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報禁黨禁，才是正道(ZT)

《何家棟文集》選登（五）()

開放報禁黨禁，才是正道──致友人書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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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現在來討論什麽是馬克思主義有點像討論觀音菩薩是男是女。我們黨對待馬克思主義，完全是盲人摸象的法子，摸到象牙，就說是把刀子，摸到尾巴，就說是根鞭子。摸到四條腿，就是四項基本原則了。毛派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是“造反有理”，造得昏天黑地；鄧派說是“實事求是”，又求得北京城血肉橫飛。我以為，即使馬克思有關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說的那些話全錯了，馬克思的理念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這個理念在《共產黨宣言》中集中表現為一句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主義是人在什麽條件下獲得解放（亦即自由）的學說，而這一點，恰恰不被中國共產黨所接受。離開了這個根本之點，為革命而革命，為專政而專政，還有什麽好說呢？周揚、王若水提出了馬克思的人的異化理論問題，但這場討論被鄧大人打殺了。周揚對鄧大人說：“毛主席是同意異化理論的。”鄧說：“是毛主席影響了你，還是你影響了毛主席？”胡喬木寫了一篇總結文章，把人道主義歸入倫理問題，草草收兵，還寫了一首詩給周揚，說沒想到他那把刀子會割破朋友的手指，又說“鋒利不是罪過”，相信有一天，倆人還會擁抱在一起。這一天沒有來，周揚一病不起。傷了周揚的，恰恰不是那把刀子過於鋒利，而是因為它是把鈍刀子，殺不死。從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可以知道，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是一個意思，是人和人，人和自然和諧相處。說成是倫理問題，就沒有一點馬克思的氣味。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講得很清楚，我看有個青年馬克思就夠用了。十年前，我同經濟學周報的幾個青年作過對話，後來根據錄音整理出一篇《誰誤解了馬克思》，十年後發表被編輯刪去了許多段落。先是引來一位教授的批評，說我把蘇聯和中國當作社會主義國家才是對馬克思最大的誤解。批評文章先寄給李慎之，李先生轉給我，叫我別理他，正合我意，我這個挑戰者從來不應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最近才聽說雜誌主編（嶽建一夫人）因發了我那篇東西還受到警告處分。和劉源寫《四清疑團》時，我將被刪除的一些觀點塞了進去，雜誌刊出後，文獻室告到書記處，一位領導說：“老一代的事，他們自己就弄不清楚，咱們哪弄得清楚？”才不予追究，也可能是給劉源留的麵子吧。一位朋友向我轉達了政策研究室負責人的忠告：“老何幹嘛要和劉家一起罵毛主席？”我說：“跟誰一起罵比較好？”明明是說理，他說是罵人。文章你是看過的，哪有一點不敬的意思？《北京青年報》炒冷飯，將《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全部連載，《四清疑團》又引起紛紛議論，有人說：毛主席說平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打倒了蔣介石，二是整死了劉少奇。蔣介石倒而又起，劉少奇死而複活。但也有人破口大罵，攪得報社焦頭爛額，報社叫他們和作者開座談會，他們又說對作者沒意見。問題不在文章對錯，而在報紙不該登。言論自由，談何容易。我們隻知官方要扼殺言論自由，不知讀者也是要扼殺言論自由的，此之謂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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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書不求甚解，看過幾個選本，知道出處，有點常識，就不再深究了。給“五經”作注，是理論家們幹的營生。寫東西，是這兩年的事，因為朋友們都被捉了，跑了，沒人寫了，我隻好勉為其難，做他們的發言人，無非表示一下“人還在，心不死”。隻要有人幹的事，我就不大想幹。自知讀書不多，不敢出醜。我多少有一點自知之明，不敢學當官的，天天發表“重要講話”，發明一大籮筐真理。()

吳江的文章我看過，他應該算個理論權威，但我沒有產生共鳴，理由已如前述。他想為黨的意識形態提供新說，我看是白費力氣。離開自由、民主、人權，馬克思的理論都必然走向反麵，不管它是什麽所有製。自由是終極價值，人權是價值尺度，民主是進行選擇時最有效的手段，舍此之外，就要血流成河。共產黨放棄了這些目標，與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就沒有什麽區別，而且比曆代帝王都要惡，因為組織嚴密。以前把反對資產階級當作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現在階級鬥爭不好提了，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換湯不換藥。曆史證明：資產階級壽命長著哩。吳江說“鄧小平自十月革命以來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引到創新的軌道上”，是不把歐洲社會民主黨、社會黨的社會主義包括在內的，或者是把他們的社會主義仍當做資本主義。但如果我們把他們當做社會主義的一個派別，承認社會主義的多樣性，鄧小平就排不上號了。他從來沒對社會主義做出正確的解釋，他說過，誰也說不清什麽是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進化的動力，不獨社會主義為然。鄧搞的是“共產黨主義”，所謂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領導，而且隻能由他那樣的共產黨，或他看中的共產黨來領導，像胡耀邦、趙紫陽以及咱們這樣的共產黨是不能領導的。還是“路線是個綱”，以我畫線，把共產黨分成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隻要是他那樣的共產黨領導，怎麽幹都是社會主義。這叫什麽理論？社會主義目的是解放人，不是解放生產力，是人的自由全麵發展，不是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發展生產力，隻是實現人的解放的手段。鄧是實用主義者，有用而又行得通的就是好主義，他不需要什麽理論來裝飾自己。“不爭論”就是一種實用主義態度。你說你的，我幹我的，充分利用自發性，走一步說一步，最後也可能走到社會主義（這叫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不過，在這以前，我們必須忍受法西斯主義。他可以找個三青團去當宣傳部長，也不會叫你這個學運領袖去當，因為你不會打橋牌，會打也鑽不進那個圈子，真正優秀的人物是鑽不進去的，進去了還得攆出來，比如胡趙。我不知吳江為什麽發這種誅心之論。他寫過一本《十年的路》，攻擊趙紫陽在胡耀邦問題上落井下石，引起過轟動。我是遠離中心的，也覺得他在胡說八道，不是說他造謠，而是他的立場不對。無論有人授意否，都有邀功的性質。主政者最怕趙紫陽複出，不惜把他搞臭。不是投機，又何必此時出手呢？李銳的文章和鮑彤的答問對這些問題就做出不同的解釋。我不知吳江那樣說出於何種動機。中國政治是不透亮的黑幕政治，還不是想怎麽說就怎麽說，哪有什麽曆史唯物主義。說的即使句句是真話，也還是片麵理，隻摸著頭發，沒摸著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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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黨的曆史上最好的總書記，也是最沒有權最難當的總書記。他的挫折令人惋惜。李洪林說他不該開個生活會就不幹了，怎麽也得開個中央全會再辭職。就是說要合乎程序。耀邦急於走人，顯見他對黨內鬥爭的劣質化已經不堪忍受了。他沒有幾個好參謀，像吳江這樣的書生也未見得出過好主意。從把一切罪責推到趙紫陽身上就可以知道：吳江缺少政治常識，趙紫陽若有那麽大能量，還會步耀邦後塵嗎？去年上海、南京兩個朋友來訪，曾問我對耀邦下台的看法，我說責任在耀邦，他們都表示驚訝。我說，耀邦是總書記，全黨的領袖，他不僅代表改革派的利益，也代表保守派的利益，可惜耀邦隻做改革派一派的領袖，保守派就不得不另找領袖了。你可以是改革派，但應保持全黨領袖的形象，許多原則問題你讓胡啟立去同胡喬木、鄧力群爭論就是了，何必親自出馬呢？同香港記者陸鏗談話，說胡喬木跟毛主席當了多年秘書，好的沒學到，壞的全學會了，引起老人強烈不滿，其實這話叫我去說也比他說好。他隻當改革派領袖，和老保吵架，就把裁判權拱手讓給別人了。這不是多高深的學問。我所以推你當一把手，就是我自知不能和老左們合作，人家不滿意，還會來奪權，就得成天打架。何況我渾身是毛病，不愁找不到把柄。職位有高低，道理其實是一樣的，俄國人說：鷹飛得再低也是鷹，雞飛得再高也是雞。但和雞比高低，就忘了自己是鷹了。黨的領袖，隻能站在矛盾之上，不能站在矛盾的一邊。既然你不可能消滅反對派、排除對立麵，唯一的選擇就是和他們共事。毛澤東說，領導的要義之一就是照顧同盟者的利益，你不照顧他的利益，就不可能實現對他的領導。鄧小平聰明之處，就是既滿足了改革派的要求，也不忘滿足保守派的要求，在改革開放和四項原則之間走鋼絲。毛澤東是絕對權威，也不得不在新文革和舊政府之間搞平衡。他最後成了一派領袖，直到咽氣，也無法把整個國家捏到一起。不是他不願把權交給四人幫，而是他不敢，他知道四人幫不得人心，沒有他就混不下去。他最後的遺言是：你們要好好幫助江青。()

老人政治，造成政治上有權無責和有責無權的畸形狀態，其害無窮。李銳的文章揭了老鄧的底：權迷心竅（當然是一幫人），好像還沒有我母親那點見識。我母親晚年老念叨怎麽不死，我說：“是不是我們對你不好？”她說：“不是。老人活的太久，就壓得兒孫出不了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該我們幹的事，他們硬是不撒手。周總理對老幹部說，要老馬識途，不要老狗擋路。你說姓馬，他說姓狗，誰說了算？老了就是老了，趕快讓路。吳江說鄧“對社會主義作了正確回答”，未免肉麻。鄧不是理論家，讀的書也沒有耀邦多，他倒是一匹老馬，隻知道保權。外界有一種說法，鄧決心血洗廣場，鄧樸方對老爸哭了一場，談了兩小時，老鄧同意再給學生一次機會，讓學生跟軍隊談，方案是：軍隊進廣場時，雙方開會，學生歡迎，軍隊歡送。但聯絡員何維淩離開鄧家就突然被捕了，一切落空。我看即使是這樣，也不能得出開槍違背老鄧意誌的結論。學生一上街，他就定了性，矛盾迅速激化。處於一線的總書記不能行使職權，鄧在幕後操縱，不到現場，聽信迎合之詞，操縱者也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那就非開槍不可了。毛死前隻有毛遠新能聽懂他的話，外人無從知道小毛說的是不是老毛的意思。都是古代宮廷政治的重現。毛鄧抓住權力不放，不肯功成身退，鬧得千萬人頭落地。何維淩出國前，同羅點點作過長談，《鏡報》連載過，何說：他可以作證，鄧不想開槍。這不是他想不想的問題，而是他做沒做的問題。他在事後不僅接見平叛部隊，也重申，再有動亂，還要開槍。他從來就沒有鎮壓學生，而是鎮壓叛亂分子。政治家的言詞是不能從表麵價值作判斷的。我不讚成把改革派說得絕對好，把保守派說得絕對壞，隻要保守派不是主流，並沒有壞處。香港《鏡報》有一陣大罵左王左將，我曾對徐四民說：你們最好不要過多介入國內政治鬥爭，沒有老左們的牽製，改革派還不知闖什麽禍，不管是誰，一統天下都是不好的。陳雲、鄧力群的功績在於，他們使政治反對派合法化了。黨有了不同聲音，不再是鐵板一塊。嘴上說“水至清則無魚”，做起來都想純而又純。我以為沒有鄧小平，陳雲也會成為改革設計師，他過去就被稱為“老右傾”，又懂經濟，可能比鄧小平幹的還要好。八十年代初競選運動，陳雲、鄧力群動員高幹子弟參選，定時匯報，但耀邦一表示支持，他們立刻反過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把一些幹部子弟擱進去了，凡是參選的都不能入黨。我為此還找過某大學黨委做調查，準備把問題曝光，他們才改變態度。說小鄧們反複無常不妥，倒可能是兩麵下注，免得輸光。反對派是一種保險裝置。你翻了船，我來收拾殘局。隻要合乎程序，路線鬥爭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無法無天。政客是見風使舵，徐四民當了政協常委，就比左派還左。不是反左反右，而是要爭左中右都有發言權。現在左（毛鄧）右（民族主義）派都有言論自由，隻有中派（自由派）沒有言論自由，因為它是專製主義的大敵，社會批判者，左右派都不歡迎它。反自由主義，不是越反越左，就是越反越右。左右最終又合流，就是極權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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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回憶習仲勳文章的可信度如何，我不好說。1979年9月，習要我去廣州寫紀念劉誌丹的文章，曾和楊尚昆設宴招待我和吳冷西。吳搞兩個凡是，當時在廣州休養，還沒分配工作。習在接受我采訪時，提到他和高崗的關係。他說，在陝甘寧邊區時，高崗同他的關係一度很緊張，起因可能是黃子文（紅軍時代三原午字區的群眾領袖）。記不得黃出了什麽問題，高崗要殺他，習當時任邊區秘書長，黃問他咋辦？習說：“你要相信我，不走；不相信，趕快跑。”黃跑到西安當了特務，高因此對習不滿。黃子文在西安混了一陣，沒得到重用，便又來了一次“起義”，跑回延安。整風時，康生要把習也打成特務，高崗又保了他。我感到他說的話還是實事求是的。高崗反劉周時向他交底說：“我有林彪做後台。”他回頭就向毛主席匯報了。高崗要清君側，毛主席是默許的。事情公開化，主席又不認賬了。處理高饒時，主席跑到杭州，不參加會議。那是解放後毛唯一一次沒有參加的中央全會。()

1960年，習對《劉誌丹》稿樣提了兩次意見，提出要寫成“時代的縮影”，“全國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把陝北寫成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戰的出發點。以後就據此定罪，說是要爭“中國革命的正統”和宣揚“多中心論”，作為“篡黨篡國的綱領”。我右派帽子剛摘掉，又加了一頂“反黨分子”帽子。平心而論：即使算個綱領，若有民主製度，也不怕篡位。中宣部理論處（那時還沒有局這一級）處長王漠來報社檢查，我說：“改一改就可以了。”他說：“不行。寫劉誌丹能避開路線嗎？”我說：“可以。隻要把有關文字刪去就行，不費事。”他不理我，大概以為我說他們小題大做。社長高麗生說：“現在人都活著，才有路線之爭，不好辦。二十年後出版還是好書。”竟說他想變天，惹來殺身之禍。()

李建彤要求為《劉誌丹》小說案平反時，習已經複出（還沒有分配工作），他的夫人齊心極力反對李建彤申訴，說：“人剛出來你又鬧翻案，再折騰進去怎麽辦？”李不聽。有一次，我和她出去吃飯，齊心在飯館碰見，也不敢打招呼。中央發出58號文件為《劉誌丹》案平反後，他們才和李建彤來往。改稿主要是我經手，隻出了上卷。李建彤受一批老幹部的慫恿，又重寫了一遍，沒有再找我，因為我主張淡化路線之爭，李說：不為路線，她就不寫這本書了。她不肯牽連我，自己幹，寫成三卷，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一次，路線鬥爭不僅沒有削弱，而且寫了一些個人品質、個人隱私。閻紅彥那一派又告了一狀，中央成立調查組，重新調查。最後耀邦決定禁止發行。()

《劉誌丹》案發生後，我才意識到這本書根本不應寫什麽路線鬥爭，可惜已經晚了。所謂路線，是後來的認識，當時哪有什麽路線覺悟？所以，雖是錯案，對我也不是沒有一點教益。那時上山打遊擊，不過是敵人殺得沒處躲逼出來的，走投無路，才跑到山上和土匪混在一起，以後又效法“火並王倫”的故事，都是“經驗主義地解決問題”。閻紅彥帶著一夥敗兵從陝北逃到陝甘（延安以北稱陝北，以西稱陝甘），見劉誌丹有一夥人馬，還有塊根據地，就想取而代之，搞突然襲擊，收了劉誌丹隊伍的槍，把劉誌丹的人殺了一批，奪了劉誌丹的權，把劉景範開除了。我訪問閻紅彥時，他還振振有詞地說：“劉誌丹的人是土匪，搶女人，吸大煙，打仗時用毛驢馱著女人跑。我是可以殺人的，沒殺劉誌丹，已經很客氣了。”幾十年了，還是這種心態，咬牙切齒，可見冤仇之深。其實他們也搶人，搞女人。如果占了上風，他就是“正確路線”了。抗戰時期我那個隊伍也抽大煙，也搶人，我也下過人家的槍，那是怕人家下我的槍，先下手為強，哪管什麽路線。要跟上一個大人物，可有的說了。閻紅彥最後也被逐出部隊，之後，高崗從西安來到陝甘，劉誌丹的隊伍又發展起來，打到陝北，郭洪濤又結合徐海東、程子華的二十五軍，重操故伎，把劉誌丹、高崗、習仲勳、劉景範都抓了起來。這次殺了好幾百人，把知識分子幾乎殺光了。不是中央紅軍趕到，劉誌丹等人的命也保不住。如實寫出，已是觸目驚心。徐海東寫的回憶錄，把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會師，寫成和他二十五軍會師，這也是陝北幹部感到不平的一個原因，他們反賓為主，把陝北紅軍幾乎搞光，卻一字不提了。西北高幹會確認劉高是正確路線，從蘇聯回來的閻紅彥們挨了整，也憋一肚子氣。高崗出了事，他們翻案沒翻過來，借《劉誌丹》問題，又向康生告發，也還是想證明他們是“正確路線”。整人的也挨了整，挨整的又整人，越整仇越深。我對閻本無成見，李建彤講的我並不全信，以為有派性。聽了閻的一番議論，我對他再生不出好感了。他還勸我寫劉誌丹不如寫謝子長，但謝死的早，同陝甘寧的創建沒有多大關係。爭論焦點有點像晁蓋、宋江誰坐第一把交椅。閻在“文革”中不明不白自殺了，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他留下遺言，說他是陳伯達逼死的。陳伯達說他住院時，閻去探望，他沒有見，後來打電話叫閻接見一下群眾，閻想不開，就吃了安眠藥。()

1965年，康生說工人日報有壞人，《劉誌丹》編輯是個右派。報社不敢留我了，把我下放山東。我以前見過康生，《革命母親夏娘娘》請他審稿，在夏娘娘女兒（李鵬的舅母）家開座談會，康生提了意見，講周恩來如何脫險。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吃葡萄的樣子。張開嘴，一粒一粒往口裏丟，吐了一地葡萄皮，實在不雅。書裏也寫到他，他說：“我不看。”不看還提什麽意見？這跟葉劍英審閱《紅花岡畔》的態度兩樣，葉說：“當時話不是這麽說的，但這麽說沒有錯。”幾十年了，誰記得當初怎麽說的。作者黃鋼對我說：“故事是我編的，他不反對就好。”就這麽通過了。我想把兩個孩子留北京，不願去山東，要退休，人事科說，不到四十五，不行，隻好連根拔。在山東也不分配工作，等於退休，隻是將戶口遷出北京罷了。王蒙、顧準落難時都未停筆，我一直處在風口浪尖上，一個字不敢寫，真正“改邪歸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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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尊敬李建彤大姐，雖不全部讚成她的觀點，但很理解她。三年困難時，她給我糧票，我在她家都是白吃，她的孩子（小女兒劉索拉才兩三歲）得了浮腫病，我的孩子卻沒一個浮腫。你們去幹校後，我回鄉養病，地質部給她定案，派了兩個幹部到鄉間找我寫一個“反革命分子李建彤罪證”。我說：“反革命分子這頂帽子不能由我給她戴，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反革命活動。”他們說：“這是中央定的，你就這麽寫好了。”我拿過他們起草的稿子在眼前晃了一下說：“我一個字也看不清。”他們就念了一遍，叫我在紙上按了指印。他們也同情李建彤，回來就對她說：那個編輯雙目失明，才給二十元生活費，老母親餓死，兩個兒子叫人活活打死，可慘了。四人幫垮台後，李建彤的大女兒劉尚雅寫成文章，登在《解放軍報》，傳開了。我又不好出麵更正，有一個兒子是自殺的，不是打死的。老母親是摔死的，也不是餓死的。工人日報複刊，老經理張誠（後出任人民日報秘書長）、副社長章容主動到全總活動，讓我回社，當秘書長，有人反對，說我失明，沒用。全總組織部長張維禎說：“那更應該叫他回來，一個瞎子，在農村怎麽生活？”我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張老家表示感謝。你提到“瞎子”，順便說說，當年有點裝蒜，不想弄假成真。從山東回來，李又幫我安家。那時我的全部家產，就是一隻小提兜。有人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的感情，隻認“原則”，難免使人受到更大的傷害。由此又想到光美，少奇追悼會，老鄧讓胡喬木、鄧力群說服她，讓劉濤參加。光美說：參加可以，但要對“文革”中寫的大字報做個檢討，寫了還可以回家。劉濤不認錯，光美堅持不許她進門。胡喬木、鄧力群跑了幾趟，說她不動。二人交不了差，心裏不痛快，也不替她說好話。老鄧生氣了，嫌不給他麵子，就把她閑置起來，不用。胡喬木還給她穿小鞋，一點小事，就發通報，使她難堪，她不在乎。這都是一些老爺們兒幹的事，隻要自己的麵子，不顧老娘們兒的感情。政治傷及皮毛，感情卻是發自內心的，甚於粉身碎骨。知道此事的人說光美不顧大局，不聽“組織”的話，我卻感到她隻要有可能，就要保護丈夫免受傷害，組織為什麽叫人做這種犧牲？女人愛得執迷，情義無價，所以戲曲中死後複仇的都是女鬼；男人重利益不重情義，隻好“活捉王魁”。()

胡喬木的公子胡石英的《人才》雜誌要掛靠到工人日報社，喬木夫婦出麵找我談話，要我替他們“管管孩子”。我如實上報，報社不收。政治局委員到十三陵植樹，鄧力群（中宣部長）又去做倪誌福的工作，倪誌福推說：“報社不同意。”鄧說：“何家棟同意了，你怎麽不同意？”倪很惱火，回來問方群：“何家棟是幹什麽的？”我隻是把問題反映給領導，哪裏敢說“同意”？後來才意識到，這是井水犯了河水，鑄成大錯。但倪並沒有為難我，《第二種忠誠》出了問題，中央辦公廳派工作組來追查，他還替我擋了一下：“已經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別再整了。”工作組這才收兵。以後倪誌福見到我，問：“我保過你三次，知道嗎？”我說：“謝謝了！”胡石英來第一年表現不錯，年終評了先進獎。喬木把獎狀裝在鏡框裏，掛在辦公室。第二年，胡石英急於入黨，又跑了。後來因為貪汙，判刑一年。喬木出庭旁聽，無可奈何。幾次翻案，沒翻過來，因為老鄧不答應。石英很有才華，隻是受小兄弟蠱惑勾引，不能自拔，實在可惜。()

我寫的最後一篇回憶錄是江一真回憶白求恩，寫他脾氣暴躁，老跟人吵架，摔東西，因為語言不通，太著急。別人都把他寫成儒家風度，連挨過他罵的人都這麽寫，我寫的是一個洋大夫。王震看了說好，找江一真叫我去寫他。我和王耳到了王家，秘書叫去臥室，說王老在休息。我們跑到臥房，沒人。我對王耳說：“咱們誤入了白虎節堂了，快走。”跑回來我對江說，王胡子不會打仗，隻知蠻幹，領兵南下，把隊伍都打光了，是個常敗將軍。江一笑了之，沒叫我再去。我就此洗手不幹了。因為我感到保持敘事的真實性是非常困難的。我了解到的，不如人們談論的那麽美麗。就像人家回憶鄧小平，可能會說，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想避免流血。還有一件，給呂正操寫回憶周恩來，跟老將抬了杠，他說沒有總理，“文革”損失還要大。我說，不是他，“文革”還搞不了那麽長。他說，你怎能這麽說，我們都是他保下來的。我說，他保住誰啦？還不是一個個揪了出來！他沒再說，我還是按他的意思把稿子寫出來了，那真是一件苦差事。北京市委發紅頭文件，任命我為《劉仁傳》主筆，撥了二十萬專款。我試了幾次，無法下筆，隻得另薦高明，把它推給了陳英茨。現在書總算出來了，也了卻我一件心事。人們悼念耀邦，在鄧心中是什麽滋味，不言而喻。毛鄧都是說一不二的強人，但毛仍遭到劉的硬抗，周的軟磨，鄧陳聯手也仍感到胡趙的威脅，後生小子何德何能，竟能一統天下？而且，恰像馬克思說的：“老王在位時人們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現在都被大聲疾呼地宣布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於是加強控製，嚴防死守，一不小心，不滿就衝決而出。這說明群眾參與意識提高了，而領導的素質卻普遍降低了，沒有一個在道德上智慧上敢於出頭挑戰的人。人們奚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如改稱中華人民共和科。李慎之五十年感言的可貴之處在於，它反映了人心不死，雖然這不死之心是長在行將就木之人的身上。現在並沒有人（從來沒有）要打倒共產黨，連海外民運人士絕大多數也還寄希望於黨的改革，使一個暴力支持的黨變為民主承認的黨。很遺憾，我們到現在還看不到轉機。()

老一代把權力看得太重，沒有給後人做出好樣子。那是他們以生命爭得的東西，隻覺得職位太低，權力太小，從不想自己能力是否相稱；而且，這個權是上邊給的，不管有無能耐，下邊都得聽他的。他們總想拔高自己，夏衍倒是說過一句實話：“我們那時都是二十幾歲的娃娃，知道什麽呀！”他否認犯了路線錯誤，也還是要表現路線正確。許多路線鬥爭，拆穿了，就是人事糾紛，爭權奪利。誰想占上風，就說得好聽些，扯起路線當大旗，路線又激起權力欲。其實哪條路線跟咱們都沒關係，稀裏糊塗跟著往磨道上轉。人性被扭曲，抽象化，都成了政治人、原則人，反而看不到人真實的一麵。耀邦和仲勳都有平民色彩，人們以平易近人來形容，但我不認為這是個好詞，類人猿與人最近，這不等於說他們是類人猿嗎？寫的過於繁瑣，且多是我幹的蠢事，自知上不了台盤，姑且錄以備忘。不幸的是，到現在我還認為咱們才是真正的老王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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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200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