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乃修：毛澤東研究的重大創獲(ZT)

一


“毛澤東研究”這一學術專題，由西方學者開創。從哈佛大學史華慈教授（Benjamin Schwartz）一九五一年問世的開拓性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的興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至今，已經五十五年。自施拉姆教授（Stuart Schram）的《毛澤東》一書一九六六年出版以來，西方已出版多本毛澤東傳記。這些學者從史料和觀點上，不斷努力推進這一研究。

十一年來，在毛澤東研究領域，海外出現兩本最有價值的著作：一本是李誌綏先生《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此書於一九九四年同時出版中文和英文版（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另一本是張戎和她的丈夫哈立德最近出版的英文著作《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by Jung Changand Jon Halliday,2005）。兩書作者都是長期生活在毛時期中國而後移居海外的華裔知識分子（後一書與西方學者合作，但由華裔研究者擔綱）。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表的《毀滅性意誌和意識形態式大屠殺－－論毛主義之為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一文，則是我所見到的一篇對毛澤東解析力最深、批判最透徹、最富洞察力的英文論文。

這些著作的問世，證實我多年來的一種感覺：中國問題研究（包括毛澤東研究），盡管由西方人開拓和豐富了這一領域（因為同時代的中國研究者思想和資料上的主觀或客觀原因而形成某種自我限製），但要取得實質性的巨大進展，還是需要中國學者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

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與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中國人性格行為多傾向陰柔，往往皮麵微笑、內裏複雜，語意微妙、舉止含蓄，言語與內心隔著許多層，有不少彎彎繞和狡獪處，有些人智術和手腕雖小氣卻有效，雖遭罵卻常勝。凡此種種（讀者可去試讀《老子》《韓非子》以嚐一臠），一般的中國人都難參破，那些出於書齋學院、人際關係簡單、心氣正直和直線性思維的西方人更難領悟中國文化的個中三昧，其研究或結論時而讓人感到有點呆氣，特別是對那些複雜人物（中國古人所謂巨奸大猾）的評論和研究上，有時尤讓人感到太“隔”。

李、張兩書的出版，相隔十一年，皆為毛澤東研究領域吹進一股強勁的清新之風，具有重大意義。前一書披露的材料有九級地震之感，轟毀了“偉人”雕像的座基，掀開了“巨人”的大褂，進入肮髒的內室，使世人和跪拜者們驚異地看到了傳主深宮秘室、大被同眠的腐爛生活場景、肮髒自私的個人習氣及其對女性的輕蔑態度，從而填補了毛澤東研究領域中最難得的第一手材料，為讀者和研究者重新認識和研究這個曆史人物，提供了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私生活資料（若用毛澤東之輩的話說，政治統率一切，私生活也是政治）。後一書雖然標為“不為人知”，實際上有不少資料多年前早已被披露而為人所知（例如屠殺AB團、毛被士兵抬著“長征”、假“抗日”真反蔣、長春圍城慘劇等等），但是讀來依然令人震動。這本書是迄今毛澤東研究領域中最具深度、最富見識、最有份量的著作。它的出版，標誌著毛澤東研究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曆史水平。



二


對曆史資料近可能詳盡地占有，這是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本書作者對有關曆史文件、書信，做了大量收集和閱讀（包括有關諸國各種語言文字檔案），對許多曆史證人或當事人（包括有關諸國政界和外交人物）做過大量訪問。這樣的工夫，是以前這一領域的研究者所不曾有過的。立在這種踏實的學術態度和堅實的學術基礎上的著作，是有力量的、雄辯的，是那些輕佻、無知的批評所無法打倒的。

與中國古代哲學、古代曆史研究相比，毛澤東研究本身並不難。但是對當代中國人來說，這個當代課題似乎比古代課題更難。這主要來自三個原因：一、毛已死去三十年，而有關毛的大量曆史檔案至今保密；二、對毛的揭露性和批判性研究仍被視為禁區；三、研究者自身思維的局限。這一個原因，使人們不能深入研究；第二個原因，使人們不敢研究；第三個原因，使人們即使獲得若幹重要材料也無法得出正確結論。

簡而言之，毛澤東研究，主要是在發現事實、探索事實、綜合事實和講出真話。它首先難在獲得事實，獲得更多、更直接的史料。有關毛的史料被塵封，這就說明某種問題。不過，研究者會通過各種方法獲得史料和史實，包括從散見於報刊、書籍、日記、訪談以及國外曆史檔案中直接或間接獲得。此外，還涉及一種閱讀技巧和精敏判斷。比如，從諛美和歌頌文章中，讀出反麵的內容和事實；或從否認的聲明或文字中讀出事實的存在。

兩位作者在獲得曆史真實並作出判斷的過程中，做了巨量的思考、探索和求證，掃蕩謊言，恢複事實，得出一係列驚人的結論。這裏，我之所以把求證中的思考放在第一位，是因為思考和質疑在創造性研究中具有首要意義，特別是研究謊言太多的領域裏的問題，質疑是首要的思想素質。隻有大膽質疑，才能清掃謊言，發現真實，從而把曆史研究置於事實基礎上。兩位作者能寫出這樣一本令人震動、發人深思的著作，得益於追求真知、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說出真話的勇氣。

具備這種求實的精神和講真話的勇氣，還需要其他一些知識素質來從事具體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素質就是善於讀書、精於思考。作者對那些並不難得的文件和資料做了勝於他人的獨到解讀和細心研究。有關毛澤東的許多文字或回憶，都難免粉飾、誤導、回避、失實或編造，因此，真正的研究，既在求真，又在去偽。要獲得真知，不僅需要廣泛收集新史料，還需要大刀闊斧掃除假貨，尋求曆史的真相。可以想見，這種研究所耗費的腦力是巨大的，破除謊言、獲得真實是非常喜悅的。諸如該書對所謂十八勇士強渡大渡河這一神話的揭露，對所謂毛的軍事指揮藝術這一神話的清除，對張國燾與毛澤東奔逃路線的分歧做的揭露，對蔣放毛西逃而未加殲滅做的解釋（見英文版一三七頁，以下頁碼皆係英文版），事實相當清楚，論斷卓有見識。凡此種種，讀來饒有興味，令人解惑解頤。試想：蔣氏五十萬大軍推進瑞金、大敗毛氏紅軍，若非別有所慮（其子經國在蘇聯被斯大林押為人質），放它奔竄西去不毛之地，豈有大勝之後不徹底殲滅這股八萬惶惶殘兵、卻任它萬裏逍遙、奔逃之理！蔣的放生卻被毛後來吹噓成長征神話和軍事藝術，還由蕭華寫成歌詞、編為《長征組歌》，實是敗軍之將言勇；還吹噓比當年死於大渡河的石達開英明，殊不知蔣氏實比清軍有婦人之仁。毛末年對蔣去世暗有感懷，未挖蔣氏祖墳，殆有放生感恩之意？



三


研究毛澤東，還涉及語言和思維問題，其中一個重要方麵就是需要認識到語言、詞匯的虛假性及其與實際情況之間的分離或背離。清理錯誤思維，首先要從清理詞語開始。兩位作者能夠使他們的研究穿透毛使用的大量誤導民眾的詞語表麵，使研究進入曆史的真實性和問題的實質性探索，這一點也是他們超過以往毛澤東研究者而獲得成果的重要地方。

例如，對於毛澤東早年鼓動一些地痞流氓進行的所謂“打土豪”、“鬥地主”、“土改”以及取得政權後興起的“鎮壓反革命”“合作化”“公有化”“三反五反”“階級鬥爭”“反右傾”“反黨集團”“反修批修”以及晚年鼓動大批紅衛兵進行的“鬥走資派”等等語詞花樣，兩位作者通過對一係列曆史事實的分析和研究，指出“打土豪”“鬥地主”是土匪式打家劫舍，通過搶劫財產、嚴酷肉刑和無辜殺戮來獲得軍隊糧草和紅色政權資金；所謂“鎮壓反革命”，實際是對國民黨政權下工作的人士做大規模的肉體消滅；所謂“合作化”“公有化”“公社化”實際是對農民財產和私人企業的野蠻剝奪並且把全國農民嚴密集中和控製起來，使他們最大程度失去人身自由（毛更容易調動和使用民眾）。

作者還看到毛澤東有急切的強國計劃及其對鋼鐵和工業化的強調，鼓吹所謂十五年、十年乃至三年“超英趕美”口號，這種完全外行的偏廢發展計劃，實際是在積極製造龐大的戰爭機器而做鋼鐵準備，渴望在有生之年實現他的軍事稱霸亞洲和全球的夢想。因此，他的思維完全集中在不惜以國家破產和人民餓死為代價來獲得核技術、製造原子彈。這不是為民族幸福，不是為國爭光，而是為他個人稱霸的野心。一個顧念人民的人，決不會餓死三千萬人去製造核彈（關於一九六四年試爆的這顆核彈的造價有多麽昂貴、能使多少人不致餓死，見下文）。這樣的材料，在其他研究者那裏，往往被理解為毛在新政權建立初期渴望中國富強和民族振興，因而不免在工業化和公有化中出現的一些急躁和偏差而已。持此論者，不懂毛澤東。在這一點上，張戎哈立德對毛澤東的透視，再次顯示眼光的銳利。

筆者一直以為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曾提倡中國人多生育甚至補助多育者這種做法背後必有戰爭意圖（他還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中國人本身已經很多，生產力又那麽低下，可耕地那麽少，教育水平那麽低，為何不提倡優生優育呢？這與他的戰爭野心相連，為他有生之日發動稱霸戰爭而準備幾億炮灰，根本無須高等教育，給一杆槍就前赴後繼往前衝（毛的“人民戰爭”和“人海戰術”），這種心思是毋庸置疑的，殘酷的朝鮮戰爭、中國士兵的大量傷亡就是事實。他對蘇共領袖赫魯曉夫誇口在未來的戰爭中他可以提供數百萬中國人，還談到未來核戰爭世界人口死亡一半雲雲。現在，兩位研究者對毛澤東強國心思之戰爭本質做的正確揭示，證實我的看法。

凡此種種，作者都能夠撕下那些語詞外衣的遮掩，撇開那些所謂經濟、建設、四化、理想、國家統一、“站起來了”等等詞語，直戳問題的實質。

由於人們不能通過詞語表麵直透實質，因此在對毛澤東評論或研究上，出現許多誤解或謬見。例如，有人根據毛那幾首詩詞和吹牛式大話，就說毛澤東是個“浪漫詩人”。毛一生玩弄那麽多陰謀騙局，興起那麽多大屠殺，從AB團大屠殺到延安大清洗和屠殺、從肅清反革命之大屠殺到三年大饑饉再到文革大屠殺，中國人死亡六、七千萬，這麽多中國人無辜死亡，這種人間慘劇和罪惡，難道浪漫麽？在黨報上說出畝產十萬斤這種謊言，是浪漫的詩人還是欺世的騙子？

還有人說毛澤東追求的是一種烏托邦。烏托邦是人們對那些人人幸福、美好的理想國的描述。但是，毛追求的，卻沒有這種人人幸福性質，他的理想國是人民的地獄，在那裏隻有他一個人、一個小集團幸福、自由、放縱和無法無天，那是一個窮兵黷武、殘酷專橫的奴隸製國家，一個高度發展的戰爭機器和隨意殺人的國家，一個渴望他個人主宰全球、稱霸世界的軍事強權國家。能稱這是烏托邦麽？

毛的大躍進，不是建設，而是破壞，是一個戰爭狂人想一夜成為巨無霸的狂想。他不是為中國人民幸福，恰恰是給他們眼下和將來帶來無窮無盡的苦難，因為他追求的是高度壓榨人民、步日本軍國主義之後的中國軍國主義夢想。


四


應當指出，對曆史資料詳盡地占有，隻是研究的第一步；占有資料，不一定就能得出正確結論。那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思維頭腦，對全部材料的精敏分析，需要對傳主靈魂的深刻洞察以及對其性格的完整把握。正是在這一精神素質上，才把一般研究者和出色研究者區別開來。

這本書能夠深刻透視和完整把握傳主的心靈與性格，第一次係統地揭露毛從起家、掌權、到滅亡整個過程一係列事件中的犯罪行為、陰謀手段及其自私動機，使讀者第一次完整地看到毛的一部犯罪史及其犯罪心靈史，看到毛氏從青年到老年不斷地、一再反複使用的野蠻手段。無論是私生活方麵，諸如毛對幾位妻子的冷漠無情，還是事業方麵，諸如對待同事、部下、百姓的殘酷迫害，無論是從早期從事陰謀和恐怖活動，還是後期掌權的種種橫暴行為，作者都直指傳主心靈性格中那種根深蒂固的黑暗性和野蠻性。

例如，毛對同黨人士、對知識分子、對中國人民采取強加罪名、誣蔑誹謗、酷刑折磨和肉體消滅諸種手段，是他獲取權力、維護特權、強化統治的主要手段。殘害和屠殺，貫串毛的一生，從他早年成千上萬大規模屠殺江西根據地“AB團”同事時使用的、包括開膛取心在內多達一百二十種酷刑，到延安大清洗運動中肉刑折磨下那些青年在深夜土牢的慘叫，從暗殺王明到害死彭德懷、劉少奇，從延河邊大刀秘密砍死同黨作家王實味到“文革”時北京秘密槍決青年思想家遇羅克、東北秘密槍決張誌新還要割斷她的喉嚨，直到以“文革”為手段大規模開展對同黨、異黨乃至全民的、肉體和精神上的迫害而達到極點。這罪海一勺，構成一部長期犯罪史。毛澤東一生的殘酷迫害行為及其累累罪行，再有力不過地說明了他的文化和性格。

對於江西蘇區，向有很多美化。書中對毛領導的這個早期政權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難做的揭露，令人吃驚：這個政權靠恐怖維持，像個看守嚴密的監獄，離開村莊靠路條或通行證；它使用各種奴役手段，對農民敲詐勒索，農民不能逃，無法逃，逮捕就處死，上告遭報複，隻有自殺。兒童團被利用來敲詐、威脅民眾，到家裏逼人參軍。在這個政權下，人口消失五十萬，降低百分之二十。瑞金根據地約有七十萬人死亡，其中一半人被以“階級敵人”罪名殺害（一零九頁）。毛兵敗逃走前，處決上千名被認為不可靠者，皆以大刀砍死（一二八頁）。人民對這個政權恨之入骨，從那時就喊出“打倒毛澤東”口號。毛後來統治中國，不過把當年蘇區政權、延安政權的統治方式拿來統治全中國而已。


五


一九四四年九月毛澤東寫過一篇小文《為人民服務》，說他的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研究者若是呆子，就要上當了。此書作者能夠撇開這類虛假文字和虛偽之言，通過大量事實而一針見血指出毛把農民視為敵人（三九三頁），從江西蘇區到延安再到北京，毛一直采取各種嚴酷方式壓榨人民，使用暴力從農民口裏奪取糧食，把他們的口糧降到最低和更低，為防備農民起義而加強鎮壓。有幹部悲哀地說，隻有當我們需要糧食時，才想起農民。

作者根據共產黨高級幹部、毛澤東的同事謝覺哉的日記材料指出，延安政權對農民嚴苛收稅，把農民逼得走投無路乃至自殺。農民痛恨他，詛咒他：“為什麽雷不劈死毛澤東？”（毛澤東引用農民這句痛恨之言，事在一九四一年前後，見二七四頁）。延安農民不堪忍受，一九四三年大批逃亡。作者還查考了延安百姓的死亡率高與貧窮狀態，揭露在毛的錯誤指揮下，延安的通貨膨脹達到驚人的天文數字：1944年延安的鹽價竟然是1937年的2131倍，食油是2250倍，棉花是6750倍，棉布是11250倍，火柴是25000倍（據謝覺哉日記）；貸款利率，一個月竟高達30－50％，這種利率，不是比所謂惡霸地主和奸商可怕得多麽？

作者指出，中國有饑荒，不是從一九五九年，而是從一九四九年就開始了，這是毛政權的掠奪本性決定的（三九三頁）。對於農民生活的極端貧困狀態，毛非常清楚，他曾這樣說：“我們就是沒有良心！馬克思主義就是這麽野蠻！”（三九四頁）作者揭露毛一九五八年八月對各省負責人講話，指示他們要逼迫農民交糧，如果不交，“要用武力執行命令”。於是，國家暴力開始在全國農村瘋狂展開（四二八頁）。這種橫征暴斂行為，不是比所謂惡霸地主行為邪惡百倍麽？這不是把千萬個惡霸地主變成一個國家化的大惡霸麽？

有農民怨恨說，毛澤東對人民比日寇還惡（四三五頁）。毛時期的中國城裏人的食物，還不如奧斯維辛集中營裏囚犯的食物熱量（四三七頁）。饑餓把人逼瘋，乃至人吃人。庫裏有糧，卻不允許開倉救饑民（四三八頁）。作者依據資料進一步指出，毛不僅很清楚各省人民在死亡，而且根本不在乎更多人死亡，要他的幹部們不要大驚小怪，不要怕民眾死亡，而應當像莊子那樣鼓盆而歌。毛對人民大量死亡持的這種觀點和態度，一直傳達到基層幹部（四三八頁）。毛向部下傳授他的治國手段：湖南批判十萬人，逮捕一萬人，殺死一千人（別的省也如此），“這樣，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四二零頁）。

至於在各種運動中被殺和被迫自殺的人數，已有各種文章涉及。此書談到“三反”“五反”兩個運動中自殺人數達到20－30萬；上海自殺者跳高樓而不投江，是怕家人受連累，死不見屍，會被誣為外逃香港（三二九頁）。作者指出，毛政權對人民的壓迫與壓榨，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貪婪的政權。他迫使人民彼此競賽賣命，卻稱之為“共產主義精神”（四三三頁），他鼓勵人民彼此監視、揭發、迫害，卻稱之為“忠於黨、忠於毛主席”。



六


清朝統治者作為關外的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國後，曾采取多種手段，包括思想控製、人身迫害、大興文字獄、整理書籍（所謂編纂《四庫全書》）等手段，清除有關清兵征戰中殘酷屠殺中國人民的各種記錄，消滅民間和知識分子的抗議文字，極力抹煞某些曆史事實，掩蓋某些曆史真相。

三百年後，人們對曆史真相的抹煞和掩蓋，這種習性不僅沒改，反而愈熾，而且由抹煞發展成謊言、把掩蓋發展成美化。中國現代和當代史，特別是毛氏治下的“黨史”，成為謊言和迷霧最多的角落。因此，研究這段曆史，必須打假。兩位作者在一係列曆史問題研究中，正是這樣做的。

例如，談到毛澤東勢力如何欺騙、陷害和誣蔑張國燾及其領導的紅四方麵軍，毛選擇了一條無人無糧無宿地的死亡地帶－－草地－－而備極艱難、死亡慘重，卻欺騙張也率領四方麵軍走這條死亡之路，被張拒絕。作者指出，是毛澤東違背張國燾軍令而率軍近八千人逃走、分裂紅軍（到陝北隻剩四千人），而不是張國燾分裂紅軍（見一五八－一六二頁）。毛的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八萬人，一年後與張國燾四方麵軍會合時隻剩下一萬人；張國燾四方麵軍長征時隻有二萬人，會合時已發展到八萬人，而且裝備好、糧草足。毛違背張國燾軍令而率不足八千人出走，卻誣蔑張國燾分裂紅軍，明眼人不難看出誰在分裂。書中這一節對毛澤東性格、動機、行為之分析，翔實可信。

項英是中共黨內一向當麵公開批評毛澤東的高級幹部。此書對項領導的新四軍被全殲這一事件（即皖南事件）的發生作出嶄新解釋，對事件背後毛澤東耍弄的借刀殺人陰謀做出驚人的揭露（項英兵敗後被內奸暗殺於山洞），同時指出毛想利用這一事件，指責蔣政府，從而發動內戰，奪取臨時首都重慶（當時日本飛機在天上轟炸重慶），建立自己的政權。第三國際季米特洛夫批評毛澤東一心尋求分裂中國，斯大林立即拍電製止毛利用此事發動內戰。

此書對西安事變的研究也有新意。作者揭露張學良的自私和野心，毛澤東對他的利用，以及毛澤東扣壓蘇聯電報指示他不可殺蔣，不告知奔赴西安遊說殺蔣的周恩來。這些細情，皆與所謂張學良激於愛國情感和抗日而為、周恩來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而斡旋等等說法不同。多人訪張寫張，鮮有具眼力者，作者卻能看出其內心的自私。

作者還指出，一九四七年底康生奉毛之命去山東開展恐怖、殘酷的“土改”和“鬥地主”運動，為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據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說，領頭土改、鬥人、打人的，大都是壞人惡棍，是“土改”運動依靠的對象（正如後來利用紅衛兵運動中那群邪惡的青年打手為非作歹、殺人造孽、搞出“紅色恐怖”以威懾天下良民）。

書中有不少事實和見解發人思考。作者指出，毛開展打擊貪汙運動，不是為人民利益，而是為他個人揮霍浪費，他是“中國唯一的百萬富翁”（豈止百萬），全國隻能出他的書；在毛澤東時期，蘇聯人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即不受中國司法製裁）；毛提出“百花齊放”口號前，已設好圈套（四一七頁）；毛怕蘇聯倒他，因此不再讓中共上層去蘇聯訪問（四八八頁）；中國的核武技術來自蘇聯（四零九頁）。書中寫到彭德懷由東歐歸來後的心情和渴望，文革前夕彭真去四川看望彭德懷這一不尋常舉動，劉主持“四人反黨集團”政治局會議細節，作者的猜測雖無材料可證，讀來卻饒有興味。

作者使用大量新史料，揭露眾多被湮沒的曆史事實，即使有些材料並非第一次披露，作者亦能補充材料，做出較深刻的分析和論斷。例如延安時期的所謂“抓特務”運動，通過打擊和迫害這些知識青年，達到“恐懼”效果，使幹部成為聽話的工具；通過禁止外界書刊、電台、通信，造成“信息饑困”，使“獨立思維能力萎縮”，最終“導致腦死亡”（二四四－二四九頁）。

此書對所涉許多重要問題，大都能夠提供很多細節，特別是重視數字統計，閱讀和查考了大量書籍、文件和資料，訪問了很多有關人士（不過書尾列出的那麽多人名未必都有實質意義），為已為人知的事件提供更多細節和數字。例如，談到延安政權種植和販賣毒品：偷偷摸摸（四周種莊稼以遮掩）、大麵積（三萬英畝）種植鴉片（毛澤東內部講話稱之為“特貨”），據蘇聯人估算，僅一九四三年一年就獲利高達美金六千餘萬元（相當於今日美金六億四千萬元，見二七六頁）。

再如，以穀物作為導彈試驗的高品質燃料，每次需消耗一千萬公斤穀物，足夠一至兩百萬人吃一年（四二九頁）。這一史料，為毛時期為什麽農民被迫更賣命地種地（政府不投入資金、不花一分錢）、延長工時、備受敲詐盤剝，為什麽全國人那麽貧困、饑餓和死亡，提供了一個有力說明。

據該書作者計算，第一顆核彈造價，折合美金四十一億（1957年價格），以每人每天三百卡熱量計算，可供全國人兩年生存；或足可使三千八百萬人不死於大饑饉。這顆原子彈的造價與中國人這個時期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美國兩顆原子彈殺死的日本人數的一百倍（四八五頁）。



七


該書粉碎了一係列神話，揭露一係列驚人的事實，為讀者回顧和反省曆史提供了一個新的根基。

此書揭露蔣政府和軍隊中的共產黨臥底或間諜諸如邵力子、張治中、胡宗南、衛立煌（東北戰區司令）等人的行為，揭露蔣政府中許多高層人士通敵，前有張學良，後有國防部長白崇禧（白竟對共產黨表示：“隻要你們下令，我會立刻執行…”，據1949年1月7日毛澤東向斯大林報告，見三一零頁）。毛澤東雖然得利於這些人，但對他們甚鄙視（例如對衛立煌甚輕蔑）。

作者依據一係列事實指出，這些臥底和通敵的將軍是蔣掃蕩延安和“三大戰役”慘敗的重要原因，他們把成千上萬的士兵送給對方去消滅。任命這樣的人去“剿匪”，不是活見鬼？這從另一方麵見出蔣介石個性的重大缺陷以及缺乏知人善任眼光，處理國事不能出以公心卻代以私情，在事實得到揭露後不僅不采取斷然手段繩之以法，清除敗類蛀蟲，反而一味姑息、一再寬容（包括對以權謀私、獲得暴利的親眷裙帶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姑息），致使民怨沸騰，危機日深。這個政權遭國人憤怒譏罵、譴責（“一夥強盜”“吸血鬼”等等），最後垮台。在政治上，一個人的失誤，就是對手的機會。隻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想到，取而代之的毛澤東竟會惡毒到無法無天、史無前例。這是一個創巨痛深、慘絕人寰的中國故事。

作者揭破毛澤東的所謂“小米加步槍”，指出這一事實：蘇聯為加速裝備毛勢力進行內戰，把日本軍隊的九百架飛機，七百輛坦克，三千七百門大炮、迫擊炮和榴彈炮，一萬兩千挺機關槍，以及無數裝甲車、防空炮，幾十萬枝步槍，還有蘇聯武器和蘇聯俘獲的德國武器，還有大量軍火、食品和物資，還有上萬名日本俘虜，以及偽滿洲國的二十餘萬軍隊，統統交給共產黨，讓這些日本俘虜幫助訓練中共軍隊，教他們使用日製武器，培養飛行員，甚至有些還直接參戰，還修建鐵路幫助運送中共軍隊去東北搶占城市（參見二九七、二八四頁），使它成為一支日式裝備的軍隊，由初進東北的六萬人暴增為三十萬人，為展開內戰、爭奪地盤和政權而全麵裝備起來，絕非毛澤東的所謂“小米加步槍”打天下。蘇聯這些軍援，並非免費，而是有代價和密約（二九九頁）。此時蔣氏裝備最精良的軍隊還遠在東南亞抗日前線的緬甸和雲南。作者指出，毛發動內戰時，士兵厭戰、逃兵嚴重，國人痛恨蘇軍在東北犯下的搶掠奸淫罪行，東北百姓憎惡蘇軍共軍而歡迎政府軍（即蔣軍）。

作者還對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中國人民食品奇缺的原因，做了獨到的研究。
研究者們多指出毛的大躍進造成三年大饑饉，但本書對這一問題做了更細致的研究，指出那不是宣傳所說的什麽“蘇修逼債”，而是毛澤東急於建立尖端戰爭機器、製造核武器以及獲得導彈技術，而迫不及待以巨額資金和食品（諸如大米、肉類、大豆、食油、雞蛋等等）向蘇聯購買一切有關技術和原料，而且不顧中國人民死活、自充好漢地將多年貸款提前償還（蘇聯並沒逼迫），致使蘇聯領導人看到中國人民的貧苦狀態都感到不安。此外，在中國人民處於極端貧困和死亡狀態中，毛澤東還將大量金錢、食品、物資送給比中國人生活高得多的東歐共產國家，還源源不斷送給東南亞國家、非洲國家、拉美國家，換取受惠者的讚揚，其中有些組織純屬騙子，打起一個旗幟說是信奉毛主義，就向中國要錢要物要支持。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養了一群白眼狼，招納一群國際棄兒。今日互相吹捧為“同誌加兄弟”，明日指著鼻子互罵“叛徒走狗”。毛澤東要超越秦皇漢武，要當第三世界領袖，揮霍中國人民血汗去到處買個人的名聲，這成為毛時代的外交任務（亦由周恩來效力）。有此輩掌權敗家，中國百姓焉能有好日子過？一個當時負責援助的官員寫道：“每當我簽完協議後看到外國人那副笑嘻嘻的臉時，我的心就會充滿對自己人民的犯罪感。”（四七七頁）


八


五十年來的美中關係，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此書涉及這一問題。作者指出，曆屆美國政府對毛勢力的本質認識不足，或被手下人所誤，實際上多次救了毛澤東。例如，四十年代內戰時期杜魯門政府之施壓蔣氏（東北戰場孫立人將軍大軍準備渡江、林彪軍隊瀕臨滅亡、正要逃出最後一座城市哈爾濱之際，美國逼迫蔣氏停戰，使林彪軍隊死而複生），七十年代前期尼克鬆之訪問北京（毛澤東極左勢力處於“文革”絕境、內外交困，內有林彪殺毛未遂而外逃墜機、國人冷笑而心靈不附，外與蘇聯交惡、蘇軍陳兵西北、坦克千裏直入、中國核設施麵臨空襲），他們都是毛澤東再生父母和救命恩人。毛澤東反美，實無良心。重提這些曆史滄桑，無須興白雲蒼狗之歎，無外乎讓今人多些智慧、多些良知。

談到當年尼克鬆與毛澤東打交道，作者指出中國向美國要求很多，而美國卻妥協太多，沒有提出自己的必要要求，未向中方提出讓步的條件，毛治下的中國依然繼續“文革”的迫害路線及其反文明、反人民行為。毛得意洋洋，說英、法、荷、比、加、意，全成了他的紅衛兵。對於美方渴望友好的態度，毛、周對美國以及尼克鬆的評價，卻非常醜惡，顯示出心靈的肮髒：毛稱美國人剛從猴子變成人，不過還有一條尾巴；周恩來則譏罵尼克鬆是個蕩婦，賣弄風情、勾搭嫖客（五八三頁）。這種話語，很像街頭小騙子得了手，在背後嘻嘻笑著罵受騙者是“傻X”。

此書對若幹西方記者或人士諸如斯諾、韓素音（半中國血統）等人的錯誤、不實文字及其宣傳作用，做了一針見血的揭露和批評。作者指出韓素音是毛政權的辯護士，特別指出美國記者斯諾（E.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毛澤東自傳》（Mao Tse-tung Autobiography）、《毛澤東印象》（Impressions of Mao Tse-tung）多年來為毛起的宣傳作用，指出他對強渡大渡河的記述“全是捏造”，因為鐵索橋上無戰鬥。

對於蘇聯陣營的東歐共產黨國家，毛澤東曾拿出在黨內那種內鬥習氣和幫派手段，到處挑撥離間，企圖自充首領，分化蘇聯陣營，自恃高明地向“兄弟黨”領袖兜售他那套屠夫治國手段。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澤東派周恩來去波蘭遊說哥穆爾卡政權，向他傳授毛澤東那套權力經，對內要嚴厲鎮壓（所謂“反革命”）。哥氏對這套並不欣賞，因為波蘭人民需要更多的自由，需要生活得更好、更幸福，而不是鐵血和鎮壓，不是斯大林主義和貧窮。毛的一番話，使一位波蘭外交家感到毛澤東這套比蘇聯那套“更‘反人民’”（四零六頁）。


九


這本書的若幹論斷亦可討論、深究或商榷。例如，談到毛不服從張國燾命令而率少數軍隊逃走，為何彭德懷跟從毛澤東，作者認為這是因為毛有蘇聯支持、指示（一六四頁）。這裏，個人關係、性格是否相合，以及當時其他情況，亦可考慮。缺乏材料，可不必做解釋。彭德懷的認識和選擇有誤，也是自然的。

談到毛卷入朝鮮戰爭之動機，作者認為毛想以參戰換取蘇聯的武器以建立世界級的戰爭裝備（三五八頁）以及借戰爭消滅國民黨軍隊中那些投誠者（三六二頁，還應包括偽滿洲國軍隊）。這些看法是可信的。但是，毛的心思必定比這兩點更深更多。參戰對這個剛進城的政權，是非常危險的賭博，不是十分必要（對這“十分必要”，毛的理解當然與同僚不同），不應卷入。毛會想到，軍隊將士走南闖北打了天下，皆成功臣，馬上麵臨爭功領賞問題，正如劉邦得天下，將士私下議論官職而大發牢騷、欲動幹戈。此時調去朝鮮戰場，交給美國先進武器去收拾，可謂一箭雙雕（後來仍有大批軍人無法安排而被調到北大荒開荒種地，直如勞改犯，莫說一官半職，連老婆都找不著）。

如果參戰成功，可把朝鮮納入毛卵翼下，成為稱霸遠東的跳板，也應是一個謀慮。手握中國龐大版圖後的毛澤東，會有這種雄心：迅速稱霸亞洲，使朝鮮成為附屬國，以擴張毛在亞洲的影響力，然後威脅日本，下取台灣，再向東南亞伸展，與北方的蘇俄成犄角之勢，既可抗衡，又可聯合，新戰國之合縱連橫也。

參戰還可顯示毛氏初掌大權、既登國際舞台，又放三把火，搞一場大事件，以建立國際聲威（至少讓人對這個敢傾家蕩產又不怕死的牛二心有所懼），令美、蘇皆刮目相看、不敢小覷。抗日和二戰時期，蔣介石大名鼎鼎，成為大國領袖，出席國際三巨頭會議，而毛在山溝籍籍無名，現在輪到他登台了，他要領一代風騷，鄰居放火，正是良機，他要續它一把大火，攪它個天昏地暗。而且，他一向自認萬能的“人海戰術”正可施展，中國人多的是，即使一百個中國人換他一個美國兵，他也支撐得起，想必美國吃不消，先打退堂鼓。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勝利的盤算，建立在這種對中國人民的生命視同螞蟻的思維上。“三大戰役”是這樣，朝鮮戰爭是這樣，將來清洗黨內反對派、挑動群眾鬥群眾更是如此，將來與帝修反的大決戰也如此。輕蔑地看待中國人，殘酷地對待中國人，這就是毛澤東的基本思想和勝利道路。毛投入三百多萬軍隊入韓，死亡至少四十萬（此據鄧小平說；蘇聯文件說中國至少死一百萬人），三分之二中國戰俘拒絕回國，這些人大概心有所悟了。

談到毛獲取國家權力後完全倒向斯大林共產黨集團，作者解釋這一原因時認為，毛躲避西方、不尋求西方承認，主要原因在於讓斯大林看看新中國百分之百地投向共產黨陣營，這是當時中國不與美國和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根本原因（三四七頁）。這一解釋稍嫌簡單。應當看到，毛澤東知道美國和西方文化優越。他倒向斯大林和莫斯科，根本原因在於，他深知自己的政權性質，與斯大林政權同類，它的一黨專製、黨魁獨裁性質（所謂專政），它的階級鬥爭口號，都十分有用，是三十年來鎮壓人民、殘殺敵人、清除不同政見同僚的十分有效的手段。這種理論旗幟、殘酷手段和野蠻行為，與西方民主製度和文明準則完全相反。對此，毛心裏十分清楚，他的國家決不是自由民主國家。他若倒向西方，等於自掘政治墳墓，或本黨很快垮台（多黨自由競選），或自己被同夥取代（最多連任兩屆）。他不想給中國社會以自由，也不想讓中國人自由，否則他就失去專政的自由，他要自己一個人說了算，他還要大有作為呢。後來，他的政治道路和行為，正說明這一點：他走的完全是斯大林道路，斯大林被黨內批判，他還為斯大林（實為毛自己）辯護。這條路，對他個人說，沒有選錯，但這條路對中國民族卻是罪孽深重的死路。

談到毛末年，作者說毛死時既無遺囑又無繼承人（三八零頁）。我以為，實際掌權者及其集團，就是權力的繼承人。華國鋒、四人幫就是繼承人，鄧小平們也是繼承人，天安門上掛毛像（該書“尾聲”亦提及），也是有人繼承的標誌，即使被摘掉，也未必說明無人繼承。

作者在幾處提及毛末年對反對派說，現在不要搞政變，身後再處理江青及其集團（六零九、六一八頁），在另一處又提到毛在一九七五年憂慮政變發生，示意鄧和鄧的同盟可以在他死後粉碎江青及其集團（六二九頁）。我懷疑這類材料的真實性和嚴肅性。首先，政變豈是乞求別搞就不搞？那恰恰會加快政變，因為他暴露了自己的無能。毛是老手，不會不懂這一點。其次，毛最憂慮的就是身後評價和翻案，一再說“文革”是他一生兩大成功之一，一再宣傳“翻案不得人心”。鄧小平等人是受害者，焉能不翻“文革”案？毛若這樣說，等於鼓勵鄧們翻案。如果爪牙們被鄧們處理了，毛的“文革”路線就結束了，翻案成為必然，自己將被清算。打倒四人幫，必然否定“文革”，毛焉能同意？江青四人幫的權力和地位正是由此發家，他們是“文革”的大扒手和獲利者（林彪也是一個）。隻有這夥勢力才會拚死維護“文革”路線，續“文革”香火，這是四人幫集團的生命所在，他們必然維護毛的“文革”路線和名譽。如果毛讓別人收拾自己這些走狗，還不如自己來收拾。毛必定每天盤算這種利害關係，而且促使周恩來死在前頭、斷然決定再次打倒鄧小平、免職葉劍英、任命華國鋒、陳錫聯、毛遠新等舉動，恰恰說明毛決不容忍身後有人搞政變或打倒四人幫。

作者說，因為怕政變，所以毛不任命接班人（六二九頁）。這判斷也可討論。
毛任命華國鋒執掌大權（要他“有問題找江青”），始終保留江青四人幫，對他們從不公開批評，卻斷然罷免鄧而且公開批鄧，這種態度很說明問題，顯然那夥人就是毛的直接接班人（鄧們可謂間接接班人或曰專製政治遺產意義上的繼承人）。華氏居中，身邊還有四人幫做政治局常委，這不就是接班人麽？

此外，此書有一處有誤。中國度量單位之石，應讀為“但”，而非“shi”。（二七三頁）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書評版》發表書評《真實的毛》（The Real Mao,by N.D.Kristof），依然認為“毛的遺產並非都壞。中國的土改，為今日的繁榮奠定基礎。……毛對舊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動的全麵攻擊，使中國更容易崛起而成為世界上的一個嶄新的經濟龍頭。”這樣的話，缺些知識，也缺些良心。對毛的土改之錯誤與罪過，毛對中國鄉村社會的破壞，對農民積極性和社會生產力的扼殺（有良知的中共高級官員早在五十年代就抵製和批評過毛澤東的錯誤），中國人民（農民、工人、學生、知識分子等等）死於毛的錯誤經濟和政治路線下多達六、七千萬人，毛統治下中國社會和經濟多次瀕臨破產（“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饉”“文革”危機），以及鄧小平對毛二十七年來禍國殃民的經濟路線的批判和糾正（例如取締公社、實行私有製、恢複市場經濟等）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凡此種種，該文作者似乎一無所知。他拿不出證據說明“毛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動的全麵攻擊”如何使中國經濟崛起為一條新龍。該文作者強調說，“這本卓越的著作，還應當增加這一內容：毛還奠定了使中國在五百年沉睡後再生和崛起的基礎。”在我看來，若是那樣，張戎夫婦這本書就毀了。看來，該文作者還需要再讀讀這本書關於大吹畝產、大煉鋼鐵、大饑饉、死人、彭德懷的發言和免職以及七千人大會那些章節。此文作者似乎還想看到立體的（three－dimensional）毛，不知這“立體的”指什麽：是善良、人性的一麵，還是感情或私生活的一麵？如果是後者，那麽書中已經有了，還可參看李誌綏先生那本書，材料很豐富。

讀了張戎、戴立德這本書，你可以說，世界上最好的人是不是在中國，這一點還很難說；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最壞的人，最卑鄙的人，特別是政界中最壞、最卑鄙、最殘酷的人卻在中國，這一點毫無疑問。

這是一部具有懷疑精神和深思精神的著作，一本具有人道立場和人權意識的著作。這些素質缺一不可，它造就出色的當代學者。這本書完全掃蕩平庸的“三七開”式思維，把一切問題－－諸如造反、革命、戰爭、建設、農業、工業、軍事、外交、現代化等等－－都提到理性的審判台前一一檢驗，以人道立場、悲憫情懷和人權意識作為自己的價值觀。這種正確的思維和立場，使這本書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價值。

盡管此書在某些事實或論述上不無推敲之處，但是它對基本曆史事實、傳主心靈與性格的理解和判斷是準確的，這比多提供幾條史料更具力量。讀者不僅需要史料，更需要統率一切史料的思辨力、解析力、洞察力，這才是使讀者心靈獲得真知、智慧獲得快樂的因素。讀這本書，其揭露的內容令人深感悲哀，其思維的穿透力又令人感到精神的愉悅。毫無疑問，這是一本迄今為止最懂毛澤東的書，是這個領域的一本裏程碑式著作。它的價值遠未得到充分評價。我相信，未來解密的文件將會不斷證實這本書的基本觀點之真實性。
(記者：蔡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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