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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什麽要殺害張東蓀? (正版)(ZT)

(2006-10-03 06:00:39) 下一個
張東蓀,男,1886年生,知名政治學者,“中國民主同盟”成員,1949年時是燕京大學哲學係係主任,燕京大學取消後,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1968年1月被逮捕,關入北京郊區的特種監獄“秦城”。1973年,張東蓀死於“秦城”監獄。

不但張東蓀本人,還有他的兒孫,都經曆了恐怖的遭遇。 ( )





張東蓀在1968年1月從北京大學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的時候,已經82歲。他被抓走以後,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裏。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關在“秦城”監獄。1973年6月,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

當張東蓀被逮捕並關入“秦城”的同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係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但是張宗炳和他的父親互相並不知道他們都被關在同一監獄中。

張宗炳是北京大學生物係教授,曾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5年以後家人才知道他在哪裏。探監後見他已瘋,亂喊亂叫。後來監外就醫,入精神病院,逐漸治愈,平反,恢複工作,1988年病逝。

張宗炳的妻子劉拙如,是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圖書館的職員。張宗炳被逮捕,劉拙如也因此在其單位中被“批判鬥爭”,並且被“扭送”到海澱公安局,她在那裏被監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眾扭送公安局”是當時流行的說法,是一種通過各單位的“革命群眾組織”出麵來捕人的辦法,被廣泛使用。) 

“秦城”監獄位於北京郊區。這是一座特種監獄,不關押普通犯人,權力當局專門用這個監獄來關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聲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說,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監獄。這座監獄修建並啟用於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則大派用場。特別是在1968年,這座監獄關入了大量的共產黨高級幹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這座監獄的公安部負責人。同時,“秦城”也關押了張東蓀和張宗炳這樣的人,所謂“高級知識分子”。那裏的人被逮捕和長期關押,不需要經過哪怕走形式的法律程序,也不用經過法院。

1968年把一大批人關進“秦城”監獄,被關者以及家屬無從表示任何抗議。事實上,如果他們被交給紅衛兵“鬥爭”,情況可能更壞:紅衛兵可以亂打他們,打死了也沒有人過問。不過,他們也更本沒有在關“秦城”監獄和交給紅衛兵“鬥爭”之間作選擇的自由。

筆者聽過前民政部副部長劉景範和作家陳明描述“秦城”監獄的情景。他們都曾經在那裏被長期關押。那裏對被關押的人施行的肉體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關的監獄有所不同,但是惡毒程度是一樣的。關普通人的監獄非常擁擠,而且強迫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在“秦城”,則把被關押者一個一個單獨囚禁,數年裏不能和人說話,不能和家人通信。

張東蓀有三個兒子。和他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的張宗炳是長子。老二張宗燧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1953年回國,從事理論物理學研究,文革時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老三張宗穎在大學裏先學化學後來改學習社會學,1950年代初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采購站做一般的職員工作。

文革開始,1966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樸遭到“鬥爭”後,一起服毒自殺。張宗穎死時46歲。

1968年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二兒子張宗燧在單位中被關起來“審查”。1969年,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31樓服安眠藥自殺。當時50多歲。

張宗炳的兒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他與幾個中學同學結社寫詩和議論政治。他們的活動被公安部門發現,他們被逮捕。經過審訊關押後,張鶴慈被送往茶澱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三年。三年期滿後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處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勞改農場”一共待了16年。 

張宗穎的兒子張佑慈,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殺後,他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張佑慈獲“平反”被釋放時,已經在監獄中被關了10年多。

就這樣,在文革中,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這樣的遭遇聽起來就象恐怖小說:一家人一個接一個地落入悲慘結局。張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說的不同之處,不在於恐怖的程度,而在於在小說中往往說出所有的恐怖的細節,那些細節卻都出於虛構;對張家人來說,可怕的細節實實在在真真切切地發生過了,可是卻從未被記述下來。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實的也是可怕的細節,往往被隱瞞了,或者被掩蓋了。我們隻是從這些詞語:逮捕(不經過正常法律程

序),秘密監獄(“秦城”),秘密關押,“由革命群眾扭送公安機關”,精神失常,自殺,“勞動教養”,以“反革命罪”判刑,來了解這種恐怖的程度 。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連細節都未有機會說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對千千萬萬的別的人有更大的恐嚇和威懾作用。

另外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在恐怖小說裏,製造恐怖的是一個或者幾個壞人,是一種個人的行動,一般屬於私仇。在張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個個人的死來說,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許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這一大家那麽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隻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標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產生其中的製度。

文革要打擊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因為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他們就是資產階級。),所以張東蓀和他的兒子都被打擊。文革要打擊一切不同思想,所以張東蓀的孫子遭到嚴厲處罰。文革封閉中國,國門緊鎖,所以眾多受害者無路可逃,隻能逐個被整治,束手就擒。

張家所遭受的恐怖絕不隻是針對他們一家的。和他們類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張東蓀的長子張宗炳大學畢業後,以第一名成績考取當時的生物公費留學,到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朋友們都說他是絕頂聰明的人,流傳著關於他的過人才智的有趣故事。1959年他提出了“黏蟲遷飛係統”,解決了中國黏蟲等病蟲的來源問題。除了生物專業上的成就,他還會數門外國語,並且在詩詞繪畫書法上都很有造詣。他口才也好。因此,張宗炳和陳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認為是北京大學生物係講課講得最好最生動的兩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後,在北京大學教公共課“普通生物學”,上百人來聽課,能講得台下掌聲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樣受學生歡迎的生物教授陳同度,卻已經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審查”和折磨,服毒自殺了。在北大生物係,還有兩名教員和陳同度在同一年自殺。

“文革”對人的打擊殺傷總量,由於缺乏記載和報道,更由於不準閱讀檔案資料,普通人很難對此進行統計。但是從了解到的局部情況,比如說一個家庭,我們可以看出打擊殺傷的密度,從而也可能作出一些總量的估算和對整個文革大圖景的基本評估。

毛澤東為什麽要殺害張東蓀?因為張東蓀反對中共一邊倒向蘇聯的賣國行為。毛澤東為什麽要殺害張東蓀 ?因為毛澤東是斯大林的鐵杆奴才,是地地道道的二狗子、死心塌地的二毛子、主動邀功的二鬼子。毛澤東殺害反蘇人士,不是應付性的,而是發自內心仇恨。

張東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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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現代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曾為研究係、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曾任中國民盟中央常委、秘書長。

目錄 [隱藏]
1 家世
2 生平
3 思想
4 評價
5 主要著作
6 詩歌作品
7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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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
張東蓀祖輩為官宦世家。曾祖張裴曾任嘉定知縣、泰州知州。祖父張之杲曾任嘉定、吳江、陽湖、長洲等縣知縣,及泰州知州。父張上龢,曾任直隸昌黎、博野、寧縣、萬全、內邱、靜海、元城知縣。兄張爾田,近代著名學者、詞人,曾官刑部主事、知縣、候補知府,燕京大學國學總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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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05年,張東蓀官派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係。1906年,與藍公武等在東京創辦學術月刊《教育》,以哲學、倫理問題為主。
辛亥革命前夕,張東蓀回國。1912年,參加南京臨時政府並任臨時內務部秘書。南京政府解散後,列名孫中山新建的國民黨之中,又與梁啟超及進步黨關係密切,雖然沒有正式入黨,但當時被人視為進步黨骨幹。此後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走第三種路線,既反對袁世凱複辟,又不支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時企圖調和國民黨與進步黨的關係。
1918年,與梁啟超共同領導進步黨演變而來的研究係參與國會選舉,嚐試成為第一大黨,但被段祺瑞皖係軍閥支持的安福俱樂部所敗。從此放棄直接的政治活動,轉入思想界。
1917年起,接替張君勱主編研究係喉舌《時事新報》。1918年3月,創辦該報副刊《學燈》,與北京《晨報》副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並稱新思潮三大副刊。
1919年9月,在上海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並任主編。1920年3月,與梁啟超成立講學社,並於同年9月邀請哲學家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羅素來華。
1920年,與人在上海籌辦中國公學,自任大學部主任,後因經費問題辭職。
1921年曾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會議。
1924年,不再擔任《時事新報》主編,專任中國公學教授,後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
1927年8月,他與瞿世英創辦中國第一個哲學研究專刊《哲學評論》。
1930年任北平燕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1932年,與張君勱組織成立國家社會黨(“國社黨”),並創辦機關刊物《再生》周刊。
抗日戰爭期間,主張國共合作,同時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並曾介紹燕京大學學生到中共抗日根據地。日本對美國宣戰後,燕京大學被強占,張東蓀被捕,被關押半年之久,但並未屈服,曾自殺四次。後被判緩刑保釋出獄。
1944年,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任軍事組召集人及綜合委員會委員,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
1946年在中國民主同盟一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民盟秘書長。
1948年底,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實現了12月24日北平和平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同時仍擔任燕京大學(後並入北京大學)哲學係主任和教授。
1951年被指控向美國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但工資照發。文革中於1968年1月被捕,關押於秦城監獄,直至病逝。
其長子康奈爾大學博士、北京大學生物係教授張宗炳也被同時逮捕,在獄中精神錯亂,1975年釋放後,才逐漸恢複。次子劍橋大學博士、中國科學院數學所研究員、中科院學部委員張宗燧,1969年於中關村宿舍自殺。三子張宗穎1966年與妻在遭“鬥爭”後一同自殺。兩個孫子張鶴慈、張佑慈均在文革中被判重刑,關押勞改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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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早年好佛學,研讀佛經,由此培養了對哲學的興趣。
在日本時,接觸西方哲學、心理學和科學,思想開始轉變。
五四前後,一方麵反對舊思想,提倡“徹底輸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學;一方麵宣傳改良社會主義,但受到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影響有限。
1923年,科學與玄學論戰中,支持玄學派,反對科學的人生觀。
1929年的論文集《新哲學論叢》中初步構建了自己的哲學體係:“泛架構主義”和“層創進化”的宇宙觀、“主智的創造的”人生觀和“交互作用”的認識論。他是近代以來第一個嚐試建立自己哲學體係的人。
1931年12月,在《哲學評論》上發表《條理範疇與設準》,開始提出新的認識論觀點。1932年提出了“認識的多元主義”。
他對西方道德學和價值論的介紹,曾引起較大反響。1930年代,張東蓀已被公推為“中國新唯心論領袖”。

1930年代,他曾發起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辯證法的論戰。

1940年代末《觀察》雜誌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爭論中,他提出“社會的計劃性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並存”的主張。
1949年之後,他不再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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