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政治與發展研究所
70 年代末，鄧小平為中國製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國策，即：以經濟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以極權政治運作保證政治穩定從而保證經濟改革和發展。此後二十多年，中國經濟確實有高速發展，但是這樣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如鄧小平之願帶來社會滿意和政治穩定，而是導致許多問題和強烈的不滿。而穩定越來越靠鎮壓來維持。近年來，鎮壓出現了新的動向：越來越以黑社會化運作暴力方式來製造恐怖和報複反抗者。這一動向，引起關注中國進步的人們的義憤和焦慮。
為喚起更強烈的公共關注並製止這一傾向，中國政治與發展研究所在 9 月22 日召開了"中國政府黑社會華濫用暴力問題研討會， "邀請各方麵專家研究和討論中國政府黑社會化濫用暴力的現象、性質、原因、程度、後果、前景和出路。研討會後，以下是專家觀點摘要。
中國政治與行政研究所是一批海外中國學者創辦的獨立民間研究機構。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和探索中國發展麵臨的政治問題、條件和選擇，並且在公共空間中發起和推動對這些重大課題的關注和辯論。研究所開展專題研究項目、定期舉辦專題研討會和出版研究成果。這次研討會是中國政治與發展研究所的第一場研討會。
黑社會化濫用暴力是鄧小平路線的必然結果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係博士 王軍濤
最近，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中國政府大量使用黑社會手段對付異議人士的問題。然而，關於這些問題的根源卻談論得不多。我認為，這是源於鄧小平的政治路線。
什麽是鄧小平的政治路線？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改革開放和四項原則這兩個基本點促經濟發展這個中心。在鄧小平心中，其邏輯關係是，要發展經濟就要改革開放，但是改革開放和發展會帶來混亂，於是又要有鐵腕維持穩定，這就是四項原則的現實政治意義。其實，鄧小平對於四項原則沒有興趣；他說不爭論是他的發明；他是實用主義地使用四項原則去鎮壓。
然而，在現實中，堅持一個鐵腕極權政治，去保障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就會導致腐敗和社會不公。經濟改革或者經濟發展或兩者加起來，都不必然導致腐敗和社會不公，但是在一個極權政治條件下進行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就會導致腐敗和社會不公，因為這時給權勢者很大和很多的機會並且不受有效的製衡和挑戰。
在一個日漸開放的社會中，極權者運用暴力的方式不能不受到境外的挑戰，公然使用暴力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於是采取黑社會化的方式就是一個簡單有效和方便的選擇。
這就是中國地方政府黑社會化濫用暴力的政治根源：經濟改革提供了腐敗的機會，極權政治又為暴力維壓製不滿維持權勢者劫掠大眾的秩序提共了機會，開放使得這種政治運作難以公開運作。
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下產生的中國政府黑社會化濫用暴力傾向，不可能通過共產黨的極權體製糾正，更不可能通過什麽八榮八恥的德化教育解決，因為中國的執政者政治需要這樣的方式去維持他們需要的穩定。
中國共產黨必須改變政治路線，才能解決問題。這當然不是停止經濟發展，俄於是停止經濟改革，而是進行政治改革，改變極權政治製度及黑箱運作，使得人民可以參與決策，同時容許民眾依法進行集體利益表達和抗爭，鼓勵專業人士幫助民眾依法訴訟維護權益。嚴厲懲辦違法濫用黑社會暴力的地方官員和警察。
中國政府行為黑社會化的曆史根源
曆史學者 高文謙
現在人們在討論中國政府行為黑社會化時，以為這是新近出現的問題。其實，這是不了解中共曆史的緣故。中國政府今天這樣大規模地濫用暴力，政府行為日益黑社會化其來有自。曆史是一麵鏡子，可以鑒往知來。從曆史上來看，中國共產黨自身存在濫用暴力、黑社會化的曆史文化基因。
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初，是陳獨秀先生領導的一個知識分子型政黨，帶有很濃的書生論政的味道。國共分裂後，經過血的祭奠，中共完成了從知識分子型政黨到占山為王的武裝集團的轉變。中共本來是仿效蘇俄式建立的極權政黨，主張暴力革命，內部有 "布爾塞維克鐵的紀律"，對叛徒的懲處極為嚴厲，一切由老大（黨的領袖和太上皇）說了算。這些特點與封建幫會並無二致。
除了蘇俄式革命政黨的基因外，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陳獨秀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而取而代之的毛澤東則是靠鼓吹湖南農民運動起家的，有著極強的痞子氣和暴力化傾向。在毛的手中，把中共一步步改造成農民造反黨。一部中共政治史充滿了暴力、血腥和殘殺，在"革命"的名義下，可以不擇一切手段。舉其犖犖大者，如強迫革命的 "燒殺政策"，在上海從事恐怖暗殺，包括顧順章的滅門一案，遍及各蘇區令人毛骨 悚然的的肅反鬥爭等等。中共建國後，整個中國都成了毛澤東殘民以逞的實驗場，餓殍無數，冤獄遍於國中，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未能幸免。
中國共產黨靠暴力打下天下後，始終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當年中共在"革命 "的名義下，幹過許多違反人性的事情。當烏托邦的理想褪色後，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不擇手段，日益顯露出其痞子化、流氓化和暴力化的本色。過去，人們對此存在認識誤區，以為共產黨隻是為了一種崇高的理想而不得不采取極端的手段。其實，在共產黨的字典中從來就沒有尊重人權內容。從政治文化的分類來看，那時中共的政治行為已經黑社會化了，采用的是黑社會流氓地痞的手段，其黨文化也帶有濃厚的黑社會化的印記。
當前，中共已經完全拋棄了當年的理想主義，淪為一個赤裸裸的特權利益集團，全部的作為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壟斷權力。然而，畢竟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它再也無法像毛澤東那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要顧及自己的臉麵和國際聲譽，這便是當前中共執政者的尷尬所在，所謂"有賊心沒賊膽"。於是，便"與時俱進"，在 "和諧社會""依法治國" 的招牌下，或指使黑道人物對大陸民眾的維權活動進行暴力鎮壓，或公然采用流氓手段，對維權活動和異議人士栽贓陷害，賊喊捉賊。這便是當前中國政府行為日益黑社會化的症結所在。
從曆史中探討國家暴力的性質
哈佛大學東亞史博士候選人 王丹
粉碎"四人幫"之後，社會上對中共的國家暴力問題逐漸淡漠。一直到了"六四"，中共政權的暴力本質才再一次受到人們的注意。實際上，如果我們梳理一下不太遙遠的曆史，就可以發現，國家暴力始終是中共統治的基礎和維持統治的秘訣。
1950年代，共產黨在大陸麵臨建立與鞏固新的政權的挑戰。如何完成這個任務，部分地取決於並且決定著政權的性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權采用了政治暴力作為鞏固政權的手段，這就是大著名的 "紅色恐怖"：土改，肅反，三反五反，胡風事件，反右運動等等。政治運動自從1949年之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每次政治運動，帶來的都是殘酷的鎮壓以及社會恐懼心理的滋長。曆史可以看到，恐懼的陰雲逐漸積累，一直發展到了狂風暴雨的頂峰 ――文化大革命。可以說，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史，就是一部國家暴力與社會恐懼相互交織的曆史。離開"恐懼"這個詞，我們就無法真正了解那個政權以及它帶給中國政治生活的深遠影響。
我現在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國家暴力的比較研究。今天不可能詳細說明論文內容，但是結論是可以與各位分享的，那就是：政治暴力並不僅僅是極權製度的手段，更是它的本質。政治暴力的運用的目的不僅僅在於鞏固政權，更在於行使政權。已往我們都認為國家暴力隻是維持統治的手段，但是對於中共這個通過暴力建立政權，並從列寧，斯大林那裏得到很多指導的政黨來說，暴力本身就是他們執政的一種方式，暴力也是"革命"的一種形式。正如 Stephen Cowtois在《共產主義黑皮書》序言中所說："（共產國家）把鎮壓當成製度，並在某些陣發的階段將恐怖上升為一種統治方式。"恐怖成了"繼續革命"的內容，有了意識形態性。"。猶有甚者，中共通過暴力調動國家機器中非人性的部分，使得人性的惡的部分可以與惡性的製度相互配合，這成為了中共統治的秘訣。
極權製度為什麽采用暴力手段？國家暴力是如何以及通過怎麽的機製實施的？國家暴力背後的文化，曆史與政治淵源是什麽？暴力是極權製度的本質還是手段？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在回顧曆史的過程中認真思考。
從統治者濫用黑社會式暴力看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危機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 張倫
政治合法性的狀況從來就是以受治者對統治者的權力的認可和服從程度為指標的。因此，暴力的公開濫用也從來都是政治合法性降低的標誌。一九八九年的暴力鎮壓一方麵顯露出中共政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麵也更加重了這種危機。作為緩解危機的手段，執政者以強化經濟建設和適度讓渡一些社會空間來緩解危機。問題是，在政治結構不做任何調整的狀況下所作的這些措施，隻能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情境下起到作用，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分化，利用權力謀取暴利，國家向權貴階層的政策傾斜等等都必然導致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也就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握有的權力和權力的行使的不認可和不服從。統治者表麵上要維持的公正和事實上服務於或受製於權貴階層的狀況，造成統治者和民眾、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巨大緊張。為緩解這種緊張，在後極權時期，合法性日漸衰落的執政者一方麵必然要標榜其權力的民意基礎，加緊粉飾其權力，因此不能輕易動用暴力；另一方麵又需要使用暴力維係統治，壓製所有日漸增長的對其質疑的聲音和力量。這是兩種相互矛盾的需要。黑社會式的暴力濫用便成為解決這種困境的一種現實的、方便的和應急式的選擇。
這種狀況真實揭示著權力的現實境況。不過，這種飲鳩止渴式的方式，不僅不能解決而且事實上隻能進一步惡化合法性危機。解決之道，還是必須回歸到製度建設、重建政權的合法性途徑上來。需要說明的是，這裏隻是在非法的使用暴力上借用"黑社會式"一詞，但實際上，一般的黑社會隻是非法使用暴力，並不一定濫用暴力，並且畢竟受到合法權力的製約和壓製 ；令人擔憂和憤怒的是，在中國，現在存在著這樣的趨勢：一些官員與黑社會相勾結或者扮演黑社會來使用非法的暴力，全麵壓製對其的批評和反抗，統治者對非法暴力的濫用越來越普遍、越來越依賴並認為具有必要性和合法性。這不僅會導致政治合法性危機的加深，也必將極大地傷害社會的道德基礎，加深全社會的社會和道德危機。
法治化瓶頸導致公權黑化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法學院博士侯選人 陳小平
政府權力黑社會化是公權黑化問題。公權黑化就是政府權力流氓化過程。我認為公權黑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法治化瓶頸問題。
第一，在當今中國， " 法治" 是中國政要頗為喜歡談論的響亮口號之一。從1997 中共提出" 法治國家" ，1999 年" 法治" 入憲，到2004 年" 法治政府" 和" 社會主義憲政 " ，這套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性質截然不同的新型話語在給當今政要臉上貼金的同時，也導致了當今中國維權運動的空前高漲。
第二，維權，無論是個案還是群體性維權事件，在捍衛具體公民權利的同時，它還質疑、甚至挑戰抽象的非正義的、有違憲嫌疑的法律規則；通過具體個案、群體性事件訴訟、請願和對抽象法律提出違憲審查請願以及違權領袖群的出現，維權運動進一步發展到對共產黨權力結構、權力基礎提出質疑、甚至挑戰這一新階段。
第三，勞教、勞改、專橫逮捕、任意拘禁、超時拘押等一直是政府用來對付維權者的手段。雖然這些手段對付個體維權者得心應手，但對付群體性維權事件和這些年成長起來的維權領袖群體顯然力不從心；通過所謂"" 合法" 和赤裸裸的非法方式對依照法律步步為營的維權者進行迫害，不僅使司法權因政治化而被玷汙，也或明或暗受到越來越力求司法職業化的司法人員的抵製。可以說，當今中國司法係統受令迫害維權者而應支付的代價越來越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政府權力黑化開始出現。公權黑化根本上源於法治－維權－共產黨權力之間的內在張力。維權見證了中國法治化的艱難，而公權黑化則說明當今中國法治化就是烏托邦化。
必須製止中共政府黑社會化的危險趨勢
《北京之春》主編 胡平
著名維權人士、獨立中文筆會會員趙昕先生，曾在今年初趙紫陽去世期間，因向北京市公安局遞交遊行申請書，而被逮捕，隨後取保候審被釋放。不久前，他因送父母回老家，經允許離開北京，與父母一道參加四川省光大旅行社組織的九寨溝旅遊團，於2005年11月17日晚，在茂縣羌林大酒店遭一群來曆不明的暴徒毆打致傷。暴徒們在施暴過程中，使用了鋼管等凶器猛擊趙昕頭部，致使他頭部縫了11針，右腿髕骨骨折。現場有旅行團的7名成員，但隻有趙昕一人遭到毆打。據趙昕說，一輛奧迪車在出事前後，一直尾隨他們旅遊團。出事後，導遊下車去詢問奧迪車，車上人員向導遊打聽了趙昕的受傷情況，隨後離去，不再尾隨 。奧迪車是國安局最常見的公務用車之一。趙昕是著名的非暴力維權人士。他在遭受毆打時，一直未作抵抗。
最近一段時期，接二連三地發生國內的維權人士遭到所謂身份不明的暴徒的暴力傷害的事件。就在不久前的太石村事件中，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陪同兩名律師和一名記者進村走訪被關押村民，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暴徒襲擊，暴徒還試圖製造車禍假象置艾曉明於死地；來自湖北地區的人大代表呂邦列也因協助太石村民維權活動而遭到暴徒毆打直至昏厥。
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上述事件中出現的所謂"身份不明"的暴徒，不是一般的土匪、流氓或黑社會，他們根本是地方政府雇傭的打手。例如太石村事件中的艾曉明女士，是中山大學很有知名度和受人尊重的教授，當她在互聯網上把自己遭到暴徒襲擊的事情公布後，她發現她的同事、朋友和學生竟然極少有人敢於站出來表示抗議或向她表示聲援。媒體也對此保持沉默。可見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這夥暴徒是有來頭的，否則大家不會害怕表達他們的憤慨。今天的中國社會並不是無政府狀態，也不是諸侯割據，在發生如此嚴重的毆打事件後，政府竟然置之不理。這就證明這些暴徒的後台就是政府自己，雖然這次唆使打手行凶的也許隻是很低一級的地方政府，但是他們有恃無恐，說明其行為得到更上級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默許以致縱容。
我們知道，從"六四"開始，中共當局在出動軍警暴力鎮壓民眾時就已經是悍然不顧法律，但有時候由於實在師出無名，要動用正規鎮壓機製還是有很大的困難。盡管大多數人懾於中共淫威不敢公開抗議，但畢竟還有少數勇敢者堅持抗爭。在這場力量對比懸殊的貓鼠遊戲中，異議人士積累了很多經驗，他們大體上能夠預計到他們采取何種行為會引起當局何種反應以及他們會麵對何種後果，這樣，他們就能在堅持抗爭的同時盡可能地保護自己，從而做到在有限的、可承受的風險之內進行有效的抗爭。然而最近這一係列暴力事件，政府幹脆幕後唆使打手直接對你施加人身傷害，這就是說，不論你擁有怎樣安全的社會地位，也不論你在抗爭中如何機智，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如何在現行法律下無懈可擊，讓當局抓不住你任何把柄，拿你無可奈何，但是隻要政府看你不順眼，它就可以直接動用黑社會式的暴力威脅你的生命。這就徹底打破了原來的遊戲規則，變成赤裸裸的恐怖主義。如果我們聽任中共這種做法得逞甚至發展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這裏我們呼籲，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密切關注這一係列暴力傷害事件，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包括向國際社會發出我們的聲音，形成廣泛的壓力。我們必須提出嚴正要求，要讓行凶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者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法律應有的製裁，同時也要讓那些蓄意封鎖消息隱瞞真相包庇凶手及其後台的人付出應付的代價。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係列暴力傷害事件的發生，表明了中共政府正在走向黑社會化。這既表明了當局的殘暴和凶狠，又表明了當局的無恥、虛弱與黔驢技窮。我們必須行動起來，製止這一危險的趨勢。
上麵講到中共政權的黑社會化，主要是指政府公然不顧起碼的法律程序，雇傭流氓和暴徒，有時甚至幹脆由公安武警出麵，直接對維權人士施加人身傷害，用黑社會式的暴力威脅你的生命。這是中共黑社會化的一種表現。中共的黑社會化還有另一種表現，那就是中共自己變得越來越象黑社會。
我們知道，黑社會是指在社會上暗中活動的犯罪集團。黑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其活動的非法性，黑社會的成員都知道他們的活動，按照現行法律是非法的，是犯罪的。黑社會要吸收新成員，首先就要求你去幹一件犯罪的行為。黑社會中幾乎沒有無辜的人，你隻要身在其中，你就必須和別人一道幹壞事，否則你就無法在裏麵混下去，別人就要把你趕走，甚至還要加害於你。
原福建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就是不甘心與同僚們同流合汙，要揭發其他官員的腐敗行為，到頭來反而被別人扣上腐敗的罪名。不久前，原四川犍為縣縣委書記田玉飛，因涉嫌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在成都中級法院受審。同案犯之一是犍為縣原 縣長楊國友，楊國友在法庭上說，他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才不得不受賄的，否則，自己將會受到黨的第一把手、縣委書記田玉飛的打擊報複，這是官場的"潛規則"。
在當今的中國官場，一個官員想潔身自好是極其困難的，因為你會被貪汙受賄的大多數視為異類，不但工作上得不到應有的支持，還會受到排擠，乃至遭到報複，被人"整倒"。時至今日，中共統治集團已經墮落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貪汙腐敗集團，一個犯罪集團，已經成為一個黑社會。和其他黑社會一樣，中共統治集團內部一方麵矛盾重重，彼此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甚至互相火併。但是另一方麵又顯得非常"團結"，因為大家都是在同一條賊船上，麵對法律，麵對廣大人民，大家都是罪犯，不團結對外不行。早在十年前的反腐敗小說《天怒》裏，作者就通過書中一位貪官之口指明，中共現政權正是讓大小官員們享有貪汙腐敗的大好機會，從而贏得他們對政權的支持維護，這就叫"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正如一位署名"凱子王"的網友所說：在曆史上，確實有過不少專製國家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獲得成功，但是從未有過一個高度腐敗的政權自動改革，還政於民的先例。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國家僅僅是專製的、獨裁的，那麽其中的大部分官員都是在依照這個政權所頒布的法律和政策進行工作並得到相應的待遇。一旦最高統治者要進行改革，改變原來的法律和政策，一般官員用不著擔心自己會受到處罰，他們隻要照新法律新政策辦事就行了。他們可以把過去做的錯事壞事推給先前的最高領導者，推給原來的法律和政策，推給舊體製，他們自己則可以免予被追究。因此他們不必擔心改革會給自己帶來什麽災難，頂多是使自己的利益受一些損失罷了，所以他們也不會拚命反對改革，不會拚命維護舊體製。畢竟，他們與舊製度還沒有到生死與共的程度；與新製度也沒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但是一個徹底腐敗的政權就不是這樣了。因為腐敗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法律被貪官的意誌所架空。徹底腐敗，意味著大部分官員都處在所謂無法無天的非法狀態違法狀態。即便按照現行的法律和政策，他們也是罪犯。雖然說現行體製為官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但畢竟，腐敗不腐敗是個人的選擇。你不能，起碼是很難把自己的腐敗罪過全都推給上級領導者，推給原來的法律和政策，推給舊體製。就象前麵提到的那位原犍為縣縣長楊國友，楊國友說他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才不得不受賄的。這話不是沒道理，但是你畢竟還是犯了罪，你終究無法免於罪責。可以想象，一旦實行民主改革，還政於民，不要說再有什麽新的，更公正廉明的法律，即便按過去的法律，大部分官員也很難避免因腐敗問題而被清算。因此，他們和民主改革是根本敵對的。
我早先曾經指出：一般而言，政治清算要懲罰的人比較少，因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當局的決策，其它大小官員隻是執行命令。經濟問題就不同了。腐敗不腐敗畢竟是個人選擇，而不是上級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責，也許隻需要對少量領導者實行懲罰；追究經濟犯罪，免不了要對一大批官員問罪。這就是為什麽在"六四"之後，經濟改革非但不再是促進政治改革的動力，而且還變成政治改革的阻力。所以，時至今日，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能寄希望於統治集團的自身改革。時至今日，中國的民主轉型更加離不開民間力量。如劉曉波所言，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正象劉曉波指出的那樣，固然，權貴者們恐懼清算，因此千方百計地抗拒清算。但是權貴者們的恐懼，其效果也有兩麵性，它既可能使權貴者頑抗到底，也可能使權貴者順從民意――"隻要民間要求社會公正的道義壓力足夠強大，設計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為底線"。應該說，這是當今中國麵臨的最重要也最棘手的問題。
六四之後，經濟改革非但不再是促進政治改革的動力，而且還變成政治改革的阻力。時至今日，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能寄希望於統治集團的自身改革。時至今日，中國的民主轉型更加離不開民間力量。
中國社會整體上是個黑社會
《憲政中國網站》版主 易改
人與某一個群體有利益依存關係以及行為上的製約關係,這個人就很自然地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員 .如果這個群體利益的取得不符合社會倫理道德,不符合公開, 公正程序,和個人行為規範不符合當時的社會公認的契約製度.那麽這個群體就是個黑社會群體 ,個人則就是黑社會成員.
基於上述論斷,中共控製下的中國社會則具有典型的整體性黑社會特征 .
中國社會整體的黑社會的利益結構和行為表現為:
從利益的取得和分配看,打家劫舍是中共積累財富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手段 .打土豪分天地.是中國社會幾代人仍然記憶猶新的口號. 這個過程使所有的人變成無產者,此後所有個體利益的取得,必須依賴於這個社會控製體係的自上而下的計劃分配 .這跟黑社會的利益取得及分配結構並無二至.暴力 ,是整個社會運行的常規手段.
個體喪失獨立的經濟地位,因此喪失獨立的人格 . 所有人的行為因受到這個集團的控製而出現盲目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先確立了四項基本原則, 所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很顯然,這個憲法 ,既是共產黨控製這個社會的幫規.這個社會的道德標準, 是非觀念,行為準則多共產幫沒有約束能力.個人崇拜是典型的幫會文化 .
從成員結構上看,中國共產黨員是這個黑社會的骨幹份子 .所有的黨員,隻要你效忠於黨的利益,忠於上層幫主 ,則利益分配和權利享用就會有一定的保障,三心二意或者犯上做難則小命難保 . 這個集團的控製者實際上就是這個大黑社會的幫主.人民, 則是被這個黑社會盤剝的對象.
生存的需要使人們學會忍耐,屈從了暴力的淫威, 並逐步適應了中國的黑社會環境,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但一個特殊的現象是,一部分人在中共恩威並施的手段下,患上了斯德歌爾摩綜合症 ,對這個黑社會群體產生認同,甘願享受這個利益集團的嗟來之食, 甚至是對這個黑社會集團感恩戴德. 這是令國際社會百思不得其解的.也是中國社會很難發生根本改變的主要原因 .
認識到這個殘酷的社會結構,我們才有可能找到清理這個黑社會殘渣的基本途徑 .對於黑社會而言,當今潮流,放下尊嚴 ,融入其中同流合汙是很多人的選擇.我們有些人選擇了逃避 .逃避當然也是一條出路.但隻是為了逃避,還在這裏討論它就沒有什麽意義了 . 我們還應當力爭改造這個社會，隻有從政治上改變中國政治的極權特征，才能實現去黑社會化，建立正義的法治社會。
政府黑社會化現象反映了什麽問題？
<新聞自由導報> 主編 吳仁華
政府黑社會化現象目前在中國非常普遍，深受其害的不僅僅是異議人士、具有政治化傾向的維權人士，還包括拆遷戶、下崗職工、農民工、退伍軍人、信仰者，就連律師、大學教師、新聞記者，也不能幸免。
古今中外，動用國家專政機器鎮壓民眾，是專製政權的一個通例。就國家專政機器而言，沒有比中國共產黨政府更為強大的。而今，中國共產黨政府卻舍棄現成的、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而不用，采用黑社會式的暴力行為，不能不算是一個奇特的現象。
分析這個奇特的現象，我個人覺得有兩點體會值得提出來與大家分享。
政府黑社會化現象首先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尷尬的處境。近些年來，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了樹立新的形象，挽回民心，大肆鼓吹"依法治國 "、" 執政為民"、 "文明執法"，而當越來越多的各界民眾依法行動起來，用各種合法的方式維護自身的權益，對專製體製和官僚體製造成強烈的衝擊時，中國共產黨政府根本不能依法處置這些依法維權的各界民眾，隻好便宜從事，采用非法的、黑社會的暴力手段予以鎮壓。用國家專政機器對付異議人士，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來講，畢竟還有法理依據，而用國家專政機器對付依法維權的普通工農大眾，就是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來講，也無法找到任何法理依據。
其次，政府黑社會化現象反映了維權運動蓬勃發展的現狀。從異議人士、知識分子、信仰者，到拆遷戶、下崗職工、農民工、退伍軍人，從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到居住權、生存權，全都融入了維權運動之中，並形成了無可阻擋的洪流，對專製體製和官僚體製造成強大的衝擊，使得當權者驚恐不已，不得不在動用傳統的專政機器的同時，大量采用黑社會的暴力方式，不擇手段地予以鎮壓。在當今的維權大軍中，異議人士、知識分子、信仰者所占的比例並不多，更多的是拆遷戶、下崗職工、農民工、退伍軍人，他們幾乎遍及社會各個階層，這正是讓當權者寢食不安，讓國家專政機器失效，不得不采用黑社會式的暴力行為的主要原因。
對於政府黑社會化現象，我們當然要予以強烈的譴責。不過，我們或許因此而對中國的前途更具信心，政府黑社會化現象畢竟是社會末世的景象，"冬天來臨了，春天還會遙遠嗎？ "
政府黑社會化行為是中國走向法治的最後障礙和對自由的威脅
《中國司法觀察》 李進進
政府黑社會化行為指的是利用獨裁政府自己都人為非法和見不得人的行為來控製和迫害人民的行為。比如，利用一些暴徒毆打那些主持正義的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趙昕先生被一群“暴徒”毆打，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陪同兩名律師和一名記者進村走訪被關押村民，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暴徒”襲擊。還有就是栽贓陷害行為。這些行為為什麽掛到政府的頭上？這是因為受害人是異議份子，而政府又不做追究或調查“暴徒”，輿論報道又被政府所控製。
政府黑社會化行為是中國走向法治進程中的最後的障礙。這是因為，中國在走向世界文明的進程中已經不能用過去傳統的政治動員，政治控製，行政和經濟手段來達到控製人的手段。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人一點遷徙自由都沒有。人不是被單位管住了就是被居委會管住了。你要出去搞政治活動，政府用不著找一幫“暴徒”來揍你。政府可以直收養或收容辦法（行政手段，從來沒有法律根據）來管住趙昕等“政治搗亂份子” 。現在收容審查製度在法律上已經取消了。同時雖然憲法法律還沒有規定，但是人口的流動在現實中已經相當自由了。經濟上人們也越來越不依賴單位了。中國現有的法律對人們的控製已經達不到過去那種控製的程度了。矛盾在於政府還要控製，特別是控製那些政治異議分子。
同時，中國政府在容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它不得不對自由世界有所承諾。世界的輿論也在監督中國政府的行為。鄧小平提法製建設，胡景濤提憲製和法治。中國的法律製度也在某些方麵進步。但是，法製的發展不能削弱和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最大的局限性。那麽對於那些公開反對共產黨的人和組織，中國現在還可以依據刑法中的顛覆政府罪來加以懲治。可是對於那些在共產黨的法律和政策允許範圍內進行不利於共產黨統治的行為，中國政府的確是來不出來好辦法，隻有靠“黑社會”來解決，不得不靠法律之外的暴力行為或見不得人的栽贓陷害來達到控製的目的。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的黑社會化行為是中國政府自己都不敢承認的反人類文明的行為，是對曆史的倒退。它妨礙中國盡快走向文明和法製的進程。同時它是對自由和理性的威脅。因為在未來的自由民主的中國，我們也不允許任何政黨和組織，派別，群體利用黑社會的行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實際上，在政府支持或安排的的非法行為，我們現在稱為“黑社會化行為”。如果是非政府的黨派或團體或群體搞的黑社會行為，他們與恐怖主義已經相差不遠了。所以我們要堅決製止這種行為。 (記者：蔡楚) [首發,歡迎轉載，請注明出處]-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
70 年代末，鄧小平為中國製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國策，即：以經濟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以極權政治運作保證政治穩定從而保證經濟改革和發展。此後二十多年，中國經濟確實有高速發展，但是這樣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如鄧小平之願帶來社會滿意和政治穩定，而是導致許多問題和強烈的不滿。而穩定越來越靠鎮壓來維持。近年來，鎮壓出現了新的動向：越來越以黑社會化運作暴力方式來製造恐怖和報複反抗者。這一動向，引起關注中國進步的人們的義憤和焦慮。
為喚起更強烈的公共關注並製止這一傾向，中國政治與發展研究所在 9 月22 日召開了"中國政府黑社會華濫用暴力問題研討會， "邀請各方麵專家研究和討論中國政府黑社會化濫用暴力的現象、性質、原因、程度、後果、前景和出路。研討會後，以下是專家觀點摘要。
中國政治與行政研究所是一批海外中國學者創辦的獨立民間研究機構。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和探索中國發展麵臨的政治問題、條件和選擇，並且在公共空間中發起和推動對這些重大課題的關注和辯論。研究所開展專題研究項目、定期舉辦專題研討會和出版研究成果。這次研討會是中國政治與發展研究所的第一場研討會。
黑社會化濫用暴力是鄧小平路線的必然結果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係博士 王軍濤
最近，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中國政府大量使用黑社會手段對付異議人士的問題。然而，關於這些問題的根源卻談論得不多。我認為，這是源於鄧小平的政治路線。
什麽是鄧小平的政治路線？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改革開放和四項原則這兩個基本點促經濟發展這個中心。在鄧小平心中，其邏輯關係是，要發展經濟就要改革開放，但是改革開放和發展會帶來混亂，於是又要有鐵腕維持穩定，這就是四項原則的現實政治意義。其實，鄧小平對於四項原則沒有興趣；他說不爭論是他的發明；他是實用主義地使用四項原則去鎮壓。
然而，在現實中，堅持一個鐵腕極權政治，去保障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就會導致腐敗和社會不公。經濟改革或者經濟發展或兩者加起來，都不必然導致腐敗和社會不公，但是在一個極權政治條件下進行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就會導致腐敗和社會不公，因為這時給權勢者很大和很多的機會並且不受有效的製衡和挑戰。
在一個日漸開放的社會中，極權者運用暴力的方式不能不受到境外的挑戰，公然使用暴力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於是采取黑社會化的方式就是一個簡單有效和方便的選擇。
這就是中國地方政府黑社會化濫用暴力的政治根源：經濟改革提供了腐敗的機會，極權政治又為暴力維壓製不滿維持權勢者劫掠大眾的秩序提共了機會，開放使得這種政治運作難以公開運作。
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下產生的中國政府黑社會化濫用暴力傾向，不可能通過共產黨的極權體製糾正，更不可能通過什麽八榮八恥的德化教育解決，因為中國的執政者政治需要這樣的方式去維持他們需要的穩定。
中國共產黨必須改變政治路線，才能解決問題。這當然不是停止經濟發展，俄於是停止經濟改革，而是進行政治改革，改變極權政治製度及黑箱運作，使得人民可以參與決策，同時容許民眾依法進行集體利益表達和抗爭，鼓勵專業人士幫助民眾依法訴訟維護權益。嚴厲懲辦違法濫用黑社會暴力的地方官員和警察。
中國政府行為黑社會化的曆史根源
曆史學者 高文謙
現在人們在討論中國政府行為黑社會化時，以為這是新近出現的問題。其實，這是不了解中共曆史的緣故。中國政府今天這樣大規模地濫用暴力，政府行為日益黑社會化其來有自。曆史是一麵鏡子，可以鑒往知來。從曆史上來看，中國共產黨自身存在濫用暴力、黑社會化的曆史文化基因。
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初，是陳獨秀先生領導的一個知識分子型政黨，帶有很濃的書生論政的味道。國共分裂後，經過血的祭奠，中共完成了從知識分子型政黨到占山為王的武裝集團的轉變。中共本來是仿效蘇俄式建立的極權政黨，主張暴力革命，內部有 "布爾塞維克鐵的紀律"，對叛徒的懲處極為嚴厲，一切由老大（黨的領袖和太上皇）說了算。這些特點與封建幫會並無二致。
除了蘇俄式革命政黨的基因外，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陳獨秀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而取而代之的毛澤東則是靠鼓吹湖南農民運動起家的，有著極強的痞子氣和暴力化傾向。在毛的手中，把中共一步步改造成農民造反黨。一部中共政治史充滿了暴力、血腥和殘殺，在"革命"的名義下，可以不擇一切手段。舉其犖犖大者，如強迫革命的 "燒殺政策"，在上海從事恐怖暗殺，包括顧順章的滅門一案，遍及各蘇區令人毛骨 悚然的的肅反鬥爭等等。中共建國後，整個中國都成了毛澤東殘民以逞的實驗場，餓殍無數，冤獄遍於國中，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未能幸免。
中國共產黨靠暴力打下天下後，始終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當年中共在"革命 "的名義下，幹過許多違反人性的事情。當烏托邦的理想褪色後，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不擇手段，日益顯露出其痞子化、流氓化和暴力化的本色。過去，人們對此存在認識誤區，以為共產黨隻是為了一種崇高的理想而不得不采取極端的手段。其實，在共產黨的字典中從來就沒有尊重人權內容。從政治文化的分類來看，那時中共的政治行為已經黑社會化了，采用的是黑社會流氓地痞的手段，其黨文化也帶有濃厚的黑社會化的印記。
當前，中共已經完全拋棄了當年的理想主義，淪為一個赤裸裸的特權利益集團，全部的作為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壟斷權力。然而，畢竟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它再也無法像毛澤東那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要顧及自己的臉麵和國際聲譽，這便是當前中共執政者的尷尬所在，所謂"有賊心沒賊膽"。於是，便"與時俱進"，在 "和諧社會""依法治國" 的招牌下，或指使黑道人物對大陸民眾的維權活動進行暴力鎮壓，或公然采用流氓手段，對維權活動和異議人士栽贓陷害，賊喊捉賊。這便是當前中國政府行為日益黑社會化的症結所在。
從曆史中探討國家暴力的性質
哈佛大學東亞史博士候選人 王丹
粉碎"四人幫"之後，社會上對中共的國家暴力問題逐漸淡漠。一直到了"六四"，中共政權的暴力本質才再一次受到人們的注意。實際上，如果我們梳理一下不太遙遠的曆史，就可以發現，國家暴力始終是中共統治的基礎和維持統治的秘訣。
1950年代，共產黨在大陸麵臨建立與鞏固新的政權的挑戰。如何完成這個任務，部分地取決於並且決定著政權的性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權采用了政治暴力作為鞏固政權的手段，這就是大著名的 "紅色恐怖"：土改，肅反，三反五反，胡風事件，反右運動等等。政治運動自從1949年之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每次政治運動，帶來的都是殘酷的鎮壓以及社會恐懼心理的滋長。曆史可以看到，恐懼的陰雲逐漸積累，一直發展到了狂風暴雨的頂峰 ――文化大革命。可以說，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史，就是一部國家暴力與社會恐懼相互交織的曆史。離開"恐懼"這個詞，我們就無法真正了解那個政權以及它帶給中國政治生活的深遠影響。
我現在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國家暴力的比較研究。今天不可能詳細說明論文內容，但是結論是可以與各位分享的，那就是：政治暴力並不僅僅是極權製度的手段，更是它的本質。政治暴力的運用的目的不僅僅在於鞏固政權，更在於行使政權。已往我們都認為國家暴力隻是維持統治的手段，但是對於中共這個通過暴力建立政權，並從列寧，斯大林那裏得到很多指導的政黨來說，暴力本身就是他們執政的一種方式，暴力也是"革命"的一種形式。正如 Stephen Cowtois在《共產主義黑皮書》序言中所說："（共產國家）把鎮壓當成製度，並在某些陣發的階段將恐怖上升為一種統治方式。"恐怖成了"繼續革命"的內容，有了意識形態性。"。猶有甚者，中共通過暴力調動國家機器中非人性的部分，使得人性的惡的部分可以與惡性的製度相互配合，這成為了中共統治的秘訣。
極權製度為什麽采用暴力手段？國家暴力是如何以及通過怎麽的機製實施的？國家暴力背後的文化，曆史與政治淵源是什麽？暴力是極權製度的本質還是手段？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在回顧曆史的過程中認真思考。
從統治者濫用黑社會式暴力看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危機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 張倫
政治合法性的狀況從來就是以受治者對統治者的權力的認可和服從程度為指標的。因此，暴力的公開濫用也從來都是政治合法性降低的標誌。一九八九年的暴力鎮壓一方麵顯露出中共政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麵也更加重了這種危機。作為緩解危機的手段，執政者以強化經濟建設和適度讓渡一些社會空間來緩解危機。問題是，在政治結構不做任何調整的狀況下所作的這些措施，隻能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情境下起到作用，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分化，利用權力謀取暴利，國家向權貴階層的政策傾斜等等都必然導致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也就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握有的權力和權力的行使的不認可和不服從。統治者表麵上要維持的公正和事實上服務於或受製於權貴階層的狀況，造成統治者和民眾、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巨大緊張。為緩解這種緊張，在後極權時期，合法性日漸衰落的執政者一方麵必然要標榜其權力的民意基礎，加緊粉飾其權力，因此不能輕易動用暴力；另一方麵又需要使用暴力維係統治，壓製所有日漸增長的對其質疑的聲音和力量。這是兩種相互矛盾的需要。黑社會式的暴力濫用便成為解決這種困境的一種現實的、方便的和應急式的選擇。
這種狀況真實揭示著權力的現實境況。不過，這種飲鳩止渴式的方式，不僅不能解決而且事實上隻能進一步惡化合法性危機。解決之道，還是必須回歸到製度建設、重建政權的合法性途徑上來。需要說明的是，這裏隻是在非法的使用暴力上借用"黑社會式"一詞，但實際上，一般的黑社會隻是非法使用暴力，並不一定濫用暴力，並且畢竟受到合法權力的製約和壓製 ；令人擔憂和憤怒的是，在中國，現在存在著這樣的趨勢：一些官員與黑社會相勾結或者扮演黑社會來使用非法的暴力，全麵壓製對其的批評和反抗，統治者對非法暴力的濫用越來越普遍、越來越依賴並認為具有必要性和合法性。這不僅會導致政治合法性危機的加深，也必將極大地傷害社會的道德基礎，加深全社會的社會和道德危機。
法治化瓶頸導致公權黑化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法學院博士侯選人 陳小平
政府權力黑社會化是公權黑化問題。公權黑化就是政府權力流氓化過程。我認為公權黑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法治化瓶頸問題。
第一，在當今中國， " 法治" 是中國政要頗為喜歡談論的響亮口號之一。從1997 中共提出" 法治國家" ，1999 年" 法治" 入憲，到2004 年" 法治政府" 和" 社會主義憲政 " ，這套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性質截然不同的新型話語在給當今政要臉上貼金的同時，也導致了當今中國維權運動的空前高漲。
第二，維權，無論是個案還是群體性維權事件，在捍衛具體公民權利的同時，它還質疑、甚至挑戰抽象的非正義的、有違憲嫌疑的法律規則；通過具體個案、群體性事件訴訟、請願和對抽象法律提出違憲審查請願以及違權領袖群的出現，維權運動進一步發展到對共產黨權力結構、權力基礎提出質疑、甚至挑戰這一新階段。
第三，勞教、勞改、專橫逮捕、任意拘禁、超時拘押等一直是政府用來對付維權者的手段。雖然這些手段對付個體維權者得心應手，但對付群體性維權事件和這些年成長起來的維權領袖群體顯然力不從心；通過所謂"" 合法" 和赤裸裸的非法方式對依照法律步步為營的維權者進行迫害，不僅使司法權因政治化而被玷汙，也或明或暗受到越來越力求司法職業化的司法人員的抵製。可以說，當今中國司法係統受令迫害維權者而應支付的代價越來越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政府權力黑化開始出現。公權黑化根本上源於法治－維權－共產黨權力之間的內在張力。維權見證了中國法治化的艱難，而公權黑化則說明當今中國法治化就是烏托邦化。
必須製止中共政府黑社會化的危險趨勢
《北京之春》主編 胡平
著名維權人士、獨立中文筆會會員趙昕先生，曾在今年初趙紫陽去世期間，因向北京市公安局遞交遊行申請書，而被逮捕，隨後取保候審被釋放。不久前，他因送父母回老家，經允許離開北京，與父母一道參加四川省光大旅行社組織的九寨溝旅遊團，於2005年11月17日晚，在茂縣羌林大酒店遭一群來曆不明的暴徒毆打致傷。暴徒們在施暴過程中，使用了鋼管等凶器猛擊趙昕頭部，致使他頭部縫了11針，右腿髕骨骨折。現場有旅行團的7名成員，但隻有趙昕一人遭到毆打。據趙昕說，一輛奧迪車在出事前後，一直尾隨他們旅遊團。出事後，導遊下車去詢問奧迪車，車上人員向導遊打聽了趙昕的受傷情況，隨後離去，不再尾隨 。奧迪車是國安局最常見的公務用車之一。趙昕是著名的非暴力維權人士。他在遭受毆打時，一直未作抵抗。
最近一段時期，接二連三地發生國內的維權人士遭到所謂身份不明的暴徒的暴力傷害的事件。就在不久前的太石村事件中，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陪同兩名律師和一名記者進村走訪被關押村民，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暴徒襲擊，暴徒還試圖製造車禍假象置艾曉明於死地；來自湖北地區的人大代表呂邦列也因協助太石村民維權活動而遭到暴徒毆打直至昏厥。
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上述事件中出現的所謂"身份不明"的暴徒，不是一般的土匪、流氓或黑社會，他們根本是地方政府雇傭的打手。例如太石村事件中的艾曉明女士，是中山大學很有知名度和受人尊重的教授，當她在互聯網上把自己遭到暴徒襲擊的事情公布後，她發現她的同事、朋友和學生竟然極少有人敢於站出來表示抗議或向她表示聲援。媒體也對此保持沉默。可見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這夥暴徒是有來頭的，否則大家不會害怕表達他們的憤慨。今天的中國社會並不是無政府狀態，也不是諸侯割據，在發生如此嚴重的毆打事件後，政府竟然置之不理。這就證明這些暴徒的後台就是政府自己，雖然這次唆使打手行凶的也許隻是很低一級的地方政府，但是他們有恃無恐，說明其行為得到更上級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默許以致縱容。
我們知道，從"六四"開始，中共當局在出動軍警暴力鎮壓民眾時就已經是悍然不顧法律，但有時候由於實在師出無名，要動用正規鎮壓機製還是有很大的困難。盡管大多數人懾於中共淫威不敢公開抗議，但畢竟還有少數勇敢者堅持抗爭。在這場力量對比懸殊的貓鼠遊戲中，異議人士積累了很多經驗，他們大體上能夠預計到他們采取何種行為會引起當局何種反應以及他們會麵對何種後果，這樣，他們就能在堅持抗爭的同時盡可能地保護自己，從而做到在有限的、可承受的風險之內進行有效的抗爭。然而最近這一係列暴力事件，政府幹脆幕後唆使打手直接對你施加人身傷害，這就是說，不論你擁有怎樣安全的社會地位，也不論你在抗爭中如何機智，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如何在現行法律下無懈可擊，讓當局抓不住你任何把柄，拿你無可奈何，但是隻要政府看你不順眼，它就可以直接動用黑社會式的暴力威脅你的生命。這就徹底打破了原來的遊戲規則，變成赤裸裸的恐怖主義。如果我們聽任中共這種做法得逞甚至發展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這裏我們呼籲，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密切關注這一係列暴力傷害事件，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包括向國際社會發出我們的聲音，形成廣泛的壓力。我們必須提出嚴正要求，要讓行凶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者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法律應有的製裁，同時也要讓那些蓄意封鎖消息隱瞞真相包庇凶手及其後台的人付出應付的代價。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係列暴力傷害事件的發生，表明了中共政府正在走向黑社會化。這既表明了當局的殘暴和凶狠，又表明了當局的無恥、虛弱與黔驢技窮。我們必須行動起來，製止這一危險的趨勢。
上麵講到中共政權的黑社會化，主要是指政府公然不顧起碼的法律程序，雇傭流氓和暴徒，有時甚至幹脆由公安武警出麵，直接對維權人士施加人身傷害，用黑社會式的暴力威脅你的生命。這是中共黑社會化的一種表現。中共的黑社會化還有另一種表現，那就是中共自己變得越來越象黑社會。
我們知道，黑社會是指在社會上暗中活動的犯罪集團。黑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其活動的非法性，黑社會的成員都知道他們的活動，按照現行法律是非法的，是犯罪的。黑社會要吸收新成員，首先就要求你去幹一件犯罪的行為。黑社會中幾乎沒有無辜的人，你隻要身在其中，你就必須和別人一道幹壞事，否則你就無法在裏麵混下去，別人就要把你趕走，甚至還要加害於你。
原福建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就是不甘心與同僚們同流合汙，要揭發其他官員的腐敗行為，到頭來反而被別人扣上腐敗的罪名。不久前，原四川犍為縣縣委書記田玉飛，因涉嫌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在成都中級法院受審。同案犯之一是犍為縣原 縣長楊國友，楊國友在法庭上說，他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才不得不受賄的，否則，自己將會受到黨的第一把手、縣委書記田玉飛的打擊報複，這是官場的"潛規則"。
在當今的中國官場，一個官員想潔身自好是極其困難的，因為你會被貪汙受賄的大多數視為異類，不但工作上得不到應有的支持，還會受到排擠，乃至遭到報複，被人"整倒"。時至今日，中共統治集團已經墮落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貪汙腐敗集團，一個犯罪集團，已經成為一個黑社會。和其他黑社會一樣，中共統治集團內部一方麵矛盾重重，彼此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甚至互相火併。但是另一方麵又顯得非常"團結"，因為大家都是在同一條賊船上，麵對法律，麵對廣大人民，大家都是罪犯，不團結對外不行。早在十年前的反腐敗小說《天怒》裏，作者就通過書中一位貪官之口指明，中共現政權正是讓大小官員們享有貪汙腐敗的大好機會，從而贏得他們對政權的支持維護，這就叫"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正如一位署名"凱子王"的網友所說：在曆史上，確實有過不少專製國家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獲得成功，但是從未有過一個高度腐敗的政權自動改革，還政於民的先例。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國家僅僅是專製的、獨裁的，那麽其中的大部分官員都是在依照這個政權所頒布的法律和政策進行工作並得到相應的待遇。一旦最高統治者要進行改革，改變原來的法律和政策，一般官員用不著擔心自己會受到處罰，他們隻要照新法律新政策辦事就行了。他們可以把過去做的錯事壞事推給先前的最高領導者，推給原來的法律和政策，推給舊體製，他們自己則可以免予被追究。因此他們不必擔心改革會給自己帶來什麽災難，頂多是使自己的利益受一些損失罷了，所以他們也不會拚命反對改革，不會拚命維護舊體製。畢竟，他們與舊製度還沒有到生死與共的程度；與新製度也沒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但是一個徹底腐敗的政權就不是這樣了。因為腐敗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法律被貪官的意誌所架空。徹底腐敗，意味著大部分官員都處在所謂無法無天的非法狀態違法狀態。即便按照現行的法律和政策，他們也是罪犯。雖然說現行體製為官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但畢竟，腐敗不腐敗是個人的選擇。你不能，起碼是很難把自己的腐敗罪過全都推給上級領導者，推給原來的法律和政策，推給舊體製。就象前麵提到的那位原犍為縣縣長楊國友，楊國友說他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才不得不受賄的。這話不是沒道理，但是你畢竟還是犯了罪，你終究無法免於罪責。可以想象，一旦實行民主改革，還政於民，不要說再有什麽新的，更公正廉明的法律，即便按過去的法律，大部分官員也很難避免因腐敗問題而被清算。因此，他們和民主改革是根本敵對的。
我早先曾經指出：一般而言，政治清算要懲罰的人比較少，因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當局的決策，其它大小官員隻是執行命令。經濟問題就不同了。腐敗不腐敗畢竟是個人選擇，而不是上級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責，也許隻需要對少量領導者實行懲罰；追究經濟犯罪，免不了要對一大批官員問罪。這就是為什麽在"六四"之後，經濟改革非但不再是促進政治改革的動力，而且還變成政治改革的阻力。所以，時至今日，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能寄希望於統治集團的自身改革。時至今日，中國的民主轉型更加離不開民間力量。如劉曉波所言，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正象劉曉波指出的那樣，固然，權貴者們恐懼清算，因此千方百計地抗拒清算。但是權貴者們的恐懼，其效果也有兩麵性，它既可能使權貴者頑抗到底，也可能使權貴者順從民意――"隻要民間要求社會公正的道義壓力足夠強大，設計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為底線"。應該說，這是當今中國麵臨的最重要也最棘手的問題。
六四之後，經濟改革非但不再是促進政治改革的動力，而且還變成政治改革的阻力。時至今日，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能寄希望於統治集團的自身改革。時至今日，中國的民主轉型更加離不開民間力量。
中國社會整體上是個黑社會
《憲政中國網站》版主 易改
人與某一個群體有利益依存關係以及行為上的製約關係,這個人就很自然地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員 .如果這個群體利益的取得不符合社會倫理道德,不符合公開, 公正程序,和個人行為規範不符合當時的社會公認的契約製度.那麽這個群體就是個黑社會群體 ,個人則就是黑社會成員.
基於上述論斷,中共控製下的中國社會則具有典型的整體性黑社會特征 .
中國社會整體的黑社會的利益結構和行為表現為:
從利益的取得和分配看,打家劫舍是中共積累財富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手段 .打土豪分天地.是中國社會幾代人仍然記憶猶新的口號. 這個過程使所有的人變成無產者,此後所有個體利益的取得,必須依賴於這個社會控製體係的自上而下的計劃分配 .這跟黑社會的利益取得及分配結構並無二至.暴力 ,是整個社會運行的常規手段.
個體喪失獨立的經濟地位,因此喪失獨立的人格 . 所有人的行為因受到這個集團的控製而出現盲目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先確立了四項基本原則, 所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很顯然,這個憲法 ,既是共產黨控製這個社會的幫規.這個社會的道德標準, 是非觀念,行為準則多共產幫沒有約束能力.個人崇拜是典型的幫會文化 .
從成員結構上看,中國共產黨員是這個黑社會的骨幹份子 .所有的黨員,隻要你效忠於黨的利益,忠於上層幫主 ,則利益分配和權利享用就會有一定的保障,三心二意或者犯上做難則小命難保 . 這個集團的控製者實際上就是這個大黑社會的幫主.人民, 則是被這個黑社會盤剝的對象.
生存的需要使人們學會忍耐,屈從了暴力的淫威, 並逐步適應了中國的黑社會環境,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但一個特殊的現象是,一部分人在中共恩威並施的手段下,患上了斯德歌爾摩綜合症 ,對這個黑社會群體產生認同,甘願享受這個利益集團的嗟來之食, 甚至是對這個黑社會集團感恩戴德. 這是令國際社會百思不得其解的.也是中國社會很難發生根本改變的主要原因 .
認識到這個殘酷的社會結構,我們才有可能找到清理這個黑社會殘渣的基本途徑 .對於黑社會而言,當今潮流,放下尊嚴 ,融入其中同流合汙是很多人的選擇.我們有些人選擇了逃避 .逃避當然也是一條出路.但隻是為了逃避,還在這裏討論它就沒有什麽意義了 . 我們還應當力爭改造這個社會，隻有從政治上改變中國政治的極權特征，才能實現去黑社會化，建立正義的法治社會。
政府黑社會化現象反映了什麽問題？
<新聞自由導報> 主編 吳仁華
政府黑社會化現象目前在中國非常普遍，深受其害的不僅僅是異議人士、具有政治化傾向的維權人士，還包括拆遷戶、下崗職工、農民工、退伍軍人、信仰者，就連律師、大學教師、新聞記者，也不能幸免。
古今中外，動用國家專政機器鎮壓民眾，是專製政權的一個通例。就國家專政機器而言，沒有比中國共產黨政府更為強大的。而今，中國共產黨政府卻舍棄現成的、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而不用，采用黑社會式的暴力行為，不能不算是一個奇特的現象。
分析這個奇特的現象，我個人覺得有兩點體會值得提出來與大家分享。
政府黑社會化現象首先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尷尬的處境。近些年來，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了樹立新的形象，挽回民心，大肆鼓吹"依法治國 "、" 執政為民"、 "文明執法"，而當越來越多的各界民眾依法行動起來，用各種合法的方式維護自身的權益，對專製體製和官僚體製造成強烈的衝擊時，中國共產黨政府根本不能依法處置這些依法維權的各界民眾，隻好便宜從事，采用非法的、黑社會的暴力手段予以鎮壓。用國家專政機器對付異議人士，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來講，畢竟還有法理依據，而用國家專政機器對付依法維權的普通工農大眾，就是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來講，也無法找到任何法理依據。
其次，政府黑社會化現象反映了維權運動蓬勃發展的現狀。從異議人士、知識分子、信仰者，到拆遷戶、下崗職工、農民工、退伍軍人，從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到居住權、生存權，全都融入了維權運動之中，並形成了無可阻擋的洪流，對專製體製和官僚體製造成強大的衝擊，使得當權者驚恐不已，不得不在動用傳統的專政機器的同時，大量采用黑社會的暴力方式，不擇手段地予以鎮壓。在當今的維權大軍中，異議人士、知識分子、信仰者所占的比例並不多，更多的是拆遷戶、下崗職工、農民工、退伍軍人，他們幾乎遍及社會各個階層，這正是讓當權者寢食不安，讓國家專政機器失效，不得不采用黑社會式的暴力行為的主要原因。
對於政府黑社會化現象，我們當然要予以強烈的譴責。不過，我們或許因此而對中國的前途更具信心，政府黑社會化現象畢竟是社會末世的景象，"冬天來臨了，春天還會遙遠嗎？ "
政府黑社會化行為是中國走向法治的最後障礙和對自由的威脅
《中國司法觀察》 李進進
政府黑社會化行為指的是利用獨裁政府自己都人為非法和見不得人的行為來控製和迫害人民的行為。比如，利用一些暴徒毆打那些主持正義的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趙昕先生被一群“暴徒”毆打，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陪同兩名律師和一名記者進村走訪被關押村民，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暴徒”襲擊。還有就是栽贓陷害行為。這些行為為什麽掛到政府的頭上？這是因為受害人是異議份子，而政府又不做追究或調查“暴徒”，輿論報道又被政府所控製。
政府黑社會化行為是中國走向法治進程中的最後的障礙。這是因為，中國在走向世界文明的進程中已經不能用過去傳統的政治動員，政治控製，行政和經濟手段來達到控製人的手段。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人一點遷徙自由都沒有。人不是被單位管住了就是被居委會管住了。你要出去搞政治活動，政府用不著找一幫“暴徒”來揍你。政府可以直收養或收容辦法（行政手段，從來沒有法律根據）來管住趙昕等“政治搗亂份子” 。現在收容審查製度在法律上已經取消了。同時雖然憲法法律還沒有規定，但是人口的流動在現實中已經相當自由了。經濟上人們也越來越不依賴單位了。中國現有的法律對人們的控製已經達不到過去那種控製的程度了。矛盾在於政府還要控製，特別是控製那些政治異議分子。
同時，中國政府在容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它不得不對自由世界有所承諾。世界的輿論也在監督中國政府的行為。鄧小平提法製建設，胡景濤提憲製和法治。中國的法律製度也在某些方麵進步。但是，法製的發展不能削弱和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最大的局限性。那麽對於那些公開反對共產黨的人和組織，中國現在還可以依據刑法中的顛覆政府罪來加以懲治。可是對於那些在共產黨的法律和政策允許範圍內進行不利於共產黨統治的行為，中國政府的確是來不出來好辦法，隻有靠“黑社會”來解決，不得不靠法律之外的暴力行為或見不得人的栽贓陷害來達到控製的目的。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的黑社會化行為是中國政府自己都不敢承認的反人類文明的行為，是對曆史的倒退。它妨礙中國盡快走向文明和法製的進程。同時它是對自由和理性的威脅。因為在未來的自由民主的中國，我們也不允許任何政黨和組織，派別，群體利用黑社會的行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實際上，在政府支持或安排的的非法行為，我們現在稱為“黑社會化行為”。如果是非政府的黨派或團體或群體搞的黑社會行為，他們與恐怖主義已經相差不遠了。所以我們要堅決製止這種行為。 (記者：蔡楚) [首發,歡迎轉載，請注明出處]-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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