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RFA(2006.11.23):英國《金融時報》援引世界銀行剛剛發表的一份報告說，在2001年到2003年期間，中國百分之十最窮的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點四，而同時中國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人口的收入卻增加了百分之十六。這些數據進一步證明了中國存在貧富差距日益加大的現實。中國獨立經濟學家鞏勝利和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學教授文貫中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之一就是重新把土地私有化。下麵是本台記者申鏵主持的討論。
甘孜藏族農民婦女和女兒向街頭行人乞討
記者：“我首先請教一下文貫中先生，您怎麽看待這個數字。您也許不是特別吃驚吧？”
“我並不是特別吃驚，中國政府這幾年正在采取措施。雖然是基於這個情況做的一個反應。但 這是一個非常確實的一個事實。”
記者：“那麽，鞏勝利先生，您覺得是什麽導致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是不是因為市場經濟造成的？”
“這個原因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爆發性，比如說特區，現在中國的特區象深圳的收入差在全國是最高的。還有就是中國的特權階層，比如改革初期的一些官商、軍商還有高幹子弟商，這些人在最少的掌握權力資源的時間內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記者：“文貫中先生，剛才鞏先生提到造成這種貧富差距的原因一個是政府政策的不公平；再一個就是一些人的特權階層地位的不公平，您覺得還有什麽別的原因導致中國的貧富差距如此巨大？”
“我想補充的還有市場經濟條件下，最有能力的智商最高的或者體力最強的那些人也比較容易富起來，因為這一部分人在目前製度之下富起來之後在二次分配當中政府也沒有很好注意。這樣造成現在富的越富、窮的越窮。政府現在也在想辦法。”
記者：“鞏先生,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貧富差距給 中國政局帶來的不穩定並采取了一些措施，您 能不能介紹一下，他們采取的這些措施是什 麽？能不能夠起到根本的效果?”
“比如現在的稅收方麵。從明年1月1號開始，收入12萬以上的都要交納個人所得稅。這是第二次的財富平衡的一個手段，這個平衡的手段其實也是杯水車薪，在根本的源頭上是非常非常麻煩的。再舉個例子，土地在各個國家來講是個人的最大財富之一。而中國現在的土地都是屬於國家或集體的。這樣一來，中國財富的延續存在一個曆史的斷檔現象，就是曆史沒有辦法使一個人的財富進行有效銜接。這個問題文貫中先生也說過：生產用土地或者廠房用土地和國家的建設用土地是國家的，這是可以。那麽個人的房產在曆史的淵源上不能作為個人的財產。中國的房地產就是老百姓買了房子可能使用50年最多不超過70年，如果超過70年某個地方政府或集體要收回地產，那麽你的房子可能就要建到空中去了，沒地方放。”
記者：“那您覺得現在中國政府有沒有做一些動作來改善這種狀況？”
“是想做很多動作。比如說現在的個人調節稅從明年1月1號開始實施。前不久開的六中全會就提到和諧，和諧裏麵就講到分配製度的改革。但是現在沒有得力的具體方案。”
記者：“文先生，現在中國的一個新政策叫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針對要增加農村人口的收入，你覺得做得怎麽樣？”
“動機是好的，因為看到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樣下去社會會不穩定，所以從04年開始有一些新的舉措出來，比如說永久性地取消農業稅；對種糧戶和其他國家需要的作物的種植戶進行補貼。另外現在又提出了‘新農村運動’。我想這些都是一些救急的辦法。而不是從根本的製度上來進行改革，剛才鞏先生也提到土地私有化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新農村運動’當中完全被忽視的一個問題。是應該加以檢討的。另外，每個農民的子弟都能受到同等教育的話，他們在市場經濟當中至少有一個公平的起點。這一點中國始終沒有做到。”
記者：“剛才二位都認為土地私有化之後，可以改善財富的分配。反對土地私有化的人說一旦土地私有化以後，反而會使貧富差距擴大，因為能幹的人會把土地集中到自己的手裏；不能幹的人或教育水平低的人就會喪失土地，就會一無所有，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我多年來鼓勵把農村土地重新私有化，中國現在正進行迅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以即使發生農村土地的兼並，效力高的人把效力低的人的土地拿過來，加以更有效地利用，這本身是工業和副業當中大家都提倡的一種行為。淘汰出來的農民就可以進城進入工業，找到其他謀生的手段。這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在一個國家現在暫時沒有辦法建立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體係的前提下，中國在2000年當中就是依靠土地私有 化來完成的。為什麽呢？因為年輕的時候拚命地去工 作，積累財富購買土地，到年老的時候或者把土地租 出去，或者賣出去來獲得養老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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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農民婦女和女兒向街頭行人乞討
記者：“我首先請教一下文貫中先生，您怎麽看待這個數字。您也許不是特別吃驚吧？”
“我並不是特別吃驚，中國政府這幾年正在采取措施。雖然是基於這個情況做的一個反應。但 這是一個非常確實的一個事實。”
記者：“那麽，鞏勝利先生，您覺得是什麽導致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是不是因為市場經濟造成的？”
“這個原因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爆發性，比如說特區，現在中國的特區象深圳的收入差在全國是最高的。還有就是中國的特權階層，比如改革初期的一些官商、軍商還有高幹子弟商，這些人在最少的掌握權力資源的時間內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記者：“文貫中先生，剛才鞏先生提到造成這種貧富差距的原因一個是政府政策的不公平；再一個就是一些人的特權階層地位的不公平，您覺得還有什麽別的原因導致中國的貧富差距如此巨大？”
“我想補充的還有市場經濟條件下，最有能力的智商最高的或者體力最強的那些人也比較容易富起來，因為這一部分人在目前製度之下富起來之後在二次分配當中政府也沒有很好注意。這樣造成現在富的越富、窮的越窮。政府現在也在想辦法。”
記者：“鞏先生,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貧富差距給 中國政局帶來的不穩定並采取了一些措施，您 能不能介紹一下，他們采取的這些措施是什 麽？能不能夠起到根本的效果?”
“比如現在的稅收方麵。從明年1月1號開始，收入12萬以上的都要交納個人所得稅。這是第二次的財富平衡的一個手段，這個平衡的手段其實也是杯水車薪，在根本的源頭上是非常非常麻煩的。再舉個例子，土地在各個國家來講是個人的最大財富之一。而中國現在的土地都是屬於國家或集體的。這樣一來，中國財富的延續存在一個曆史的斷檔現象，就是曆史沒有辦法使一個人的財富進行有效銜接。這個問題文貫中先生也說過：生產用土地或者廠房用土地和國家的建設用土地是國家的，這是可以。那麽個人的房產在曆史的淵源上不能作為個人的財產。中國的房地產就是老百姓買了房子可能使用50年最多不超過70年，如果超過70年某個地方政府或集體要收回地產，那麽你的房子可能就要建到空中去了，沒地方放。”
記者：“那您覺得現在中國政府有沒有做一些動作來改善這種狀況？”
“是想做很多動作。比如說現在的個人調節稅從明年1月1號開始實施。前不久開的六中全會就提到和諧，和諧裏麵就講到分配製度的改革。但是現在沒有得力的具體方案。”
記者：“文先生，現在中國的一個新政策叫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針對要增加農村人口的收入，你覺得做得怎麽樣？”
“動機是好的，因為看到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樣下去社會會不穩定，所以從04年開始有一些新的舉措出來，比如說永久性地取消農業稅；對種糧戶和其他國家需要的作物的種植戶進行補貼。另外現在又提出了‘新農村運動’。我想這些都是一些救急的辦法。而不是從根本的製度上來進行改革，剛才鞏先生也提到土地私有化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新農村運動’當中完全被忽視的一個問題。是應該加以檢討的。另外，每個農民的子弟都能受到同等教育的話，他們在市場經濟當中至少有一個公平的起點。這一點中國始終沒有做到。”
記者：“剛才二位都認為土地私有化之後，可以改善財富的分配。反對土地私有化的人說一旦土地私有化以後，反而會使貧富差距擴大，因為能幹的人會把土地集中到自己的手裏；不能幹的人或教育水平低的人就會喪失土地，就會一無所有，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我多年來鼓勵把農村土地重新私有化，中國現在正進行迅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以即使發生農村土地的兼並，效力高的人把效力低的人的土地拿過來，加以更有效地利用，這本身是工業和副業當中大家都提倡的一種行為。淘汰出來的農民就可以進城進入工業，找到其他謀生的手段。這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在一個國家現在暫時沒有辦法建立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體係的前提下，中國在2000年當中就是依靠土地私有 化來完成的。為什麽呢？因為年輕的時候拚命地去工 作，積累財富購買土地，到年老的時候或者把土地租 出去，或者賣出去來獲得養老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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