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不能容二虎:毛澤東和他的黨內對手的鬥爭 (ZT)

在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他不得不麵對至少來自三個方麵的競爭壓力，也不得不因此而與對手們進行著多方麵、多層次、多角度的政治軍事博弈。正是因為在這樣大風大浪、滄海橫流、真刀真槍、劍拔弩張的環境中脫穎而出，才更加顯示了毛澤東超拔於世的一種大英雄的本色。

　　三個方麵的競爭壓力是指：一是軍事上的敵人，如蔣介石和日本人；二是製度上的牽製，如各省委、特委、中央特派員、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共產國際、蘇聯；三是黨內對手的擾動。

　　盡管毛澤東在建黨之初就獲得了一個頗為有利的政治資源（即參與建黨），並在此後承擔過一些並非不起眼的政治角色（如黨中央秘書、國民黨代宣傳部長、中共農民委員會主席、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等），但他的真正崛起卻應該從他組織秋收起義並割據羅霄開始的。可以說，從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九日到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這四十九年，是毛澤東政治生涯的核心路段。而在毛澤東從一個“山大王”的角色一步步取得黨內核心權力並在名義和實際上都成為黨的領袖的過程中，他曆盡了沉浮和艱辛。每一個競爭者都對他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和考驗。在與這些黨內對手的鬥爭中，他涉險過關，並成就了“亂雲飛渡仍從容”的傳奇一生。

　　路線鬥爭是黨內常情，毛澤東的黨內對手也有過多位。但從在黨內地位與其不相伯仲、各自擁有相當的政治力量、相互之間的利益衝突錯綜複雜、矛盾不可調和、處理不當則有亡黨危險的，可以說隻有李文林、王明、劉少奇三位。朱德陳毅雖然也在紅四軍七大上與毛澤東勢如水火並各據山頭——毛的主要擁護者是林彪，而朱陳的主要擁護者是劉安恭——但畢竟是可以調和的，經過中央的九月來信其間的誤會和恩怨盡消。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也曾不斷，但大多體現為並不激烈的見解不同，無論是在寧都會議上周恩來以看上去有些陰謀的方式罷除在性格和行為方式上為他所不喜歡的毛澤東的兵權還是在長江局期間與王明組成“第二政治局”與延安中央分庭抗禮，周恩來在事後都作了誠懇的認錯和修正；更何況在二人的鬥爭中黨內地位一直處在相當的傾斜中也使之不構成勢均力敵的對手。一四方麵軍會師後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矛盾相當激烈，勢成水火，在蘆花會議上更是取得了軍事上的壟斷，被一些史家稱為其意義不遜於遵義會議，毛澤東本人也稱這一段是他“最黑暗的時光”，但是畢竟，先是毛澤東采取“走為上”的策略避免了一四方麵軍的“火並”或分裂，又在後來因為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調停而平息了政爭，且因為毛澤東已經取得了在延安與有關方麵建立統一戰線的先行之利而張國燾則因為西四季軍的失利而大折股肱最終以毛澤東的勝利而告結束，毛張之爭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直接交火的過程，因此也可以排除在“黨內對手”之外。以後如高崗、彭德懷、林彪等，基本上屬於重量級不對稱的輕度威脅，也構不成什麽正式的“對手”。

　　而與李文林、王明之間的鬥爭則呈現為相近的特征，因之各自成為對方的“心腹之患”不得不魚死網破、破釜沉舟、決一雌雄。

　　這些特征如下：一是雙方地位不相上下或實際上不相上下。二是這種矛盾涉及到各自的政治前途或霸業，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三是雙方鬥爭曠日持久。四是二人間的鬥爭分別導致了大規模的運動。五是鬥爭本身造成了相當的政治影響並使黨內格局發生變化。

　　本文將對此作一具體分析：

　　一、毛澤東與李文林

　　李文林，江西吉安人。與毛澤東一樣，是出身於富農之家的小知識分子。曾參加南昌起義。後來回鄉組織農民武裝，與賴經邦組織了東固紅軍獨立二、四團，並在賴犧牲後成為東固紅軍的首腦。朱毛在井岡山的公開割據失敗後，東固山的秘密割據曾經引起毛澤東的極大興趣。

　　朱毛紅軍與獨立二、四團的東固會師本來也可以成為一段如朱毛會師一樣的佳話。但因為毛李之間越來越嚴重的政見不合而導致了代表著紅四軍前委的毛澤東與代表著贛西南地方黨的李文林之間的組織鬥爭。二人以各自代表的力量後來發展到互挖牆角甚至相互仇殺的地步。李文林（曾任贛西南特委書記和江西行動委員會主席）、王懷、龍超清、劉昌偕等甚至免除了毛澤東心腹劉士奇職務並謀殺了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而毛澤東也因為獲得了與李文林有怨的屬下李韶九的投靠。

　　因為李立三的支持，李文林一度成為在贛西南與毛澤東分庭抗禮的另一個權威中心。二人看上去頗為默契的肅反活動成為相互拆台甚至打擊的極好機會。在李文林的具體組織下，毛澤東所在的第一方麵軍（包括由紅四軍為基幹力量的紅四軍和紅十二軍以及主要由贛西南紅軍組成的紅六軍和紅二十軍）就有四千五百人被肅（其中殺死了二千二百人）（5），而當時的紅一方麵軍總人數也不過四萬人。後來，毛澤東抓住從吉安所繳獲的一份李文林父親簽字的收款條開始了對李文林及贛西南權威中心的反擊。熟知李文林組織內幕的李韶九被毛澤東派去充當肅反大將，據說是大量采取的“逼供信”手段讓李文林集團迅速崩潰。如果不是後來劉敵所發起的“富田事變”，毛澤東對李文林的清洗可能會到此為止。

劉敵在逃過李韶九的處罰後迅速組織了針對肅反委員會的反撲，這次兵變造成了一百多位肅反士兵的繳械或死亡，並因為誤捕了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間接導致了黨中央的反感。富田事變也最終導致了毛李衝突的大幅度升級，毛澤東親擬檄文並支持了對兵變者的平叛行動（7）。紅二十軍後來縮編為一七五團並退據永陽。雖經項英調停，仍然未能得到後期赴蘇區的任弼石等三人團的認可。紅二十軍的大小首腦幾乎全部遭遇了處死。而李文林也在一年以後來到蘇區任書記的周恩來的批準下押赴刑場。在江西蘇區發生在毛李之間的水火不容的矛盾，曆三年之久最終以毛澤東的勝利而結束。在這個過程中，李文林集團過分注重地方利益並挑起了一次次地黨政內訌的事實，使他即使是在毛澤東已經失去蘇區一把手位置後仍然不能得到同情。曾經參與了永陽獨立的王懷和參與了謀殺袁文才、王佐的龍超清等，也被蘇區中央明令處死。

　　毛李之間的黨內矛盾發展到這種地步，無疑是一場悲劇。可在工農武裝割據處在極其危險的狀況下、敵我晦澀難明的特殊背景中，互相懷疑甚至敵視著的黨內同事，也確實有相當大的概率發生這樣的悲劇。此後，鄧子恢、張鼎丞、鄧發的閩西肅“社會民主黨”、夏曦的洪湖肅反、張國燾、沈澤民的白雀園肅反，都是這樣的悲劇。

　　“有反必肅”是毛澤東一生不變的理念。但肅反的擴大化卻讓這種悲劇擴張為慘劇。在江西蘇區的肅反中，紅二十軍的軍長劉鐵超（史沫特淶的《偉大的道路》中被譯作了劉迪藻）和政委曾炳春也被株連則實在是荒唐。不過，從斯諾所整理的《毛澤東自述》和史沫特淶所采寫的《偉大的道路》中，可以看出朱毛認為劉鐵超的責任遠高於劉敵、謝漢昌等，這也確實讓“富田事變”成為一個仍然未被還原的謎。

　　一如晁蓋襲殺了王倫一般，毛澤東寄居於李文林的東固山（贛西南是其延伸腹地）而又與主人不和，必然會導致二人之間的一次徹底了斷。這次了斷的代價是很大的，甚至因為民心的迷離影響到後來中央紅軍的長征，有人研究發現，在江南革命發生在擴紅方麵的實際障礙使得這些根據地無一例外地走向了失守。當地農民的革命意誌本來並不堅定，又遭遇了發生在井岡山和富田的內訌，百姓對紅軍的擁戴不可能不被打了折扣。長征前“猛烈擴紅”所獲得的八萬多人的紅軍隊伍，在突破湘江之後就銳減為三萬多人，其中就是因為有了大量的“開小差”。


　　對於毛澤東而言，建立一個政令和軍令暢通的根據地是十分必要的。而在查田等方麵與贛西南的分歧、在反圍剿策略上受到李文林的抵觸，使得連一種基本的統一都達不到。而在毛李之間，即使是斥毛為“黨文化”、“黨皇帝”的高華、高文/謙等人，也莫不承認毛澤東的正確。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李之爭中毛勝的結局，是符合邏輯的。後人所歎惋較多的，則更多的是殺戮太重。這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又極可能出自於一種“迫不得已”的必然。對於在某些方麵有“資敵”嫌疑的李文林集團，毛澤東痛下殺手也是出於強烈的自衛本能。而毛澤東相當敏感的“政治本能”也正是使他成為“不死鳥”的原因之一。

　　二、毛澤東與王明

　　毛澤東與王明的鬥爭是毛澤東統一全黨的關鍵一步，這一步恰如其分地發生在毛澤東已經部分地取得了黨內領袖地位後的延安時期。

　　在這之前，從黨的“基層”一步步上升的毛澤東還不具備與王明爭奪的資格。在井岡山，他所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隻是隸屬於湖南省委的一隻武裝，一個省委特派員周魯就可以把他的黨籍撤銷；朱毛會師後，紅四軍仍然被湖南省委所節製，杜修經、楊開明可以輕易地把其中的大部隊調往湘南；“八月失敗”後，朱毛向江西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湖南省委的節製，但仍然受到中央李立三、周恩來的指揮；在中央蘇區，先後有項英、周恩來、博古成為毛澤東的頂頭上司；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之後，毛澤東被罷除兵權專任臨時政府“主席”，名義上達到了與中央平起平坐的位置實際上隻是一個虛職，更是無從與做為共產國際執委及羽記處成員的王明一較短長的資格；長征中的遵義會議讓毛澤東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在很大程度上是博古們無計可施下讓毛澤東“搞一搞”的權宜之計，即使是朱德在與張國燾解釋遵義會議時也沒有足夠的莊重，張聞天們也一直有玩不轉就解散紅軍繼續從事地下鬥爭的打算，而且，被張國燾和王明堅持認為不合法的遵義會議也因此並不具備多少“法律效力”，如此以來，毛澤東更不足以與王明對抗；到達陝北後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央軍委主席”從而擁有了集體領袖的身份，但也僅僅是與張聞天成為競爭對手，因為並非黨的領袖而仍然因為本黨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不能與作為共產國際化身的王明平起平坐；王明剛剛回國時是帶了與蔣介石建立全國統一戰線的使命，毛澤東雖然名義上排在王明之前但不具備任何政治和組織上的優勢，十二月會議甚至讓毛澤東頗覺尷尬；王明與周恩來在武漢時因為“政治局委員人數超過延安”而讓毛澤東所在的延安險些成為武漢中央局的下屬或平行機構；……

毛澤東取得與王明鬥爭的轉機是從王稼祥捎回季米特洛夫關於“維持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的口信開始的，六屆六中全會則是毛澤東向王明發起反擊的第一步。而共產國際解散、王明在蘇聯的靠山米夫被清洗後毛所發起的延安整風，則是對王明鬥爭的實質行動。

　　王明在共產國際，雖然名義上是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身份開展工作，但共產國際執委的特殊角色實際上讓他承擔了中共總部的使命。他不僅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過八一宣言，而且長期代表中共指導東北的抗日鬥爭。這樣的身份慣性，使得王明在武漢時仍然時不時地借用毛澤東名義對外發布意見。而他所領導的長江局（最初稱長江沿岸委員會）則更是因為有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等黨內大佬的支持而尾大不掉。即使是王明被調回延安後，王明仍然成為主管南委、東委的大員，而在部隊裏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在地位上確實與毛澤東勢均力敵。

　　與通過肅反消除李文林肉體和精神上的影響的行動所不同的是，毛澤東希望通過延安整風徹底清算“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共產黨內的思想和組織影響。“反對教條主義以整頓作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主要是從六大以來的政策和效果的角度對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進行思想上的秋後算帳。因為得到了劉少奇、康生、彭真、陳雲、李富春等人的強力支持，延安整風開展地有聲有色。這一運動甚至引起了已經卸任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的關注，並專門發電報為王明和周恩來說清請毛澤東將此二人繼續留在黨內。對於這場鬥爭，自知無法取勝的王明選擇了消極的對抗，他一方麵做出“學習毛澤東”和服從整風結論的表示，一方麵又長期稱病不出席活動。毛澤東在蘇德戰爭爆發而無暇關注中國局勢而抗日戰爭進入到相持階段、華北和華中日軍兵力已經不足以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極好的時機清算了王明的影響並因此而成為黨內獨一無二的政治領袖。

　　共產國際駐延安記者弗位基米洛夫親眼目睹了王明被毛澤東擊敗的全過程，並在自己的日記中留下了大量的關於毛澤東的觀感。聯係江西肅反的事實，他也認識到了毛澤東政治鬥爭手腕的高超。

　　王明作為毛澤東的政治勁敵，一直構成毛澤東的一個沉重心結。在多次黨內鬥爭中，他都會以“你們是想讓王明回來”為要挾。也正是因為成功地擊敗了王明路線，七大才成為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中國共產黨也終於成為毛澤東思想統治下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