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秘史
文革緣起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至少有以下三個：一是保持自己的地位，這地位包括死後的地位；二是讓江青毛遠新（一開始還有李納）接班；三是推行他的政策，並使該政策得以延續。這三個目的互相關聯。如果不保持自己的地位，當然也談不上推行和延續自己的政策。如果不讓江青和毛遠新掌握重權，毛澤東在衰老昏聵之時，靠誰來維持他的地位和政策？在他死後，又靠誰保持他的聲名，繼承他的事業？正如毛欽佩的老同鄉曾國藩所說，幹大事最重要的是找替手，不然難免事業不成而身敗名裂。對毛澤東更有警示作用的，是斯大林的遭遇。斯大林死後不到三年，赫魯曉夫就在蘇共二十大（５６年２月）上作秘密報告，使斯大林背上了千古罵名。另外有傳言說斯大林死於周圍人的暗殺，為預防這種事件，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老婆孩子接班。還有一些正麵例子，給毛啟示：蔣介石和金日成，毛的兩個老相識，他們在找接班人和延續聲名、政策方麵，都十分成功。有了以上啟示，加上人的動物本能，和中國傳統，毛澤東在７０歲的時候，為上述三個目的作最後奮鬥，也屬理所當然。
上述三個目的，因為互相支持，缺一不可，應該叫做“文革目的群”。筆者親曆文革，深感如果毛澤東的目的如果不是如上所述，那麽他的行為不可理喻。至於其他領導人物在文革中的行為，則以兩個認識為基礎，第一，他們認為隻要毛澤東在，他作什麽誰也擋不住。第二：隻要毛澤東一死，江青和毛遠新都沒有能力保持地位，當然也沒有能力延續毛的政策。隻有以這兩個認識為基礎，高層人物（如周恩來，林彪，陳伯達、鄧小平、華國鋒等人）的行為才可以被理解。
經過十年的文革，毛澤東的目的群部分成功。他確實保持住了自己生前的權力，和死後的地位。但是，讓江青毛遠新接班的計劃失敗。他的政策也未能延續。至於他為什麽會遭到部分失敗，至少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江青和毛遠新能力有限，二是他們的對手能力高強並且深謀遠慮。還有人會問：為什麽毛澤東在死之前，沒有把江青扶上主席的職位？如果這樣，是不是可以避免華國鋒和汪東興宮廷政變？
我們可以從從毛澤東的臨終安排中，看出：他已經讓江青有足夠的力量，按正常的程序，自己獲得黨主席的職位。這樣做比讓江青的毛澤東活著的時候接任主席，更為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為什麽這麽說？在毛澤東臨死的時候常委一共五人，是毛澤東、葉劍英、華國鋒、王洪文和張春橋。毛死了之後，變成四個人，其中江青集團占兩個：王洪文和張春橋。按常規，在毛死後應該立即補選一名常委。當時的情況，在中央委員中，江青集團占明顯多數。而毛澤東死亡是中共第一大事，必然舉行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或擴大會議，也就是中共的十屆三中全會。因為控製著絕大多數的中央委員，江青將是毫無困難地當選為常委和黨主席。所以在９月２９日（四人幫於１０月６日被捕），張春橋和王洪文作為兩名常委，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江青同誌的工作的問題”。按程序在三中全會上將對此問題進行表決。而江青則提出讓毛遠新留在北京，起草三種全會的報告。說明毛遠新將擔任總書記之類職務。
在政治局委員中，江青集團也占一定優勢。因為在長期的整肅之中，凡是有骨氣的人早已被趕出政壇，根本也進不了政治局。當時政治局的成員都經過毛澤東精挑細選，他們的特點，就是幾十年對毛唯唯喏喏，近十年對江青畢恭畢敬，使毛相信，上有常委（張，姚）的壓力，下有中央委員的壓力，這些政治局的成員，絕對不敢也沒能力反對江青。
另外，毛澤東善於作這種安排：在中央委員中和常委中占優勢，但是把政治局委員的多數讓給對手。在九大的時候，就是這麽作的。當時林彪的人馬在２１個政治局委員中占１２個，占優勢，但是在常委和中央委員中，毛澤東占優勢。毛為什麽要這樣做？這樣就能把政治局變成黨內統戰場所，讓當時的同盟軍林彪認為自己得了很大的便宜，促使他努力為毛工作。但是，如果作重要決議，毛澤東很容易利用中央委員中的多數，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中央委員可以改選政治局的成員。我們知道當年赫魯曉夫就是利用中央委員的多數，擊敗了莫洛托夫帶領的蘇共主席團（即政治局）的攻擊。當時的赫魯曉夫把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都用飛機接到莫斯科，開會否決了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人在主席團通過的，整肅赫魯曉夫的決議。並把他們徹底地整肅了。所以對於共產黨來說，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三個層次，最關鍵的是最高的常委，和最下麵的中央委員這兩個層次，如果這兩個層次掌握住了，中間的政治局不論從人選還是決策方麵，都被控製。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華國鋒等人不能等到毛死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必須提前（在毛死後一個月內）采取秘密軍事行動。江青集團卻在安心地等待著這次會議。這是毛澤東沒有料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想到了，也沒什麽辦法：他的生活秘書張玉鳳和保衛局長汪東興，和江青集團勢不兩立。這兩夥人之間的衝突，在毛澤東生前就早已存在，但是毛澤東並沒有解決，也沒有辦法解決。不但他沒有辦法解決，就是別人現在為他設想，也不能解決。因為他的生活和安全離不開張、汪二人，他的政治目標離不開江青和毛遠新。於是這兩個集團並存直到他死，在他死後必然馬上火並，問題隻在誰贏誰輸。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毛澤東為一代梟雄，對自己的老年和身後，作了周密的安排。筆者認為毛澤東借鑒了蔣介石的經驗。因為蔣介石為其老年維權和子弟接班，都做了非常高明而成功安排。這種安排有三個要素：1,接班人自有實力。也就是蔣經國自己有實力。2,強大的太後坐鎮和監視。也就是宋美齡實力強大，在蔣介石老年和死後，都起著穩定作用，並監視著接班的實行。3,蔣介石自己擁有幕僚和手下。比如嚴家淦。這些人忠實於蔣介石，並在蔣介石老年的時候，保衛他不受太子和太後的欺負，始終保持最高決定權。在蔣介石死後，起承上啟下的作用，把權力順利地移交給太子蔣經國。
蔣介石的如此安排，可以說是完美無缺。成功地使他保持權力到生命結束，並讓兒子接班。毛澤東為了實現可與之媲美的老年維權和死後接班計劃，也盡其所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也作了一些有問題的事情。比如他依靠江青集團整肅了大量幹部，就和蔣介石的情況不同。蔣介石沒有作這種事。所以蔣介石的老年維權和身後傳位，有一些老部下幫助。而毛澤東把很多老部下整死了，也得罪了另外一些。而且是依靠他要傳位的人——江青毛遠新，去整這些老幹部。所以，他的老部下，和他的接班人（江青毛遠新），成了敵人。而蔣介石的老部下和接班人關係良好。這其中就有讓我們費心思研究的問題：為什麽毛澤東在這方麵不如蔣介石。為什麽蔣介石能讓老部下和接班人互相幫助，而毛澤東把這兩夥人搞成敵人？以筆者之見，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毛澤東的絕對權力，和這個權力產生的問題。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毛澤東的絕對權力的內容是什麽，首先看看它是怎麽形成的。
絕對權力的形成
毛的黨內絕對權力大約在４５年中共七大時建立。４３年他已掌握了最後決定權，４５年這個權力變成無限期和不可改變的，並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由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共。從１９２１年共產黨建立，到１９４5年之間，有二十四年，為研究毛的這一權力的形成，必須簡單敘述中共的曆史：
第一階段：從２１年到２８年，可稱為“大革命時代”。這一階段蘇聯直接指揮中共。因為中共是國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和共產國際是上下級關係。另外國民黨執行聯俄政策，孫中山蔣介石也接受蘇聯的援助指導。蘇聯的目的是在中國建立親蘇政權，對抗西方和日本。這一階段的結束於１９２７年：國民黨突然投靠西方（借宋氏家族之斡旋），拒絕了共產國際的指揮，實行反共。使中共失去了建黨以來主要的根據地——城市，被迫到農村偏僻地區尋找生存空間。但是共產國際有關人士，把失敗的責任到陳獨秀身上。
第二階段：從２８年到３５年。可以簡稱為留蘇派在根據地奪權階段。大革命失敗後，對農村比參熟悉的有識之士，如毛澤東、朱德、賀龍等人，在農村偏僻地區建立紅色割據，獲得生存發展空間。而留在城市的共產黨則被消滅殆盡。共產國際發現了農村割據是中共生存的惟一道路。這時就出現了誰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問題。這時有兩種人，一種是曾到蘇聯留學，和國產國際關係密切的人；另外一種是農村出身，大革命失敗後在農村建立紅色割據的人。前者簡稱留蘇派，後者可簡稱鄉土紅軍。共產國際信任留蘇派。於是就有留蘇派回國，或從城市到蘇區奪權，以肅反和肅清托派為名，對鄉土紅軍幹部大肆屠殺。這就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肅反，被殺的農村紅軍幹部達幾萬人。與此同時，鄉土紅軍中各派係也借此機會，屠殺異己勢力。比如毛澤東借機屠殺原江西福建當地農會組建的鄉土紅軍。而留蘇派人員中的各小派係，也互相爭鬥，爭奪領導權。
這一階段也以失敗告終。留蘇派奪權的結果，使紅軍的力量因內部肅反而大幅削弱。共產國際和留蘇派不懂中國具體情況，莫斯科的遙控導致接二連三的戰略錯誤。忽而要求攻打城市，忽而要求全國起義，忽而要求寸土必奪，忽而要求“革命高潮”。其主要目的並非推進中共革命，而是改善蘇聯的國際環境——用中國革命牽製日本和西方。在莫斯科的王明，指定書生博古為黨的領導，德國人李德指揮軍事，凡事服從王明的遙控。王明自從３１年從上海去了蘇聯，從來不曾在蘇區工作。這導致了３５年的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撤出根據地，向西麵逃跑。中共實力受內部肅反和外部圍剿雙重打擊，遭受嚴重損失。
第三階段：從３５年到４5年。毛澤東建立絕對權力。這一時期斯大林（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同時派蘇聯信任的留蘇人員監視督導。這一階段的開始於１９３５年的遵義會議。１９３５年中央紅軍撤出江西的時候，把最寶貴的電台都給丟了。結果在遵義召開會議的時候，無法和共產國際聯係，也不能接受其指示。遵義會議是中共第一次不受國際指揮的會議。這救了中共的命：大家把李德罷免了，讓了解中國情況的張聞天、周恩來和毛澤東、朱德擔任領導。
遵義會議之後，中共派陳雲到蘇聯匯報（到了四川之後才有機會出發），陳雲（和其他人）成功地說服了斯大林，斯大林從此得到一個結論：從２８年到３５年的經驗證明，中共在國民黨的圍剿之下，非毛澤東領導不能生存。隻有毛澤東有辦法，對付這類由德國軍官設計的，計劃周密，武器先進的圍剿。從此他支持毛澤東。所以在張國濤和毛澤東的衝突中，國際派出張浩支持毛澤東。但是斯大林對毛澤東並不放心。在蘇德戰爭前夕，為了督促中共支持國民黨反抗日本，以減輕蘇聯東部的壓力，在37年派王明回來，督導中共的國共合作。在這一階段中共轉危為安。並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之下，樹立起毛澤東的領導權。
1９４１年６月，德國入侵蘇聯，蘇聯的戰況危急，為了獲得美國的援助，斯大林同意停止世界性的共產運動，並在４３年６月解散了共產國際。毛澤東在４３年３月，被中共賦予最終決定權。這是因為沒有了共產國際作為最後決定者，在中國就需要這麽一個。
與此同時，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打擊王明為首的，失去了共產國際支持的留蘇派，也整肅可能和留蘇派聯合的知識分子（抗戰之後加入中共陣營的）。這一階段毛澤東依靠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劉少奇在３０年代領導工人運動的時候，曾經在很多問題與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意見不合。雖然劉少奇也曾留蘇。但是共產國際不喜歡劉少奇，認為他在工會運動上右傾。３２年的時候，國際通過當時的臨時中央，指示：“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並決定：“撤銷劉少奇的中央職工部長職務，保留政治局候補委員。”
自從劉少奇到北方局工作，對王明以共產國際發出的指示，一直作抵製。以至於北方局被認為是對抗王明的基地。所以毛澤東把劉少奇拉上來，作反對王明的重要聯盟者。毛不但依靠他們打擊王明，也依靠北方局幹部整肅從蘇區長征過來的幹部。讓這些老蘇區幹部乖乖聽話。同時，毛利用工農分子整肅知識分子，因為工農幹部在上一個階段，也就從３１年到３５年，被留蘇派借肅反之名殘酷打擊，不但對留蘇派心懷仇恨，對新加入的知識分子也疑慮重重。他們是毛的堅定支持者。延安整風之後，在中共內部建立起三種的優勢：第一：鄉土紅軍，對留蘇派（以王明為代表）的優勢。第二：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幹部，對原蘇區幹部的優勢，第二：工農幹部，對知識分子的優勢。這三種優勢比較錯綜複雜。比如說，陳毅是鄉土紅軍，但是也是蘇區幹部，而且是留法學生——算知識分子。所以他也挨整也整人。算是延安整風中的中間分子。所謂中間分子，不是在兩派中間，而是在整人和被整中間：他被整也整人。後來還是啟用他作南方的軍事領導，但是，和所有蘇區幹部一樣，受北方局劉少奇等人的控製。這種既被整也整人的處境，在中共的曆次運動中，頻繁地發生在很多人的身上。也算是中共生活的一大特點。
第三個階段：45年到50年。是毛澤東領導大成功的時代。在４５年二戰結束。蘇聯和美國重新對立。美國建立起反蘇反共的西方集團，斯大林企圖重新建立共產國際，並在１９４７年成立“共產黨情報局”——該機構本計劃代替以前的共產國際。斯大林借蘇聯的強大力量，強迫恢複蘇共對其他共產黨的上下級關係。這時候剛剛擺脫蘇聯控製的中共，急於抵抗蘇聯的幹涉。在這種形勢下，在１９４５年４月開始的中共七大上，以劉少奇（北方局）為主力，農工幹部為基礎，賦予毛澤東無限期絕對的權威，並提出“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綱領。從而杜絕了以後蘇聯人超越毛澤東，幹涉中共的可能性。
１９３７年回國的王明，對此事有很大幫助。因為王明的破壞力太大，一是因為他特別地能討國際領導人的喜歡。３０年代他靠共產國際的東方部負責人，他的老師米夫，在中國主持的會議上，強行讓他當上了中共的領導。３７年他回國之際，把女兒寄養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基米特洛夫的家裏，足見兩人關係密切。王明本人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在４３年６月共產國際解散之前，對中共來說，王明是上級單位派下來的欽差，手中握有國際的尚方寶劍。共產國際派王明回來，是讓他督導中共，把中國變成蘇聯的東南盾牌。因為當時中國國民黨的力量，遠遠大於共產黨，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才是抗擊日本的主要力量。所以蘇聯不願意中共和國民黨對抗，拖國民黨抗日的後腿，而要讓中共協助國民黨拖住日本，使其不能或暫緩進攻蘇聯。王明執行這一任務的方式，有蘇聯和他個人的特性：一回來就借肅反肅托，屠殺幹部樹立權威。這也是三十年代留蘇派奪取蘇區領導權的方式。他先殺了張國濤的兩員大將黃超和李特，顯示其權威。至於為什麽要殺張國濤的幹部，也是因為這是斯大林已經決心支持毛澤東，而且張國濤因心懷不滿，在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共產國際指示放蔣合作，本來主張殺蔣的毛澤東馬上服從，但是張國濤卻仍主張“打到南京”。王明殺了黃超李特，把張國濤嚇得逃出延安，也迫使原四方麵軍的幹部投靠毛澤東，成為毛澤東的基本實力——在文革中作用巨大。這也使長征幹部下定決心，堅決不能讓王明再掌握大權。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隻有把一直和王明對立的毛澤東抬出來，並給予他最高權力。
45年到50年的現實，證明毛澤東領導的高明。中共內部大多數人，想不到在短短四年之中，打敗了國民黨的400萬軍隊。中共從在窮鄉僻壤被圍剿的狀態，一變為占有整個大陸。毛的絕對權力和威信，因此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了解了以上三個階段的大致情況，就知道毛澤東獲得絕對領導權，既靠他自己的能力和奮鬥，也有鄉土紅軍和留蘇派（蘇聯）之間的鬥爭的助力。另外，可以看出毛澤東非常會利用中產黨內的各派係的衝突。比如劉少奇之北方局幹部，都沒有去過蘇區，以前在黨內的地位不高，在軍內沒有地位。但是現在延安地處北方，北方局的作用和地位提高，毛澤東馬上抬高他們，打壓老南方蘇區的幹部。
５０年之後，毛澤東的地位鞏固，但在某種程度上，他仍然服從斯大林的指揮，而且比４５年到４９年這段時間，更依靠蘇聯。原因有兩個。第一：攻打金門失敗。說明要想攻占台灣，必須有空軍海軍。他需要蘇聯給他提供這兩方麵的援助。在一江山島戰役中，蘇聯裝備和戰術顯示出優越性。第二：朝鮮戰爭使他意識到了斯大林的謀略高明，實力強大，遠在他之上。斯大林使用計謀把中共拖入朝鮮戰爭，毛澤東直到騎虎難下之際，才恍然大悟。
簡單地說，斯大林的謀略包括三個步驟：１，蘇聯從朝鮮撤軍。二戰結束時，蘇聯和美國分別占領朝鮮的南北兩部，以３８線為界。蘇聯提出亞洲的共產運動由中共主持，蘇軍撤出朝鮮。讓中共把朝鮮藉和朝鮮族的解放軍，共五萬人，兩個整師，和一些零散部隊，整編為三個師，交給金日成，成為朝鮮人民軍（韓戰爆發前１５萬人）的骨幹。毛澤東對此安排有很大熱情。因為當亞洲共運領袖，顯然是比當中共領袖，提升了一大級，也是向世界共運領袖進發的第一步。所以毛澤東不但答應斯大林的要求，而且還主動說，中國將承擔那三個師的後勤補給。２，斯大林裝備朝鮮，並發動朝鮮戰爭。現在對中共是否在事先知道朝鮮戰爭的爆發，各說不一。但是，我們應該想到，中共和朝鮮軍隊關係密切，不管朝鮮和蘇聯是否正式知會中共，中共也應該能得知戰爭的準備情況和大致的開戰時間。據說中共能提前得知德國侵蘇，日本襲珍珠港，他怎麽能不知道朝鮮開戰？但是開不開戰，中共並無決定權，所以知道也沒用。
斯大林也知道，由於朝鮮軍隊和中共的關係，和蘇美兩大陣營當時的狀態，隻要朝鮮一開戰，美國必然會加強對台灣海峽的監視和防衛。因為美國必以日本為韓戰基地，為了在朝鮮打仗，駐日美軍必然傾巢而出。日本空虛，台灣就成為日本的最重要的屏障。美國必然動用海空軍防衛台灣。凡是有軍事常識的人，看看地圖，便可一目了然。而一旦美國防衛台灣海峽，則中共和美國等同於開戰。因為這時中共公開宣稱的最重要的軍事目標，就是渡過海峽，“解放台灣”。所以斯大林一旦把朝鮮推入戰爭，等於已經把中國拖入戰爭。３。蘇聯還有更厲害的一招。韓戰一開，中美進入準戰爭狀態，但是戰爭狀態並非戰鬥狀態。在戰爭狀態中，雙方可以掘壕固守，互不衝鋒射擊。而斯大林的下一步，把中共拖入戰鬥狀態：當美軍在仁川登陸之後，金日成潰敗，蘇聯對毛澤東說，如果中國不出兵，可以讓朝鮮同誌退入中國境內，組織流亡政府。中共下入朝作戰的決心，實在是因為斯大林的這一句話。因為一旦金日成進入東北組織政府，他就不可能再回朝鮮——正如他在５３年停戰之後不能再過三八線。而東北和蘇聯接壤，朝鮮族和朝鮮國民為數眾多，如果在這裏建立蘇聯支持、控製的朝鮮政府，東北是否還是中國的領土，就成為絕大問題（按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東北大部在朝鮮版圖之中）。但是不放金日成進來，對毛澤東來說，也不行。因為他已經在全世界共產黨麵前，接受了斯大林的重托：亞洲的共運靠他。而且金日成所剩下的殘兵，很多是從中國出去的軍隊。中共不可能不讓他們進來。於是，中共隻有兩個選擇：或是放金日成進來，丟了東北；或是幫金日成打仗，讓他重占北韓。對於中共來說，隻可能選擇後者。
應該說斯大林的謀略實在高明。毛澤東在４９年就被斯大林裝入與美國對抗，替蘇聯打仗的口袋。但是他還自以為地位提升——從中國領袖變成亞洲共運領袖。當然毛澤東到了朝鮮開戰之時，還是為自己要了一個高價。就是讓蘇聯裝備中國軍隊，並提供飛機軍艦，建立海空軍。所以毛澤東和中共在韓戰之中也不能說全無所得。隻能說得不償失。當然，對毛澤東來說，最重大的損失是太子毛岸英被炸死了。
對於毛澤東想成為國際共運的領袖，斯大林應該早有所知。其獲取該情報的渠道有很多條。其中一條是為共產國際在華做情報工作的史莫特萊女士。史莫特萊為美國作家，抗日戰爭之前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基地上海）工作，受著名間諜佐爾格領導。現有資料說她也為蘇軍情報部門工作。抗日戰爭爆發之後（1937年），受國際（蘇聯）委托，到延安和新四軍，對中共重要領導人作近距離考察。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共領導人大多是鄉土紅軍，共產國際不熟悉。史女士對毛澤東的評價是：想作國際共運的領導人，但是缺少國際知識。這一評價好比是說：他想當工程師，但是沒學過數理化。或者，他想當醫生，但是沒上過醫學院。這對斯大林有重要意義。因為斯大林就是利用毛澤東的這一願望和缺陷，引導他和美國作戰。至於毛澤東為什麽會有當國際領導人的雄心壯誌，我們隻能說這主要源自他的性格特點。爭強好勝是動物本性，雄性哺乳動物都有這種特征。所以毛先生有此性格也完全正常。但是毛先生的好勝心理強到了反常異常的程度。正如劉少奇所說，毛的自尊心極強。這極強和超強，可能會出問題。問題之一是不顧現實條件，也要贏；之二是贏了無益，甚至有害，也要贏。如果研究毛澤東的詩詞，其特點就是極強烈的想贏。不但要贏世人，還要贏古人——“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他不但要贏中國人，還要贏外國人。不但活著要贏，死了還要贏。而且一次贏不了，接著再奮鬥，非贏不可。這種心態在他小時候所作的【青蛙詩】中已表露無遺：我要是不先叫，哪個蟲子敢叫？他自己說的座右銘：“與天、地、人奮鬥，其樂無窮”，“撞得頭破血流，也絕不回頭”。一般人對贏沒有這麽大熱情。大家看看現在廣場上的那個古怪建築，那就是毛先生“非贏不可”，“贏了世人贏古人”，“活著要贏死後還要贏”，的象征——世界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皇帝，正對著宮門修建自己的大墳。
但是毛澤東碰上了對手，就是斯大林。上述兩件事：攻金門失敗，和朝鮮戰爭，再加上延安整風時代，給他帶來靈感的斯氏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讓毛澤東對斯大林心服口服。這對中共有好處。因為毛澤東信服了蘇聯，在５０年到５６年，誠心誠意地引進蘇聯的工業和軍事裝備。這導致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工業化方麵十分成功。軍事裝備也突飛猛進。
在斯大林死後，毛澤東認為其他蘇聯領導人，都不能和斯大林相比，也不能和他毛澤東相比。蘇聯當老大哥的時代應該結束。也就是說，他又有贏的機會了：要贏過蘇聯。他先肅清內部，整肅了蘇聯在中共內部留下的幾個釘子。主要是高饒和潘漢年。這其中有冤情。現在並沒有公布饒漱石和蘇聯的關係。他確實曾在蘇聯工作。另外潘漢年在上海和香港的情報工作，本來就一直受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站的直接領導。但是也沒有任何材料說明他和蘇聯有不正常關係。他也曾是國際派的重要幹部。潘在１９３３年從上海到蘇區，任中共中央局（即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這是他一生中擔任的最高職務。而１９３３年也正是國際派在蘇區全麵奪權成功的時候。在１９３５年他參加長征，中途被派出到香港和共產國際接關係——在紅軍離開江西蘇區之前，蘇區的電台被破壞，上海的電台被國民黨查獲。所以當時和共產國際斷了關係。他到香港和國際接上了關係，然後和陳雲一起到了蘇聯之後，在１９３６年二月，即奉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聯之命，和國民黨駐蘇聯的武官鄧某會談，商議國共合作事項，而這時候紅軍還在陝北和國民黨軍隊苦戰。之後潘漢年回國，和陳立夫的代表會談之後，再到陝西向中共領導匯報。潘的行為明顯地表示，和國民黨的交往，完全由國際一手操縱。可以說潘主要是為國際工作。他自己在５４年才交代在１９４２年，有一次在來不及向延安請示的情況下，被李士群拉去麵見汪精衛。事後也沒有及時向延安匯報。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我們現在可以想到，毛澤東一定會考慮到如此重大的事情，潘漢年一定是奉共產國際之命進行的，而非偶然行為。至於饒漱石、潘漢年和揚帆在上海解放後留用大量國民黨和汪精衛政府的特工，則部分應是有共產國際背景的特工（以拉潘漢年見汪精衛的胡均鶴為首，胡被潘任命為上海公安局情報中心主任）。在３３年之後，中共在上海基本上停止了活動，上海的共產黨工作人員，隻能脫離中共的領導，接受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直接指揮。其中有不少人員打入國民黨和汪精衛體製中工作。對於這些人，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不敢動，現在當然不能放過。至於高崗，現有蘇聯出版的斯大林的翻譯費得林的回憶錄，說４９—５０年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期間，斯大林給他一份材料，其中有高崗要求脫離中國，成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的信件。這事發生在朝鮮戰爭之前，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必須服從斯大林。而斯大林把這份材料交給毛澤東的目的可能有三個：一是說明對毛澤東的信任。另外一個是告訴毛：在你的內部，有我的很多人，我並不在乎高崗一個。第三個目的，是看毛澤東對高崗的態度。如果回去就整肅高崗，那說明你毛澤東有反骨。毛澤東的反應，是回國後給高崗重任，並讓他主持朝鮮戰爭的後勤。這一工作需要和蘇聯密切合作。等到斯大林一死，毛澤東就找借口整肅高饒。其中的原因，表麵上是高饒鼓動保持、擴大各大區的權力，反對中央對各省的直接控製。當然這也是重要原因，但是蘇聯因素也是重要原因。當時高崗已經上調北京任計委主任，饒漱石也上調中央任組織部長，都已經脫離大區。1956年11月158，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講到“裏通外國”問題時說：“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 楊尚昆回憶錄中，也說該事件“有國際背景”。
至於說他們反對劉少奇，筆者不知其真假。饒漱石的太太陸萃當時任劉少奇秘書。想不出饒漱石為什麽要反對他。或許高崗不喜歡劉少奇。不喜歡的原因，可能有權利地位之爭的因素——北方局的勢力太大。也有和蘇聯的因素：蘇聯人一直不喜歡劉少奇。一是因為劉抬高毛澤東，以防止蘇聯在二戰之後重新領導中共。二是因為劉少奇從３０年代開始，對抗國際對白區和工運工作的指示，反對王明的遙控。
和潘漢年一同被整肅的楊帆（上海市公安局長），則是潘漢年親信。現有文章說，建國初期從上海有人寫匿名信，舉報江青在上海的各種行為。而揚帆做過對江青的調查。於是，這事就落實到他身上了。當然，也有人說揚帆也和蘇聯聯係。潘楊的罪名之一是“以特製特”，這也是饒恕石的罪名，可是，以特製特從上海解放就實行了，毛澤東和其他人都沒有反對。到了整肅高饒的時候把這件事翻出來，上述“國際因素”應是主要原因。
絕對權力引起的問題
１９４５年（４月到６月）中共七大賦予毛澤東無限期的一票決定權，並把他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方針——在七大會場主席台的上麵，掛上了大橫幅：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奮勇前進（或許差幾個字，意思是這樣），使他的地位遠高於所有領導人之上。這種權力對別人當然是威脅。因為有了這種權力，別人說的都不算，他要整肅別人，別人無力抵抗，也無處申述。正好毛澤東就喜歡“與人奮鬥”。擁有絕對權力的人喜歡和你鬥，你當然沒有什麽好結果。所以其他人都想廢除這種權力。如果毛澤東也想廢除這種權力，當然是中共之福，中國之福。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這種想法，與之相反，他在不停地為保持、加強和擴大它而奮鬥，他的鬥爭對象包括蔣介石，王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總之他都贏了。但是他也知道，為了保持絕對權力，必須找到可靠的人，使自己在老年無能的時候，還能有人幫助自己保持這一權力。而這個可靠的人，也必然是繼承這一權力的人。因為這人也應該擁有僅次於絕對權力的權力，而且在毛澤東衰老之際，替他行使絕對權力。這是絕對權力自己的特有邏輯。不分古今中外，凡是絕對權力都必然引發這麽一連串行為：維護該權力，為保持權力尋找可靠接班人。
但是毛澤東的絕對權力在５０年代引發了嚴重的問題：這一權力把中國經濟搞壞了。
這要從前幾年說起。斯大林死後，毛澤東認為他的地位該相應上升，而這上升應該伴隨著中共的國力和成就。如果中國還是窮國弱國，經濟落後，軍隊連台灣都打不下來，需要接受別人的支援指導，那他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地位也高不到哪裏去。於是在各種場合中，毛澤東鼓勵大幹快上。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興奮點，在“大幹快上”，或“快速過渡”上，這一階段和５０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有很大不同，因為５０以前是戰爭年代，５０年代為建設年代。所以我們可以把５０年代的毛澤東思想，叫做“大幹快上”階段，也可以叫做“毛思想２”。意為毛澤東思想第二階段。
在這一階段，特別是在１９５３年以後，他參與經濟工作。從５３年起，根據毛自己的要求，中央有關經濟問題的文件，必須經過他簽字，才能下發。對於重大的政治經濟事件，比如農業合作社，則完全由他決定。農村合作化原定用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十五年完成，但是他說兩年就行，還說周恩來是小腳女人。既然他明顯地表現出急不可待，下麵的人也熱衷於突飛猛進。結果1956年在各個方麵，都有些浮誇亂搞。這使經濟領導者們相當擔心。因為中國的經濟從戰爭中剛剛恢複（５３年朝鮮戰爭才結束），根本經不起亂搞。56年中期，中共中央除了毛澤東之外的全體成員，都參與了一場“反冒進”行動。這個行動的目的，是反對56年及之前的各種不符合科學，也不符合實際的政策和措施。反冒進隻持續了一年，就是從56年到57年，並取得相當大的成功：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57年中國經濟空前繁榮。
但是毛澤東不喜歡反冒進，他喜歡冒進——冒進許諾快速過渡。他給冒進改了一個名字，叫做躍進。他一個人喜歡冒進，就把中共中央其他所有人的意見否決了。不但否決了，而且還把那些反冒進的人批判了一通。他解散了（５８年１月）當時領導經濟工作的財經五人領導小組（以陳雲為組長）。而且，就在這一年（57年）中，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這兩件事情是互相關聯的。毛澤東說：反冒進為右派分子提供了彈藥。這麽說有道理。因為反冒進依靠的就是知識分子。用知識分子的科學知識和數學計算，否定冒進分子不符合科學的做法。如果把知識分子整得落花流水，或是勞改或是戴帽，那麽就沒有人敢用科學和數學，否定冒進。喜歡冒進的人，必然冒進得更起勁。
也就是說，冒進和科學是對抗的兩件事。冒進分子和知識分子也是對抗的兩夥人。陳雲周恩來等人反冒進的時候，依靠的就是這些知識分子。結果把知識分子的地位提高了，他們頻頻發言，批判工農幹部的無知蠻幹，欺上瞞下，謊報成績。乃至於有些知識分子以為“天將降大任於知識分子，經濟建設要靠咱”。於是開始說話，提意見。黨外人士也以為冒進行為說明共產黨的工農幹部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自古以來是老粗打天下，讀書人治天下，共產黨也逃不脫這一規律。這激發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靈感。於是就有了反右運動，把那些敢用科學反冒進的人，通通消滅。可以說反右是對反冒進的迎頭痛擊。大躍進是反右的直接後果。
５７年反右整肅了知識分子，緊接著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毛澤東正式向反冒進的中共領導開炮。他批判並解散了當時領導經濟的五人小組（以陳雲為首，57年1月成立，隻工作了一年），大張旗鼓地開始“反反冒進”。由此他的絕對權力又擴大了。在這之前，經濟和建設的領導權，僥幸地遊離於毛澤東的絕對權力之外。因為領導這種事情，需要特殊知識，而毛澤東偏偏缺少這種知識。但是現在有知識的人閉嘴了，毛澤東的絕對領導權擴展到經濟領域。他把陳雲等人已經製定好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全部推翻，並把“冒進”兩字改為“躍進”，還加上了個“大”。發動了純毛澤東個人色彩的“大躍進”。毛澤東說他找到了兩件法寶，一是發動群眾，一是人民公社。這兩件法寶蘇聯不會，陳雲周恩來也不會，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是這兩件法寶的絆腳石，但是他毛澤東會。有了它們，他一定能領導中共先於蘇聯進入共產主義。但是，在58年一年多的大躍進中，原本健康發展的中國經濟迅速崩潰。
彭德懷在59年廬山會議，批判毛澤東的經濟政策。讀者應該了解對彭德懷這一行動的悲壯性：為什麽站出來批評大躍進的，不是管經濟的，而是國防部長？因為在58年1月南寧會議“反反冒進”，領導經濟的陳雲周恩來等人，都已經被整肅了。他們在58年反複檢討，並交出了經濟的領導權。毛澤東說他們離右派隻有50米，他們的反冒進為右派分子提供了反黨的彈藥。所以在59年廬山會議，這些人已經不能或不敢站出來批評毛澤東了。在59年廬山會議上彭黃張周的發難，可以算是“反冒進（躍進）的最後的自殺衝鋒”：別人不敢幹，他們來拚命。黃克誠是57年1月成立的五人財經領導小組的成員。在58年一月南寧會議已經被批判過一次，這次還敢站出來發難，應該算作“二次敢死隊”。張聞天本是留蘇派，在遵義會議被選為共產黨的總書記（自己辭職不就），解放後任駐蘇大使，向毛澤東傳達過蘇聯對大躍進的反麵看法。他為人正直，威信很高，是毛澤東提防的人物，在延安整風已經被整過一遍。如果他順從毛澤東，還有活路，如果參與反毛，則下場必然悲慘。所以他發難，應該算是“不要命”。周小舟是毛澤東的秘書，是毛的親信，時任湖南省書記。應該說是正在上升的明星。他支持彭德懷，應該算是“文死諫”。廬山會議這四個人都是“舍身取義”。（在文革中除了黃克誠依靠特殊的心理和身體素質，活了下來，其他三個都死了）。
但是毛澤東卻把他們的行為，看作對自己的絕對權力的挑戰：這不是明明說我不能領導經濟？如果是這樣，我的絕對權力，不是必須退出經濟領域？那麽在和平建設時期，我不就是被實際上架空？還不隻如此：因為大躍進導致大批人餓死，毛澤東應該對此負責，主動放棄絕對權力。因為顯然是這個絕對權力，造成了如此惡果。因為沒有這一權力，毛澤東一個人不能否定５７年初開始的反冒進（陳雲後來說，幾乎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參與了反冒進），也不能推翻已經製定、並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那麽就不會出現經濟災難和餓死人的情況。所以彭德懷廬山上書的合理結果，是毛澤東放棄絕對權力。毛澤東並沒有把彭德懷上書事件，當作單純地對大躍進的評價，而是說他有陰謀，想奪權——把他手裏的絕對權力奪走。而且這是裏通外國的奪權。因為蘇聯人也批評了毛澤東的躍進。
或許，彭德懷發難有其它原因：在1958年林彪突然發起在軍內反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粟裕和蕭克被整肅。彭德懷在以前和粟裕有衝突。所以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彭德懷衝鋒陷陣，給毛澤東和林彪當槍使。但是這引起廣大幹部的不滿。劉伯承帶病作檢討時，全場上千軍官起立敬禮，檢討完全場起立鼓掌。因為這種整肅實在是無中生有，派別鬥爭。這是毛澤東、林彪分化務實派的陰損的一招。彭德懷事後發覺上當，悔恨交集，在59年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算是以戰死疆場，向世人謝罪。
自從59年廬山會議之後，如有反對毛澤東的政策的（並非挑戰他的領導地位），再也不敢搞“陽謀”，隻敢搞“陰謀”。因為廬山會議已經表明：誰反對毛澤東政策，他就認為誰要陰謀奪權，他就打到誰。
我們再反過來看看“反冒進”。這個反冒進開始於1956年初，其發起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其高潮在５６年6月，當時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中央工作會議。其精神發表於５６年6月20號的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反冒進初期，具體目標以下幾個對經濟已經造成不良影響的事情：農業合作社化（陳雲說它不能解決農業問題），公私合營（陳雲提出產品質量下降，成本提高）。赤字預算（超過財政能力的基本建設投資，56年的財政赤字為30億），和當時越來越嚴重的虛報、浮誇、亂指揮。當時的政治局成員都參與了反冒進。他們說有些事情雖然應該作，但是說搞大了搞快了，搞冒進了。比如說合作化，原來計劃用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15年完成。也就是在1970年左右完成。但是毛澤東說劉少奇周恩來是“小腳女人”，一年兩年就搞完了。為了合作化，中央財政投入了80億人民幣，在當時是個非常大的數字。但是，結果並不好，陳雲說，合作化的效果可能要若幹年以後才能看出來。而且說，合作化不能解決農業問題。農業問題就是產量問題，事實證明單幹產量高。再說這公私合營，陳雲在56年提出一個問題，讓大家思考：公私合營後，全聚德和東來順不好吃了。思考能得出什麽結果，他沒有說。後來隨著反冒進的深入，逐漸發展到各個領域：凡是反科學的事情，都被提出來批評。
現在是2005年，現在回頭看，可知56年反冒進，到了80年代才取得成功。文革以後的經濟政策，是50年代務實的經濟政策的伸延和發展——合作化“退”夠了：劉少奇說要“退夠”，也就是把眾多的合作社解散，現在都解散了，全國都包產到戶；企業私有化，發展私營經濟，這是公私合營的反向發展。至於浮誇虛報，現在還在反。有人驚奇文革之後何以經濟能如此迅速地恢複，應該說，這些政策在57年以前，已經實行過並且行之有效——實際上在61年劉少奇主持經濟工作的時候，也曾再次實行，而且再次證明有效。所以文革之後鄧小平趙紫陽等人，搞包產到戶，私有經濟，可以說是輕車熟路。當然，文革之後有了日本台灣韓國的經驗，引進外資，搞出口加工，都是國際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所以80年代的務實派，比50年代的務實派，還是進步了不少。但是，他們隔三十年一脈相承，領導人也有延續性：陳雲和鄧小平。
我們可以看出，從50年代開始，中共高層就有一些“務實份子”。他們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如果研究他們的政策綱領，可以說這麽四條：1,黑貓白貓；2,摸石子過河；3，兩手都要硬。4,發展是硬道理。這個務實派沒有組織，人員出自各個山頭，知識分子（在中共幹部中，高中以上就算是知識分子。去國外勤工儉學的，是大知識分子）所占比例很高。他們的四條綱領的後三條是在80年代鄧小平明確建立的，但是在50年代已經形成。第三條“兩手都要硬”，一是指堅決地維護共產黨的統治，二是指用強硬的行政手段，為發展開路，比如說現在的強行征地征稅，集中資源，建公路、工廠。所以這務實派就是務實派，並非民主派或自由派。如果誰要是手硬得不夠，或者一手硬一手軟，那就被務實派拋棄——比如在80年代末發生的事情。誰要是把務實派當作其他什麽派，也會領受慘痛教訓。
反冒進蓬勃發展好日子實際上不到一年，也就是從56年初，到57年1月，因為在57年1月，毛澤東就提出“反反冒進”。“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右實際上和反反冒進是一回事。反右打擊的是知識分子，也是反冒進的基礎。反右之後，到了在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反冒進派就被徹底整肅了。而且在58年一年之中，開了幾次會議，越來越嚴厲批判“反冒進”。在58年6月的8屆二中全會，已經變成了個人攻擊：連陳雲的長像，說被人說是像奸商（從此之後陳雲和奸商有了關係：康生在文革的時候批判陳雲，說陳雲的經濟學是奸商的經濟學）。周恩來也提出辭職。如此，務實派被鎮壓了。然後在一年之後的59年，彭德懷等人再次發難——當敢死隊。但是又被整肅。務實派從此不再出聲，直到林彪死了，周恩來把鄧小平拉出來，搞了一年的整頓，但是也就是一年，就被毛澤東再次鎮壓。然後，就要等到毛澤東死了，務實派才能鹹魚翻身。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文革，就可知所謂“走資派”並非空穴來風，這個走資派就是務實派。他們雖經57年反右，58年反冒進（南寧會議），59年廬山會議多次打擊，但是在61到65年，在劉少奇的領導下，悶頭工作，無聲發展。因為毛澤東這時必須對務實派讓步，必須利用他們，把崩潰的經濟恢複過來。這好像有點“陰謀”的味道了。大家慢慢往後看，就知道這是毛澤東的用人之道：用時讓步，過河拆橋。這種辦法對毛澤東來說，也相當危險，就是讓步時對方迅速發展，到後來拆橋的時候就要費勁。這務實派乘毛澤東讓步的時候，從61到64年迅猛發展，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跨山頭的，遍布各領域的，雖然沒有組織，但是綱領比較明確的派別。他們的主要原則就是上述四條。這四條和毛澤東的相反。其成員在政府中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其中鄧小平是在大躍進之後加入的。在軍內有賀龍羅瑞卿羅榮桓劉伯承。他們來自不同山頭，以前曾經互相鬥爭，比如劉少奇的北方局，曾經打壓過周恩來等南方蘇區幹部；鄧小平對整肅彭德懷方麵出力很多，彭德懷在整肅劉伯承粟裕方麵也曾一馬當先。但是，大躍進教育了他們，三千萬被餓死的農民教育了他們，從而在務實方麵形成共識。
到了65年，毛澤東認為經濟已經部分恢複，可以用不著務實派了，而且，這務實派也太強大了，嚴重威脅他毛澤東的地位。在四清的時候，劉少奇已經向毛先生叫板。毛澤東從65年開始，逐步地打擊分化務實派——先把北方局和蘇區幹部分開——他們之間的衝突，是延安整風時他毛澤東自己挑起來的。毛澤東還給務實派扣上了帽子：走資派，並在66年文革中把劉少奇賀龍消滅。
另外，我們可以看出反右和“反反冒進”這兩個運動，和延安整風的關係。這兩個運動都是依靠工農分子，整肅知識分子。延安整風的結果，對中共來說，相當不錯。因為戰爭時期工農幹部比知識分子更有用。工農幹部親身參加作戰，在戰爭中學會戰爭，出現很多軍事人才。依靠他們隻用了四年，就把國民黨的四百萬軍隊打垮了。在這期間蘇聯要求中共和國民黨隔長江分治，中共沒有理會。如果留蘇派還掌握大權，共產國際還是上級機構，那麽中共就必須服從蘇聯的指示。對於毛澤東來說，延安整風是成功經驗。這個經驗說明：依靠工農分子，由他領導，就能完成大業。
顯然毛澤東把這一經驗用在反右和反反冒進上了。他認為知識分子在經濟建設上，和在蘇區的留蘇派一樣，隻能起壞作用。留學回來的專家，和留蘇派是一類人，外國專家和李德是一類人。如果依靠知識分子的計劃和計算，從５７年算起，中國可能要到四十年之後才能趕上英國。２００５年據說大陸的ＧＤＰ趕上了英國。也就是說，從５６年起，實際上中國花了５０年才趕上了英國，還隻是在ＧＤＰ上，在科技方麵還差很多。如果沒有大躍進和文革的破壞，ＧＤＰ可能在１９９５年趕上英國。
毛澤東對這種科學的，符合實際情況的計算和計劃，沒有興趣。至於他為什麽沒有興趣，理由也很明白：他在７６年就死了，這時離開ＧＤＰ趕上英國還差三十年。也就是說：按知識分子的科學計算，到他死了，中國也還是弱國窮國。他老先生的國際共運領袖的地位，還是不能建立。因為斯大林的國際共運領袖地位，顯然是和蘇聯的強大實力結合在一起的。所以毛澤東著急。他希望中國八年就能超過英國，十五年就能趕上美國。我們算算：從５８加上十五年，正好是７３年，離開他死大約是三年。也就是說，如果按他的大躍進速度，在７３中國趕上美國，之後他能當三年的世界第一強國的領袖，當然也一定是國際共運領袖。那時候他或許和現在的布什一樣，在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軍事基地，空軍和海軍控製著世界的天空和海洋。他就空前絕後地贏遍了全世界——正如現在美國某些人的感受。如果按知識分子的計算和計劃，這麽美好的事情都不存在。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本人並不懂科學，所以他認為可能出現奇跡，也就是中國突然就發展了。怎麽能“突然發展”，他有經驗。就是靠人多。他說過：我有兩大法寶，蘇聯人沒有。這兩大法寶第一是人民公社，第二是發動群眾。他還說，我就不信建設國家，比打敗國民黨４００萬軍隊還難。四年時間就打敗了４００萬軍隊，那麽８年還趕不上英國？現在看來，他那兩大法寶，實際上是一大法寶，就是人多，和讓這些人拚命。
毛澤東在這裏犯了很幼稚低級的錯誤。這些錯誤還正好是他自己批判過的。首先他犯了經驗主義錯誤。他把打仗的經驗，用在經濟建設上．另外，他自己說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辯證法的靈魂。經濟建設和打仗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他卻把這二者混為一談。
毛澤東的能力
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之後，毛澤東在60年發動二次躍進，在60年一月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上，仍高喊趕超英國。“三年完成農村發展綱要40條”。雖然全國都在餓死人，毛硬說“形勢大好”。“成績極大”。並在６０年整整一年，用用最嚴厲的辦法，強行推動躍進——高征購，公社化，食堂化。有的地方已經把農民渡饑荒的野生植物，都算在征糧的範圍之內。有報道說有村幹部私藏紅薯，被抓進監獄受虐待而死。用了如此強大的壓力，毛澤東眼巴巴地等著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沒等來，等來的消息比以前更壞。實際是把59年的已經崩潰的經濟，再破壞一遍。60年發生大饑荒，是毛先生二次躍進的偉大成果。二次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聲稱一定是階級敵人搗亂，不整肅這些搗亂的人，他的經濟路線不能成功。在1961一月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農村政權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壞把持。各地出現“亂子”（指饑荒），是因為階級敵人複辟。現在我們不能聽毛澤東說什麽就以為他想什麽。表麵上來看，毛澤東這時認為躍進失敗是階級敵人搗亂，實際上我們應該認識到，毛澤東這時已經明白，他的農業政策根本不對頭，他的大煉鋼鐵也根本不科學，他也清楚地看到大躍進已經失敗了。正是因為這樣，一定會有人跳出來，挑戰他的領導地位。一次躍進失敗，出來個彭德懷一夥人反對他，這二次躍進又失敗了，不少人吵吵著要給彭德懷翻案，也會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對他。他毛澤東把經濟搞砸了，一定有人要求他承擔責任。所以這時毛澤東提出“階級敵人搗亂論”，表明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機，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衛自己的地位。為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整肅，整肅，再整肅。毛澤東這時提出階級鬥爭，好像是針對地富反壞右，但是實際上是針對以後的挑戰者。這挑戰者到底是誰，毛澤東那時還不確定，但是他知道一定會有。所以這時他放棄經濟工作，去專心搞更重要的階級鬥爭。
現在人多以為毛澤東天才，林彪善戰。如果從才能方麵看，實際上這二人和劉少奇一比，隻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經濟。最簡單的經濟常識也沒有，他不知道爐子越大，其表麵積和體積之比S/V越小，可能的爐溫越高，鋼鐵的質量也越好，也越節約燃料。這是中學應該學的數學常識。毛澤東數學很差。缺乏常識。後來毛澤東自己說：“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誰知道搞鋼鐵這麽複雜，要各種原材料，要有客觀條件，不能憑手氣。”。這種水平，怎能趕超英美？毛澤東的手不能碰錢，不用錢當然不懂經濟。外加上馬克思理論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場、資本和商品。因為剝削從此而來。所以資本和商品是萬惡之源。毛澤東喜歡的是供給製，大家不買不賣，隻需分配領取。所以毛澤東的經濟知識為○。但是他偏以為自己什麽都行，還寫過“十大關係”，論述經濟問題。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論。這種經濟理論，並無任何實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實，可說明毛對農業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畝產十六萬斤，後來很多人說不可能，毛就問火箭專家錢學森，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錢說隻要光合作用夠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幹部，拍馬書記，在田裏支起了探照燈。毛澤東還親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萬斤田看了一次。毛澤東自己是農民出身，卻連這個都能相信。隻能說他自己是傳媒和宣傳機構的犧牲品。如果他有一點數學知識，可以簡單地計算一下，十六萬斤的稻穀，在一畝地上，會鋪上多厚的一層。隻要作了這個計算，不用去河南去看，就知道那是胡說。
他為什麽不作這種運算？因為他不會。他不會，可以讓別人替他算。但是，他又不信任知識分子。於是這就成了大問題，這問題就是：他想要什麽，宣傳機構就說什麽，他就信什麽。這和“逼供信”差不多，可以叫做“要唱信”。他想要，人家就唱，他就信。他成為自己的宣傳機構的犧牲品。用要唱信對付自己，逼供信對付別人。結果不問可知。這個“要唱信”威力非常大。現有於光遠先生的文章【兩件丟臉的事】，說他在大躍進的時候，相信畝產小麥７千多斤。和他一起去參觀的農業專家不信，帶著一杆稱。於光遠認為他是臭知識分子，不相信工農群眾。按說於光遠是清華大學物理係的學生，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第一專家。他也抵抗不住“要唱信”的威力。實際上，那時候小麥畝產４００斤已經是少見的高產。這是筆者所在的學校自己試驗所得的結果。因為５０年代沒有化肥和改良的種子。這事也奇怪：中國有很多農業專家，光是農業學院全國也不知有多少。毛澤東為什麽不去問他們，卻問火箭專家錢學森？錢學森自己從來沒有種過地，可能五穀不分。應該說所有農學家和所有莊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隻要毛澤東一問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經過反右和三麵紅旗宣傳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聽的是“能”。你就隻能說“能”，他就信這是“能”。你要是說“不能”，他不但不信，還要整肅你。
從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經濟，毛還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識人。我們知道領導人士最重要的本領就是知人善用。毛卻從來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劉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鄧小平華國鋒。導致他人一死，事就敗。毛澤東身邊手下不乏忠實能幹之士，可是連秘書李銳、田家英、周小舟、都容不下。現在想來，以毛澤東那麽崇高的地位，給他作秘書，那是何等難得的位置，怎麽會找死去反對他呢。毛澤東曾對柯慶施說：“你的秘書（張春橋）比我的好，李銳周小舟都反對我。”這真是說明毛連在自己身邊長期工作的人，都認識不清。這些人都是難得人才，出於對毛的赤忱，才不顧得失，誠心苦諫。再說，秘書們反對他圖個什麽？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憤自殺（一說田被秘裁）。所以毛澤東雖然作詩和理論，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卻不能識人。這是他的最大缺陷。以毛澤東的才能，能在萬人之中，嶄露頭角。這就是他當了共產黨領袖的原因。但是當領導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別人的才能。而非單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認為自己在哪一行都比別人高明。所以踢開了陳雲，和已經製定好的五年計劃，自己搞大躍進。把專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爐煉鐵，八字憲法，深耕密植。這些事情，交給專家作不好嗎？陳雲劉少奇都不是農業和冶金專家，但是中國有很好的專家。他們會用專家，特別是劉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專家解放出來，安排工作。而毛特別喜歡地就是整肅知識分子，並熱衷於證明他們不但沒知識，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專家葉楚佩，解放後從美國回到北京，立誌投身中國建設，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躍進後時拿個麵口袋，在中關村的福利樓排隊給他的洋太太買麵包。對於大煉鋼鐵這種事是絕對插不上嘴了。另外還有黨內冶金專家，也都被整肅。
毛澤東有此古怪的行為，和他在北大當圖書館員的經曆有關。當年他從長沙師範畢業之後，受其老師兼以後的嶽父的推薦，來到當時的北大，目的是求學。但是他沒有資格當學生，隻靠關係當上了圖書館員，工資每月兩元（他自己說是8元，但有人回憶說是2元），比看大門的還少。當時教授月薪300元。年輕的毛澤東和師生天天接觸，卻無來往，關係正如現在大學生和校裏掃街的民工。當時毛澤東的處境，真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超強想贏的他，從此養成對知識分子的不可緩解的嫉恨。這種心理伴隨毛澤東一生，在建國之後，這種嫉恨變本加厲。在文革時期毛澤東讓自己的內寵謝某（譯電員，初中畢業）管理北大，並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國人知道“王八”的含義是什麽。從中可以看出老年的毛，多麽享受過癮的贏。
毛澤東的“贏”欲，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為用人必須承認別人比你能幹，然後請人出來為你幹。比如劉備三顧茅廬，當時劉備身經百戰，而且貴為皇叔，卻認為比他年輕的一介書生諸葛亮，雖然什麽仗也沒打過，卻比自己能幹。劉備對諸葛亮說，如果你不出來，我們漢室就完了。諸葛亮受感動了，就出來為劉備服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就因為劉備有這兩下子，曹操才說，“天下英雄，唯爾與操”。在這方麵，毛澤東比劉備可差的太遠了。他認為別人都不如他，因為他有自己的哲學，而用此哲學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學不行，就什麽也不行。如此一種心態，也是他沒完沒了整肅秘書和知識分子的原因。因為他的秘書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錯誤，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書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無限崇拜”的表情。最終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嗜好。
毛澤東個人想贏，如果他下棋跳高，當世界冠軍，乃至幾連冠，大家都高興。但是他的贏欲給中國人民帶來大苦難。比如這大躍進，沒有經過困難時期的人，不知道大躍進的危害。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餓”，餓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裏，餓到部級幹部得浮腫病，將軍全家吃糠，爺爺奶奶，為了小孫子能活，自己絕食自殺。餓到人吃樹皮、石粉，草，最後吃上了死人。餓到小偷晚上鑽進商店，早上撐死在櫃台上。據說餓死了三千萬人，“躍進”典型安徽亳縣，在59、60兩年中餓死30%人口，兩萬多家庭絕戶，人吃人現象發生於多處，60%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萬間以上，80%的林木被砍光。當地有民謠“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見【炎黃春秋】2003年第一期：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官修記）這是千百年沒有過的人為災難。當文革前後學生讓老農“憶苦思甜”的時候，農民說著說著，就說到大躍進後的生活之慘狀。而原來是讓他們說解放前的苦生活。毫無疑問的是，大躍進後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露臉和丟臉
毛澤東在大躍進初期，向全世界說了很多很誇張的話，甚至說：如果我們先到共產主義的門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蘇聯趕上來，然後一起進入。如果我們先進去了，對他們不太尊重。
全世界當時都大躍進都非常關注。隻有蘇聯對躍進的實際情況最為了解。因為中國有很多蘇聯專家。而且中國的躍進的內容，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從蘇聯、東歐定購大量設備。有些設備運來了，蘇聯專家發現沒有配套設施。電力，道路，原料，燃料，連工人吃的糧食，什麽都沒有，設備隻能放在那裏生鏽。這些信息都反映到蘇聯高層。雖然當時蘇聯和東歐的報紙和宣傳機構，對中國的大躍進表示讚揚和羨慕。光是蘇聯的【真理報】，就登載了４５篇讚揚大躍進的文章。但這是蘇聯宣傳機構的認識：蘇聯政工和中國的政工一樣，其專長在科學和經濟之外。蘇聯領導人卻能從專家那裏得到情報。赫魯曉夫說，公社是蘇聯以前搞過的事情，證明不好，蘇聯是搞公社失敗了，才搞小規模的集體農莊。蘇聯專家說，中國的土法煉銅，再怎麽土，也需要原料和溫度。而原料需要開采運輸，溫度需要電力燃料。這些東西從哪裏來？不可能你“土”了，就全有或全不需要了。果不其然，一年之後中國經濟的崩潰，證明蘇聯人是對的。這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刺激。因為這讓毛澤東在全世界麵前丟了大臉——在躍進之初，他說得太多，口氣太大。對於“自尊心極強”（劉少奇對毛的評論）的毛來說，這個打擊太大。這使他對蘇聯人產生的仇恨，另外，也讓他想別的辦法當國際共運領袖——一個和經濟無關的辦法。
他真找到了這個辦法。這就是提出和蘇聯不同的共運戰略。並指稱蘇聯已經“變修”，把蘇聯開除出共運，他就變成共運領袖了。這個辦法簡便有效，但是中國的內外國策，必須作大幅調整。
４
毛思想３——國際武裝共運
61年二次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知道在經濟建設上贏不了——對這行他太不熟悉了。不如到另外一個領域去贏，就是國際武裝鬥爭。也就是說，從60——70年這段時間，毛的思想進入新的階段：“國際武裝共運”階段。這段時間他主要從事的就是這一事業。隻有從這一角度出發，才能理解自大躍進之後的中國的行為，和文革為什麽會發生：為什麽要盡全力發展三線建設，援助阿爾及利亞，越南，馬共，古巴。勒緊褲帶造原子彈，等等。領導國際武裝鬥爭，是毛當國際共運領袖的一條捷徑。
蘇聯在５９年製定了新政策，和美國改善關係，避免蘇美戰爭。這一新政策被中共稱為“三和一少”，是修正主義。而毛澤東與之針鋒相對，自稱堅持馬列主義。他開動腦筋，逐漸發展了一套理論，包括“世界的鄉村包圍世界的城市”和“人民戰爭”，發動群眾，明處暗處，等等。這套理論到了文革的時候才逐步成熟。但在大躍進失敗，和蘇聯鬧翻之後，就開始逐步提出。毛澤東對這件事的熱衷，大約持續十年，到了７０年左右才告一段落。因為70年的時候，他發現最危險的威脅來自蘇聯，而非西方。另外，他支持的國際遊擊戰，反過來針對他本人：越南逐漸倒向蘇聯，成南北夾擊中國之勢。於是在70年代他迫不得已地部分放棄“國際武裝共運”，和美國和西方聯合抵抗蘇聯。從而使他的毛思想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我們把從６０年到７０年毛澤東發展出來的思想，叫做“毛思想第三階段”。其特點是把在國內戰爭的經驗，用於國際。在這裏我們又發現他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了：他太喜歡把某一領域、時期的成功經驗，用於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但是也應該看到，毛澤東確實有理論才能，他能編出一套套理論，一著不行，再來一著。經濟建設，快速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思想２）行不通，他幹不來，就搞出“毛思想３”。
從現在看來，“毛思想3”（世界武裝革命）比毛思想２（快速過渡），更有生命力。因為我們看見，國際共運雖然失敗了，但是“毛思想3”還在發揮效用：拉登先生繼承了這一思想。我們不知道拉登是否學過毛澤東戰略。但是我們知道，拉登受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訓練，利用遊擊戰和人民戰爭，在阿富汗抗擊蘇聯。而美軍的教材有借鑒毛思想的地方，並把其思想實用化。我們也知道美國在索馬裏黑鷹折翼，索馬裏的軍隊領導研究過毛氏思想（和其他戰術）。所以這毛思想3對目前的國際形勢的影響，可能超過了馬恩列斯的著作。
毛思想3雖有其意義，但是並不適合中國人民。因為中國人民的問題，並不能用毛思想3解決。我們知道行為應該因人而異：胖子應該少吃，營養不良的應該多吃。拉登或伊拉克遜尼派，可能很需要毛思想3。但是中國人民的問題，應該依靠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解決，國際遊擊戰幫不上什麽忙。毛思想3，從１９61年到1971年在中國占統治地位，對中國人民有害無益。毛思想２導致大躍進，毛思想3導致文革。都是大災難。這毛思想3對兩個人特別有用。一是毛澤東本人。他靠這個東西，當了十年的國際武裝共運的領袖。另外一個是拉登先生。毛澤東本人一定沒有想到，繼承和發揚他的思想是拉登，他和毛澤東一樣住在山洞裏，卻把美帝國主義的象征，紐約的雙子星大樓給撞塌了。這才是真正的國際遊擊戰。而且，拉登創造性地把毛老先生的思想，運用於有一千多年曆史伊斯蘭聖戰，並把宗教和現代企業管理，和毛思想結合在一起。（據美軍研究，拉登用現代企業管理方法，管理基地組織）。
從曆史上看，中國沒有力量實行毛思想3。因為中國國力弱小，武裝落後，根本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發動國際武裝革命。這思想倒是在中國內部，引發了大動亂。我們還是從６１年說起。
二次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開始為維護權力，但是其維護方式是以攻為守。也就把國際武裝鬥爭置於中國經濟發展之上。５９年的蘇共２１次代表大會上，蘇聯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綱領。這是赫魯曉夫鑒於當時國際國內的情況，做出的適合蘇聯人的調整。其理由是雙方都有核武器，打起來不管輸贏兩敗俱傷，而且，蘇聯這麽大的地盤，資源豐富，人口不足，保住自己的地盤就好了，和美國打仗不是很沒道理？可是毛澤東堅持要和美國打仗，用武裝鬥爭打倒帝國主義。這和蘇聯的路線不同，毛澤東強調這一不同，堅持這是原則問題，不可調和——你要和平，我要打仗。而且要批判你，說你是修正主義。於是國際共運分裂，毛澤東成為武裝共運司令部的司令。這也表明毛澤東著實有辦法，大躍進失敗不但沒有丟失國內的絕對權力，反而撈著了國際武裝共運領袖。這就是以攻為守。雖然手下隻有一個兵。就是阿爾巴尼亞。另外還有幾個“半”兵。也就是朝越古。這三家既討好蘇聯也討好中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