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中國人，你幸福嗎？(ZT)

逐漸富起來的中國處於難以言喻的焦慮狀態。幸福感成為新的奢侈品，可貴，卻難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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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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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中國大陸的雜誌，經常見到有關中國人是否幸福的評論、調查和報道。其實跟愛情一樣，幸福是一個永遠都說不完，也說不清的話題。西方哲人亞裏士多德（Aristotle）在兩千三百年前就指出，人是追求幸福的動物。天真的美國人甚至將追求幸福的權利寫進憲法，稱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the right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幸福既然是人類生存的目標，何謂幸福？哪一種人最幸福？幸福作為一種心理狀態，與健康、財富、美貌和權力是否有必然關係？這些問題，自然成為各方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如此，「幸福學」應運而生──在講求理性、崇拜科學、認為什麽都可以量化和計算的西方，幸福甚至變成了一門跨科的學問，集數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各科之大成。《時代》雜誌的封麵故事曾以「幸福的科學」（The Science of Happiness）為題，從統計學和科學研究的角度探討幸福的本質，正是這種思維的最佳演繹。()

中國人對西方人這種對幸福窮追不舍、尋根究底的態度大都不以為然，甚至會譏之為緣木求魚。中國的傳統文化當然有深邃的生活智慧，但中國人相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莊子也認為應該「以心靈支配萬物，而不求以力完成之」。所以在中國，幸福更多限於各自的心靈感悟，而有關幸福的理論、詮釋和解說從來不多，更不用說以科學的方法深入探討。()

從這個角度看，最近媒體對中國人幸福感的關注，其實就像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喜歡喝紅酒和聽爵士樂一樣，都是西風東漸的效果。當然，同時這也反映了中國不僅在財富創造和物質條件上跨進了小康社會的門檻，就連人民的生活態度也具備了小康社會的特徵。()

幸福感突然被提上議程，成為熱題，還反映了逐漸富起來的中國正處於一種難以言喻的焦慮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媒體製造了一個怎樣的語境去進行有關幸福的討論。在目前的主流論述中，幸福就算不是站在財富的對立麵，兩者也總是被擺放於一種緊張的關係，彼此的矛盾往往被尖銳化，甚至戲劇化。這或多或少顯示了媒體以至普羅大眾對財富，仍然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敵視和不信任。很明顯，對於長期積弱積貧的中國人來說，財富的創造和累積固然引發他們無窮美麗的想像，但在心靈深處，他們仍然視財富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永遠的他者（the eternal other）。()

這種對財富愛恨交織的矛盾情感，也許解釋了為什麽多個調查發現，農民的幸福感會比城市人高。的確，城市人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衝擊之下，幸福感不易培養，卻首先要麵對足以令其失去自我的身份危機。這種身份危機的關鍵在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應該做狼還是做羊？()

薑戎的《狼圖騰》在中國一紙風行，並且大受好評。他的主要論點是：中國人要與世界的列強比拚，要充分掌握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就必須做一頭驍勇善戰、冒險進取的狼。然而對一般老百姓而言，這始終是一種難以接受的道德想像。近幾年的中國電影，從《盲井》到《天下無賊》到《瘋狂的石頭》，無惡不作的狼一次又一次地栽在善良的羊的手裏，正反映了中國人的集體願望。()

今日住在城市的中國人的焦慮感往往比幸福感強烈，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成為了全球化的首當其衝的承受者。在這個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年代，傳統的價值和國家的概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便曾在美國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文指出，全球化亦是一個「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過程，它製造的「達沃斯人」（Davos Man，位於瑞士的達沃斯是世界經濟論壇的永久會址城市）視國界為掣肘，視國家政府為行事障礙，他們不會對國家效忠，隻會對公司和股東的利益負責。()

可以想像，對於生活在保守與現代、傳統與西方文明夾縫裏的中國城市人，在聽了太多有關傳統的落後、國界的毫無意義、普世價值和地球村的言論和報道之後，他們對國家的傳統、文化和價值，會產生怎樣的懷疑。這些自我懷疑，甚至自我否定，正是現代人焦慮的根源，也是他們失去幸福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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