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口述:一名記者跟一高官家族的較量(ZT)
(2006-11-14 18:57:18)
下一個
這個稿子是當時的副總編現在的總編陳小川簽發的。陳曾跟我說,簽這個稿子的時候他也非常擔心,說這個稿子如果出了事,劉萬永走人,他也跟著一塊走人
我打當地110報了案。一個女的接的電話。我說我遇到危險,她說你現在受到威脅了嗎?我說我剛受到威脅,下午還可能受到威脅。她說那你得現在進行時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陳東 北京報道
一個是以退休高官王亞忱為代表的“官門”,一個是以年輕商人高文華為代表的“商門”
最初,“官商”二門合夥做生意,後來王亞忱利用自己家族在當地政法部門的影響力,占有了高文華投資的阜新商貿城,並把高文華“送進”監獄11個月。高家人四處告狀,長達兩年
去年5月18日,劉萬永那篇《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的報道,讓兩個家族的角鬥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王亞忱等人被抓。今年10月24日,王亞忱案已經在丹東開庭審理
經過近兩年的追蹤,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從頭到尾地見證了整個事件的發展變化,其間不僅遭到多次威脅,還差點有了生命危險。事過多日,在對《東土》講述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時,依然能讓人感到采訪過程中的心跳和危險
初識退休高官王亞忱
我介入這個案子特別偶然。那時候,我在《冰點》做記者,在旁聽一個案子時,認識了一個人。 2005年“兩會”期間,這個人要給我介紹一個案子,他給我打了三次電話。一開始,我總覺得這種案子可能有一些人情關係在裏麵,就沒上心。第三次打電話時,他說,這個案子很典型,像你這樣的記者聽了一定很感興趣。
我被打動了,我說行,後來就跟他們見麵。我當時聽完之後,感覺就是一個黑吃黑。無非就是兩人合夥掙錢,掙到最後掰了,分贓不清掰了。
那個時候,是高文華他哥跟我們見的麵。他說不是這樣的,他就從頭到尾開始講,講完之後,我判斷確實非常典型。王亞忱有官場背景,女兒、兒子都在要害部門。從高文華他哥給我們的敘事過程來看,雖然很荒唐,但是合理的。從邏輯上我們可以推出來,為什麽走到這一步,為什麽走到那一步。再荒唐的東西,如果是事實有邏輯,那它就可能是成立的。不像王亞忱後來給我講的,雖然有自己的因果關係,但是我覺得它並不成立。
後來,《冰點》在一個周三下午開選題會,我說了這個案子,並且說了王家和高家力量的對比,當時的《冰點》主編李大同馬上說,“去,趕緊去”。我大概是3月份開始接觸這個案子的,直到4月份我才去阜新采訪,中間主要是等公安部對我一個采訪的回複。
當時,我去阜新一共去了兩次,第一次我找了阜新法院、檢察院,找了好幾個部門,他們都不說。
阜新很多人稱呼王亞忱一直稱“王書記”,當地人跟我說,“我們隻知道王書記在商貿城有股份,現在他們有一點矛盾,就隻知道這個”。我就說高家怎麽說,這個事情大概是什麽樣,他們就說,“你要不說,我還不知道原來是這樣。”
當然這些事情,當地人不可能不知道,隻是不說而已。因為王家在當地太有勢力了,他們家分工挺好的,有從政的,有經商的。
我對比了一下兩個家族的勢力後,心裏就有了底兒。王亞忱從市長到市委書記、人大主任長達15 年,王曉雲原是公安局副局長,現在是阜新市中院副院長。王曉剛是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隊副支隊長,王曉軍是商人。高文華他們哥仨,他大哥一直在北京告狀,還是市政協委員。他們家是做農產品加工的,在當地也算是望族了。如果不是望族早完了。你說在北京告兩年狀要花多少錢?
2005年4月26號下午,我采訪了王亞忱。當時我覺得這篇稿子最核心的是采訪王亞忱。他是當事人,如果沒有采訪王亞忱,這篇稿子實際上是不能寫的。我要去找王亞忱,高文華家人跟我說,你最好別去,去了沒準揍你一頓。
我說不會這樣吧?!我後來想,為了防止這個情況發生,我就先找一下阜新市委宣傳部。在宣傳部的協助聯係下,王亞忱非常快地就答應了。
我到了王亞忱在商城的總指揮辦公室,王亞忱跟我大談他在阜新的貢獻、政績等。他說,我原來搞改革,搞那個全城租賃,好多人都說我把阜新給賣了,他們不懂,那是改革。
王亞忱還說,高文華他不是說要出480萬嗎?他1分錢也沒出。不但沒有出,而且還從公司裏麵拿走了800萬,現在我們查明他拿走了1000萬。他現在北京告狀就是用的這1000萬,你今天能到這裏來,說明“他的錢已經花到位了”。
我說王書記你的意思是我拿錢了,還是我們頭兒拿錢了?他說我不知道誰拿了,肯定有人拿。這就是他的邏輯。
我說王書記這個案子如果不像你想象的那樣怎麽辦?他說我剛才已經說了,如果像高文華這樣的“犯罪分子”不抓起來,我就要在網上公開退黨。而我把同樣的問題扔給高文華時,他卻說他相信共產黨。
王亞忱為什麽會變成這樣?當地一位官員給了我一個理由,他說,“王亞忱是我的老領導,高文華是我的小兄弟,我們都很熟。為什麽倆人現在鬧到這種程度,就是因為在商貿城誰說了算的問題上,倆人有矛盾了。人家王亞忱是一輩子都說了算”。
我想起采訪王亞忱的時候,王亞忱說他在阜新有多大貢獻時的樣子。他有一輛奧迪A6,是他從人大退的時候帶走的。按說要交回去,他說這是省裏麵專門給他的,他對阜新的貢獻太大了。當地人卻說是他不交。別人也不能把他怎麽樣。
王亞忱為什麽在阜新有這麽大的勢力?可能有兩方麵原因,第一,他本人確實有一定能力,有貢獻,而且挺護手下的人,也確實給手下人爭取到實際利益,大家都覺得王書記這人不錯。第二,王亞忱在官場多年,有廣泛的人脈關係。
采訪完王亞忱那天晚上,一個熟人給我打電話說,你在哪兒呢?我說我在阜新,他說我正要找你呢。我說怎麽著?他說王亞忱讓我問一問,你這篇稿子什麽時候發。我說馬上要過五一了,我回去過完五一再說。
王亞忱他已經開始找人了。
退休高官家族的權力延展
回到北京後,在五一期間,我就把稿子寫完了。5月8號假期結束上班,中午的時候到報社食堂吃飯,路上碰見我們的原總編輯李而亮,他說你去阜新了?我說是,搞了一個案子。他說有一個人找到我這兒來了。他還說怎麽樣啊?我說挺紮實的,而且這個案子挺典型的。他說那你就搞吧。
我覺得要搞這種輿論監督的稿子,領導不支持沒戲。加上其他機緣巧合,這個稿子終於發出來了。
這個稿子是當時的副總編現在的總編陳小川簽發的。陳曾跟我說,簽這個稿子的時候他也非常擔心,為什麽簽了呢?他是在會上簽的,他說劉萬永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同誌,可以信任的記者。還說這個稿子如果出了事,劉萬永走人,他也跟著一塊走人。
稿子在5月18日發出來以後,王曉雲還通過關係找到陳小川,希望一起吃頓飯。陳小川對中間人說,飯我也甭吃了,讓他們趕緊回家擦屁股去吧。那人說怎麽回事?他說,我告訴你這是常委批的。
發稿子之前,就聽說要查王亞忱家族,但是這個批示到底下就沒人管了。我們的稿子是5月18號見報的,5月27號有關部門就成立了專案組。
我們另外一個副總編還跟我講,說有一個天津的朋友找他,問這個稿子怎麽回事,他說那是《冰點》的事誰惹得起啊,甭找我。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們報社的一個同事跟我說,王亞忱那個事還搞嗎,我說還沒完呢,他說《法製日報》的一個朋友跟他說,算了別搞了,別給人家趕盡殺絕了,東北那幫黑社會也挺厲害的。給我傳話呢。另外一個同事跟我說,新華社一個人找他也是要傳達類似的東西,他說他當時就跟那人說了,這個話你直接去跟劉萬永說,他不負責傳這個話。
王家8月份起訴我們中青報的時候,7月份舉報我的信就來了,說我“緊密配合遼寧省檢察院,妄圖用輿論殺人。”。還說我收了高家50萬元,並且有人證明。後來,還有署名華隆公司員工的舉報信,說我收了5萬元,也有人證明。他們開始四處瞎告。哭的跪的都上來了。還上法院起訴中青報,結果被駁回。
整個過程中,顯然暴露了一些問題。高文華他們家恨不得我馬上把稿子發出來,而王家卻是想辦法把稿子壓下來。為什麽要來滅這篇稿子?是不是你有很多見不得人的東西?
王亞忱終於事發,去年被抓。今年10月24日在丹東開庭審理他的案子。
跟王家人狹路相逢
10月24日中午12點多開完庭,出門的時候王家的人就開始圍攻我。
王家的好多人,包括王曉雲我以前都不認識,但從當時法庭上的情形上看,我看出來旁聽席那一片人是他們的人。其間,那邊的人看了我好幾次,也許是我穿了一件紅色的衣服,比較顯眼吧。
中間休庭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認出我了。12點多大家要退的時候,我想要不我就先走,要不我就最後走,等你們都走幹淨了我再走,因為馬路對麵停的都是阜新的車,都是遼J的車。這個時候,法庭裏麵大概還有20-30人,其他的人在院裏呆著,在門口附近站著。門是那種玻璃的推拉門,兩層的那種推拉的,門口有好幾個人堵著。
當時我就跟著人群擠出去了。剛出這個門的時候,就聽見一個穿白衣服的女的在小聲地罵,說收黑錢,你騙了多少人,又到這來來騙了。雖然小聲,但是大家都聽得見,因為這個院子不是很大,那個時候也沒有人說話。然後,王曉雲就開始講,穿紅衣服的就是劉萬永。接著就開始罵,你寫的東西騙了多少人,流氓記者,流氓文人。
王曉雲罵的時候,我開始往外麵走,她越罵越厲害。她一個人罵完之後,那一群人就都開始罵,並朝我圍上來。我就轉過身來,看著他們,我沒有說話。
說實話,我當時挺緊張的。那幫男的說,揍他,打死他,就開始上了。離我大概還有兩三步遠時,法警上來了,護著我出了法院。那幫人也跟出來了,接著罵。
我打上車,跟司機說,你抓緊時間走。他說去哪兒?我說趕緊走,後麵有人跟我。過了一會,有人給我打電話說後麵有一輛出租跟著我呢,三個人。那個時候我打的車大概已經走出100米了,司機說沒事,而我覺得他開得太慢了。我催他快開,他說你看後麵沒有出租了。也可能他開得很快,但是我覺得很慢。
他說你去哪兒?我說你給我繞幾個胡同。後來確定沒人了,我就回到賓館。我開始給高文華的哥哥打電話,說我受到圍攻了。他一聽也著急,就給專案組的人打電話,專案組的人說,你不用說了我當時在現場。他們就當著法院很多人圍攻我,法警去得稍微晚一點肯定就動手了。
然後,我打當地110,報了案。我從來沒打過110,我是第一次,一個女的接的電話。我說我遇到危險,能不能提供幫助?她說你現在受到威脅了嗎?我說我剛受到威脅,下午還可能受到威脅。她說那你得現在進行時。我說那我不能肯定我下午就受不到威脅,後來她說那不行。她說你現在在哪兒?我說我住在賓館。
過了大概10分鍾,110來了三個人,記了我的身份證號。我把身份證和記者證都給他看了,我說我去聽案子,下午一點半我還要去,你們110能不能有人跟我一起去?他請示指揮中心後跟我說,指揮中心說了現在跟你去不合適。
110的人說,在法院那裏他們還有一個報警平台,有警察在那兒,你發現問題立即撥打110,他們會盡快到。我說隻能這樣嗎?他說是,我說那就多謝。然後110又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說你要發現問題你報警,我們3分鍾之內趕到。
下午,我確實嚇得沒敢再去,我確實不知道會出現什麽事。我再去,我在法院裏應該沒事,但是肯定走不了了,你出了法院你要走,你打車,你打飛機,他們都能跟著你。
當時在賓館,我想要不要換賓館。正在這個時候聽到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說下午警察要在6樓開會。我不走了,我至少今天下午會很安全。後來,從下午3點開始寫稿子,晚上吃了一頓飯,一直寫到晚上11點半,就是我們後來見報的那一版。我們頭兒11點 26分還問我稿子寫完沒,說總編陳小川等著看稿子。
我晚上11點半寫完稿就發回報社,12點出發離開丹東,曲折地到了沈陽。第二天早晨8點半,我就開始不停地接電話,我的朋友、同事給我打電話,說看到這個報道了。我一個同學還打電話跟我說,你要不方便就到我這裏躲幾天。
兩個家族和記者的“演出”都沒落幕
你知道王亞忱怎樣在阜新被抓的嗎?當時在法庭上,公訴人說王亞忱是在阜新星光賓館被抓獲。王亞忱說不對,你的表述有問題,當時是專案組的人給我打電話,叫我去星光賓館談這個事,舉報別人,我去了,說是省領導找我談話我才去的,你說我在星光賓館被抓的,好像是我跑到星光賓館被你們抓的,不對。
王亞忱被拘時,現場有遼寧省公安廳的警車。王亞忱說我不能坐你們的警車,我必須坐我的奧迪 A6走。然後,就由公安廳的一個警察開著奧迪A6,王亞忱坐在後麵。前麵是警車開道,後麵跟著一輛阜新市120,組成了一個車隊。奧迪A6上還坐著阜新市政府保衛處的,保他安全。他說我有病,120得跟著我。
不知道像王家這種家族,在全國還有沒有。當時我們為什麽要報這個?就是因為它非常典型。過去經常說貪官在位的時候是貪的,實際上現在越來越多的是他在位的時候已經鋪好路了,退休後開始收投資,比他在位的時候可能收益更大。比如王亞忱,他的子女被安排在要害部門,他退了之後自然可以去撈錢。
現在網上有很多說法,說這兩人都不是好東西,王亞忱不是好東西,高文華也不是好東西。高文華他確實有問題,他問題在哪裏?他的公司是不嚴謹的。從我們正常的推斷來講,高文華之所以讓王亞忱加盟,肯定是有利用他的心理,王亞忱那個時候是阜新市政府的經濟顧問,高文華不完全是被迫的,開始是“順奸”,後來就是“強奸”了。
我當時跟高文華見麵時,我問他了。我說從我的判斷來講,你肯定是願意他去你的公司,他說是,他說王能幫他做一些事,但是最根本的問題是我確實惹不起他們。因為什麽?高文華有一個叫萬家燈火的洗浴中心,王曉雲、王曉剛全能管著,你要不那樣辦,洗浴中心就開不了。高文華確實有雙重心理。
對這個案子,王亞忱能走到這一步,能夠開庭已經是很大的勝利了,不容易。但是這絕對不是一個落幕,而是剛剛開始。因為王亞忱所涉及到的東西,包括王曉雲、王曉小剛所涉及的東西都沒有查明。
這件事情,如果沒有媒體參與的話可能會被壓下去。我們去年5月18發了稿子之後,最明顯的就是第二天檢察院就把結論給高文華了。這個結論從2005年1月份就有了,到2005年5月19號才給他。如果我們沒有報道,那就不知道什麽時候給了。
高文華他哥說我們報社是他們的恩人,我說老高你不要這麽講,我很清楚媒體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隻是起了一個促進的作用,具體辦案還是由公檢法來辦。但是老高跟我說,你這篇報道發了之後相當於一顆原子彈,把遼寧省所有保護王亞忱的大壩一下炸塌了。
隻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沒什麽膽量,如果有膽量我覺得24日那天下午還是應該去法院旁聽。我也確實怕了。我不是英雄。
5月25號中午的時候,我給我老婆打電話,她說你什麽時候回來,我說快了,她說你去這麽長時間,我說很快回來。我說你上網看一下吧,她說怎麽了,我說會有使你震驚的消息。我老婆後來說,她嚇壞了,她不停地給我的同學打電話,她要一點精神安慰。她說看完之後心裏就堵得慌,到晚上就吐了。
我哥也看到了,我哥給我打電話,說你什麽時候回來,我說我今天晚上就回來。他告訴我說,你買了票之後給我打電話,你上了車給我打電話,你下了車給我打電話,我手機今天不關機了。我說我手機快沒電了,他說沒電你給我發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