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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漁： 張東蓀孫子與郭沫若兒子

-------張鶴慈與郭世英的悲劇


張東蓀一生以哲學興趣為主，而又不能忘情於政治，他晚期的文化觀可以稱為西體中用論，畢生勤奮研讀，不停地著述. 先後發表了數百篇各類文章，著，譯、編各種著作20餘部。按照近代以來西方興起的知識分子的概念，作為“社會的良心”，他理性、平等、自由等這些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


著名報人俞頌華是張東蓀舊友他，40年代深論張的個性 與為人是可信的。他說；“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學者，不是一個黨 人，也不是一個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個黨人或黨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 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們隻能期待他在立德與立言方麵有不斷的貢獻。人不是萬能的，各有短處與長處。他能立德立言，並且在這一方麵已經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終 能站在時代前鋒，為青年學子所敬愛的導師。至於他參加政治，至多也隻能在立德 的方麵示範，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國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決 不可能的。”俞頌華畢竟了解他的老友。評論說“他是徹頭徹尾的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有獨特的見解與主張，他喜歡獨來獨往，特立獨 行，而不願受任何拘束的。對於什麽政黨的所謂鐵的紀律，他是感到頭痛的。”

《再生周刊》第118期記載，1946年6月22日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提出在中國建立一個中間性的社會體製，張東蓀的提法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在中國宣傳和提倡中間路線的一些政治團體和個人的一種共識。謀求世界的安定與中國的和平。張東蓀的文章引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反響和共鳴，在當時輿論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間路線”的政治思潮，張東蓀本人成為當時國際國內輿論關注的焦點人物。


到1949年，張東蓀與費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會了毛澤東，會談中張東蓀仍然執拗地主張新中國不能反美；不能成為蘇美衝突的犧牲品等看法。張東蓀在外交政策和對新國家政治的未來構想上，與中共的發生了重大分歧。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感到強烈不滿，張東蓀滿情緒一度低沉。之後，令人震驚的“張東蓀叛國案”發生了，也源於張氏“中間路線”和反對外交“一邊倒”的頑固立場。毛澤東不可能對這種“秀才文人”的挑戰掉以輕心，出於策略和鞏固自己的優勢。建國後，張東蓀等極少數“不識時務”自由知識分子，從此銷聲匿跡。走著一條悲哀與孤獨的小路。

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與小漁的書信寫道：

“我的祖父，拒日本時請作教育部長，北京市長，作了半年監獄，判了兩年。國民黨時蔣介石幾次請出山，後來請出國，不為所動。共產黨，毛澤東給的政府職務，一概拒絕，不放棄學校的工作，49年到53年，一句話不說，一字不寫，要保持沉默的權力，在學生的請求下，隻寫過四句打油詩”。

也說明張東蓀與政治，張東蓀後來的命運，尤其是中國的政治是陌生的。張東蓀晚年40年代末很苦悶，這苦悶後來日甚。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華人之一，同時最有傳奇革命經曆的人。郭沫登上文壇之初的1920年9月，就與時任《時事新報》主筆的張東蓀有過通信關係。郭沫若後來翻譯歌德的《浮士德》，也依賴張東蓀的促成。雖然為郭沫若《女神》時期的火山噴發提供陣地的是宗白華，但因著《學燈》畢竟是《時事新報》的文藝副刊，郭沫若除了與《學燈》主筆宗白華結為藝術知交，對張東蓀也不會不心存感激。抗戰勝利後，郭沫若與民盟的重要人物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等交往甚多，對張東蓀鼓吹的“文化上自由主義”卻不相投機了。開國以後，張東蓀很快倒了黴；郭沫若卻一直活躍於政壇。

1952年在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中，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寫下了一段批語： “彭真同誌：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對於郭沫若來說，毛澤東在北京市委報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簡報中提及張東蓀，稱之為“那樣個別的人”，並與“嚴重的敵特分子”相提並論。為他平添了一絲憂愁與不安的跡象。後來郭沫若自己的兒子與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搞到一起並且遭到滅頂之災。

張鶴慈與郭世英是文革前高幹子弟和高級知識份子子弟雲集的北京一O一中學的同學，兩人和一批有獨立思考不滿專製主義的同學經常在一起聚會，交流思想和讀書心得，評論時政，後來張鶴慈考進北京師範學院，郭世英考進北大哲學係。一九六三年張鶴慈、郭世英，還有解放軍衛生部部長孫儀之的兒子孫經武等成立了一個地下文學團體X社。不到三個月，張鶴慈和郭世英相繼被捕。 他們被拘捕罪名4條：1,組織反革命集團，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圖偷越國境。4, 誣蔑黨的領導，發泄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滿。


1963年六七月間，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安排下，大學一年級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華農場勞動──這是一種尚有人身自由的改造，顯然是照顧到郭沫若的聲望才從輕發落。羅瑞卿之女羅點點回憶道：世英196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學生，從中學就是優秀生，X小組發生後，世英提前解除勞教，進入到中國農業大學學習。不久，農業大學裏各路造反派們開始為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於懷疑共產主義理想被勞動教養的事又被翻出來，他被當做反動學生，先由造反派管製。後來，造反派則私設公堂，對他進行嚴刑拷打....。

僅僅一年，在鋪天蓋地的政治風暴中，郭沫若家接連失去了兩個剛剛成年的兒子。 事後，周恩來曾痛心地對郭沫若全家說：“世英是為我而死”。



張鶴慈、孫經武、葉蓉青三人則以“反動學生”定罪判刑。這個“‘Ｘ’反動集團”的案子驚動了中央高層。一是X詩社的成員多是高校學生，二是成員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級知識分子，甚至有軍隊的高級幹部。X詩社成員的張鶴慈惟獨“出身不好”的張鶴慈被重判，又因“文革”爆發，以至到林彪垮台後的1973年，教養了10年直到1978年落實政策，才被從茶澱勞改農場放出來。他實際上被“勞動教養”了15年。

筆者小漁問張鶴慈，為什麽在詩社前麵“x”呢？張鶴慈說是十字街頭，郭世英解釋說是未知數，孫經武說是俄文中赫魯曉夫第一個字母。沒想成這卻成了他們的首項大罪。文革中，農大造反派認為周總理袒護了郭世英，整郭世英也是要搜集炮打'周公'的材料。所以郭世英死去，周總理痛切憤恨之餘，一反含蓄陰柔的常態說出的那句“'這是對著我來的”並非空穴來風。在這樣殺氣騰騰的血色背景下，我們已經注定是在劫難逃，“X”不偏不倚，恰恰撞在了槍口上。

現居住澳大利亞的張鶴慈提到當年發生的事，說有一次他們在孫經武家裏找到一把女式手槍，有八顆子彈，他們在騎車途中便說應當分給八個領導人，第一個就是毛澤東、自然還有劉少奇、彭真、周恩來等。孫經武曾在語文課上公開說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有帝王思想。

張鶴慈分析，按當時政治氣候他們當時的思想確實“很反動”，公安部文件中列舉他們的罪名，如“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攻擊三麵紅旗和黨的政策”、“反對馬列主義、宣揚修正主義”、“收聽敵台”、密謀逃往香港等地都是事實。其思想在當時可說是極端的離經叛道、絕無僅有。


張鶴慈的哥哥張飴慈友人信中講述，二弟張鶴慈他們就在這相對平靜的日子裏，被拘捕了。張鶴慈從小就脾氣急，小學六年級，正值冰心去北大附小參觀，誇獎過他的作文，這大概使他比我們更喜歡上了文科。我們兄弟讀的雜書不少，不過因為祖父的關係，家裏是堅決反對我們學文的，而且我們兄弟三人理科都不錯，張鶴慈對文特別喜愛而已。張鶴慈有著年青人狂妄，他比其更厲害些，所以造成他更不合群，自傲，憤俗。

張鶴慈從小受張東蓀和他父親張宗炳兩個美國“間諜”的西方主流思想的影響很深。張東蓀經常教育他：“看什麽問題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張鶴慈讀了許多唯心主義哲學、資產階級經濟學 和其它反動書刊。他認為中國“貧窮、落後”，什麽都不好，西方“文明、自由” ，什麽都好，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都是“政治宣傳”。張鶴慈既有政治的敏感，又有理性的反骨, 他展示著那一代青年學子的不懈追求。歲月讓那一代人走過花樣年華，如今他們已經踏入不惑之年。坎坎坷坷，顛沛流離的人生，僅僅用“悲傷”來表達是遠遠不夠的。


文革中悲慘遭遇各有不同，張東蓀一家幾代人的遭遇與恐怖的經曆。這個不僅僅是數字，數字後麵是活生生的人的畫麵。這裏的畫麵的真實鏡頭如同電影擺在你的眼前。

張飴慈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猶曆曆在目：“我第一次去探視二弟, 是在延慶.天已經很冷了, 磚瓦廠的陰森氣氛,.會見時,邊上有監管人員,隻能說些‘好好改造 ’之類的話,他陰沉沉的幾乎沒說什麽。

最後一次探視他是在67年冬,家裏出事前(父,母,祖父尚未被捕,二叔也還在).到茶澱他的所在地,要步行經過一大片荒地.我堂弟陪我去(半年後,他被判刑15年)。因為是兩個人,談了幾句後,堂弟故意去和監管人員聊天,我乘機告訴二弟,抄家和三叔三嬸自殺的消息。分手時他為了不讓我們見到他難受的樣子，抱著我們帶給他的東西,飛奔而去，留下讓人酸楚的背影。

這個政治風暴是由高級幹部子弟和高級知識分子子弟，他們看書識字，獨立思考，充滿叛逆精神的受害者；卻不會觀察與分析政治風向，不識人間煙火般惹下的麻煩事。



左起: 戴煌，夫人，張思之律師，付可心律師，孫經武，夫人劉紀莎, 張鶴慈.

關於對孫經武、張鶴慈等人在“文革”中受到錯誤處理的平反決定

　　一九六三年五月，孫經武、張鶴慈、郭世英、葉蓉青等人犯了組織“X”集團、編寫“X”雜誌，並密謀偷越國境的嚴重錯誤。當時因考慮他們還年青，其錯誤尚未造成嚴重危害，故本著教育挽救的精神，沒有給他們的問題定反革命性質和給予刑事處分。隻是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給予孫經武、張鶴慈勞動教養二年的處理。在勞動教養期間，孫經武、張鶴慈由於一九六四年底利用勞教場所管理上的漏洞，秘密串聯，再次企圖越境外逃，故延長了一年教養期。一九六六年五月，驕陽期滿後，孫經武按時解除，由總後勤部安置在重慶三四零三廠。張鶴慈則因“文革”始，沒有按時解除勞動教養。

　　在“文革”中，由於謝富治、李震等人的幹擾破壞，給孫經武、張鶴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處理。孫經武被揪鬥進了“牛鬼蛇神勞動隊”，以後，有三三零二廠當作“三類人員”加以控製；張鶴慈則延長教養七年，於一九七三年勞動期滿後留場就業。

　　粉碎“四人幫”後，一九七八年孫經武、張鶴慈本人及家長先後提出申訴，要求複查。經複查認為：“文革”前，對張鶴慈、孫經武等人的處理是慎重的，正確的。“文革”中，給孫經武、張鶴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處理是錯誤的，這完全是謝富治、李震等人幹擾破壞造成的。公安部於一九八零年四月給張鶴慈、孫經武正式作出了“文革”被錯誤處理進行平反改正的決定。並通知有關單位作了如下處理：
　　一、孫經武在重慶三四零三廠受衝擊的問題，已經平反，有關材料鈞從檔案中抽出銷毀。孫在石家莊三三零二廠被當作三類人員控製的問題也已作了糾正。
　　二、給張鶴慈發了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原定時間解除勞動教養的通知書。對檔案中與“文革”中錯誤處理有關的材料作了妥善處理。並將張轉回北京。
　　現將此平反決定發給本人，並歸檔存查。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部保衛部
　　（三個圓章）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首發,歡迎轉載，請注明出處]-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