改革隻是的手段，是達到目標的手段。社會改革的目標，至少最基本的目標，應當是社會正義。這點，並未成為公識，至少目前還不是。我們希望它將是，在不久的將來。
當前的“效率”思潮，過分強調經濟效率，忽視社會基本結構；在經濟反麵過分強調總量，忽視總量如何在人們之間的分配。效率論錯位地認為，收入分配是收入產生之後的事情，顯然沒認識到，收入分配會影響到收入的產生。
“公平”最接近“正義”概念。但是，目前中國流行的“公平”概念是錯誤的。流行概念隻把“公平”局限於經濟領域，在經濟領域裏又限於“收入分配”領域。最重要的公平是社會中每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權利，其次是社會爭取每個人有平等的機會。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而是基本權利公平和機會的公平，才是正義社會要維護的最基本的公平。
正義社會不需要幹預經濟過程中的收入分配，但的確要考慮照顧弱勢群體。什麽才是正義的社會？下一章，宋歪麥先生會給你指出中國社會正義的四條原則。 記住 1 基本權利，2 機會均等 ，3 照顧弱勢 ，4 個人自由，這四個次序，對你下麵的閱讀會有幫助。
想起幾件事，都是新聞報道的，但很顯然遠遠不局限於這幾件：
1、前幾年，孫誌剛被當盲流打死。前一段那個“非典”出名的鍾南山因東西被偷叫囂：治亂世當用重典，讓那些盲流滾回農村去。我懷疑他這是典型的非典後遺症：一個隻會治腳氣的老軍醫偏要去給人主刀做心髒手術，隻怕不僅治死病人，還會害得人家遺體滿身腳臭。
2、近幾年，每年都有父母因孩子上大學無錢交費而自盡，上個月就有2人。
3、前幾年大學生馬加爵手刃同舍，推測起來原因是:無共同語言，受歧視→生活經曆炯異：一方極貧，一方極富→農村vs城市→戶籍製度：現躺在天安門的老毛學習封建流氓、小人的一套延續的製度。→現在的胡總、溫總、“人民”代表們一直說要改的東西：象吃多了蘿卜：一直打嗝放屁，就是不見拉下一點屎，連滴尿也沒。
想起高中老師說的：誰變蠍子誰蟄人，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權總是如此的妖孽：將一個個良心未泯的優秀青年變成一台台愚味、自私、心狠手辣的政治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