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5 秋收暴動：拐走起義武裝(ZT)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5 秋收暴動：拐走起義武裝
1927～1928年 33～34歲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剛成為克裏姆林宮的頭號人物，親自製定對華政策。

他要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杆子征服中國。

用槍杆子奪權，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製它。蔣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裏盡可能拉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斯大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Beso Lominadze)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Jan Berzin)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劃，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澤東舉雙手讚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杆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八月一日，在蘇聯顧問庫馬寧(M．F.Kumanin)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裏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 來的武器。

毛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占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裏的中央批準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八月十五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毛沒有來，盡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隻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十六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十八日，毛才姍姍露麵，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隻好暍田裏的汙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隻求掙紮著拚到汕頭，不可能繞到湘南。

於是，毛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毛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毛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的是兩個蘇聯人。毛的積極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信裏看到：“某同誌 [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裏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十四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隻好在十五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Maier)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毛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 -- 調到自己手上。

這場“暴動”就是史書上著名的“秋收起義”。全世界都以為這是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起義，毛是農民起義領袖的神話也大半起源於此。毛一手製造了這個神話，對美國記者斯諾編了套有聲有色的故事。事實上，這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據湖南省委給中央的檢討說：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係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劃好了這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裏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曆來是土匪、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裏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百人馬，占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靠收租徵稅過活。毛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 根據地。

毛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於當土匪。毛擔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布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給他取的。何後來回憶說，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菸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 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毛，因為毛是唯一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係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毛，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宣布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盡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離去，隻不準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裏彌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裏就再也起不來了。

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隻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毛起家的班底，未來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岡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見袁文才(王佐在山裏)。毛隻帶了幾個人，以讓袁放心。袁先在會見地點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見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邊叫人殺豬設宴款待毛。他請毛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談話。毛說他來此隻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糧油暫時由他管。毛的隊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圍的幾個縣打家劫舍，籌糧籌款。毛就這樣把一隻腳插進了井岡山。

不到四個月，毛反客為主，把袁、王和他們的一幫人變成了手下的一個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毛的隊伍攻下了寧岡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參力口指揮作戰，雖然隻是在對麵山上用望遠鏡觀看。毛很少直接上前線。三天後，毛召開“萬人大會”慶功，大會高潮是處死被俘的縣長張開陽。目擊者蘇蘭春描述說：“二月二十一日，在碧市洲上召開工農商學兵萬人大會，會場裏打好了刺殺張開陽的三叉木架，四麵打 好木樁，牽好繩，掛上標語，大家用梭鏢把張開陽捅死了……毛委員在會上講了話。” 毛曾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細述他對梭鏢的由衷喜愛，現在他親眼看著梭鏢殺人。

自從毛來到井岡山，“萬人大會”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會上總有這類殺人場麵。慶祝建立遂川縣紅色政權時，毛給大會寫了副對聯，紅紙大字，貼在主席台兩旁的木柱上。一邊是“想當年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一邊是“看今日斬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講話之後，“大劣紳”郭渭堅被“刀上加刀”地處死。

當眾行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並非毛的首創。但毛給這一殘忍的傳統之“錦”添上了現代的“花”，即組織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樣有組織地使用恐怖是一幫土匪望塵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嚇住了。毛的人又遠比他們能打仗。他們甘拜下風，讓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岡山就派人去長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聯係。毛遠非像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住在深山老林，與世隔絕。他的住地跟外界暢通，關係幾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時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係列關於“秋收起義”的報告。他們不會看不出，是毛澤東拆了這次行動的台，又未經許可帶走了部隊。中央指定毛到上海開會。

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絕不願意離開他的地盤，乾脆裝聾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開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奪毛的權，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湖南省委應當“派一負責同誌前去召集軍中同誌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誌主任黨代表”。

毛能指揮部隊，是因為他代表黨，沒有黨的權威隊伍不會聽他的。不知是碰巧還是陰謀，中央指示發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結果毛的隊伍完全不知道黨已經吊銷了他的資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黨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岡山，帶來了中央決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黨的職務。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決議隻傳達給幾個親信，黨的書記也派一個自己人去當，毛本人當“師長”，掌權的還是他。

毛澤東的“山寨”是一塊理想的根據地。平原上盛產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裏杉竹茂密，四季濃霧繚繞，猴子、野豬，甚至老虎來來去去。井岡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卻很陡峭，易守難攻，敗也可以跑。濃濃的灌木隱蔽著隻有獵人涉足的小徑，潛向通往兩個省的陽關大道。

毛和他的軍隊靠在四鄰的縣裏打家劫舍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訴隊伍說：“群眾聽不懂“土豪”是什麽意思，我們就用“財東”或“有錢人”來代替”。老井岡山戰士範樹德說，打土豪，“老話叫“吊羊”、“綁票”。”

毛的活動常常是報上的新聞，他在全國出了名，以“毛匪”著稱。當地人恨他們。當年的紅軍李國斌回憶道：一次“打土豪”時，數百村民衝過來，“抓了我們四十餘人，關押在祠堂裏，對他們實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腳去踩，打了後用禾桶蓋起來，上麵壓上大石頭，使用各種毒刑。”

官兵們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沒多大區別，許多人都不情願，尤其是軍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軍事指揮官陳浩在井岡山外的茶陵縣企圖把部隊帶走。毛聞訊率人追上，把陳浩抓起來，隨後當眾處死。對毛來說，這是一次極端嚴重的危機，他幾乎失去了整個軍隊。在他拐走這支部隊的短短幾個月中，所有的軍事指揮官都跟他決裂了。

毛時時擔心自己的安危，開始逐步完善警衛措施。警衛從一百來人不斷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幾處房子，都從安全角度仔細挑選。房子的後麵可以逃遁，或有個後窗，或在後牆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裏。

(以後長征途中，盡管宿營隻是臨時，毛的住處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緊急隨時可以撤進山裏。這是一幢美麗的八角樓，寬大的正屋屋頂像一座高聳的八角形的三層木頭寶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頂尖是一叢采光的亮瓦。這個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另一處房子也是醫生的，叫“劉德盛藥店”，位於山下大鎮碧市。這座大宅以奇異的美、無言地述說著井岡山昔日的輝煌。它一半是歐洲教堂式的石頭建築，一排羅馬式的圓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樓房，瓦屋頂上築著像蛇竄出似的簷角。中西兩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門洞精美地連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帶兩千平方公尺花園的書院，為方圓三縣的最高學府。樓上三麵完全敞開，天地雲水一覽無餘，夏天學生在這裏乘涼。毛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共產黨最常見的活動開會，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裏隻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他未來的生活方式此時已初具輪廓。他擁有眾多的仆人，或稱“勤雜人員”、“工作人員”。裏麵有司務長、夥夫，有專燒水挑水的，有馬夫照管他的坐騎小黃馬，有專門送信的，還有一位被毛授予“兩大任務”，一是買菸，一是收集書籍、報紙。毛離不開新聞。

來井岡山不久，毛有了新歡：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那年賀子珍剛十八歲，瓜子臉，杏仁眼，身材苗條。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縣，父親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廣有產業，父親本人捐過舉人，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子珍原名“桂圓”，因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圓圓的月亮下盛開著桂花。她在一所由兩個芬蘭修女主持的教會學校讀書，可是討厭學校裏“念不完的聖經，做不完的祈禱”，也不能忍受循規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熱情好動，心頭好像燃燒著火。北伐軍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靜水，她迷上了那熱騰騰的氣氛，加入了共產黨。她當啦啦隊歡迎北伐軍，在大庭廣眾下演講，才十六歲就當上了縣婦女部長。她還帶頭剪掉了長長的秀發，留短發是革命的象徵。

蔣介石“清共”後，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開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監獄。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岡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王佐給了她一支毛瑟槍。

後來毛澤東來了，一眼看上了這個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當毛的翻譯。毛不會說當地方言。

在長期轉戰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譯。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結婚”了。沒有舉行儀式，隻有袁太太給他們擺了豐盛的宴席。這時毛離開楊開慧和他的三個兒子還不到四個月。別離後毛隻給開慧寫過一封信，說他患了腳疾，現在乾脆遺棄了開慧。

開慧對毛的感情是狂熱的愛，子珍隻是相當勉強地嫁給了毛。一個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眾多的仰慕者。子珍覺得三十四歲的毛“年紀太大”，她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毛英俊活潑的弟弟澤覃是她的一個追求者，對她說：“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後來承認她選擇毛是因為“一個女孩子在那個環境中需要一種政治上的保護”。

毛跟子珍的關係在性生活得不到滿足的男人世界裹，引起了不少閑話。毛很謹慎，盡量避免跟子珍一同出現在人前。路過傷病員住院的地方，毛特別要和她分開走。

結婚不到一年，子珍已決心離開毛。她對朋友說跟毛結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犧牲”。一九二九年一月，毛要離開井岡山遠走他鄉時，子珍抓住這個機會要留下。她當時最好的朋友曾誌說：“賀子珍死都不願意下井岡山，她不願意走。我們都要出發時，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這樣的堅持很可能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離的是毛代表的那種生活，她在十幾歲時不自覺地被卷進去的生活。她想脫離這種生活的願望之強烈，甚至不顧冒被國民黨抓去的危險。毛命令無論如何要把她帶上。“

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誌說。“她一邊走一邊哭，總是掉隊。她沒來的時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馬夫回去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還在井岡山時，南昌起義的幸存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他來了。這支部隊頭年十月曆盡千辛萬苦到達南海岸，沒有看到任何蘇聯軍火，卻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歲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職業軍人，曾在滇軍中官至旅長。三十六歲那年他到德國留學，在那裏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去蘇聯受軍訓。在一群二十來歲的紅色青年中，他算是長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氣又好，忠厚寬容，風度樸實無華，像士兵一樣腳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塊兒吃飯、行軍、扛槍、背背包，打仗時總在前方，官兵們都愛戴他。毛剛到井岡山時曾派人找過朱德，勸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謝絕了。當時黨命令他在湘南組織暴動。暴動敗得一塌糊塗，大半因為莫斯科的指示不僅殘忍，而且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毀敵人的巢穴”，“焚毀整個城市”，“豪紳的走狗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

朱德的人也亂燒濫殺，把郴州、未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農民真的起來暴動了--反對共產黨的暴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裏內民房”的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郴縣全縣變了三分之二。其他永興、未陽的農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農民把他們在共產黨統治下戴的紅袖箍、紅領巾扯下，打出白旗。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的隊伍隻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著走。當年未陽的農軍王紫峰回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隻有堅決幹到底，沒有別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梁山。

共產黨走，國民黨來，複仇報冤，玉石俱焚。犧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澤建，小名菊妹子，是過繼到毛家的。毛把她帶進黨，她跟一個黨員結了婚，生了個孩子。雖然她和丈夫並不讚成共產黨的殺人政策，她的丈夫還是被國民黨殺了頭，頭裝在木籠子裏，掛在城牆上示眾。菊妹子也被處死。她在獄中寫過一封信，說她希望“自首”，但未陽縣堅決要殺她。她也就死了心，“甘願受死刑。不願受活刑了。” “快脫離人世就好了。”她隻希望能見她的生母和孩子“淺生”一麵： “唉，可憐的淺生，實令我痛心嗬！以前如何的希望養育他嗬！誰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淺生小兒也萬不能怪我。[我)今生從未聞見的苦情均受到了。”

這個時期共產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那裏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麽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麽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準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

這些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岡山幾乎是碩果僅存。毛不是狂熱分子，當部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製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

朱德上井岡山的時候，莫斯科已決定停止亂燒亂殺的政策。它喜歡用“主義”這個詞兒，給這一政策戴的帽子是“盲動主義”、“燒殺主義”。莫斯科說：“恐怖宜有係統。”這正跟毛的所為不謀而合。毛的精明使他重新獲得莫斯科的青睞。盡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時斯大林亟需在中國有個不亦步亦趨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讓共產黨成功。尤其是這時候，莫斯科難以對中共直接指揮。由於蘇聯使館的人在企圖奪權的“廣州起義”中被當場抓獲，中國當局關閉了一係列蘇聯領事館，蘇聯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國活動的機會。

毛此時沒有任何黨的職位。他曾累次寫信給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管轄井岡山一帶的特別委員會，都未獲明文批準。朱、毛會師後，毛又於五月二日再次給中央寫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開“代表大會”，自己當上了書記。

毛急於擁有黨的職位，還因為朱德帶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隻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住實力遠大於他的朱德，毛需要黨的名義。他也要顯示自己是個軍人，在會師時特意挎上手槍，這在他是極少見的。過後他就把槍還給了警衛員。這支軍隊不久便以“朱毛紅軍”著稱。

等待授權時，毛開始表現自己了。黨的命令接受了，巡視員也讓巡視了，還寫長長的報告。黨組織正經八百地活動了。毛到井岡山八個多月，還不知道他的轄區有多少黨員，巡視員問起時，他的答覆是這個縣有“千餘”，那個縣有“百餘”。毛也還沒進行過分田工作。理論上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講求實際的毛覺得這事沒什麽必要，打家劫舍夠維持統治就行。如今井岡山首次實行分田。

毛要黨授權的信，由秘密交通員揣著，從上海千裏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遞上了斯大林的辦公桌。中共正在開“六大”，地點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個在蘇聯召開的外國黨代表大會。斯大林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極機密地，不遠萬裏地，耗費钜資地運來莫斯科，足見他對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國路線由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會傳達，一講就是九個小時，讓在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縱觀他的一生，不到萬不得已，他絕不離開他的地盤。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來作軍事報告，說毛的隊伍“有一些土匪性質”，意思是毛不大聽指揮。蘇聯人對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稱他為中共武裝的主要領導人。確實，毛澤東是最成功地推行克裏姆林宮戰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見中共黨領導人時說：戰略就是組建紅軍。在蘇聯的“六大”代表都受到軍訓，具體的軍事計劃也製定出來。曾搶過銀行的斯大林本人親自負責給中共提供建軍的假鈔。

斯大林看好毛澤東。毛有軍隊，有根據地，又是老黨員，在中國知名度也最高。當然，毛不聽話。但正如斯大林後來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說的，毛“不聽話，但是個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麽不聽話，斯大林有辦法控製他：毛離不開黨，離不開莫斯科，離開了，他隻是土匪一個。

於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滿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達，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書記，管轄朱毛紅軍。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在毛澤東的上升史上，這是個曆史性的時刻。毛與黨離心離德，與莫斯科離心離德，結果黨和莫斯科是要啥給啥，他大獲全勝。


(記者：蔡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