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六四屠殺，是中共基於權力恐懼而采取的極端保權措施；六四後，政權穩定成為中共統治的首要目標，因為，隻有政權的穩定才能保證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正如太上皇鄧小平最著名的聖諭所說：“要像珍惜眼睛那樣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但這不過是強權下的獨裁秩序，將社會公器變成權貴階層牟取私利的私具。那些跟著權貴們強調穩定的知識精英，也絕非為民眾和國家的利益著想，而隻是基於既得利益的考慮來為權貴們站台。 ( )
說白了，為了使掠奪、鎮壓和屠殺合法化，就必須編造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藉口，這個藉口就是“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穩定，中共采取鎮壓與收買相結合的策略，一方麵，通過鎮壓、嚴控等手段把民間反對活動扼死在萌芽中，通過言論管製把自由知識分子邊緣化；另一方麵，中共不惜大把花錢，對內買穩定，收買精英和中心城市；對外買友誼，收買西方大國和無賴小國。
對內，“穩定論”成為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的核心，成為中共拒絕政改和迫害人權的魔咒，也成為大陸的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重大分歧之一。為了平息民意批評、壓製民主訴求和誤導社會輿論，中共宣傳機構及其禦用精英會說得天花亂墜，由GDP優先到科學發展觀，由宣傳“溫飽小康”到營造“和諧盛世”，由“三個代表”到“新三民主義”，從“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但萬變不離其宗，拒絕政治改革的所有理由最終歸結為一個理由：在國情的製約下，急於政治改革不利於“社會穩定”。每次兩會的總理記者會上，一旦外國記者提出“六四”問題，無論是朱鎔基還是溫家寶，都以“穩定比甚麽都重要”的理由，為大屠殺辯護。更是為了“穩定”這一最大的政權利益，對互聯網時代的民間議政潮流，采取越來越嚴厲的網絡管製，文字獄每年都有；對近年來興起的民間維權活動，自然也要采取強力鎮壓的策略，而且，官權礙於合法性困境，甚至越來越經常采取黑社會手段打壓維權人士。
對外，“穩定論”成了中共應對國際批評的護身符。美國批評中國人權惡化，中共祭出“為維護來之不易的中美關係的穩定，應該以對話代替對抗”；台灣政府推動 “去中國化運動”，中共指責阿扁破壞“台海局勢的穩定”；香港民意反對23條立法、要求政製改革，北京指責“香港民主派反中亂港，破壞了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穩定論”的背後是典型的敵視民意和罔顧人權的獨裁邏輯，它從來不問民間訴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隻問黨國及權貴利益是否得到保護，是否有利於一黨獨裁的穩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動亂，因為自由使個人自主和社會多元化，民主使權力壟斷變成權力分享；自發生長的民意表達和人權訴求也是動亂，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達的和平內容，也會被獨裁者視為威脅穩定的敵對勢力，必須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不進行六四大屠殺，中國早就天下大亂了；六四後，不鎮壓民主黨和、不壓製失業者和農民的權益訴求、不堵截上訪者、不嚴控異見人士、不封鎖信息和網絡、不製造文字獄、不抓捕維權律師……也將引發社會動亂。換言之，在獨裁者眼中，隻要是民意的自發表達，無論這表達采取何種方式，統統都會被中共政權及其禦用精英們視為“添亂”。自由民主是動亂，因為自由使個人自主和社會多元化，民主使權力壟斷變成權力分享；自發生長的民意表達和人權訴求也是動亂，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達的和平內容，也會被獨裁者視為威脅穩定的敵對勢力，必須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
以中國目前的官權太強而民權太弱的現狀而言，即便是八九運動那樣的浩大聲勢，也不會走向導致天下大亂的暴力革命。而且，民間首選的維權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徑，隻有在合法途徑毫無效果之後，才會采取沒有經過公安局批準的街頭維權，極少數陷於絕望的民眾才會采取激進維權行動，如自焚、衝擊縣鄉政權等。在民間維權中，民眾與官方執法人員發生肢體衝突，大都由執法人員的野蠻鎮壓引起。
中共不斷強化“穩定論”，西方卻流行“崩潰論”。六四剛過，幾乎無人相信，一個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徒手民眾進行大屠殺的政權能夠長存，所以，許多人都預言中共政權將很快走向政治崩潰。然而，誰也沒想到，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崩潰，反而很快地熬過了最孤立的外交困境，並在遠較八十年代激進的經濟改革中維持住了高增長，使政權崩潰的預言沒有兌現。於是，由於中共的獨裁的畸形的跛足發展策略，西方開始周期性地出現中國將走向經濟崩潰的預言。
對這種來自境外的崩潰論，中共最初的反應是厭惡與反駁。但是，慢慢地，中共及其禦用精英突然發現，對於“穩定論”的意識形態灌輸來說，“崩潰論”非但無大害，反而頗有益。與其說“崩潰論”將動搖人們對社會穩定的預期，不如說“崩潰論”將強化人們對社會動亂的恐懼，也就等於強化人們對社會穩定的珍惜。因為，害怕天下大亂是普遍社會心理，崩潰論所描述的未來圖景越逼真，怕亂的社會心理就越強化，甚至使臆造出的天下大亂的未來圖景仿佛變得近在眼前：中國的社會危機之深重，猶如平靜表象下的即將噴發的火山，稍有風吹草動就將烈焰衝天。而唯一能夠將火種熄滅於萌芽狀態的控製力量，隻有掌握著各類主要資源的政權。
於是，境外流行的“崩潰論”和國內固守“穩定論”結合起來，使禦用精英們為現政權的辯護變得更具迷惑性。以至於，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大資本，率先暴富的權貴們和進入白領階層的各界精英們，僅僅是因為害怕“崩潰”這一最壞的結局，也會自發地與現政權達成“穩定共識”，哪怕這種穩定是一種絕對不公正的秩序，是以兩極分化、腐敗橫行、環境破壞、道德空白、人權不彰……為代價，也要比天下大亂好。
由此，崩潰論從反麵強化著穩定論：隻有現行的中共政權才能維持脆弱的社會穩定，而一旦離開了中共獨裁，中國就隻能出現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亂。而沒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團能從天下大亂中獲益──外資無法在中國市場中獲益，中國的精英階層無法獲得財產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實惠，就連好不容易造就的溫飽也將灰飛煙滅。所以，隻要是秩序，哪怕是獨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為所欲為的自由要好。
反過來，離開中共統治的中國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假設，又強化了天下大亂的未來預期，對天下大亂前景的普遍恐懼，就將轉化為對現存獨裁統治的現實性認同。也就是通過強權、欺騙和收買的三管齊下逼迫人們就範，使之在別無選擇的無奈中承認這一預設。社會接受了這一虛假預設，中共政權及現行的極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獲得穩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獨裁政權及權貴們，其次是攀權附貴的各類精英們，再次是少數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損者必定是廣大百姓和大多數邊緣地區，特別是農民和工人。而這種極端不公正，被精英們輕巧地稱為“穩定前提下進行改革”的代價。
憲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現政權放逐到無限期的遙遠未來，自下而上的爭取自由的民間自發運動，之所以被禦用精英們指責為不合國情和添亂，就在於獨裁政權隻是被極少數人壟斷並服務於極少數權貴的秩序，即把社會公器變成一己私具的統治，而憲政民主則是由全民分享並服務於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會公器的過程。
獨裁統治的受益者有理由無視曆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虛幻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隻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虛幻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製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曆史和無視現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隻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1％的善政來為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光正”，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所以，與目前中國的獨裁式穩定所付出的綜合社會代價相比，蘇東轉型的陣痛是在算不了森們，盡管經濟上付出了不小的經濟代價，但在社會綜合效益上卻收益頗豐，特別是個人自由的獲得，不但足以抵消經濟的暫時低迷，而且為未來發展提供了最寶貴的動力。當無權無勢的民眾獲得了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之時，就等於爭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為，對人的生存而言，擁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蘇東的轉型模式肯定優於中國式跛足改革。
僵硬地維持現行體製才可能導致未來的天下大亂，而啟動走向憲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達致長治久安的正途。
2006年8月30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動向》2006年9月號(9/19/2006 2:50) (記者：蔡楚) ( )
(本文隻代表作者或者發稿團體的觀點、立場)
說白了，為了使掠奪、鎮壓和屠殺合法化，就必須編造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藉口，這個藉口就是“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穩定，中共采取鎮壓與收買相結合的策略，一方麵，通過鎮壓、嚴控等手段把民間反對活動扼死在萌芽中，通過言論管製把自由知識分子邊緣化；另一方麵，中共不惜大把花錢，對內買穩定，收買精英和中心城市；對外買友誼，收買西方大國和無賴小國。
對內，“穩定論”成為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的核心，成為中共拒絕政改和迫害人權的魔咒，也成為大陸的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重大分歧之一。為了平息民意批評、壓製民主訴求和誤導社會輿論，中共宣傳機構及其禦用精英會說得天花亂墜，由GDP優先到科學發展觀，由宣傳“溫飽小康”到營造“和諧盛世”，由“三個代表”到“新三民主義”，從“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但萬變不離其宗，拒絕政治改革的所有理由最終歸結為一個理由：在國情的製約下，急於政治改革不利於“社會穩定”。每次兩會的總理記者會上，一旦外國記者提出“六四”問題，無論是朱鎔基還是溫家寶，都以“穩定比甚麽都重要”的理由，為大屠殺辯護。更是為了“穩定”這一最大的政權利益，對互聯網時代的民間議政潮流，采取越來越嚴厲的網絡管製，文字獄每年都有；對近年來興起的民間維權活動，自然也要采取強力鎮壓的策略，而且，官權礙於合法性困境，甚至越來越經常采取黑社會手段打壓維權人士。
對外，“穩定論”成了中共應對國際批評的護身符。美國批評中國人權惡化，中共祭出“為維護來之不易的中美關係的穩定，應該以對話代替對抗”；台灣政府推動 “去中國化運動”，中共指責阿扁破壞“台海局勢的穩定”；香港民意反對23條立法、要求政製改革，北京指責“香港民主派反中亂港，破壞了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穩定論”的背後是典型的敵視民意和罔顧人權的獨裁邏輯，它從來不問民間訴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隻問黨國及權貴利益是否得到保護，是否有利於一黨獨裁的穩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動亂，因為自由使個人自主和社會多元化，民主使權力壟斷變成權力分享；自發生長的民意表達和人權訴求也是動亂，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達的和平內容，也會被獨裁者視為威脅穩定的敵對勢力，必須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不進行六四大屠殺，中國早就天下大亂了；六四後，不鎮壓民主黨和、不壓製失業者和農民的權益訴求、不堵截上訪者、不嚴控異見人士、不封鎖信息和網絡、不製造文字獄、不抓捕維權律師……也將引發社會動亂。換言之，在獨裁者眼中，隻要是民意的自發表達，無論這表達采取何種方式，統統都會被中共政權及其禦用精英們視為“添亂”。自由民主是動亂，因為自由使個人自主和社會多元化，民主使權力壟斷變成權力分享；自發生長的民意表達和人權訴求也是動亂，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達的和平內容，也會被獨裁者視為威脅穩定的敵對勢力，必須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
以中國目前的官權太強而民權太弱的現狀而言，即便是八九運動那樣的浩大聲勢，也不會走向導致天下大亂的暴力革命。而且，民間首選的維權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徑，隻有在合法途徑毫無效果之後，才會采取沒有經過公安局批準的街頭維權，極少數陷於絕望的民眾才會采取激進維權行動，如自焚、衝擊縣鄉政權等。在民間維權中，民眾與官方執法人員發生肢體衝突，大都由執法人員的野蠻鎮壓引起。
中共不斷強化“穩定論”，西方卻流行“崩潰論”。六四剛過，幾乎無人相信，一個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徒手民眾進行大屠殺的政權能夠長存，所以，許多人都預言中共政權將很快走向政治崩潰。然而，誰也沒想到，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崩潰，反而很快地熬過了最孤立的外交困境，並在遠較八十年代激進的經濟改革中維持住了高增長，使政權崩潰的預言沒有兌現。於是，由於中共的獨裁的畸形的跛足發展策略，西方開始周期性地出現中國將走向經濟崩潰的預言。
對這種來自境外的崩潰論，中共最初的反應是厭惡與反駁。但是，慢慢地，中共及其禦用精英突然發現，對於“穩定論”的意識形態灌輸來說，“崩潰論”非但無大害，反而頗有益。與其說“崩潰論”將動搖人們對社會穩定的預期，不如說“崩潰論”將強化人們對社會動亂的恐懼，也就等於強化人們對社會穩定的珍惜。因為，害怕天下大亂是普遍社會心理，崩潰論所描述的未來圖景越逼真，怕亂的社會心理就越強化，甚至使臆造出的天下大亂的未來圖景仿佛變得近在眼前：中國的社會危機之深重，猶如平靜表象下的即將噴發的火山，稍有風吹草動就將烈焰衝天。而唯一能夠將火種熄滅於萌芽狀態的控製力量，隻有掌握著各類主要資源的政權。
於是，境外流行的“崩潰論”和國內固守“穩定論”結合起來，使禦用精英們為現政權的辯護變得更具迷惑性。以至於，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大資本，率先暴富的權貴們和進入白領階層的各界精英們，僅僅是因為害怕“崩潰”這一最壞的結局，也會自發地與現政權達成“穩定共識”，哪怕這種穩定是一種絕對不公正的秩序，是以兩極分化、腐敗橫行、環境破壞、道德空白、人權不彰……為代價，也要比天下大亂好。
由此，崩潰論從反麵強化著穩定論：隻有現行的中共政權才能維持脆弱的社會穩定，而一旦離開了中共獨裁，中國就隻能出現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亂。而沒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團能從天下大亂中獲益──外資無法在中國市場中獲益，中國的精英階層無法獲得財產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實惠，就連好不容易造就的溫飽也將灰飛煙滅。所以，隻要是秩序，哪怕是獨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為所欲為的自由要好。
反過來，離開中共統治的中國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假設，又強化了天下大亂的未來預期，對天下大亂前景的普遍恐懼，就將轉化為對現存獨裁統治的現實性認同。也就是通過強權、欺騙和收買的三管齊下逼迫人們就範，使之在別無選擇的無奈中承認這一預設。社會接受了這一虛假預設，中共政權及現行的極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獲得穩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獨裁政權及權貴們，其次是攀權附貴的各類精英們，再次是少數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損者必定是廣大百姓和大多數邊緣地區，特別是農民和工人。而這種極端不公正，被精英們輕巧地稱為“穩定前提下進行改革”的代價。
憲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現政權放逐到無限期的遙遠未來，自下而上的爭取自由的民間自發運動，之所以被禦用精英們指責為不合國情和添亂，就在於獨裁政權隻是被極少數人壟斷並服務於極少數權貴的秩序，即把社會公器變成一己私具的統治，而憲政民主則是由全民分享並服務於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會公器的過程。
獨裁統治的受益者有理由無視曆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虛幻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隻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虛幻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製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曆史和無視現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隻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1％的善政來為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光正”，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所以，與目前中國的獨裁式穩定所付出的綜合社會代價相比，蘇東轉型的陣痛是在算不了森們，盡管經濟上付出了不小的經濟代價，但在社會綜合效益上卻收益頗豐，特別是個人自由的獲得，不但足以抵消經濟的暫時低迷，而且為未來發展提供了最寶貴的動力。當無權無勢的民眾獲得了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之時，就等於爭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為，對人的生存而言，擁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蘇東的轉型模式肯定優於中國式跛足改革。
僵硬地維持現行體製才可能導致未來的天下大亂，而啟動走向憲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達致長治久安的正途。
2006年8月30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動向》2006年9月號(9/19/2006 2:50) (記者：蔡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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