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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衝突與靈魂憂傷: 1. 從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說起

(2006-11-11 12:21:35) 下一個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土耳其作家奧爾罕*柏慕克.理由是他“在追尋其故鄉憂傷靈魂的過程中, 發現了一個新的文化衝突與交織的符號。”

柏慕克於1952年出生在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爾.他的故鄉伊斯坦布爾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文化衝突的符號,一個憂心忡忡的城市,一個東西方交織的地方.

在地理上,她聯結亞歐大陸,比如,作為亞歐分界線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就從她的城中穿過.特別是那個著名的博斯普魯斯大橋,北端是歐洲,南端是亞洲. 這很有象征意義,雖然它橫跨兩大洲,但它卻不屬於任何一邊, 這不是很象所有跨文化的東西嗎? 孤零零地懸在半空,既不屬於此岸,也不屬於彼岸.缺乏歸屬感,就象人缺少荷而蒙一樣,是憂傷的症結,是內心衝突的邊界條件.

在曆史上,伊斯坦布爾幾易其名, 她的文化乳母也跟著更換了幾次. 公元前7世紀的時候,伊斯坦布爾這個地方當時叫作拜占庭,是古希臘人在這裏商業殖民建立的城市.後來到公元330年時,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打敗了希臘人,在這裏建立了東羅馬帝國的新都,她的名字被改為君士坦丁堡. 在以後一千多年漫長的東羅馬時代,羅馬人給這個城市帶來了基督教與城邦文化.十五世紀末期的時候,突厥人的鐵騎掃平了東羅馬,從而建立了奧斯曼帝國,這個城市又改名為伊斯坦布爾. 突厥人給這個城市帶來了中亞的遊牧文化,伊斯蘭的政教合一,與用阿拉伯字母拚寫的奧斯曼土耳其語. 從此伊斯坦布爾逐漸演變成一個遊牧文明與城邦文明,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亞洲文化與歐洲文化交織在一起,對立而並存的城市.

1923年,土爾其國父凱末爾所領導的安卡拉臨時政府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奧斯曼蘇丹政權,建立了現代的土耳其共和國.為了擺脫傳統並全盤西化,凱末爾執政之後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意在徹底鏟除伊斯蘭傳統對土耳其社會的影響,例如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圓柱形紅色禮拜帽,反對女人戴伊斯蘭頭巾,尤其是在語言上,推行用國際化的拉丁字母來拚寫土耳其文字,廢除用阿拉伯字母拚寫的土耳其文字.凱末爾認為隻有這樣,土耳其民族才能“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

不幸的是,土耳其在西方眼裏從來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土耳其未能加入“歐盟”。反對者們認為:”伊斯坦布爾更多的部分屬於亞洲大陸,五百年來土耳其的曆史發展早已使伊斯坦布爾成為伊斯蘭文化的養子,根本不可能認祖歸宗,土耳其若加入歐盟,隻會造成文明的遺產糾紛。”

這種在脫離了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而又無法被移植後的另一文化所接受的狀態,必然會使整個民族形成一種在精神上流離失所的憂傷感與呼愁情緒。而伊斯坦布爾正是這種憂傷靈魂的化身.

這也正是當今世界的一個縮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前蘇聯的解體與中國的資本化,各國之間的政治對立逐漸弱化,從而凸顯出文化與宗教間的衝突.交通與訊息的發達,全球一體化,以及能源與資源的緊張,使這種衝突加劇並更直接化.

誠然,消除或緩衝這種衝突的首要一步是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無疑,柏慕克正是通過對伊斯坦布爾這座古老城市多元文化的史詩般的描寫,給我們提供一個視角,使我們能夠探測到這個憂傷靈魂的深處.而對當今世界文化衝突這一主題有了一層新的認識,我想這是他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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