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乃是英國文豪狄更斯的著名小說，描寫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發生在巴黎和倫敦的事。我看中國和前蘇聯都有本“雙城記”，在這點上反映了兩國的相似性。
早在舊作中指出過，前蘇聯和中國在如何對待西洋文明上都是心態上的弱者。論傳統文明，俄羅斯還遠遠不如中國，原來根本是野蠻人，後來的一點文明是彼得大帝去舶來的。彼得大帝乃是俄國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發現歐洲文明先進，立誌學習西方，便在新邊疆築城，不顧貴族反對，把首都從莫斯科搬到那兒去，命名為彼得堡，使得該城成了密切接觸並迅速引進歐洲文明的橋頭堡。此後彼得堡一直成了原始野蠻落後的俄羅斯的“西方文明之窗”，全國的科學文化藝術教育中心。俄國人不僅效法歐洲榜樣，建立了俄國最好的彼得堡大學，成立了彼得堡科學院，還把歐洲第一流的學者請來作院士，例如著名瑞典數學家歐拉就是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後來蘇聯吹噓自己文治武功如何強大，動不動就請出這位尊神來，言必稱“彼得堡科學院院士歐拉”，使得小蘆一直以為他是俄國人。
相比之下，莫斯科作為古都，就相當閉塞守舊頑固。跟中國一模一樣，俄國也存在兩大派，先知先覺們主張向先進的西方學習，采用西方生活方式，自己全盤西化了。當時許多貴族甚至走了極端，竟然以講法國話為榮，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就用連篇累牘的法文描寫入侵法軍的對話，讓讀者實在契無消，但也顯示了俄國貴族（老托本人是伯爵）對法文的嫻熟。在車爾尼雪夫司機的《怎麽辦》中，是否懂法文更成了市民想攀附貴族的巨大障礙。
另一方麵，平民小知中“國粹派”的勢力也極其強大。這些人猶如中國的徐桐和後世的黨朋一般，吹噓根本就不存在的本土文明，主張文化仇外主義。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彼得堡和莫斯科便變成了外來文明和本土文明的地理象征，如同咱們的上海和北京一般。
這種兩派纏鬥，在文明後進國家似乎成了普遍現象，而且一無例外地引出巨大的民族災難來。據現代學者研究，納粹現象之所以席卷德國，主要一個社會心理原因是後起的德意誌民族相對於先進的英法民族的在文明上的自卑感，因此，納粹的“日爾曼人是理當統治世界的主子種族”的瘋狂主張便非常能打動國民的心。日本人也是這樣。不用說，咱們的國粹派們也是一步不錯地踏著外國和中國先輩的腳印走。
在俄國布爾什特黨（the Bullshit Party）內部同樣也有這種尖銳鬥爭，布黨元老統統是上等家庭出身的高知，完全西化了，又長期居住在瑞士或其他歐洲國家。例如十月革命爆發前，列寧在國外居住的時間竟然超過了他在俄國居住的時間，跟孫中山也有一拚。因此，早期布黨元老雖然是走火入魔的邪教信徒，但在內心一致承認歐洲的先進，自列寧以下都認定俄國是落後國家，按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把共黨革命爆發的希望寄托在歐洲先進國家之中。直到革命在俄國爆發，布黨領袖們還一直在期望革命將蔓延到歐洲先進國家中去，認為隻有世界革命爆發才能保障俄國革命的最終勝利。
和早期中共一樣，布黨內部也有海龜和土產痞子兩大派。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如中共的王明、博古、張聞天一般，乃是海龜，而斯大林如同毛澤東一般，乃是土產痞子。這兩類人之間的權力鬥爭，自然要打上本土文明和外來文明鬥爭的印記。最後陰謀家斯大林大獲全勝，於是他那積極分子的自卑情結便大發作，大吹“蘇維埃文化”，讓蘇聯教育部與文化部成了世上最大的謊言工廠，把人類所有的重大發現發明都吹成是俄國人作出的：物質不滅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是羅蒙諾索夫發現的，蒸汽機是巴祖諾夫發明的，無線電是波波夫發明的，飛機是儒可夫司機發明的，等等，等等。
十月革命後約一年，布黨因為害怕德軍攻占彼得堡，便遷都到莫斯科去，俄國以彼得堡為西方文明之窗的傳統就此中斷，但雙城仍然作為文明對峙象征而隱隱存在。莫斯科代表了祖傳的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的野蠻嗜殺傳統，而彼得堡好歹殘存了一線西方開明氣息。
在蘇共曆史上，彼得堡黨委從來具有特殊位置，也是斯大林清洗最頻繁的重災區，每次大清洗都逃不了。３０年代大清洗就是彼得堡（當時改名為列寧割了）黨委書記、斯大林的接班人基洛夫被刺引發的，隨後幾乎所有的黨委成員都被肉體消滅。斯大林為了絕對控製那具有特殊意義的城市，特地派他的忠實走狗日丹諾夫去擔任該城黨魁。即使如此，在戰後該市又隱隱顯示出離心傾向，致使斯大林再次舉起屠刀，不僅使日丹諾夫巧妙地死於“心髒病”，而且竟然秘密逮捕並處決了列寧格勒黨委的所有負責人，而就是這些人在列寧格勒圍城中創造了苦撐不倒的奇跡。
即使在肉體消滅了所有潛在離心者之後，蘇共內部似乎仍然有這兩派鬥爭的蛛絲馬跡可尋，這從師哲回憶錄中就能看出來。我在舊作中說過，俄羅斯原是介於歐亞之間的野蠻國家，遠離當時的歐洲和亞洲文明中心，所以就連“廁所”都是外來概念，必須使用音譯引入。在毛訪問蘇聯時，斯大林從師哲那兒首次得知中國人使用的詞匯都是“原有的”（他和師哲都不知道中文中絕大多數現代詞匯其實是意譯，並非原有），不禁非常驚奇，對中國文明充滿敬意，轉過頭去跟政治局委員們說：看看，你們還崇拜什麽歐洲？由此可見即使是政治局內部也不見得就是清一色。
聰明穎悟的讀者至此應該看出中俄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咱們也有自己的彼得堡，就是上海，可惜不是敢於改革開放的皇帝建立起來的，也有莫斯科，那就是古都北京。在近代史上，這兩地代表了文明與野蠻、海龜與痞子鬥爭的基本陣地。代表先進的求新求變的士紳集團的國民黨建都於南京，繼承了千年痞子造反傳統的滿腦袋高粱花子的土匪則從黃土地中走出來，進了萬歲爺的龍城，這地理上的象征意義，根本就不是偶然的。
中共建政以後，京派與海派的鬥爭從來是權力鬥爭的重場戲，每逢有雙城中某城黨魁垮台，那就必然意味著政局的重大改變：北京市長彭真鬥不過上海的張春橋，中箭落馬，掀開了上海幫入主中央的新篇章；上海幫悉數被擒，英明領袖華主席才能身穿軍裝登上天安門；北京書記陳希同鋃鐺入獄，敬愛的江總這才坐穩了第三代核心的寶座……不難想見，如今陳良宇落馬，黃菊岌岌可危，上海幫在中央失勢，當然要意味著小胡同誌“施政能力”的空前加強。隻有比較遲鈍或是不惜一切哈共的同誌，才會隻從“反腐”的官樣文章中去解讀這一重大曆史事件。
必須指出的是，因為我黨代表了反文明，在其權力鬥爭史上演出的“雙城記”，已經沒有什麽文明對峙的象征了。可以總結的規律就是，上海從來比較激進而北京比較保守。但“激進”未見得就是文明，很可能恰好反過來，越激進便越遠離文明，毛共這中國曆史上最反動、最黑暗、最血腥、最野蠻的激進集團推翻先總統蔣公代表的保守集團就是明證。激進的四人幫顛覆保守的彭真也是類似的情形。到底是激進還是保守對人民有利，具體還得看那主政策是什麽。如果是禍國殃民的毛主席革命路線，那當然是越激進越反動。
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之後，雙城分別代表“激進”和“保守”的特點仍然不變。出國前我一直在北京，先求學後任教，多次到南方出差，親身體驗了北京的死氣沉沉和南方的生龍活虎的鮮明對比。所以後來希同為了什麽情婦收禮（那禮品似乎也沒被貪汙而是放在辦公室裏）鋃鐺入獄，我明知他那點事比起敬愛的江總來是小菜一碟，仍然對那落水狗毫無同情。更何況八九學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狗東西挑釁刺激起來的，此人堪稱中國曆史上引狼入室，請軍隊來放手屠殺治下子民的第一位“父母官”。不管他因為什麽事蹲牢，那都是“大快人心事，粉碎北京幫”。
如今良宇被“規”，其中的政策涵義倒值得中國觀察家們細細參詳。如果樓下的“晴天霹靂”貼出的良宇言論有點可信度，則他入獄的基本原因除了阿胡借此立威（這倒是必要的，早說過了，沒有足夠權威的中央隻能引來大亂）之外，恐怕還有政策爭論（亦即所謂“路線鬥爭”）。如所周知，胡中央乃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對如今惡性走資頗為不滿，曾在登基前到西柏坡和延安朝聖，立誌要施重手為民作主，遏製住走資狂潮。很明顯，良宇的意見與此相左，當然要變成必須搬走的絆腳石，必須打倒的攔路虎。
竊以為，這才是該重大曆史事件的重大涵義。對於胡中央為民作主，遏製惡性走資的決心與魄力，我本人表示極度讚賞。早就多次說過了，如今中國最大的問題乃是官僚資產階級瘋狂掠奪人民財富，導致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了極度嚴峻的社會危機。胡中央對症下藥，哪怕是極有限的殺富濟貧，也能緩解社會危機，這無論從全民利益的角度還是從共黨保權救黨的角度來看，都是值得讚許的。
但潛在的問題我也指出過了，胡中央的保守似乎不僅限於經濟，政治上也如此。而本布衣帝師早就多次英明指出過，當前應該幹的是經濟左轉，打擊官僚資本豪強，扶持民間中小企業，政治右轉，實行司法獨立、輿論獨立，最低限度必須允許並保護媒體監督揭露官場腐敗。舍此不由，靠祖傳的“禦史加錦衣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拿辦個別貪官，根本就不可能遏製住貪腐的滔天洪流。如果胡子拿辦良宇竟然意味著他在政治經濟上都決心統統左轉，那必然是在得罪黨內實力雄厚的官僚財團的同時失去人民的支持，最終陷入孤立。無論對他本人，對我黨，對人民而言，那都將是一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