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爭鳴》月刊2006年11月號刊登了宋永毅先生寫的《王光美作為迫害者的一麵》一文，覺得寫得很中肯客觀。 ( )
經曆過文革的人都不會忘記王光美的“鼎鼎大名”。文革之初我還在上小學，那時不論大街小巷，到處都張貼著批判劉少奇、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和其它“罪行”的大字報和漫畫，電台廣播裏連篇累牘地攻擊劉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至今使我難以忘懷。但“桃園經驗”究竟有何“罪過”，它對當時的中國政治有何重大影響，卻始終所知寥寥。
當王光美女士不幸逝世時，人們記得的和媒體大幅報導的，都是籠罩在她頭上的諸如“中國第一位原子物理學女碩士”、“前中國第一夫人”的耀眼光環；“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的級別最高的女性”的不幸曆史；“幸福工程發起人兼組委會主任”的半官方頭銜；以及“王光美將家傳的在‘文革’後僅存的六件母親遺下的古玩藏品全部拍賣，共得56.6萬元人民幣，全部捐獻給‘幸福工程’”的感人事跡。
所幸宋先生及時為健忘的中國人送上了一帖專治健忘症的藥。宋先生的文章使讀者知道：劉、王創造“桃園經驗”的手法與文革中的殘酷整人如出一轍；也讓我回憶起當初看紅衛兵的大字報時，它們描述的劉、王如何在清華大學大肆鎮壓的事實，看來大字報所言確有其事，不能因為這些大字報是紅衛兵所寫的就“因噎廢言”。當文革的漫長噩夢終於結束後，遵循鄧小平關於對文革的評論“宜粗不宜細”的大原則，中國官方對文革的評論是很不徹底全麵的，雖有較深刻的反省，卻從不敢觸及文革的本質。而民間的文革研究者當中，能做到像宋永毅先生這樣深入中肯、不偏不倚，敢揭受迫害者之短者更不多見。曆史尤其是文革史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像蒯大富這類靠文革起家的造反派紅衛兵，受到了曆史的唾棄、嘲弄和懲罰，他們雖屬罪有應得，但諷刺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最初卻也是劉少奇、王光美實施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宋永毅先生為他們說了公道話，值得稱讚。
無數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不論其職位高低、身份貴賤，當他們情願或不情願地卷入一個又一個接踵而至的政治漩渦時，他們常常身不由己地扮演了既是迫害者、又是受害者的雙重角色，全體中國人則統統淪為毛“太祖陛下”手中的工具和玩偶。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猶如一架巨大無比的“無產階級超級絞肉機”。除了毛澤東本人外，上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周恩來，下至市井小民、平頭百姓，誰也逃脫不了隨時被丟進去“絞一絞”的可能，區別隻在於是今天你絞我，還是明天我絞你。即使你不願意絞我，為了生存與發展我遲早也要絞你。在這種畸形的政治大環境下，不論是劉少奇、王光美創造的“桃園經驗”，還是劉少奇在文革初起時派王光美去清華大學滅火、“殘酷鎮壓學生運動”的舉動，也不論他們這樣做是出於自保還是“故伎重施”，都是那個年代“黨性泯滅人性”的必然之舉，都是特殊曆史時期的必然產物。毛澤東像茫茫宇宙中一個碩大無比的黑洞，吞噬了當時所有中國人的思維、道德、勇氣和智慧，誰也無法從黑洞中逃脫，即使是劉少奇、周恩來這些黑洞的共同創造者。但願這段悲哀的曆史永遠不要重演。
最後還有幾句題外話。宋永毅先生在文中說：“‘桃園經驗’…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 。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毛是“運動群眾”的十段超級高手（劉少奇最高也就是九段高手），早在紅軍時期的“富田事變”、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建國後的“反右”、“大躍進”等等，毛一手手“運動群眾”的高招早已玩得爐火純青，何須借助劉那區區的“桃園經驗”？最多是劉記的“桃園經驗”與毛記的文革“殊途同歸”、“英雄所見略同”罷了。
有報道說，中國物理學界的人公認，以王光美的超常資質，她實際上是最應該從事物理學研究的。如果王光美按原計劃去美國的名校就讀原子物理學博士，她就成為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學姐。周晉甚至認為，以中國理科界傑出女性曆來所取得的一係列輝煌學術成就推斷，屆時王光美取得與吳健雄一樣甚至更高的學術成就（如問鼎諾貝爾物理學獎等，吳健雄就曾與諾貝爾物理學獎擦身而過），並不是不可能的。真是造化弄人，個人實在很難在大時代的奔騰激流中逆流而上。中國少了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女性可能候選人，卻多了一位既迫害別人自己也受盡苦難的前第一夫人。
作為後來者，我們雖然不能苛求前人，但我們至少有義務有能力還原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完整麵目。
（原載《爭鳴》月刊2006年12月號，現略作修改。本文標題為原稿的標題。） _(記者：周晉) ( )
(本文隻代表作者或者發稿團體的觀點、立場)
經曆過文革的人都不會忘記王光美的“鼎鼎大名”。文革之初我還在上小學，那時不論大街小巷，到處都張貼著批判劉少奇、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和其它“罪行”的大字報和漫畫，電台廣播裏連篇累牘地攻擊劉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至今使我難以忘懷。但“桃園經驗”究竟有何“罪過”，它對當時的中國政治有何重大影響，卻始終所知寥寥。
當王光美女士不幸逝世時，人們記得的和媒體大幅報導的，都是籠罩在她頭上的諸如“中國第一位原子物理學女碩士”、“前中國第一夫人”的耀眼光環；“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的級別最高的女性”的不幸曆史；“幸福工程發起人兼組委會主任”的半官方頭銜；以及“王光美將家傳的在‘文革’後僅存的六件母親遺下的古玩藏品全部拍賣，共得56.6萬元人民幣，全部捐獻給‘幸福工程’”的感人事跡。
所幸宋先生及時為健忘的中國人送上了一帖專治健忘症的藥。宋先生的文章使讀者知道：劉、王創造“桃園經驗”的手法與文革中的殘酷整人如出一轍；也讓我回憶起當初看紅衛兵的大字報時，它們描述的劉、王如何在清華大學大肆鎮壓的事實，看來大字報所言確有其事，不能因為這些大字報是紅衛兵所寫的就“因噎廢言”。當文革的漫長噩夢終於結束後，遵循鄧小平關於對文革的評論“宜粗不宜細”的大原則，中國官方對文革的評論是很不徹底全麵的，雖有較深刻的反省，卻從不敢觸及文革的本質。而民間的文革研究者當中，能做到像宋永毅先生這樣深入中肯、不偏不倚，敢揭受迫害者之短者更不多見。曆史尤其是文革史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像蒯大富這類靠文革起家的造反派紅衛兵，受到了曆史的唾棄、嘲弄和懲罰，他們雖屬罪有應得，但諷刺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最初卻也是劉少奇、王光美實施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宋永毅先生為他們說了公道話，值得稱讚。
無數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不論其職位高低、身份貴賤，當他們情願或不情願地卷入一個又一個接踵而至的政治漩渦時，他們常常身不由己地扮演了既是迫害者、又是受害者的雙重角色，全體中國人則統統淪為毛“太祖陛下”手中的工具和玩偶。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猶如一架巨大無比的“無產階級超級絞肉機”。除了毛澤東本人外，上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周恩來，下至市井小民、平頭百姓，誰也逃脫不了隨時被丟進去“絞一絞”的可能，區別隻在於是今天你絞我，還是明天我絞你。即使你不願意絞我，為了生存與發展我遲早也要絞你。在這種畸形的政治大環境下，不論是劉少奇、王光美創造的“桃園經驗”，還是劉少奇在文革初起時派王光美去清華大學滅火、“殘酷鎮壓學生運動”的舉動，也不論他們這樣做是出於自保還是“故伎重施”，都是那個年代“黨性泯滅人性”的必然之舉，都是特殊曆史時期的必然產物。毛澤東像茫茫宇宙中一個碩大無比的黑洞，吞噬了當時所有中國人的思維、道德、勇氣和智慧，誰也無法從黑洞中逃脫，即使是劉少奇、周恩來這些黑洞的共同創造者。但願這段悲哀的曆史永遠不要重演。
最後還有幾句題外話。宋永毅先生在文中說：“‘桃園經驗’…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 。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毛是“運動群眾”的十段超級高手（劉少奇最高也就是九段高手），早在紅軍時期的“富田事變”、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建國後的“反右”、“大躍進”等等，毛一手手“運動群眾”的高招早已玩得爐火純青，何須借助劉那區區的“桃園經驗”？最多是劉記的“桃園經驗”與毛記的文革“殊途同歸”、“英雄所見略同”罷了。
有報道說，中國物理學界的人公認，以王光美的超常資質，她實際上是最應該從事物理學研究的。如果王光美按原計劃去美國的名校就讀原子物理學博士，她就成為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學姐。周晉甚至認為，以中國理科界傑出女性曆來所取得的一係列輝煌學術成就推斷，屆時王光美取得與吳健雄一樣甚至更高的學術成就（如問鼎諾貝爾物理學獎等，吳健雄就曾與諾貝爾物理學獎擦身而過），並不是不可能的。真是造化弄人，個人實在很難在大時代的奔騰激流中逆流而上。中國少了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女性可能候選人，卻多了一位既迫害別人自己也受盡苦難的前第一夫人。
作為後來者，我們雖然不能苛求前人，但我們至少有義務有能力還原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完整麵目。
（原載《爭鳴》月刊2006年12月號，現略作修改。本文標題為原稿的標題。） _(記者：周晉) ( )
(本文隻代表作者或者發稿團體的觀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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