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發生在八九民運中的“四君子事件”，是指1989年6月2 日上午至4日早晨，北京師範大學教師劉曉波和高新，北京四通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周舵，台灣的著名詞曲家侯德建四個人，在天安門廣場開始參加絕食活動。
四君子事件的最主要作用是：“四君子”在中共兵臨城下，屠殺即將開始的最緊急關頭，以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無畏精神，挺進天安門廣場，毅然參加了學生們的絕食活動，在“六四”大屠殺的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成功的說服了軍隊和學生，使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幾千名學生和民眾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避免了中共繼續進行的大屠殺，保住了幾千人的生命，保存了民主運動的骨幹力量。
四君子事件給我們最大的經驗教訓是：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是可以指導學生運動的。如果八九民運一開始就有“四君子”這樣有名望的知識分子，身體力行參加的話，而不隻是成立各種各樣的組織，發表各種各樣的聲明的話，在八九民運中的幾個關鍵時刻，絕食、蘇聯領導人訪華、嚴明複對話、凱旋在子夜等活動中，很有可能使八九民運中的大學生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達成一致意見，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使八九民運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力。
“四君子”的曆史資料
1、劉曉波，男，1955年12月8日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1969年隨父母下鄉，參加工作後，當過“知識青年”和建築工人，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恢複高考後，進入吉林大學中文係學習，畢業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讀碩士學位，1984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88年獲博士學位。
八九民運時他正應邀在美國等地講學，4月底他毅然回國積極參加八九民運，在北京大學他為學生們出帖子，代寫大字報，奔走天安門廣場，向學生和市民發表公開的講演，並且為辦小報和學生們一起募捐，有時他提醒學生們態度應該冷靜下來，要為改革派爭取機會。5月下旬，他積極投身於“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組織，不時的提出正確的主張，並要求接續學生，由知識分子接力絕食，此議在“北知聯”討論會中遭到擱置。然後，他找到侯德建、周舵、高新，到天安門廣場絕食，他指出，絕食是抗議李鵬軍管，抗議新聞封鎖，呼籲一個新的政治文化誕生，懺悔知識分子的軟弱；他認為沒有退路，不在絕食中自由，就在絕食中死亡，將立場完全和中共決裂。
“六四”後他被中共多次判刑，出獄後繼續從事民主工作。2003年11月當選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第二屆會長。代表作品有《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六、二絕食宣言》等，現居住在北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和自由撰稿人。
2、高新，男，中共黨員，擔任過《北京師範大學周報》主編。“六四“後到美國成為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作家，主要著作有《江澤民的幕僚》、《江澤民的權力之路》、《中國太子黨》等。
3、周舵，男，1954年在北京上小學，1968年下鄉，197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讀研究生，1983年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1987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1988年北京四通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
1989年5月4日，他參與組織首都新聞界大遊行，發起一千多名北京新聞記者聯名上書，要求新聞自由。5月13日，發起並組織中共統戰部長、書記處書記閻明複與絕食大學生代表的首次對話。5月16日，組織閻明複與絕食大學生代表的第三次對話，倡議並負責指揮閻明複去天安門廣場發表講話。5月19日，執筆《告人民書》（即《人民日報》號外原稿），參與“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等一係列活動。6月2日至4日，參與四人絕食，倡議撤離天安門廣場，並動員侯德建，二人一起與戒嚴部隊冒死談判。使廣場上數千名示威者免於流血犧牲。
1989年6月30日因被人告發，在山東煙台被捕。1990年後擔任過北京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哈佛大學社會係訪問學者、南非KMI住中國首席代表特邀顧問等職務，現居住在北京從事寫作，主要作品有《天安門廣場最後的故事》、《我們沒有敵人——紀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血腥的黎明——六四親曆記》等。
4、侯德建，男，當時32歲，台灣的著名詞曲家。1983年6月從台灣來到向往以及的大陸，但在大陸生活的並不愉快，事業也遭到挫折，一項版稅關司，使他不滿和挫折的情緒常常公開暴露，他曾向香港新聞界抱怨，他自己成為中共拋棄的“統戰玩偶”，他的興趣和才能無法發揮。
學運開始時，他並沒有積極參加，直到6月3日中共鎮壓前夕，他才和大陸知識分子四人組成絕食團；並且當時他特別聲明將要到香港參加演出，計劃絕食兩日。但4日淩晨，中共軍隊即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即將以武力鎮壓學生的時候，他很快的站出來與軍隊代表談判，希望能夠讓所有在廣場的人平安撤出來，他隨後以一貫激情的聲調向學生喊話“同學們，就是在今天以前，我們早就取得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相信你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在一陣掌聲之後，他話鋒一轉“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就這樣，這位龍的傳人的作者，又一次發揮他感人的力量，勸服了許多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出，減少了不必要的犧牲。他意外的介入撤離廣場的時機，為學運最後階段的主角之一。
六四後的8月份，他被驅除台灣前，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中共中央電視台的采訪，說明他一直藏在外國駐北京機構，並沒有被捕，他強調6月4日淩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這段公開為六四屠殺“澄清”的談話，被全世界認定“侯德建是騙子”。他的重要作品有《龍的傳人》、《酒幹倘賣無》等。現在他完全淡出政治了，在台灣從事電影製作及研究《周易》等。
二、“四君子”的絕食宣言
1、 絕食的目的
1989年6月2日，由劉曉波主筆，經過侯德建、高新、周舵修改並簽名的《六、二絕食宣言》，在“四君子”絕食的時候宣布。
主要內容是：“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壓力下，中國知識分子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隻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爭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
絕食的目的：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武力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係的不民主的秩序！
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隻有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鵬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下台，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受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的主張的權力。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一個舊皇帝而樹立一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曆史證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領導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人心的領導人上台並不能解決中國政治的實質性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製度。
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隻能導致獨裁。”
2、“四君子”在《六、二絕食宣言》中首先批評知識分子的“軟骨病”，他們說“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壓力下，中國知識分子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隻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爭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他們要為知識分子樹立一個榜樣，以絕食行動表現他們反對中共專製統治的決心，他們的行動很像戊戌變法時候的譚嗣同，認為“中國曆代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沒有流血，今天從我開始”。
侯德建說“整篇絕食宣言是劉曉波起草的，我隻加了兩句話，第一句就是說：我們來絕食，不是尋找死亡，而是追求真實的生命。我想這是我們一直很想提醒很多同學、甚至有些要絕水的同學的話，因為那樣做是對自己身體非常不好、會有很糟糕的後遺症”（2004年6月魏城《廣場四君子今昔》）。當然，“四君子”的目的是抗議中共戒嚴，而不是去流血犧牲，侯德建提出在《六、二絕食宣言》中，加進去“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的一句，更清楚的表明他們絕食的目的，就是反對中共鎮壓學生，而不是去以爆抗爆，正是他們基於這樣一個和平民主的政治觀點，才能在“六四”大屠殺的關鍵時刻，勇敢的斡旋於學生與軍隊之間，在民主與專製的矛盾中找到“同一性”，避免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流血犧牲，保護了一大批民主力量。
後來，侯德建也確實在保護自己和民眾的生命方麵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通過和中共軍隊談判使廣場上的部分民眾和平撤離，這是必然中的偶然，他是有這個思想準備的，實現了“追求真實的生命”的諾言。不然，鄧小平“殺他二十萬，穩定二十年”的指示，已經發出，再殺了天安門廣場的幾千人算不了什麽，運輸天安門廣場死人的直升飛機和焚燒屍體的武器都準備好了，這不是空穴來風，如果天安門廣場的人們堅持暴力抵抗，那一定是大規模的屠殺，也就沒有了侯德建為中共證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口舌，也就沒有了中共盡快恢複秩序的條件，那將是更大規模的人民反抗和軍隊的鎮壓，結果正如趙紫陽說的“那樣的話，受罪的還是人民”（實語著《絕密檔案》）。
3、“四君子”的《六、二絕食宣言》，的內容和1989年春天方勵之在《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中的觀點，以及學生們的《請願書》的觀點是基本相同的，就是呼籲中共實行政治改革。“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製度”，“非民主程序的任免隻能導致獨裁。”這是《六、二絕食宣言》的核心內容。從這一點上看，他們的觀點就是等於讓中共下台，而不隻是讓李鵬下台，而沒有直接像嚴家祺等人提出讓鄧小平下台，比較策略一些，實際他們是一樣的，李鵬的後台是鄧小平，“聯絡有親，一損具損，一榮具榮”（《紅樓夢》），鄧小平當然不會讓中共烈士的後代、周恩來的養子李鵬下台。
他們讓李鵬下台的觀點，如果在民主社會裏是十分正確的，我們看到日本政府、印度尼西亞政府、台灣政府、菲律賓政府等等，解決像中國這樣的學潮和運動的問題，都是現任政府某個高官或集體辭職下台，然後，使政府和民眾互相合作，進行政治改革，把國家治理得更好。“四君子們還是犯了曆史界限劃分不準確的錯誤。在一個專製政府，不可能按照民眾的意願行事的，慈禧太後和鄧小平是一樣的封建人物，都是在垂簾聽政，“光緒”和趙紫陽是一樣的兒皇帝。隻不過是服裝與外表參照物的區別而已。
可以說“四君子”的初衷是為中共好，希望中共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要求避免流血衝突。他們希望中共走“和平演變的道路”。高新說“這個絕食宣言的中心意思，其實就是反對以暴易暴，因為當時廣場上彌漫著一種情緒，一種悲情意識。（2004年6月魏城《廣場四君子今昔》）”的確，無論是大學生絕食的宣言，還是柴玲對外國記者的談話，都流露出高新說的“悲情意識”。從電視組論片《河殤》就流露出來了，從戊戌變法時候就流露出來了。因為，麵對幾千年的封建製度，麵對武裝到牙齒的軍隊，他們的力量是多麽的渺小。幾乎都不能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那時有大批工人進行轟轟烈烈的罷工，有許多的著名知識分子和學生們一到參加遊行示威，而現在隻有這麽個“四君子”和“自由女神”。
4、“四君子”的《六、二絕食宣言》，在16年後的今天來看，也是非常民主的言論。但是，他們和廣大大學生一樣，忽視了對這個所謂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基本的曆史定型，就是中共是複辟了的封建專製社會，是繼承了滿清封建製度的社會，而不是在民主社會的條件中，那麽，這個民主言論非常高尚的《六、二絕食宣言》，隻能是此路不通！知識分子和中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必然希望中共改邪歸正，他們把從報紙、電視上麵看到的西方民主遊行示威的各種方式硬搬到中國來，以為中共可以“放下屠刀，立刻成佛”，結果是被中共保守派利用打敗了民主派。正如費爾巴哈說的“居住在高樓大廈和居住在茅屋的人的思想，必然有明顯的不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在被中共多次大清洗而殘留下來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也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在這共產主義的恐怖環境中也隻能達到這樣的高度了。
在這一點上，廣大的民眾比知識分子，更能看清楚中共的反動本質，從群眾支持的“四二七”大遊行，到中共宣布戒嚴後民眾把部隊堵截在北京城外；從湖南三壯士塗汙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到“六四”民眾浴血奮戰保衛天安門廣場上的共和國，都表達了民眾與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們至少在“六四”屠殺的時候，才看到中共的殘酷麵目，那時學生領袖郭海峰才去燒毀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畫像，王有才去上海聯係廣大民眾。更可悲的是16年後的今天，還有些民運人士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製度相提並論，說什麽都是專製製度，這種混淆是非的思想貽害無窮，試問中華民國已經建立了民主的製度，隻不過不夠完善而已，那時就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現在台灣還在延襲該製度，而且實現了普選，成為亞洲民主製度的典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麽能和中華民國相比那，中共至今也沒有實行中華民國時候的民主自由，隻不過是脫去了封建古裝，換上了西服而已，骨子裏還是封建專製。當年，段其瑞槍殺學生以後就公開向民眾承認錯誤，而中共都16年了，還大言不慚的說“六四絕不能平反”，千方百計的打擊為“六四”平反而拚搏的人士。目前，海內外民主運動的各種各樣的分裂思想，基本都是對中共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而造成的，就是對中共的曆史界限劃分不準確，從而進一步的引起還要不要進行民主革命？是否接受中共的“招安”？改良派和革命派誰對誰非？《六四真相》是真還是假？台灣、新疆、西藏是否獨立？等等問題。其實，這些問題的怎樣解決？“四君子”在《六、二絕食宣言》中已經明確的回答了：“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製度”。
三、“四君子”絕食的真相
1、“四君子”絕食是“火上澆油”嗎？我認為開始是的。
魏城說“在1989年那場一波末平，一波又起的街頭運動中，所謂‘四君子絕食’是運動後期的一個規模不大、意義不小的波瀾。。。。。按四君子自己的說法，他們絕食的初衷不是為了‘火上澆油’，而是為了‘火上潑水’。”（2004年6月《廣場四君子今昔》）表麵看這個“四君子”絕食事件，發生在中共戒嚴開始後，大兵壓境即將鎮壓的6月2日，從“四君子”的領導者劉曉波在“北京知識分子聯合會”提出“絕食接力”的主張被否決後，自己決定組織“四君子”絕食，及《六、二絕食宣言》的內容上看，是要把八九民運進行到底的，以他們的榜樣力量鼓舞民眾，實際上也確實起到了鼓舞民眾的作用，天安門廣場一下子又熱鬧了許多，侯德建的歌聲又吸引來了大批民眾，劉曉波的北京師範大學著名教師的身份，更加鼓舞了廣大學生；從這點上看，“四君子”絕食是“火上澆油”。劉曉波也承認“由於5月27日那次我們撤退的那次決定被柴玲他們否定之後，學生在廣場上的情況是撤也撤不下來，維持那個形象是越來越差、廣場的人越來越少。當時聯席會議研究的重要議題就是怎樣整頓廣場秩序。要麽咱們就好好的撤掉，要麽就堅持下來，就應該有好一點的形象，不應該就隻坐在那裏沒什麽事可幹了。那麽什麽辦法？想也沒有。當時我就想：那麽還不如去絕食。（卡瑪《天安門》）”
“四君子”和大學生一樣的目的，就是認為事情沒有做完，要等到中共按原定計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題研究討論學生運動問題，可能是對趙紫陽改革派是個最後的支持，可能扭轉運動失敗的結果，還有革命的英雄主義在他們的心中牢牢的紮下了根，堅持就是勝利。然而，高新也承認：雖然他們絕食的初衷是呼喚理性，但最終造成的實際效果卻適得其反“廣場上的大學生幾乎沒有人聽你的絕食宣言是什麽，他們隻想著又一輪高潮來了，他們隻想著知識分子來絕食了，我們的革命行動可以一波波、再接再厲了，而且，確實也有人在籌劃所謂接力絕食。就是說，誰進去以後，誰都會處在一種非理性狀態，這個非理性狀態是誰給打醒的，是軍隊給打醒的。（2004年6月魏城《廣場四君子今昔》）”
劉曉波說“我沒法確定就是政府決定要用槍、要用血來平息這場運動的時候，與我們絕食有沒有內在的因果關係，如果有，那麽這種內疚可能要跟隨我一輩子。六四流血事件發生以後，從我走出廣場的一開始，我就有一種特別沉重的心裏負擔，直到今天這個心理負擔仍然沒有解決（卡瑪《天安門》）”。
當然，在“火上澆油”的問題上麵，也許另有別人，例如：嘻英雄說“更有甚者，就像柴玲說過的‘在6月3日廣場上的學生本來已經決定撤出廣場，但是傍晚時，有人向我轉達了趙紫陽的話，趙紫陽的意思是希望學生堅持到天亮，隻要堅持到天亮，事情就有解決的希望。於是大家才能撤出’。這是柴玲原話的大意，胡平曾經向筆者證實柴玲確實說過這樣的話。反正柴玲還在，應該公開說明到底給你傳趙紫陽的話的人是誰？。。。。。。現在看，如果不是有劉曉波、侯德建等‘四君子’，那真的不知再添上多少天安門廣場上的冤魂。柴玲說的那個傳趙紫陽話（絕對是假傳聖旨）的家夥，真是歹毒非常！（2004年4月17日《評嚴家祺等趙紫陽前智囊》）”但是，劉曉波在卡瑪《天安門》中已經證明了柴玲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也許柴玲是信口開河，也許是有人假傳聖旨。我相信趙紫陽是不能說這樣的話的，況且那時他已經失去自由了。
2、“四君子”絕食是“火上潑水”嗎？我認為結果是的。
侯德建說“劉曉波對我說，如果我們不到廣場上去，我們不去參加學生，不去麵對和學生同樣的危險，我們就沒有發言權（卡瑪《天安門》）”。正是他們有開始的“火上澆油”，取得了廣場上大學生和民眾的信任，取得了發言權，才有後來的“火上潑水”，二者是對立統一的。從“四君子”在“六四”的早晨領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民眾和平撤離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四君子”的“火上潑水”的作用。下麵是幾個當事人的回憶：
（1）、周舵述說的比較完整“忽聽紀念碑西北角人聲鼎沸。劉曉波和周舵擠過去一看，原來是一群市民敢死隊，帶著幾支衝鋒槍上了平台，說是要在紀念碑上堅守。學生們拚命勸說，讓他們不要以暴力對抗。這些小夥子那裏聽得進去？他們怒吼著‘你們不使用暴力，當兵的可不管你這一套！你不殺他們，他們可要殺你。’我們把好話說盡，總算把他們請走了。臨走時，這些人怒視著還在絕食的學生大吼道‘好吧，你們這些軟骨頭！我們走，我們為了誰？還不是為了你們？有你們後悔的時候。’接近午夜，又來了一批市民敢死隊，帶著一挺從坦克拆下來的高射機槍，把學生糾察隊趕開，把機槍架在紀念碑西側的漢白玉欄杆上，對準人民大會堂，準備和軍隊拚命。這幾個敢死隊員已經半瘋狂，手裏拿著鐵棒，誰敢上去就敲誰的腦袋。學生們沒有辦法，氣急敗壞的跑進帳篷，要劉曉波他們幫忙。幾個人又出了帳篷，使盡渾身解數勸說那幾個拿槍的人把槍仍掉，起初就仍在紀念碑上層的平台上，大學生邵江說他受過軍訓，建議最好把槍栓卸掉。一切照此辦理了，這幾個人才覺得心裏一塊石頭落地。
廣場的大喇叭裏，一邊是學生領袖柴玲在領頭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能丟。一邊是政府在反複廣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請你們馬上離開廣場，否則一切後果由你們自己負責’。這時軍隊已經開槍打死人了，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們也都準備了棍棒、菜刀和燃燒瓶。雙方的一場惡鬥看來以成定局，廣場上眼看著就要血流成河了。
忽然，北大學生邵江再一次闖進絕食的帳篷，他蹲在周舵的床前用緊張發抖的聲音，把軍隊開槍殺人的恐怖情況描述了一番，他說他剛出去轉了一圈，親眼見了那些血淋淋的場麵。然後他帶著哭聲，懇求四個人想想辦法，勸學生們能及時撤退。‘現在隻有你們幾位老師能救大家了。柴玲他們說話沒人聽，別的人就更不行了。無論如何，也請你們把同學們帶出去吧！總得試試呀！我到沒什麽，可這麽多人就這樣坐著等死嗎？當兵的殺人已經殺紅了眼，見人就開槍，根本不管你抵抗不抵抗。快想想辦法吧，周老師。’
周舵看看表，已經快三點半了，事不宜遲，要撤就得馬上！周舵征求了高新意見，高新同意撤。這時旁邊馬上就有人反對‘北京市民為了保護學生，堵軍車，流血犧牲，死了那麽多人，我們就這樣撤了，怎麽向人民交代？不流血，怎麽喚起民眾？’
侯德建也同意撤，周舵又找到劉曉波，劉一開始不同意，侯德建、周舵、高新一起力陳撤退理由，終於說服了劉曉波。接著由周舵提出具體方案：一、說服學生領袖，由柴玲、李錄指揮學生撤退。二、在廣場廣播站發表講話，請廣場上的全體人員放下手中的一切‘武器’，準備撤離。三、四人中派兩人去找部隊談判。讓他們配合，留出撤離通道。
最麻煩最危險的是找軍隊談判。周舵建議由他和侯德建兩人去，理由是撤離建議由他提出，所以他應該去。侯德建知名度大，當兵的恐怕也都知道他，可能會手下留情。劉曉波反對，說由他和侯德建去。周舵堅持說劉曉波在學生中名氣大，萬一他和侯德建出了問題，不管是死是傷，還是讓抓起來，他和高新繼續做學生的工作。侯德建也同意和周舵一起去，說周看上去比較文雅，不像個‘暴徒’。這樣劉也不再堅持，四個人商定，立即行動。
周舵、侯德建、一個醫生、一個糾察隊員去和軍隊談判。周舵見到51048部隊的政委季新國上校。周舵說‘你們大概也從廣播中聽見了，我們已經說服了學生領袖，馬上組織撤離。血流的夠多了，不能再流血了。無論如何，我們也想辦法避免暴力對抗，避免再出現大的流血事件。希望你們報告指揮部，給我們留出時間，說服學生盡快撤離。另外，告訴我們從什麽方向撤，給我們留出安全通道。’
季新國馬上表示說他個人非常歡迎這樣的態度。讓我們原地站著別動，他馬上向指揮部報告。
正在這時候，大約是6月4日淩晨4點10分左右，廣場上的燈忽然全部熄滅了。宋醫生有點急了，他問周舵‘怎麽辦？’周舵握握他的手說‘別慌，沒事’。談判代表在戰士們黑漆漆的槍口下站了大約十幾分鍾。季新國等人回來說，‘我們已經向指揮部做了報告，首長歡迎你們的態度。我們執行戒嚴任務是為了恢複首都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亂，政府通告你們應該早聽見了，已經播發了幾個小時了，反複動員你們離開廣場。我們當然不願發生流血衝突。你們幾位這種時候來絕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們說服學生撤離。時間已經不多了。上級命令我們，無論如何要在天亮前完成清場任務。天一亮，市民出來，事情就不好辦了。這一點你們應該理解。’
周舵回來對學生們說‘我們肯定最後走。同學們務必不要有任何幻想。部隊的的談判代表講得很清楚，上級已經下達了死命令，無論如何，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在天亮之前完成清場任務。請同學們充分認識到這個事實的嚴重性。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周講這些話是因為當時許多學生認為，隻要他們坐著不動，等部隊來把他們拖走，不以暴力對抗，軍隊就不會傷害他們。
廣場上最後發生的事情，不在於它是否悲壯，這四個文弱的書生，在那樣一種對立雙方都極為衝動，軍隊受命不惜一切代價清場，學生和市民發誓拚到底的情況下，竟然說服學生和市民撤退，還把整個事情組織得這樣有效，使政府保住了不少麵子，使得他們可以在事後說‘清理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人死亡。’盡管這個‘過程’在各種官方報道中僅僅限於‘六月四日淩晨四時半到五時半這段時間內’，隻把‘沒有一個人死亡’用來描述廣場中南部學生最後撤離的情況。（《周舵文集》——〈天安門廣場最後的故事〉）”
（2）、侯德建說“我們聽柴玲在廣播裏說，願意走的人走，願意留下來的人留下來。柴玲要留在天安門廣場。我覺得柴玲這樣的講話，很可能會有危險，很可能會有想走的人走不了，想留下來的會更危險。當時柴玲就跟我們講，說趙紫陽和閆明複聽說要希望學生能留下來堅持到天亮。劉曉波告訴她說，我們不管這個事是真的是假的，沒有任何人有權力拿現在廣場上幾千上萬的學生的生命來作賭注！學生的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沒有派代表去，我們就自己去了。（卡瑪《天安門》）”。
（3）、劉曉波和看守的對話“看守：那你們6月2日還去天安門廣場絕食，不知道戒嚴部隊要進城嗎？劉曉波：不知道。我們當時還希望通過我們的行動和我們的‘六二絕食宣言’敦促政府不再激化矛盾，不要讓軍隊進城。如果我們知道政府已經下決心讓軍隊不惜一切代價進城，而且說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那我們就會明白我們搞這種和平抗議舉動已經毫無意義了。看守：那就是說你們那場絕食實際上沒起到任何作用？劉曉波：那也不對。應該說我們起了事先意想不到的作用。看守：不就是和平撤離嗎。報紙上說了，你們是響應政府號召。劉曉波：那是政府的報紙。如果是我辦的報紙肯定會是：那天淩晨包圍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在清場響應了我們的和平主張，同意了我們提出的和平撤離方案，沒有像在長安街一帶那樣，采取完全喪失理智的行動。看守：你口氣道不小。劉曉波：本來就是這麽回事，如果不是我們的和平主張奏效，如果不是我們收繳了廣場上的抵抗武器，不但我們會流血，大學生和市民會流血，大兵們也免不了流血。（《大參考：高新：關於劉曉波的提審》）”。
（4）、封從德說“然後是四君子來勸退，我們開始都不太信服，認為他們是知識分子的軟骨病又犯了，後來發現他們講的還是比較有道理，而且感動了很多同學。這時候就收槍，當時辛虧撤了一挺機槍就給砸了，收汽油瓶、收石頭、收木棍，當時有一句話，就是‘你要仍一塊出去，全場的同學都要跟著你全死掉。’這是當時非暴力的氣氛。侯德建去談判，這裏我再次強調一點就是，他去談判之前來征求過指揮部的意見，當時至少我親口對他講，你隻能代表第三方，不能代表指揮部。而且指揮部也沒有做撤的權力，權力在所有同學。所以李錄說‘這是最後的聯席會議’。這不是代表大會，而是直接大會。最後就變成了口頭表決。我當時真的不知道廣場已經被軍隊包圍了，對當時的屠殺情形我知情；但是沒有很深的感覺。當時為什麽要表決，我是認為經過四君子的勸說，人心已經動搖，那麽鑒於以前我的經曆，擔心同學逃散，在散的時候自己人踩自己人，讓中共拍下錄相來，看笑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口頭表決的結果，我的印象是喊撤和喊留的聲音一樣大。既然已經有一半的人想撤，我就擔心那種奔放的情況；而且我還有一種心裏判斷，認為好撤的人不如喊留的人理直氣壯，所以我想喊走的人更多。所以就這樣宣布了撤。最後指揮部的人和同學們一塊走的時候，我們離穿著迷彩服的軍人，不到五米。（1993年6也《回顧與反思》）”
四、“四君子”的政治觀點
中國傳統有擬物喻人的傳統。中國人對植物“四君子”：梅、蘭、竹、菊的稱讚由來已久，自是達成共識。其幽香遠致，風骨清高，不做眉世之態，滌人之穢腸而澄瀅其神骨，致人胸襟風度品格趣味於高尚之品性，深博世人愛意。它們的各自品格也應合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四君子”高尚的政治觀點。不知道劉曉波先生當時組織“四君子”絕食團，是不是有意挑選風格炯貽的四個人？
1、 “四君子”對八九民運的評價
高新認為“整個八九，你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場最後失去控製群眾運動、街頭運動。” （2004年6月魏城《廣場四君子今昔》）。
周舵則認為“從短期看，我是覺得，六四是很明顯地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倒退，我主要指的是政治體製改革方麵的倒退。十三大後，本來已經有一係列政治體製改革的舉錯準備出台，六四後，不但全部停頓，而且有非常大的倒退；但從長期來看呢，這個效果就不肯定，主要看我們從六四當中怎樣吸取經驗教訓。”（同上）
劉曉波認為“六四後許多知識分子把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跟六四套，其實，那完全是兩回事。六四再激進，它采取的方法、手段、以至口號都是和平的，所謂激進，隻是學生在策略上就怎樣達到更好的效果這個方麵的分歧，實際上在道義上來說，學生沒有激進不激進的，而且，我覺得，六四時民間情緒的升級都是在政府錯誤決策的引導下出現的。”（同上）
侯德建說“我珍惜的東西，第一是和平，第二是理性。其實我蠻害怕街頭群眾運動，有人說，群眾聚在一起，他們隻有13歲，13歲的意思就是說，它很難體現理性的這一麵，多半會留於情緒化，如果民主與法治不用流血而且不用街頭運動就可以達到的話，那是我的第一誌願，盡管會稍微慢一些，我都願意讓它稍微慢一些”。（同上）
他們對“六四”事件的發生都持批判態度，隻不過側麵不同而已，劉曉波批判中共比較直接一些，他抓住了“六四”事件發生的本質特征“六四時民間情緒的升級都是在政府錯誤決策的引導下出現的”，而其他三人是在經驗教訓上麵。
2、 “四君子”在民運問題上的差別
高新認為“我覺得，冒著激進民主導致社會失控風險。和在漸進民主的過程中，中國老百姓和知識分子還要在非民主或半民主的環境下在忍受相當一段時間，這兩害那個更輕？我覺得，先保證中國有個安定的環境，保證中國整體上的經濟建設能夠按部就班的繼續向前穩步前進的前提下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應該是首選。”
（同上）
周舵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一個老毛病就是，總是搞黑白截然二分，二元對立，要麽就不能搞民主，要麽就是趕快搞，越快越徹底越好，真理恰恰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所以。我主張一種漸進民主的模式。”（同上）
他們對中國的民主化過程有個明顯的不同，侯德建、周舵、高新三個人主張走“和平演變”的道路，避免發生新的“六四”事件，也應合了中共“穩定壓到一切”的策略，和中共有個共同點，所以受到中共的打擊相對比較小些；而劉曉波對中共的製度一直進行嚴厲的批判，堅持八九民運中的學生和民眾沒有錯，而是中共利用學生運動進行了軍事政變，破壞了中國的民主運動。
對於“四君子”的差別，劉曉波認為“我覺得，這種變化是自然化的東西，每個人的立場不一樣，當時因為大家都投身於那麽一場運動中，會有短時間的一致，實際上人的背景不同，對一個社會的長期觀察和觀點也就會不一樣。看高新寫的東西，他現在似呼更傾向於把希望寄托在官方的變化上；侯德建呢，我和他隻是偶爾痛幾次電話，但我知道，侯德建說，六四還是他心中永遠的一個痛；周舵呢，他的變化就是，他前些年做了一段時間的生意，這些年他在家潛心讀書，我大致是讚同他對海外民運的某些批評。”（同上）
周舵認為“高新在美國，侯德建在台灣，根本就聯係很不方便；劉曉波喲眼三年是關在牢中，所以，我們之間溝通也不夠。總之說，我覺得高新走的是一條學者的道路，他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共高層人事問題的專家了，他並不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侯德建完全的談出政治了，他是在搞易經這類的東西了；劉曉波完完全全地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對政府持一種完完全全的批評態度；我呢？基本上以一個研究自由民主理論的研究者的身份來介入政治。所以我們四個人當然是有差別的了。”（同上）
3、 “四君子”的共同點
在中國實行民主製度是他們的共同心願。正如魏城說的“當年共同絕食的戰友在人生道路和思想觀點方麵出現分化，毫不奇怪，但他們仍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的終極價值目標仍然是民主，所不同的是如何實現這一終目標策略。大概，這一共同的價值觀是如今分居三地的‘四君子’在漫長的15年中仍然能夠維係他們之間的友誼基石呢；大概，這也是他們在15年後聽到這首當年廣場上萬眾隨唱的歌曲《龍的傳人》時仍然能夠共灑一掬淚的原因吧——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的一個深夜裏，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四麵楚歌是姑息的劍，多少年炮聲仍隆隆，多少年有是多少年，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遠永遠你擦亮眼。。。。。。”。
“四君子”在絕食事件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周舵在六四的早晨撤離時，被殺氣騰騰的軍人打傷，他回憶說“傷了！——想想看，像這樣被仇恨的怒火燃燒得半瘋狂的士兵，如果不是我們動員撤離，說服市民敢死隊把手中的武器丟棄了，一旦有人開槍，廣場上會是怎樣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殺？。。。。。。說什麽‘一小撮’，什麽‘黑手’！事實真相恰恰相反，如果學生們能夠聽從我們這一小撮黑手的指揮，及時撤離天安門廣場，這場大屠殺的慘禍根本就不會發生！恰恰是政府當中的一小撮居心叵測的頑固派。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學生火上加油，激起學生們的憤怒和反感，才使事態最終變得不可收拾！（2004年6月《我們沒有敵人——紀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他們在宣布絕食和撤離廣場上麵表現出來的一致性，構成了他們在八九民運時候的輝煌點，二者相補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沒有他們的絕食的原因，就沒有他們領導學生、民眾和平撤離廣場的結果，沒有這個好的結果，他們也就失去了繼續參加民主運動的政治生命。正因為他們在當時做出了和平撤離廣場的壯舉，所以今後他們仍然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優秀代表，仍然活躍在中國民主運動的舞台上麵。
5、“四君子”觀點和趙紫陽改革派觀點一致性
（1）、曆史已經證明了，趙紫陽在對待八九民運的問題上麵的溫和態度是絕對正確的，不論他在“五四”紀念大會上麵的講話，還是對參加亞銀會議代表的談話，以及會見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政治局會議的《書麵講話》等，都十分明確的表示反對《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反對派軍隊戒嚴鎮壓運動，主張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麵解決問題。最後他為了挽救大學生和市民的生命，而毅然辭職，放棄了高官厚祿的政治地位，為了民主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自由，現在依然被中共頑固派囚禁在“紫禁城”的紅牆外的破舊房屋裏。正如趙紫陽在1995年12月16日說的“後來有一種說法，說鎮壓是被迫的，無奈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有多次機會可以不采取流血的辦法，關鍵是我們的措施不對，方針不對。事後證明，那裏有什麽黑手？那裏有什麽組織、領導？（揚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四君子”在八九民運中的絕食行動和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的辭職行動，本質上麵是一樣的，都是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健康的發展，都是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利益。如果當時他們能夠在八九民運中說了算，能夠主導八九民運的走向的話，那一定是民眾的福分，使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那麽中國就不會有現在的巨大罹難和隱患。
（2）、劉曉波說“說趙紫陽在戒嚴問題上堅持己見也是政治幼稚性的表現，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為，是否同意軍事戒嚴，絕非如何應付社會危機的策略之爭，而是事關政治善惡的大是大非之爭。如果在此問題上還一味韜韜或妥協，趙紫陽也就不是中共高官中的異數了，而與獨裁製度中的其它機會主義政客一樣，即使保住了權力，他也可能不再是那位失誌推動政治民主的開明趙紫陽了，而僅僅是第二個江澤民而已——中共官場上最常見的平庸政客。必須承認，在八九期間，趙紫陽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製局麵，已經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已經是中共曆任黨魁的極限了。而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思路應付民間訴求，中國非但不會陷入鄧小平害怕的動亂，反而會從此逐漸走上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事實上，八九期間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非常有利於進行‘可控製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八九運動的發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證明發生了動亂，反而證明了民意對腐敗的強烈不滿，對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也就是說，在八九運動的全過程中，從反對‘四二六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和反對軍管，趙紫陽一直以寬容理性的姿態，保護和支援大學生的民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以對話的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以放棄政治前途和黨內特權來堅持自己的道義立場，親赴廣場象學生們道歉，以實際行動履行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誓言。（2004年10月《趙紫陽的六四形象》）”
劉曉波與趙紫陽都是要反對中共戒嚴，趙紫陽以拒絕參加戒嚴大會、辭職來抗爭；“四君子”以絕食來抗爭；他們雖然地位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反對戒嚴，反對殺害民眾。趙紫陽丟了中共總書記的烏紗帽，劉曉波丟了北京大學教師。他們都是誓死不向政府低頭，這種大無畏的為民主犧牲的精神是一致的。
五、“四君子”事件的經驗教訓
1、周舵在談到教訓時說“曆史不是一條單行線。存在不是唯一合理的，它僅僅是諸多可能性當中實現了的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按照政府方麵的溫和派（以趙紫陽、胡啟立、閻明複等為代表），和反對派方麵的溫和派（以‘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及‘三所一會’為代表）雙方的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相互妥協和讓步，和平解決分歧’這種可能性本來完全可以實現的。不幸的是，最終卻是雙方當中堅持不妥協的強硬派、極端派占了上風，這才導致了誰都不願看到的流血悲劇的發生。我們從中應當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訓是：永遠不讓極端派成為主流！。。。。。。中國無論如何再不能搞激進革命那一套，我們必須走漸進民主之路。這就是我們十五年來上下求索，始終堅持的基本立場。（2004年6月《我們沒有敵人——紀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他是說今後開展民主運動，必須首先是從民主的原則上麵開展起來，不論組織、方針、策略等，都必須嚴格按照民主的程序進行，那樣的結果才是民主的製度的建立。
2、
劉曉波說“我們呼籲就是，要使政府和學生方麵都消除階級鬥爭意識，消除敵人意識，開始寬容。我們都要反省自身。我們這次絕食並不是英雄壯舉，而是知識分子中幾個人對我們過去的軟弱表示一次懺悔（卡瑪《天安門》）”。在八九民運中的各種各樣的關係中，知識分子其實沒有處理好和學生們、市民們的關係；“四君子”事件能夠在八九民運最關鍵、最緊急的時候起到保護天安門廣場幾千大學生和民眾免招殺害的厄運，就是個最好的證明。
可以說劉曉波的“如果我們不到廣場上去，我們不去參加學生，不去麵對和學生同樣麵對的危險，我們就沒有發言權”的話，已經是八九民運中經驗教訓中的“座右銘”。我們看到，在整個八九民運中，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反複發表各種各樣的聲明，成立各種各樣的組織，費盡心機的斡旋，都是好心辦了壞事，學生們不聽他們的，市民們不相信他們的話，都沒有達到好的效果，為什麽？就是沒有像“四君子”一樣，以實際行動和學生、民眾相結合。
總之，曆史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戊戌變法和八九民運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的經驗教訓都都是知識分子的軟弱性，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大好前程。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為了懺悔知識分子的柔軟性，沒有逃走，而是坐等殺頭，他說“曆史上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沒有流血，今天從我開始”。戊戌變法以後，孫中山吸取了經驗教訓，開展民主革命，取得了辛亥革命的勝利！那麽，在以後的民主運動中，知識分子一定要吸取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要發展有自己的民主政黨組織，一定要有孫中山、“四君子”的大無畏民主革命精神，克服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堅定的和民眾站在一起，以實際行動投入到民主運動中去，而不是指手畫腳的動動嘴巴，那麽，我們的民主事業一定會早日成功！
(四君子事件在八九民運中的作用--紀念八九民運16周年 全文完www.peacehall.com)
四君子事件的最主要作用是：“四君子”在中共兵臨城下，屠殺即將開始的最緊急關頭，以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無畏精神，挺進天安門廣場，毅然參加了學生們的絕食活動，在“六四”大屠殺的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成功的說服了軍隊和學生，使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幾千名學生和民眾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避免了中共繼續進行的大屠殺，保住了幾千人的生命，保存了民主運動的骨幹力量。
四君子事件給我們最大的經驗教訓是：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是可以指導學生運動的。如果八九民運一開始就有“四君子”這樣有名望的知識分子，身體力行參加的話，而不隻是成立各種各樣的組織，發表各種各樣的聲明的話，在八九民運中的幾個關鍵時刻，絕食、蘇聯領導人訪華、嚴明複對話、凱旋在子夜等活動中，很有可能使八九民運中的大學生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達成一致意見，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使八九民運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力。
“四君子”的曆史資料
1、劉曉波，男，1955年12月8日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1969年隨父母下鄉，參加工作後，當過“知識青年”和建築工人，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恢複高考後，進入吉林大學中文係學習，畢業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讀碩士學位，1984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88年獲博士學位。
八九民運時他正應邀在美國等地講學，4月底他毅然回國積極參加八九民運，在北京大學他為學生們出帖子，代寫大字報，奔走天安門廣場，向學生和市民發表公開的講演，並且為辦小報和學生們一起募捐，有時他提醒學生們態度應該冷靜下來，要為改革派爭取機會。5月下旬，他積極投身於“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組織，不時的提出正確的主張，並要求接續學生，由知識分子接力絕食，此議在“北知聯”討論會中遭到擱置。然後，他找到侯德建、周舵、高新，到天安門廣場絕食，他指出，絕食是抗議李鵬軍管，抗議新聞封鎖，呼籲一個新的政治文化誕生，懺悔知識分子的軟弱；他認為沒有退路，不在絕食中自由，就在絕食中死亡，將立場完全和中共決裂。
“六四”後他被中共多次判刑，出獄後繼續從事民主工作。2003年11月當選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第二屆會長。代表作品有《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六、二絕食宣言》等，現居住在北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和自由撰稿人。
2、高新，男，中共黨員，擔任過《北京師範大學周報》主編。“六四“後到美國成為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作家，主要著作有《江澤民的幕僚》、《江澤民的權力之路》、《中國太子黨》等。
3、周舵，男，1954年在北京上小學，1968年下鄉，197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讀研究生，1983年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1987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1988年北京四通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
1989年5月4日，他參與組織首都新聞界大遊行，發起一千多名北京新聞記者聯名上書，要求新聞自由。5月13日，發起並組織中共統戰部長、書記處書記閻明複與絕食大學生代表的首次對話。5月16日，組織閻明複與絕食大學生代表的第三次對話，倡議並負責指揮閻明複去天安門廣場發表講話。5月19日，執筆《告人民書》（即《人民日報》號外原稿），參與“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等一係列活動。6月2日至4日，參與四人絕食，倡議撤離天安門廣場，並動員侯德建，二人一起與戒嚴部隊冒死談判。使廣場上數千名示威者免於流血犧牲。
1989年6月30日因被人告發，在山東煙台被捕。1990年後擔任過北京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哈佛大學社會係訪問學者、南非KMI住中國首席代表特邀顧問等職務，現居住在北京從事寫作，主要作品有《天安門廣場最後的故事》、《我們沒有敵人——紀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血腥的黎明——六四親曆記》等。
4、侯德建，男，當時32歲，台灣的著名詞曲家。1983年6月從台灣來到向往以及的大陸，但在大陸生活的並不愉快，事業也遭到挫折，一項版稅關司，使他不滿和挫折的情緒常常公開暴露，他曾向香港新聞界抱怨，他自己成為中共拋棄的“統戰玩偶”，他的興趣和才能無法發揮。
學運開始時，他並沒有積極參加，直到6月3日中共鎮壓前夕，他才和大陸知識分子四人組成絕食團；並且當時他特別聲明將要到香港參加演出，計劃絕食兩日。但4日淩晨，中共軍隊即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即將以武力鎮壓學生的時候，他很快的站出來與軍隊代表談判，希望能夠讓所有在廣場的人平安撤出來，他隨後以一貫激情的聲調向學生喊話“同學們，就是在今天以前，我們早就取得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相信你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在一陣掌聲之後，他話鋒一轉“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就這樣，這位龍的傳人的作者，又一次發揮他感人的力量，勸服了許多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出，減少了不必要的犧牲。他意外的介入撤離廣場的時機，為學運最後階段的主角之一。
六四後的8月份，他被驅除台灣前，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中共中央電視台的采訪，說明他一直藏在外國駐北京機構，並沒有被捕，他強調6月4日淩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這段公開為六四屠殺“澄清”的談話，被全世界認定“侯德建是騙子”。他的重要作品有《龍的傳人》、《酒幹倘賣無》等。現在他完全淡出政治了，在台灣從事電影製作及研究《周易》等。
二、“四君子”的絕食宣言
1、 絕食的目的
1989年6月2日，由劉曉波主筆，經過侯德建、高新、周舵修改並簽名的《六、二絕食宣言》，在“四君子”絕食的時候宣布。
主要內容是：“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壓力下，中國知識分子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隻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爭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
絕食的目的：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武力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係的不民主的秩序！
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隻有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鵬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下台，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受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的主張的權力。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一個舊皇帝而樹立一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曆史證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領導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人心的領導人上台並不能解決中國政治的實質性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製度。
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隻能導致獨裁。”
2、“四君子”在《六、二絕食宣言》中首先批評知識分子的“軟骨病”，他們說“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壓力下，中國知識分子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隻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爭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他們要為知識分子樹立一個榜樣，以絕食行動表現他們反對中共專製統治的決心，他們的行動很像戊戌變法時候的譚嗣同，認為“中國曆代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沒有流血，今天從我開始”。
侯德建說“整篇絕食宣言是劉曉波起草的，我隻加了兩句話，第一句就是說：我們來絕食，不是尋找死亡，而是追求真實的生命。我想這是我們一直很想提醒很多同學、甚至有些要絕水的同學的話，因為那樣做是對自己身體非常不好、會有很糟糕的後遺症”（2004年6月魏城《廣場四君子今昔》）。當然，“四君子”的目的是抗議中共戒嚴，而不是去流血犧牲，侯德建提出在《六、二絕食宣言》中，加進去“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的一句，更清楚的表明他們絕食的目的，就是反對中共鎮壓學生，而不是去以爆抗爆，正是他們基於這樣一個和平民主的政治觀點，才能在“六四”大屠殺的關鍵時刻，勇敢的斡旋於學生與軍隊之間，在民主與專製的矛盾中找到“同一性”，避免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流血犧牲，保護了一大批民主力量。
後來，侯德建也確實在保護自己和民眾的生命方麵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通過和中共軍隊談判使廣場上的部分民眾和平撤離，這是必然中的偶然，他是有這個思想準備的，實現了“追求真實的生命”的諾言。不然，鄧小平“殺他二十萬，穩定二十年”的指示，已經發出，再殺了天安門廣場的幾千人算不了什麽，運輸天安門廣場死人的直升飛機和焚燒屍體的武器都準備好了，這不是空穴來風，如果天安門廣場的人們堅持暴力抵抗，那一定是大規模的屠殺，也就沒有了侯德建為中共證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口舌，也就沒有了中共盡快恢複秩序的條件，那將是更大規模的人民反抗和軍隊的鎮壓，結果正如趙紫陽說的“那樣的話，受罪的還是人民”（實語著《絕密檔案》）。
3、“四君子”的《六、二絕食宣言》，的內容和1989年春天方勵之在《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中的觀點，以及學生們的《請願書》的觀點是基本相同的，就是呼籲中共實行政治改革。“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製度”，“非民主程序的任免隻能導致獨裁。”這是《六、二絕食宣言》的核心內容。從這一點上看，他們的觀點就是等於讓中共下台，而不隻是讓李鵬下台，而沒有直接像嚴家祺等人提出讓鄧小平下台，比較策略一些，實際他們是一樣的，李鵬的後台是鄧小平，“聯絡有親，一損具損，一榮具榮”（《紅樓夢》），鄧小平當然不會讓中共烈士的後代、周恩來的養子李鵬下台。
他們讓李鵬下台的觀點，如果在民主社會裏是十分正確的，我們看到日本政府、印度尼西亞政府、台灣政府、菲律賓政府等等，解決像中國這樣的學潮和運動的問題，都是現任政府某個高官或集體辭職下台，然後，使政府和民眾互相合作，進行政治改革，把國家治理得更好。“四君子們還是犯了曆史界限劃分不準確的錯誤。在一個專製政府，不可能按照民眾的意願行事的，慈禧太後和鄧小平是一樣的封建人物，都是在垂簾聽政，“光緒”和趙紫陽是一樣的兒皇帝。隻不過是服裝與外表參照物的區別而已。
可以說“四君子”的初衷是為中共好，希望中共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要求避免流血衝突。他們希望中共走“和平演變的道路”。高新說“這個絕食宣言的中心意思，其實就是反對以暴易暴，因為當時廣場上彌漫著一種情緒，一種悲情意識。（2004年6月魏城《廣場四君子今昔》）”的確，無論是大學生絕食的宣言，還是柴玲對外國記者的談話，都流露出高新說的“悲情意識”。從電視組論片《河殤》就流露出來了，從戊戌變法時候就流露出來了。因為，麵對幾千年的封建製度，麵對武裝到牙齒的軍隊，他們的力量是多麽的渺小。幾乎都不能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那時有大批工人進行轟轟烈烈的罷工，有許多的著名知識分子和學生們一到參加遊行示威，而現在隻有這麽個“四君子”和“自由女神”。
4、“四君子”的《六、二絕食宣言》，在16年後的今天來看，也是非常民主的言論。但是，他們和廣大大學生一樣，忽視了對這個所謂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基本的曆史定型，就是中共是複辟了的封建專製社會，是繼承了滿清封建製度的社會，而不是在民主社會的條件中，那麽，這個民主言論非常高尚的《六、二絕食宣言》，隻能是此路不通！知識分子和中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必然希望中共改邪歸正，他們把從報紙、電視上麵看到的西方民主遊行示威的各種方式硬搬到中國來，以為中共可以“放下屠刀，立刻成佛”，結果是被中共保守派利用打敗了民主派。正如費爾巴哈說的“居住在高樓大廈和居住在茅屋的人的思想，必然有明顯的不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在被中共多次大清洗而殘留下來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也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在這共產主義的恐怖環境中也隻能達到這樣的高度了。
在這一點上，廣大的民眾比知識分子，更能看清楚中共的反動本質，從群眾支持的“四二七”大遊行，到中共宣布戒嚴後民眾把部隊堵截在北京城外；從湖南三壯士塗汙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到“六四”民眾浴血奮戰保衛天安門廣場上的共和國，都表達了民眾與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們至少在“六四”屠殺的時候，才看到中共的殘酷麵目，那時學生領袖郭海峰才去燒毀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畫像，王有才去上海聯係廣大民眾。更可悲的是16年後的今天，還有些民運人士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製度相提並論，說什麽都是專製製度，這種混淆是非的思想貽害無窮，試問中華民國已經建立了民主的製度，隻不過不夠完善而已，那時就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現在台灣還在延襲該製度，而且實現了普選，成為亞洲民主製度的典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麽能和中華民國相比那，中共至今也沒有實行中華民國時候的民主自由，隻不過是脫去了封建古裝，換上了西服而已，骨子裏還是封建專製。當年，段其瑞槍殺學生以後就公開向民眾承認錯誤，而中共都16年了，還大言不慚的說“六四絕不能平反”，千方百計的打擊為“六四”平反而拚搏的人士。目前，海內外民主運動的各種各樣的分裂思想，基本都是對中共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而造成的，就是對中共的曆史界限劃分不準確，從而進一步的引起還要不要進行民主革命？是否接受中共的“招安”？改良派和革命派誰對誰非？《六四真相》是真還是假？台灣、新疆、西藏是否獨立？等等問題。其實，這些問題的怎樣解決？“四君子”在《六、二絕食宣言》中已經明確的回答了：“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製度”。
三、“四君子”絕食的真相
1、“四君子”絕食是“火上澆油”嗎？我認為開始是的。
魏城說“在1989年那場一波末平，一波又起的街頭運動中，所謂‘四君子絕食’是運動後期的一個規模不大、意義不小的波瀾。。。。。按四君子自己的說法，他們絕食的初衷不是為了‘火上澆油’，而是為了‘火上潑水’。”（2004年6月《廣場四君子今昔》）表麵看這個“四君子”絕食事件，發生在中共戒嚴開始後，大兵壓境即將鎮壓的6月2日，從“四君子”的領導者劉曉波在“北京知識分子聯合會”提出“絕食接力”的主張被否決後，自己決定組織“四君子”絕食，及《六、二絕食宣言》的內容上看，是要把八九民運進行到底的，以他們的榜樣力量鼓舞民眾，實際上也確實起到了鼓舞民眾的作用，天安門廣場一下子又熱鬧了許多，侯德建的歌聲又吸引來了大批民眾，劉曉波的北京師範大學著名教師的身份，更加鼓舞了廣大學生；從這點上看，“四君子”絕食是“火上澆油”。劉曉波也承認“由於5月27日那次我們撤退的那次決定被柴玲他們否定之後，學生在廣場上的情況是撤也撤不下來，維持那個形象是越來越差、廣場的人越來越少。當時聯席會議研究的重要議題就是怎樣整頓廣場秩序。要麽咱們就好好的撤掉，要麽就堅持下來，就應該有好一點的形象，不應該就隻坐在那裏沒什麽事可幹了。那麽什麽辦法？想也沒有。當時我就想：那麽還不如去絕食。（卡瑪《天安門》）”
“四君子”和大學生一樣的目的，就是認為事情沒有做完，要等到中共按原定計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題研究討論學生運動問題，可能是對趙紫陽改革派是個最後的支持，可能扭轉運動失敗的結果，還有革命的英雄主義在他們的心中牢牢的紮下了根，堅持就是勝利。然而，高新也承認：雖然他們絕食的初衷是呼喚理性，但最終造成的實際效果卻適得其反“廣場上的大學生幾乎沒有人聽你的絕食宣言是什麽，他們隻想著又一輪高潮來了，他們隻想著知識分子來絕食了，我們的革命行動可以一波波、再接再厲了，而且，確實也有人在籌劃所謂接力絕食。就是說，誰進去以後，誰都會處在一種非理性狀態，這個非理性狀態是誰給打醒的，是軍隊給打醒的。（2004年6月魏城《廣場四君子今昔》）”
劉曉波說“我沒法確定就是政府決定要用槍、要用血來平息這場運動的時候，與我們絕食有沒有內在的因果關係，如果有，那麽這種內疚可能要跟隨我一輩子。六四流血事件發生以後，從我走出廣場的一開始，我就有一種特別沉重的心裏負擔，直到今天這個心理負擔仍然沒有解決（卡瑪《天安門》）”。
當然，在“火上澆油”的問題上麵，也許另有別人，例如：嘻英雄說“更有甚者，就像柴玲說過的‘在6月3日廣場上的學生本來已經決定撤出廣場，但是傍晚時，有人向我轉達了趙紫陽的話，趙紫陽的意思是希望學生堅持到天亮，隻要堅持到天亮，事情就有解決的希望。於是大家才能撤出’。這是柴玲原話的大意，胡平曾經向筆者證實柴玲確實說過這樣的話。反正柴玲還在，應該公開說明到底給你傳趙紫陽的話的人是誰？。。。。。。現在看，如果不是有劉曉波、侯德建等‘四君子’，那真的不知再添上多少天安門廣場上的冤魂。柴玲說的那個傳趙紫陽話（絕對是假傳聖旨）的家夥，真是歹毒非常！（2004年4月17日《評嚴家祺等趙紫陽前智囊》）”但是，劉曉波在卡瑪《天安門》中已經證明了柴玲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也許柴玲是信口開河，也許是有人假傳聖旨。我相信趙紫陽是不能說這樣的話的，況且那時他已經失去自由了。
2、“四君子”絕食是“火上潑水”嗎？我認為結果是的。
侯德建說“劉曉波對我說，如果我們不到廣場上去，我們不去參加學生，不去麵對和學生同樣的危險，我們就沒有發言權（卡瑪《天安門》）”。正是他們有開始的“火上澆油”，取得了廣場上大學生和民眾的信任，取得了發言權，才有後來的“火上潑水”，二者是對立統一的。從“四君子”在“六四”的早晨領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民眾和平撤離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四君子”的“火上潑水”的作用。下麵是幾個當事人的回憶：
（1）、周舵述說的比較完整“忽聽紀念碑西北角人聲鼎沸。劉曉波和周舵擠過去一看，原來是一群市民敢死隊，帶著幾支衝鋒槍上了平台，說是要在紀念碑上堅守。學生們拚命勸說，讓他們不要以暴力對抗。這些小夥子那裏聽得進去？他們怒吼著‘你們不使用暴力，當兵的可不管你這一套！你不殺他們，他們可要殺你。’我們把好話說盡，總算把他們請走了。臨走時，這些人怒視著還在絕食的學生大吼道‘好吧，你們這些軟骨頭！我們走，我們為了誰？還不是為了你們？有你們後悔的時候。’接近午夜，又來了一批市民敢死隊，帶著一挺從坦克拆下來的高射機槍，把學生糾察隊趕開，把機槍架在紀念碑西側的漢白玉欄杆上，對準人民大會堂，準備和軍隊拚命。這幾個敢死隊員已經半瘋狂，手裏拿著鐵棒，誰敢上去就敲誰的腦袋。學生們沒有辦法，氣急敗壞的跑進帳篷，要劉曉波他們幫忙。幾個人又出了帳篷，使盡渾身解數勸說那幾個拿槍的人把槍仍掉，起初就仍在紀念碑上層的平台上，大學生邵江說他受過軍訓，建議最好把槍栓卸掉。一切照此辦理了，這幾個人才覺得心裏一塊石頭落地。
廣場的大喇叭裏，一邊是學生領袖柴玲在領頭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能丟。一邊是政府在反複廣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請你們馬上離開廣場，否則一切後果由你們自己負責’。這時軍隊已經開槍打死人了，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們也都準備了棍棒、菜刀和燃燒瓶。雙方的一場惡鬥看來以成定局，廣場上眼看著就要血流成河了。
忽然，北大學生邵江再一次闖進絕食的帳篷，他蹲在周舵的床前用緊張發抖的聲音，把軍隊開槍殺人的恐怖情況描述了一番，他說他剛出去轉了一圈，親眼見了那些血淋淋的場麵。然後他帶著哭聲，懇求四個人想想辦法，勸學生們能及時撤退。‘現在隻有你們幾位老師能救大家了。柴玲他們說話沒人聽，別的人就更不行了。無論如何，也請你們把同學們帶出去吧！總得試試呀！我到沒什麽，可這麽多人就這樣坐著等死嗎？當兵的殺人已經殺紅了眼，見人就開槍，根本不管你抵抗不抵抗。快想想辦法吧，周老師。’
周舵看看表，已經快三點半了，事不宜遲，要撤就得馬上！周舵征求了高新意見，高新同意撤。這時旁邊馬上就有人反對‘北京市民為了保護學生，堵軍車，流血犧牲，死了那麽多人，我們就這樣撤了，怎麽向人民交代？不流血，怎麽喚起民眾？’
侯德建也同意撤，周舵又找到劉曉波，劉一開始不同意，侯德建、周舵、高新一起力陳撤退理由，終於說服了劉曉波。接著由周舵提出具體方案：一、說服學生領袖，由柴玲、李錄指揮學生撤退。二、在廣場廣播站發表講話，請廣場上的全體人員放下手中的一切‘武器’，準備撤離。三、四人中派兩人去找部隊談判。讓他們配合，留出撤離通道。
最麻煩最危險的是找軍隊談判。周舵建議由他和侯德建兩人去，理由是撤離建議由他提出，所以他應該去。侯德建知名度大，當兵的恐怕也都知道他，可能會手下留情。劉曉波反對，說由他和侯德建去。周舵堅持說劉曉波在學生中名氣大，萬一他和侯德建出了問題，不管是死是傷，還是讓抓起來，他和高新繼續做學生的工作。侯德建也同意和周舵一起去，說周看上去比較文雅，不像個‘暴徒’。這樣劉也不再堅持，四個人商定，立即行動。
周舵、侯德建、一個醫生、一個糾察隊員去和軍隊談判。周舵見到51048部隊的政委季新國上校。周舵說‘你們大概也從廣播中聽見了，我們已經說服了學生領袖，馬上組織撤離。血流的夠多了，不能再流血了。無論如何，我們也想辦法避免暴力對抗，避免再出現大的流血事件。希望你們報告指揮部，給我們留出時間，說服學生盡快撤離。另外，告訴我們從什麽方向撤，給我們留出安全通道。’
季新國馬上表示說他個人非常歡迎這樣的態度。讓我們原地站著別動，他馬上向指揮部報告。
正在這時候，大約是6月4日淩晨4點10分左右，廣場上的燈忽然全部熄滅了。宋醫生有點急了，他問周舵‘怎麽辦？’周舵握握他的手說‘別慌，沒事’。談判代表在戰士們黑漆漆的槍口下站了大約十幾分鍾。季新國等人回來說，‘我們已經向指揮部做了報告，首長歡迎你們的態度。我們執行戒嚴任務是為了恢複首都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亂，政府通告你們應該早聽見了，已經播發了幾個小時了，反複動員你們離開廣場。我們當然不願發生流血衝突。你們幾位這種時候來絕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們說服學生撤離。時間已經不多了。上級命令我們，無論如何要在天亮前完成清場任務。天一亮，市民出來，事情就不好辦了。這一點你們應該理解。’
周舵回來對學生們說‘我們肯定最後走。同學們務必不要有任何幻想。部隊的的談判代表講得很清楚，上級已經下達了死命令，無論如何，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在天亮之前完成清場任務。請同學們充分認識到這個事實的嚴重性。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周講這些話是因為當時許多學生認為，隻要他們坐著不動，等部隊來把他們拖走，不以暴力對抗，軍隊就不會傷害他們。
廣場上最後發生的事情，不在於它是否悲壯，這四個文弱的書生，在那樣一種對立雙方都極為衝動，軍隊受命不惜一切代價清場，學生和市民發誓拚到底的情況下，竟然說服學生和市民撤退，還把整個事情組織得這樣有效，使政府保住了不少麵子，使得他們可以在事後說‘清理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人死亡。’盡管這個‘過程’在各種官方報道中僅僅限於‘六月四日淩晨四時半到五時半這段時間內’，隻把‘沒有一個人死亡’用來描述廣場中南部學生最後撤離的情況。（《周舵文集》——〈天安門廣場最後的故事〉）”
（2）、侯德建說“我們聽柴玲在廣播裏說，願意走的人走，願意留下來的人留下來。柴玲要留在天安門廣場。我覺得柴玲這樣的講話，很可能會有危險，很可能會有想走的人走不了，想留下來的會更危險。當時柴玲就跟我們講，說趙紫陽和閆明複聽說要希望學生能留下來堅持到天亮。劉曉波告訴她說，我們不管這個事是真的是假的，沒有任何人有權力拿現在廣場上幾千上萬的學生的生命來作賭注！學生的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沒有派代表去，我們就自己去了。（卡瑪《天安門》）”。
（3）、劉曉波和看守的對話“看守：那你們6月2日還去天安門廣場絕食，不知道戒嚴部隊要進城嗎？劉曉波：不知道。我們當時還希望通過我們的行動和我們的‘六二絕食宣言’敦促政府不再激化矛盾，不要讓軍隊進城。如果我們知道政府已經下決心讓軍隊不惜一切代價進城，而且說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那我們就會明白我們搞這種和平抗議舉動已經毫無意義了。看守：那就是說你們那場絕食實際上沒起到任何作用？劉曉波：那也不對。應該說我們起了事先意想不到的作用。看守：不就是和平撤離嗎。報紙上說了，你們是響應政府號召。劉曉波：那是政府的報紙。如果是我辦的報紙肯定會是：那天淩晨包圍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在清場響應了我們的和平主張，同意了我們提出的和平撤離方案，沒有像在長安街一帶那樣，采取完全喪失理智的行動。看守：你口氣道不小。劉曉波：本來就是這麽回事，如果不是我們的和平主張奏效，如果不是我們收繳了廣場上的抵抗武器，不但我們會流血，大學生和市民會流血，大兵們也免不了流血。（《大參考：高新：關於劉曉波的提審》）”。
（4）、封從德說“然後是四君子來勸退，我們開始都不太信服，認為他們是知識分子的軟骨病又犯了，後來發現他們講的還是比較有道理，而且感動了很多同學。這時候就收槍，當時辛虧撤了一挺機槍就給砸了，收汽油瓶、收石頭、收木棍，當時有一句話，就是‘你要仍一塊出去，全場的同學都要跟著你全死掉。’這是當時非暴力的氣氛。侯德建去談判，這裏我再次強調一點就是，他去談判之前來征求過指揮部的意見，當時至少我親口對他講，你隻能代表第三方，不能代表指揮部。而且指揮部也沒有做撤的權力，權力在所有同學。所以李錄說‘這是最後的聯席會議’。這不是代表大會，而是直接大會。最後就變成了口頭表決。我當時真的不知道廣場已經被軍隊包圍了，對當時的屠殺情形我知情；但是沒有很深的感覺。當時為什麽要表決，我是認為經過四君子的勸說，人心已經動搖，那麽鑒於以前我的經曆，擔心同學逃散，在散的時候自己人踩自己人，讓中共拍下錄相來，看笑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口頭表決的結果，我的印象是喊撤和喊留的聲音一樣大。既然已經有一半的人想撤，我就擔心那種奔放的情況；而且我還有一種心裏判斷，認為好撤的人不如喊留的人理直氣壯，所以我想喊走的人更多。所以就這樣宣布了撤。最後指揮部的人和同學們一塊走的時候，我們離穿著迷彩服的軍人，不到五米。（1993年6也《回顧與反思》）”
四、“四君子”的政治觀點
中國傳統有擬物喻人的傳統。中國人對植物“四君子”：梅、蘭、竹、菊的稱讚由來已久，自是達成共識。其幽香遠致，風骨清高，不做眉世之態，滌人之穢腸而澄瀅其神骨，致人胸襟風度品格趣味於高尚之品性，深博世人愛意。它們的各自品格也應合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四君子”高尚的政治觀點。不知道劉曉波先生當時組織“四君子”絕食團，是不是有意挑選風格炯貽的四個人？
1、 “四君子”對八九民運的評價
高新認為“整個八九，你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場最後失去控製群眾運動、街頭運動。” （2004年6月魏城《廣場四君子今昔》）。
周舵則認為“從短期看，我是覺得，六四是很明顯地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倒退，我主要指的是政治體製改革方麵的倒退。十三大後，本來已經有一係列政治體製改革的舉錯準備出台，六四後，不但全部停頓，而且有非常大的倒退；但從長期來看呢，這個效果就不肯定，主要看我們從六四當中怎樣吸取經驗教訓。”（同上）
劉曉波認為“六四後許多知識分子把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跟六四套，其實，那完全是兩回事。六四再激進，它采取的方法、手段、以至口號都是和平的，所謂激進，隻是學生在策略上就怎樣達到更好的效果這個方麵的分歧，實際上在道義上來說，學生沒有激進不激進的，而且，我覺得，六四時民間情緒的升級都是在政府錯誤決策的引導下出現的。”（同上）
侯德建說“我珍惜的東西，第一是和平，第二是理性。其實我蠻害怕街頭群眾運動，有人說，群眾聚在一起，他們隻有13歲，13歲的意思就是說，它很難體現理性的這一麵，多半會留於情緒化，如果民主與法治不用流血而且不用街頭運動就可以達到的話，那是我的第一誌願，盡管會稍微慢一些，我都願意讓它稍微慢一些”。（同上）
他們對“六四”事件的發生都持批判態度，隻不過側麵不同而已，劉曉波批判中共比較直接一些，他抓住了“六四”事件發生的本質特征“六四時民間情緒的升級都是在政府錯誤決策的引導下出現的”，而其他三人是在經驗教訓上麵。
2、 “四君子”在民運問題上的差別
高新認為“我覺得，冒著激進民主導致社會失控風險。和在漸進民主的過程中，中國老百姓和知識分子還要在非民主或半民主的環境下在忍受相當一段時間，這兩害那個更輕？我覺得，先保證中國有個安定的環境，保證中國整體上的經濟建設能夠按部就班的繼續向前穩步前進的前提下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應該是首選。”
（同上）
周舵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一個老毛病就是，總是搞黑白截然二分，二元對立，要麽就不能搞民主，要麽就是趕快搞，越快越徹底越好，真理恰恰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所以。我主張一種漸進民主的模式。”（同上）
他們對中國的民主化過程有個明顯的不同，侯德建、周舵、高新三個人主張走“和平演變”的道路，避免發生新的“六四”事件，也應合了中共“穩定壓到一切”的策略，和中共有個共同點，所以受到中共的打擊相對比較小些；而劉曉波對中共的製度一直進行嚴厲的批判，堅持八九民運中的學生和民眾沒有錯，而是中共利用學生運動進行了軍事政變，破壞了中國的民主運動。
對於“四君子”的差別，劉曉波認為“我覺得，這種變化是自然化的東西，每個人的立場不一樣，當時因為大家都投身於那麽一場運動中，會有短時間的一致，實際上人的背景不同，對一個社會的長期觀察和觀點也就會不一樣。看高新寫的東西，他現在似呼更傾向於把希望寄托在官方的變化上；侯德建呢，我和他隻是偶爾痛幾次電話，但我知道，侯德建說，六四還是他心中永遠的一個痛；周舵呢，他的變化就是，他前些年做了一段時間的生意，這些年他在家潛心讀書，我大致是讚同他對海外民運的某些批評。”（同上）
周舵認為“高新在美國，侯德建在台灣，根本就聯係很不方便；劉曉波喲眼三年是關在牢中，所以，我們之間溝通也不夠。總之說，我覺得高新走的是一條學者的道路，他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共高層人事問題的專家了，他並不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侯德建完全的談出政治了，他是在搞易經這類的東西了；劉曉波完完全全地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對政府持一種完完全全的批評態度；我呢？基本上以一個研究自由民主理論的研究者的身份來介入政治。所以我們四個人當然是有差別的了。”（同上）
3、 “四君子”的共同點
在中國實行民主製度是他們的共同心願。正如魏城說的“當年共同絕食的戰友在人生道路和思想觀點方麵出現分化，毫不奇怪，但他們仍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的終極價值目標仍然是民主，所不同的是如何實現這一終目標策略。大概，這一共同的價值觀是如今分居三地的‘四君子’在漫長的15年中仍然能夠維係他們之間的友誼基石呢；大概，這也是他們在15年後聽到這首當年廣場上萬眾隨唱的歌曲《龍的傳人》時仍然能夠共灑一掬淚的原因吧——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的一個深夜裏，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四麵楚歌是姑息的劍，多少年炮聲仍隆隆，多少年有是多少年，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遠永遠你擦亮眼。。。。。。”。
“四君子”在絕食事件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周舵在六四的早晨撤離時，被殺氣騰騰的軍人打傷，他回憶說“傷了！——想想看，像這樣被仇恨的怒火燃燒得半瘋狂的士兵，如果不是我們動員撤離，說服市民敢死隊把手中的武器丟棄了，一旦有人開槍，廣場上會是怎樣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殺？。。。。。。說什麽‘一小撮’，什麽‘黑手’！事實真相恰恰相反，如果學生們能夠聽從我們這一小撮黑手的指揮，及時撤離天安門廣場，這場大屠殺的慘禍根本就不會發生！恰恰是政府當中的一小撮居心叵測的頑固派。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學生火上加油，激起學生們的憤怒和反感，才使事態最終變得不可收拾！（2004年6月《我們沒有敵人——紀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他們在宣布絕食和撤離廣場上麵表現出來的一致性，構成了他們在八九民運時候的輝煌點，二者相補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沒有他們的絕食的原因，就沒有他們領導學生、民眾和平撤離廣場的結果，沒有這個好的結果，他們也就失去了繼續參加民主運動的政治生命。正因為他們在當時做出了和平撤離廣場的壯舉，所以今後他們仍然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優秀代表，仍然活躍在中國民主運動的舞台上麵。
5、“四君子”觀點和趙紫陽改革派觀點一致性
（1）、曆史已經證明了，趙紫陽在對待八九民運的問題上麵的溫和態度是絕對正確的，不論他在“五四”紀念大會上麵的講話，還是對參加亞銀會議代表的談話，以及會見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政治局會議的《書麵講話》等，都十分明確的表示反對《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反對派軍隊戒嚴鎮壓運動，主張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麵解決問題。最後他為了挽救大學生和市民的生命，而毅然辭職，放棄了高官厚祿的政治地位，為了民主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自由，現在依然被中共頑固派囚禁在“紫禁城”的紅牆外的破舊房屋裏。正如趙紫陽在1995年12月16日說的“後來有一種說法，說鎮壓是被迫的，無奈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有多次機會可以不采取流血的辦法，關鍵是我們的措施不對，方針不對。事後證明，那裏有什麽黑手？那裏有什麽組織、領導？（揚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四君子”在八九民運中的絕食行動和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的辭職行動，本質上麵是一樣的，都是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健康的發展，都是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利益。如果當時他們能夠在八九民運中說了算，能夠主導八九民運的走向的話，那一定是民眾的福分，使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那麽中國就不會有現在的巨大罹難和隱患。
（2）、劉曉波說“說趙紫陽在戒嚴問題上堅持己見也是政治幼稚性的表現，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為，是否同意軍事戒嚴，絕非如何應付社會危機的策略之爭，而是事關政治善惡的大是大非之爭。如果在此問題上還一味韜韜或妥協，趙紫陽也就不是中共高官中的異數了，而與獨裁製度中的其它機會主義政客一樣，即使保住了權力，他也可能不再是那位失誌推動政治民主的開明趙紫陽了，而僅僅是第二個江澤民而已——中共官場上最常見的平庸政客。必須承認，在八九期間，趙紫陽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製局麵，已經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已經是中共曆任黨魁的極限了。而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思路應付民間訴求，中國非但不會陷入鄧小平害怕的動亂，反而會從此逐漸走上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事實上，八九期間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非常有利於進行‘可控製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八九運動的發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證明發生了動亂，反而證明了民意對腐敗的強烈不滿，對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也就是說，在八九運動的全過程中，從反對‘四二六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和反對軍管，趙紫陽一直以寬容理性的姿態，保護和支援大學生的民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以對話的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以放棄政治前途和黨內特權來堅持自己的道義立場，親赴廣場象學生們道歉，以實際行動履行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誓言。（2004年10月《趙紫陽的六四形象》）”
劉曉波與趙紫陽都是要反對中共戒嚴，趙紫陽以拒絕參加戒嚴大會、辭職來抗爭；“四君子”以絕食來抗爭；他們雖然地位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反對戒嚴，反對殺害民眾。趙紫陽丟了中共總書記的烏紗帽，劉曉波丟了北京大學教師。他們都是誓死不向政府低頭，這種大無畏的為民主犧牲的精神是一致的。
五、“四君子”事件的經驗教訓
1、周舵在談到教訓時說“曆史不是一條單行線。存在不是唯一合理的，它僅僅是諸多可能性當中實現了的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按照政府方麵的溫和派（以趙紫陽、胡啟立、閻明複等為代表），和反對派方麵的溫和派（以‘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及‘三所一會’為代表）雙方的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相互妥協和讓步，和平解決分歧’這種可能性本來完全可以實現的。不幸的是，最終卻是雙方當中堅持不妥協的強硬派、極端派占了上風，這才導致了誰都不願看到的流血悲劇的發生。我們從中應當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訓是：永遠不讓極端派成為主流！。。。。。。中國無論如何再不能搞激進革命那一套，我們必須走漸進民主之路。這就是我們十五年來上下求索，始終堅持的基本立場。（2004年6月《我們沒有敵人——紀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他是說今後開展民主運動，必須首先是從民主的原則上麵開展起來，不論組織、方針、策略等，都必須嚴格按照民主的程序進行，那樣的結果才是民主的製度的建立。
2、
劉曉波說“我們呼籲就是，要使政府和學生方麵都消除階級鬥爭意識，消除敵人意識，開始寬容。我們都要反省自身。我們這次絕食並不是英雄壯舉，而是知識分子中幾個人對我們過去的軟弱表示一次懺悔（卡瑪《天安門》）”。在八九民運中的各種各樣的關係中，知識分子其實沒有處理好和學生們、市民們的關係；“四君子”事件能夠在八九民運最關鍵、最緊急的時候起到保護天安門廣場幾千大學生和民眾免招殺害的厄運，就是個最好的證明。
可以說劉曉波的“如果我們不到廣場上去，我們不去參加學生，不去麵對和學生同樣麵對的危險，我們就沒有發言權”的話，已經是八九民運中經驗教訓中的“座右銘”。我們看到，在整個八九民運中，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反複發表各種各樣的聲明，成立各種各樣的組織，費盡心機的斡旋，都是好心辦了壞事，學生們不聽他們的，市民們不相信他們的話，都沒有達到好的效果，為什麽？就是沒有像“四君子”一樣，以實際行動和學生、民眾相結合。
總之，曆史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戊戌變法和八九民運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的經驗教訓都都是知識分子的軟弱性，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大好前程。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為了懺悔知識分子的柔軟性，沒有逃走，而是坐等殺頭，他說“曆史上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沒有流血，今天從我開始”。戊戌變法以後，孫中山吸取了經驗教訓，開展民主革命，取得了辛亥革命的勝利！那麽，在以後的民主運動中，知識分子一定要吸取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要發展有自己的民主政黨組織，一定要有孫中山、“四君子”的大無畏民主革命精神，克服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堅定的和民眾站在一起，以實際行動投入到民主運動中去，而不是指手畫腳的動動嘴巴，那麽，我們的民主事業一定會早日成功！
(四君子事件在八九民運中的作用--紀念八九民運16周年 全文完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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