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認同“陳良宇落馬”背後的主線是權力格局調整，肅貪反腐隻是副線，對此事的解讀可有兩個視角，一是江澤民，二是胡錦濤。
從江澤民角度觀之，卸任之初，對新一屆領導人懷有看一看的心態：以前隻能“聽其言”，現在可以“觀其行”；繼任者到底行不行，事關黨國存亡，隻有試一試才見分曉。
既然沒有完全放心，自要保持隨時可“翻盤”的影響力。於是乃有九常委的布局，外間所傳的“上海幫”，作為卸任後江澤民行使影響力的重要基礎之一，也是局中之棋，陳良宇就是其中重要角色。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後，新一屆領導人的表現既中規中矩，又能迭出新招，在經濟轉型、增進公平等方麵屢有突破。實踐證明，新一屆領導人已能兼顧保黨、保國的要求，老一代已可放心。與此同時，原來權力布局的負麵性卻逐漸凸顯，不但使執政黨無法形成“一個核心”這種最有利於發揮集權體製效率的格局，而且兩大核心旗下勢力不可避免的相互傾紮，成了各級官員阻撓不合己意、己利的中央決策上令下行的掩體與憑仗，嚴重惡化了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及黨內政治生態。顯然，考察不應該無限期地延伸，由第四代徹底掌控全局已經刻不容緩。此時，江的態度舉足輕重。陳良宇落馬向外界公示了江的抉擇，事實證明，江澤民具有顧全大局的理性與壯士斷腕的決斷。
從胡錦濤角度看，可居第一線掌權的法定時間已過去五分之二，自己仍未能名實相符，不難想見其心急如焚。不管是從個人得失考慮，還是從欲有一番作為的責任心出發，全麵奠定胡錦濤時代已經時不我待。即將召開的十七大是一難得機會，正可借機全麵洗牌，為胡錦濤時代的有效運轉奠定組織基礎。但這一切能否兌現，取決於仍掌遙控之能的江的態度。江、胡達成協議，乃有陳良宇的落馬。陳良宇落馬的必要性在於：江、胡達成協議隻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盡快讓全黨知道並且相信：江、胡已經達成協議，胡錦濤時代真正開始了。否則，十七大的洗牌必定要大經周折，延誤時機。要使黨內相信此點並不容易，口頭表達已經無濟於事，人們同樣要“聽其言，觀其行”──十六大時早已有“言”，但未見其“行”；現在人們需要的是“行”。身為上海幫大將的陳良宇的落馬，即是眾目可見之“行”，可作為“江澤民已放手”的確切無疑信號。至此，胡錦濤的“核心”位子已經坐正，十七大洗牌時雖然在高層仍難免有所妥協，但對中下層已可生殺予奪。
由此可見陳良宇之“冤屈”。以反腐肅貪論，陳良宇罪有應得；但此次“辦陳”的主因是鋪墊十七大的布局，陳良宇於此完全是身不由己。陳雖然正麵質疑過新領導集體的權威，但那時作為對新一屆領導負有牽製之功能的上海幫之一員，藐視新權威乃題中應有之義──否則何能得江信任，成為卸任後的江澤民行使影響力的重要工具？改換門庭是官場大忌，既然選擇了，就隻能堅持到底，更何況自己效忠的對象並未失勢。以公開詆礪新權威的方式表達對老權威的忠心，既直接有效，可能也確實為老權威所樂見，否則陳良宇何來膽量敢當麵質疑中央決策？陳良宇之“聰明反被聰明誤”之處在於：他自作主張，錯選了攻擊宏觀調控作為發力點，將“表忠心”與“保私利”結合在一起。前者或為江澤民所樂見，後者必為江所不喜：宏觀調控是中央共識，大局所在，縱然損及個人利益，也必須維持大局，不能自亂陣腳。陳良宇被選為十七大的祭品，此中自有其固然。陳的悲哀之處在於：此前他既無法拒絕被江利用，當下他也無力抵擋被江“棄子”。
當江對胡尚存疑慮、需要上海幫行使牽製之責時，江、陳仿佛一幫一體；及至江回心轉意，上海幫再無所用、兼且弊生時，江對陳即棄之若蔽。這種決殺果斷、視私情如無物，並非自江澤民始。鄧小平曾斷然罷黜楊家將，為江澤民的掌權鋪路，盡管楊家將在1992年鄧南巡時保駕護航、功不可沒，盡管楊家將並沒有象陳良宇這樣被捉住貪腐尾巴。經曆了文革的殘酷政治鬥爭後，鄧小平已變得溫和而富於人情味。在其晚年，對部下的過錯表現得多所包容，就象康熙晚年時一樣。但一旦危及政權穩定，鄧立即就由“繞指柔”變回“百煉鋼”，表現出毫不遲疑、絕不手軟，不管是應對“六四”，還是罷黜楊家將。江澤民雖曆練遠不能與鄧相比，但麵對危機隱患，同樣表現得鐵血果斷，對待如此，對待陳良宇亦然，這是政治家成功的必備素質。並非鄧、江有所特殊，而是政治乃一大染缸，浸染越深，離常人的性情就越遠。所以對政治家的行為不能以常理猜度，他們有他們自己特殊的行事尺度與道德標準。在那兒，人情輕於鴻毛；雖然有時候看起來溫情脈脈，其實這隻是掩飾真實意圖的麵具，緩和人際磨擦的潤滑劑。
私情不足恃，那些自以為背靠大樹即可高枕無憂、橫行無忌的利益攸關者當知所凜惕，當心不知不覺間淪為上位者權力遊戲的犧牲品。由於在現行體製下，新舊權力的交割必須經曆過渡期、過渡期的終結必須有所明示，預計如楊家將、陳良宇之輩仍將代代不絕，這是維係傳統政治模式有效延續的必備祭品。
從江澤民角度觀之，卸任之初，對新一屆領導人懷有看一看的心態：以前隻能“聽其言”，現在可以“觀其行”；繼任者到底行不行，事關黨國存亡，隻有試一試才見分曉。
既然沒有完全放心，自要保持隨時可“翻盤”的影響力。於是乃有九常委的布局，外間所傳的“上海幫”，作為卸任後江澤民行使影響力的重要基礎之一，也是局中之棋，陳良宇就是其中重要角色。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後，新一屆領導人的表現既中規中矩，又能迭出新招，在經濟轉型、增進公平等方麵屢有突破。實踐證明，新一屆領導人已能兼顧保黨、保國的要求，老一代已可放心。與此同時，原來權力布局的負麵性卻逐漸凸顯，不但使執政黨無法形成“一個核心”這種最有利於發揮集權體製效率的格局，而且兩大核心旗下勢力不可避免的相互傾紮，成了各級官員阻撓不合己意、己利的中央決策上令下行的掩體與憑仗，嚴重惡化了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及黨內政治生態。顯然，考察不應該無限期地延伸，由第四代徹底掌控全局已經刻不容緩。此時，江的態度舉足輕重。陳良宇落馬向外界公示了江的抉擇，事實證明，江澤民具有顧全大局的理性與壯士斷腕的決斷。
從胡錦濤角度看，可居第一線掌權的法定時間已過去五分之二，自己仍未能名實相符，不難想見其心急如焚。不管是從個人得失考慮，還是從欲有一番作為的責任心出發，全麵奠定胡錦濤時代已經時不我待。即將召開的十七大是一難得機會，正可借機全麵洗牌，為胡錦濤時代的有效運轉奠定組織基礎。但這一切能否兌現，取決於仍掌遙控之能的江的態度。江、胡達成協議，乃有陳良宇的落馬。陳良宇落馬的必要性在於：江、胡達成協議隻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盡快讓全黨知道並且相信：江、胡已經達成協議，胡錦濤時代真正開始了。否則，十七大的洗牌必定要大經周折，延誤時機。要使黨內相信此點並不容易，口頭表達已經無濟於事，人們同樣要“聽其言，觀其行”──十六大時早已有“言”，但未見其“行”；現在人們需要的是“行”。身為上海幫大將的陳良宇的落馬，即是眾目可見之“行”，可作為“江澤民已放手”的確切無疑信號。至此，胡錦濤的“核心”位子已經坐正，十七大洗牌時雖然在高層仍難免有所妥協，但對中下層已可生殺予奪。
由此可見陳良宇之“冤屈”。以反腐肅貪論，陳良宇罪有應得；但此次“辦陳”的主因是鋪墊十七大的布局，陳良宇於此完全是身不由己。陳雖然正麵質疑過新領導集體的權威，但那時作為對新一屆領導負有牽製之功能的上海幫之一員，藐視新權威乃題中應有之義──否則何能得江信任，成為卸任後的江澤民行使影響力的重要工具？改換門庭是官場大忌，既然選擇了，就隻能堅持到底，更何況自己效忠的對象並未失勢。以公開詆礪新權威的方式表達對老權威的忠心，既直接有效，可能也確實為老權威所樂見，否則陳良宇何來膽量敢當麵質疑中央決策？陳良宇之“聰明反被聰明誤”之處在於：他自作主張，錯選了攻擊宏觀調控作為發力點，將“表忠心”與“保私利”結合在一起。前者或為江澤民所樂見，後者必為江所不喜：宏觀調控是中央共識，大局所在，縱然損及個人利益，也必須維持大局，不能自亂陣腳。陳良宇被選為十七大的祭品，此中自有其固然。陳的悲哀之處在於：此前他既無法拒絕被江利用，當下他也無力抵擋被江“棄子”。
當江對胡尚存疑慮、需要上海幫行使牽製之責時，江、陳仿佛一幫一體；及至江回心轉意，上海幫再無所用、兼且弊生時，江對陳即棄之若蔽。這種決殺果斷、視私情如無物，並非自江澤民始。鄧小平曾斷然罷黜楊家將，為江澤民的掌權鋪路，盡管楊家將在1992年鄧南巡時保駕護航、功不可沒，盡管楊家將並沒有象陳良宇這樣被捉住貪腐尾巴。經曆了文革的殘酷政治鬥爭後，鄧小平已變得溫和而富於人情味。在其晚年，對部下的過錯表現得多所包容，就象康熙晚年時一樣。但一旦危及政權穩定，鄧立即就由“繞指柔”變回“百煉鋼”，表現出毫不遲疑、絕不手軟，不管是應對“六四”，還是罷黜楊家將。江澤民雖曆練遠不能與鄧相比，但麵對危機隱患，同樣表現得鐵血果斷，對待如此，對待陳良宇亦然，這是政治家成功的必備素質。並非鄧、江有所特殊，而是政治乃一大染缸，浸染越深，離常人的性情就越遠。所以對政治家的行為不能以常理猜度，他們有他們自己特殊的行事尺度與道德標準。在那兒，人情輕於鴻毛；雖然有時候看起來溫情脈脈，其實這隻是掩飾真實意圖的麵具，緩和人際磨擦的潤滑劑。
私情不足恃，那些自以為背靠大樹即可高枕無憂、橫行無忌的利益攸關者當知所凜惕，當心不知不覺間淪為上位者權力遊戲的犧牲品。由於在現行體製下，新舊權力的交割必須經曆過渡期、過渡期的終結必須有所明示，預計如楊家將、陳良宇之輩仍將代代不絕，這是維係傳統政治模式有效延續的必備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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