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亞洲周刊陳文鴻／弗裏德曼對當時中國改革決策的影響微之又微，無論是價格改革、「六四」民運，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摸著石頭過河」。吳敬璉辯解價格改革政策不是他的主張。價格闖關應是趙紫陽建議，鄧小平才作最後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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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文鴻博士是著名中國經濟研究學者，香港大學畢業，南澳洲 Flinders大學博士，現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他曾任世界銀行顧問、中國政府的港事顧問、日本大藏省屬下委員會的委員。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與中央部委的研究機構及上海、廣東政府研究機構長期合作，出版《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改革開放之經濟》、《中國的出口奇跡》等專著。八十年代以來他有關中國發展、改革及香港問題的論文一直受中國領導層重視，其中不少對中央政策有所影響，八九年前後與中國經濟智囊多有接觸。()
()
中國經濟改革曆史裏有一個小插曲是有關剛逝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的。有人說，八十年代後期弗裏德曼與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會麵，因此趙信奉了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和自由市場主張，也或許引導趙在一九八八年推行價格改革，而價格改革闖關的禍，應屬「六四」民運的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的決策過程從來不透明，外人很難知悉具體內情。事實上，在國務院背後，中共中央的決策體製一直不為人知。海外學者的研究往往隻能捕風捉影，乃至自作故事地用派係鬥爭、人事衝突來解釋中共政策的變化。由於缺少對中共中央的決策體製、過程、方法的公開資訊，誰都可編說一番，也無法證實或證偽。這麽多年來似乎隻有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出任美國國務院官員)在論著中提及中共中央決策的係統和按政策係統而設的中央領導小組。但中央領導小組怎樣運作，他也基本上毫無頭緒。因此說弗裏德曼影響趙紫陽，趙紫陽推動八八年的價格改革，都是難以確實考證之事。()
不過，當時在趙紫陽身旁或中共中央有關機關工作的人不少，情況應該是很清楚的。問題隻是他們不會向外透露情況。筆者有幸在這段時間有些接觸，雖然是屬於片麵，但相信或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價格改革爭議極大()
一是價格改革是中國當時市場化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但爭議極大。當時力主價格市場化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以及他眾多的學生，其中不少在中央的智囊組織任職，也屬當時在改革理論和政策影響極大的中青年經濟學家組織的成員，在公開的報刊和內部的渠道發表大量的文章和報告。「六四」事件之後的幾個月，吳敬璉和他的學生樓繼偉（現任財政部常務副部長）來港找我吃飯，整個晚上吳先生辯解價格改革的政策不是他的主張，而是趙紫陽的主意。當時和在此之前在中央作調研的朋友中間，我沒有聽到任何有關趙紫陽采納弗裏德曼主張的說法。吳先生的辯解也從側麵顯示出至少在「六四」前後的時間裏，價格改革帶來嚴重的經濟混亂，在北京不少人是將之歸咎於吳先生的主張和鼓吹。()
二是價格改革在趙紫陽方麵，相信是會聽取他身邊年輕智囊團人物的意見。趙在中共這段時間的中央領導人當中是最願意聽取年輕知識分子的意見，而在改革初期，農村改革的推動者是一批年輕人，大部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進入中央的智囊機構，包括在趙身邊的三大新設的研究所：體改所、發展所和中信的國際所。而體改所的所長王小強更是趙身邊最主要的親信。()
有關價格改革的政策，在當時有頗大的爭議，特別是在中國通脹高企、社會反應強烈時。當時中信國際所所長朱嘉明出訪拉丁美洲，考察高通脹情況，回來提出「高通脹無害論」，認為高通脹無礙拉丁美洲當時的發展。故此，中國放開價格，進行市場化改革，即使帶來高通脹也不會有嚴重後果。這樣說法反對者不少，筆者亦強烈反對。理由是他所見到的拉丁美洲隻是官方宣傳的情況，不是實況。我相信趙大有可能是聽從他的主張。()
朱嘉明提出價格闖關？()
闖價格關是鄧小平作最後決定，但趙作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負責人（不單隻是總書記），統管全國財經政策的決策權。以中共中央的決策程序來說，隻有趙建議，鄧才會作決定。若是趙聽從朱嘉明，便當然不涉及吳敬璉，更與弗裏德曼（或張五常）無關。()
三是八八年夏天以後，闖價格關的結果是高通脹以及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據說當時中共中央已內定趙紫陽在八九年下台，趙身邊的部分年輕親信也開始出國留學和遊學。某一天筆者在北京與中央智囊團的年輕朋友議論政治形勢時，大家都同意趙是沒法扭轉敗局，唯一的機會是宮廷政變。我們都是侃大山式的議論，說了便算，但或許可反映出當時與趙關係密切的智囊機構人物的心態──意興闌珊卻也無可奈何。()
八九年四月在北京豐台的京豐賓館有一個智囊團會議，出席者包括當時中央智囊機構的代表和部分外省代表。海外出席者隻有我和當時研究助理鄭毓盛（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據朱嘉明說，會議是為趙紫陽的改革造勢。可是會議的討論對大家來說似乎也是意興闌珊，提不起勁來。大多數時間筆者是與體改所的朋友喝酒閑聊。外省來的代表情緒激昂，提出極端主張，卻得不到北京代表的反應。朱嘉明晚上串房間要求簽名發表主張支持趙紫陽，可是反響冷淡。據說，原來趙紫陽會來賓館會見與會者，可能因為會議起不到原定作用，趙沒有來，隻派胡啟立和宋任窮替代，拍了一張全體照。京豐會議與「六四」事件沒有關聯。事實上，學生運動的過程中趙身邊智囊機構的年輕知識分子隻是冷眼旁觀，置身度外。隻是最後趙要下台、鮑彤召集時，才勉強寫文章，發傳單，消極反應。()
這裏或可一提的是在八八年筆者在蛇口認識了陳子明和王軍濤。當時他們給我的印象是鄙視農民，自封職業革命家。據說他們都是與胡耀邦有相當關係者，但我總覺得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分析有頗大的偏差。爭論之下說不服他們，也沒有多大興趣與他們聯係交流。()
「六四」之前的學生運動期間，支援天安門廣場學生示威的香港大學生向我查詢，王丹及北大學生等召開的學生會議的學生代表為誰，我才知道原來是王軍濤在天安門廣場主持大局。即時的感覺是這原來是政治運動，自封職業革命者的王軍濤因胡耀邦下台涉及趙的落井下石，有趙在，便難有和解協調機會。而有王軍濤等人在，趙身邊的智囊人物又怎會涉足其內。隻是我估計不到連王軍濤與王丹也在其後被柴玲等人搶奪了學生運動的主導權，政治舉措變成了失控的群眾運動，釀成悲劇。()
或許正因為趙的智囊人物在八八年已經開始抽離淡出，部分在八八年及其後出國，滯留海外，部分下海從商，部分則在受政治衝擊後仍然在中央部門默默工作。就連在八八年受到拘留，或偷渡逃亡出國，很快也可在內地正常地生活、工作、營商。京豐會議的參加者很多人在九十年代以後更在中央政府裏擔任重要職務，繼續以他們的才智推動中國的進一步改革。()
因弗裏德曼去世而重溫這段曆史，弗裏德曼的影響根本上微之又微，無論是價格改革、「六四」風波，中國的經濟改革還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在「摸著石頭過河」(陳雲而不是鄧小平的名句)，在錯誤中學習和探索。也正因如此，中國的經濟改革沒有如蘇聯那樣給俄羅斯和相關國家的廣大人民帶來曆史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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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文鴻博士是著名中國經濟研究學者，香港大學畢業，南澳洲 Flinders大學博士，現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他曾任世界銀行顧問、中國政府的港事顧問、日本大藏省屬下委員會的委員。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與中央部委的研究機構及上海、廣東政府研究機構長期合作，出版《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改革開放之經濟》、《中國的出口奇跡》等專著。八十年代以來他有關中國發展、改革及香港問題的論文一直受中國領導層重視，其中不少對中央政策有所影響，八九年前後與中國經濟智囊多有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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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改革曆史裏有一個小插曲是有關剛逝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的。有人說，八十年代後期弗裏德曼與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會麵，因此趙信奉了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和自由市場主張，也或許引導趙在一九八八年推行價格改革，而價格改革闖關的禍，應屬「六四」民運的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的決策過程從來不透明，外人很難知悉具體內情。事實上，在國務院背後，中共中央的決策體製一直不為人知。海外學者的研究往往隻能捕風捉影，乃至自作故事地用派係鬥爭、人事衝突來解釋中共政策的變化。由於缺少對中共中央的決策體製、過程、方法的公開資訊，誰都可編說一番，也無法證實或證偽。這麽多年來似乎隻有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出任美國國務院官員)在論著中提及中共中央決策的係統和按政策係統而設的中央領導小組。但中央領導小組怎樣運作，他也基本上毫無頭緒。因此說弗裏德曼影響趙紫陽，趙紫陽推動八八年的價格改革，都是難以確實考證之事。()
不過，當時在趙紫陽身旁或中共中央有關機關工作的人不少，情況應該是很清楚的。問題隻是他們不會向外透露情況。筆者有幸在這段時間有些接觸，雖然是屬於片麵，但相信或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價格改革爭議極大()
一是價格改革是中國當時市場化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但爭議極大。當時力主價格市場化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以及他眾多的學生，其中不少在中央的智囊組織任職，也屬當時在改革理論和政策影響極大的中青年經濟學家組織的成員，在公開的報刊和內部的渠道發表大量的文章和報告。「六四」事件之後的幾個月，吳敬璉和他的學生樓繼偉（現任財政部常務副部長）來港找我吃飯，整個晚上吳先生辯解價格改革的政策不是他的主張，而是趙紫陽的主意。當時和在此之前在中央作調研的朋友中間，我沒有聽到任何有關趙紫陽采納弗裏德曼主張的說法。吳先生的辯解也從側麵顯示出至少在「六四」前後的時間裏，價格改革帶來嚴重的經濟混亂，在北京不少人是將之歸咎於吳先生的主張和鼓吹。()
二是價格改革在趙紫陽方麵，相信是會聽取他身邊年輕智囊團人物的意見。趙在中共這段時間的中央領導人當中是最願意聽取年輕知識分子的意見，而在改革初期，農村改革的推動者是一批年輕人，大部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進入中央的智囊機構，包括在趙身邊的三大新設的研究所：體改所、發展所和中信的國際所。而體改所的所長王小強更是趙身邊最主要的親信。()
有關價格改革的政策，在當時有頗大的爭議，特別是在中國通脹高企、社會反應強烈時。當時中信國際所所長朱嘉明出訪拉丁美洲，考察高通脹情況，回來提出「高通脹無害論」，認為高通脹無礙拉丁美洲當時的發展。故此，中國放開價格，進行市場化改革，即使帶來高通脹也不會有嚴重後果。這樣說法反對者不少，筆者亦強烈反對。理由是他所見到的拉丁美洲隻是官方宣傳的情況，不是實況。我相信趙大有可能是聽從他的主張。()
朱嘉明提出價格闖關？()
闖價格關是鄧小平作最後決定，但趙作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負責人（不單隻是總書記），統管全國財經政策的決策權。以中共中央的決策程序來說，隻有趙建議，鄧才會作決定。若是趙聽從朱嘉明，便當然不涉及吳敬璉，更與弗裏德曼（或張五常）無關。()
三是八八年夏天以後，闖價格關的結果是高通脹以及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據說當時中共中央已內定趙紫陽在八九年下台，趙身邊的部分年輕親信也開始出國留學和遊學。某一天筆者在北京與中央智囊團的年輕朋友議論政治形勢時，大家都同意趙是沒法扭轉敗局，唯一的機會是宮廷政變。我們都是侃大山式的議論，說了便算，但或許可反映出當時與趙關係密切的智囊機構人物的心態──意興闌珊卻也無可奈何。()
八九年四月在北京豐台的京豐賓館有一個智囊團會議，出席者包括當時中央智囊機構的代表和部分外省代表。海外出席者隻有我和當時研究助理鄭毓盛（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據朱嘉明說，會議是為趙紫陽的改革造勢。可是會議的討論對大家來說似乎也是意興闌珊，提不起勁來。大多數時間筆者是與體改所的朋友喝酒閑聊。外省來的代表情緒激昂，提出極端主張，卻得不到北京代表的反應。朱嘉明晚上串房間要求簽名發表主張支持趙紫陽，可是反響冷淡。據說，原來趙紫陽會來賓館會見與會者，可能因為會議起不到原定作用，趙沒有來，隻派胡啟立和宋任窮替代，拍了一張全體照。京豐會議與「六四」事件沒有關聯。事實上，學生運動的過程中趙身邊智囊機構的年輕知識分子隻是冷眼旁觀，置身度外。隻是最後趙要下台、鮑彤召集時，才勉強寫文章，發傳單，消極反應。()
這裏或可一提的是在八八年筆者在蛇口認識了陳子明和王軍濤。當時他們給我的印象是鄙視農民，自封職業革命家。據說他們都是與胡耀邦有相當關係者，但我總覺得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分析有頗大的偏差。爭論之下說不服他們，也沒有多大興趣與他們聯係交流。()
「六四」之前的學生運動期間，支援天安門廣場學生示威的香港大學生向我查詢，王丹及北大學生等召開的學生會議的學生代表為誰，我才知道原來是王軍濤在天安門廣場主持大局。即時的感覺是這原來是政治運動，自封職業革命者的王軍濤因胡耀邦下台涉及趙的落井下石，有趙在，便難有和解協調機會。而有王軍濤等人在，趙身邊的智囊人物又怎會涉足其內。隻是我估計不到連王軍濤與王丹也在其後被柴玲等人搶奪了學生運動的主導權，政治舉措變成了失控的群眾運動，釀成悲劇。()
或許正因為趙的智囊人物在八八年已經開始抽離淡出，部分在八八年及其後出國，滯留海外，部分下海從商，部分則在受政治衝擊後仍然在中央部門默默工作。就連在八八年受到拘留，或偷渡逃亡出國，很快也可在內地正常地生活、工作、營商。京豐會議的參加者很多人在九十年代以後更在中央政府裏擔任重要職務，繼續以他們的才智推動中國的進一步改革。()
因弗裏德曼去世而重溫這段曆史，弗裏德曼的影響根本上微之又微，無論是價格改革、「六四」風波，中國的經濟改革還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在「摸著石頭過河」(陳雲而不是鄧小平的名句)，在錯誤中學習和探索。也正因如此，中國的經濟改革沒有如蘇聯那樣給俄羅斯和相關國家的廣大人民帶來曆史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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