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民間娛樂惡搞紅色經典》一文中，我講的是中官權不允許民間“色搞”和“惡搞”紅色經典。網絡怪才胡戈以網文《惡搞的社會危害性遠小於正搞》反擊官權禁令。他以紅色經典《開國大典》油畫為例，對民間惡搞和官方正搞的社會危害性作出對比分析。油畫《開國大典》創作於1952 年，中共當局基於政治需要對這幅油畫作了四次正搞了，1954年搞掉了畫麵中的一位政治人物，1968年又玩弄掉包手法，搞掉一位而換上另一位；1970 年再次被正搞，要求再擦掉一個人。無奈這油畫已經被搞兩次，再搞難度很大，隻好放棄篡改而改為臨摹一幅。從此，臨摹畫取代了原畫的位置，而原畫被丟進倉庫。1979年，這幅畫第四次被正搞。胡戈說：“這次‘搞’的要求聽起來就很‘搞’：把這幅畫恢複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複原貌。原作者已經去世了，他的家屬不忍再糟蹋原畫，所以最終還是請了畫家來臨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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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當局對這幅紅色經典的每一次正搞都是篡改，它歪曲曆史、誤導現在和貽害未來，無論其主觀動機如何，但在客觀效果上都是危害性極強的惡搞。
寫完此文，意猶未盡，我又上網尋找惡搞紅色經典的資料。這一找，還真的找出了惡搞紅色經典的“經典”笑料。之所以經典，在於這笑料不是出於網絡民間，而是出於中共宣傳官員之手。對於紅色經典，中共宣傳衙門不僅要根據其政治需要進行“正搞”，而且也會因這些官員的無知而搞出類似惡搞的笑話。
2006年9月12日的《珠江晚報》發表署名為殷國安的文章《當輿論被“二百五”掌控的時候》（此文的資料來自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中國經濟周刊》的《郴州官場“漩渦”》報道）。該文主要評論已經因涉嫌腐敗而被雙規的郴州市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樊甲生的“二百五”行為。據《郴州官場“漩渦”》的報道介紹，樊甲生是典型的“火箭式”幹部，平日裏給人的印象是：“頭發梳得溜光，還注油；走路像在戲台上，邁慢方步；在老百姓麵前開口說話，像在台上作報告。”他很霸道，在郴州市的意識形態領域一言九鼎，晚會節目單和報刊文章都要請他過目，隻要他不高興，一句話就是封殺令。
在郴州市委宣傳部舉辦的一次大型文藝晚會，操辦者自然要把晚會節目單給這位意識形態主管過目。萬萬沒想到的是，樊甲生看到節目單中有京劇《打虎上山》，居然皺著眉頭說，“老虎是重點保護動物，怎麽能打呢？”就這一句反問，此節目便被刪除。
眾所周知，“打虎上山”乃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的最著名唱段，曾經風靡大江南北。凡是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大都會哼唱這個段落。特別是該唱段的前奏中加入了圓號等西洋樂器，真的非常富於創意，幾乎就是這個唱段中最好聽的部分。平心而論，當年江青搞“戲曲革命”，在內容上改變京劇一貫的“厚古博今”而提倡“厚今薄古”，讓京劇這一古老的藝術來表現革命理念和現代生活；在藝術形式上改革傳統而提倡“土洋結合”、“中西結合”，將大量西洋音樂元素注入中國傳統京劇的唱腔，的確豐富了京劇的表現力。無論她在主觀上是否了解西方的現代藝術，但在她主導下完成的革命樣板戲，其客觀效果還頗有點先鋒派的味道。所以，時至今日，活躍於今日舞台上的京劇，也隻有傳統劇目和革命樣板戲。
在近年的紅色經典熱中，文革時的八個革命樣板戲個個走紅，也可稱作大眾文化中的“政治正確”了。所以，中共郴州市市委宣傳部長樊甲生禁演“打虎上山”， 也可以理解為基於現政權的政治正確而禁演革命樣板戲。樊甲生是在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而胡中央上台以來，高調宣傳“科學發展觀”和“綠色GDP”，並將環保指標納入官員的政績考核中。所以，樊甲生就要用現行中央官權的政治正確來惡搞毛時代的政治正確。他禁演《打虎上山》的理由是“老虎是重點保護動物”，這非常符合現政權重視環保的“科學發展觀”。
在中國，有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傳統，官僚集團的大部分成員，都是隻認人而不認路線，隻在乎當下的既得利益而不了解中共曆史。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為什麽作為中共意識形態高官的樊甲生，卻對本黨的紅色經典缺乏起碼的知識。
時下的文化市場正是紅色經典熱，晚會操辦者明知《打虎上山》是著名的紅色經典，安排這樣的節目也是為了趕時髦。但白癡部長刪掉這個節目時，操辦者就是不敢據理力爭，甚至連委婉地向頂頭上司解釋解釋的勇氣都沒有。因為，操辦者的據理力爭或委婉解釋，都會凸現出這位部長大人的無知，非但不能達到保留該節目的預期效果，反而會將部長大人置於當眾出醜的難堪境地，操辦者以後就甭想再混下去了——誰讓我難堪一次，我就叫他難堪一輩子！
中共官員的白癡和霸道，不僅會鬧出惡搞紅色經典的笑話，而且經常會鬧出惡搞中共偉光正形象的笑話。
湖南省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中竟然有如此條款：“女性要第二性征發育正常，乳房對稱，無包塊等方為合格”。這樣的要求，不僅是對女性的公然歧視，而且還暗示了條款製訂者的色情心理。
哈爾濱市公安局巡防支隊為了盡快讓警察身體達標，居然發布了一項瘦身命令：“腰圍超過２尺７的在編民警將全部下崗”。
四川省政府為了防止高官搞“權色交換”或“包二奶”，在製定廉政守則時居然列出“不準為男領導配女秘書”的條款。這也是中國傳統性歧視——女人是禍水——的現代延伸。君不見，中國的正人君子們，把唐朝的由盛而衰歸咎於楊貴妃，把毛澤東罪惡歸咎於江青。
另外一些深入家庭的反腐奇招，也具有惡搞色彩。諸如：讓妻子監督丈夫的“賢內助工程”，讓小學生監督當官家長的“小眼睛監督大眼睛工程”，組織官員的妻子參觀監獄的“再教育工程”，那些因縱容和協助丈夫搞腐敗而入獄的妻子們，向前來參觀的高官妻子們進行現身說法。
有些政府部門完全混淆了法律與道德自律的界限，居然把刑法中的條款列入行為準則中。比如，海關總署的五條禁令有“海關官員不許庇護走私”；湖南省益陽市下轄的兩個教育局頒發的“教師準則”居然有“中小學教師嚴禁奸汙猥褻女生”；安康市建設局下發紅頭文件規定“嚴禁用公款打麻將”。顯然，庇護走私、挪用公款和強奸猥褻少女都是常識性的犯罪行為，在中國刑法中皆有相應的法律條款，而這些政府部門卻將其作為內部禁令，這顯然是法製白癡所為。
也有明目張膽地侵犯人權的行政條款。比如，《江蘇省暫住人口管理條例》中有“嚴禁無婚姻證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的條款；四川新出台了一項的交通法規叫做《行人十二種走路方式要挨罰》。
以上政府部門發布的內部條款，聽起來已經很搞笑了。而有的地方政府發布行為準則，居然要求動物也要爭做正人君子，簡直就是“惡搞”了。成都龍池鎮政府和龍池景區居然製訂了《禮貌山猴行為準則》，要求景區內的猴子做到彬彬有禮：“不許不禮貌，做到文明待客；不許哄搶遊客，做到彬彬有禮；不許騷擾遊客，尤其是女遊客；要助人為樂。”
這些聽起來頗為搞笑的條款，如果是出於民間的有意惡搞，還能讀出其中的機智和幽默。但作為在現實中的政府行為，就隻能淪為白癡類的“政治笑話”了。
獨裁製度對人性的扭曲和摧毀，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官員再善良，也不會超出社會的想象或預期；而邪惡的官權每次極端發作，都會超出人們的想象和預期；官員再智慧，也不會創造出政治奇跡；而白癡的官員每一次創意，其愚蠢都會超出人們的想象和預期。以至於，大量一本正經的官權行為，隻能淪為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柄。以至於，白癡官員們的政治行為，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但在社會效果上都是在惡搞黨和政府的偉光正形象。
“白癡官員”惡搞中共，最終是惡搞中國。因為，絕大多數國民才是為這些白癡官員買單的群體，也是白癡政府行為的主要受害者。
2006年9月15日於北京家中
《民主中國》首發 (記者：蔡楚) ( )
(本文隻代表作者或者發稿團體的觀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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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當局對這幅紅色經典的每一次正搞都是篡改，它歪曲曆史、誤導現在和貽害未來，無論其主觀動機如何，但在客觀效果上都是危害性極強的惡搞。
寫完此文，意猶未盡，我又上網尋找惡搞紅色經典的資料。這一找，還真的找出了惡搞紅色經典的“經典”笑料。之所以經典，在於這笑料不是出於網絡民間，而是出於中共宣傳官員之手。對於紅色經典，中共宣傳衙門不僅要根據其政治需要進行“正搞”，而且也會因這些官員的無知而搞出類似惡搞的笑話。
2006年9月12日的《珠江晚報》發表署名為殷國安的文章《當輿論被“二百五”掌控的時候》（此文的資料來自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中國經濟周刊》的《郴州官場“漩渦”》報道）。該文主要評論已經因涉嫌腐敗而被雙規的郴州市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樊甲生的“二百五”行為。據《郴州官場“漩渦”》的報道介紹，樊甲生是典型的“火箭式”幹部，平日裏給人的印象是：“頭發梳得溜光，還注油；走路像在戲台上，邁慢方步；在老百姓麵前開口說話，像在台上作報告。”他很霸道，在郴州市的意識形態領域一言九鼎，晚會節目單和報刊文章都要請他過目，隻要他不高興，一句話就是封殺令。
在郴州市委宣傳部舉辦的一次大型文藝晚會，操辦者自然要把晚會節目單給這位意識形態主管過目。萬萬沒想到的是，樊甲生看到節目單中有京劇《打虎上山》，居然皺著眉頭說，“老虎是重點保護動物，怎麽能打呢？”就這一句反問，此節目便被刪除。
眾所周知，“打虎上山”乃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的最著名唱段，曾經風靡大江南北。凡是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大都會哼唱這個段落。特別是該唱段的前奏中加入了圓號等西洋樂器，真的非常富於創意，幾乎就是這個唱段中最好聽的部分。平心而論，當年江青搞“戲曲革命”，在內容上改變京劇一貫的“厚古博今”而提倡“厚今薄古”，讓京劇這一古老的藝術來表現革命理念和現代生活；在藝術形式上改革傳統而提倡“土洋結合”、“中西結合”，將大量西洋音樂元素注入中國傳統京劇的唱腔，的確豐富了京劇的表現力。無論她在主觀上是否了解西方的現代藝術，但在她主導下完成的革命樣板戲，其客觀效果還頗有點先鋒派的味道。所以，時至今日，活躍於今日舞台上的京劇，也隻有傳統劇目和革命樣板戲。
在近年的紅色經典熱中，文革時的八個革命樣板戲個個走紅，也可稱作大眾文化中的“政治正確”了。所以，中共郴州市市委宣傳部長樊甲生禁演“打虎上山”， 也可以理解為基於現政權的政治正確而禁演革命樣板戲。樊甲生是在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而胡中央上台以來，高調宣傳“科學發展觀”和“綠色GDP”，並將環保指標納入官員的政績考核中。所以，樊甲生就要用現行中央官權的政治正確來惡搞毛時代的政治正確。他禁演《打虎上山》的理由是“老虎是重點保護動物”，這非常符合現政權重視環保的“科學發展觀”。
在中國，有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傳統，官僚集團的大部分成員，都是隻認人而不認路線，隻在乎當下的既得利益而不了解中共曆史。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為什麽作為中共意識形態高官的樊甲生，卻對本黨的紅色經典缺乏起碼的知識。
時下的文化市場正是紅色經典熱，晚會操辦者明知《打虎上山》是著名的紅色經典，安排這樣的節目也是為了趕時髦。但白癡部長刪掉這個節目時，操辦者就是不敢據理力爭，甚至連委婉地向頂頭上司解釋解釋的勇氣都沒有。因為，操辦者的據理力爭或委婉解釋，都會凸現出這位部長大人的無知，非但不能達到保留該節目的預期效果，反而會將部長大人置於當眾出醜的難堪境地，操辦者以後就甭想再混下去了——誰讓我難堪一次，我就叫他難堪一輩子！
中共官員的白癡和霸道，不僅會鬧出惡搞紅色經典的笑話，而且經常會鬧出惡搞中共偉光正形象的笑話。
湖南省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中竟然有如此條款：“女性要第二性征發育正常，乳房對稱，無包塊等方為合格”。這樣的要求，不僅是對女性的公然歧視，而且還暗示了條款製訂者的色情心理。
哈爾濱市公安局巡防支隊為了盡快讓警察身體達標，居然發布了一項瘦身命令：“腰圍超過２尺７的在編民警將全部下崗”。
四川省政府為了防止高官搞“權色交換”或“包二奶”，在製定廉政守則時居然列出“不準為男領導配女秘書”的條款。這也是中國傳統性歧視——女人是禍水——的現代延伸。君不見，中國的正人君子們，把唐朝的由盛而衰歸咎於楊貴妃，把毛澤東罪惡歸咎於江青。
另外一些深入家庭的反腐奇招，也具有惡搞色彩。諸如：讓妻子監督丈夫的“賢內助工程”，讓小學生監督當官家長的“小眼睛監督大眼睛工程”，組織官員的妻子參觀監獄的“再教育工程”，那些因縱容和協助丈夫搞腐敗而入獄的妻子們，向前來參觀的高官妻子們進行現身說法。
有些政府部門完全混淆了法律與道德自律的界限，居然把刑法中的條款列入行為準則中。比如，海關總署的五條禁令有“海關官員不許庇護走私”；湖南省益陽市下轄的兩個教育局頒發的“教師準則”居然有“中小學教師嚴禁奸汙猥褻女生”；安康市建設局下發紅頭文件規定“嚴禁用公款打麻將”。顯然，庇護走私、挪用公款和強奸猥褻少女都是常識性的犯罪行為，在中國刑法中皆有相應的法律條款，而這些政府部門卻將其作為內部禁令，這顯然是法製白癡所為。
也有明目張膽地侵犯人權的行政條款。比如，《江蘇省暫住人口管理條例》中有“嚴禁無婚姻證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的條款；四川新出台了一項的交通法規叫做《行人十二種走路方式要挨罰》。
以上政府部門發布的內部條款，聽起來已經很搞笑了。而有的地方政府發布行為準則，居然要求動物也要爭做正人君子，簡直就是“惡搞”了。成都龍池鎮政府和龍池景區居然製訂了《禮貌山猴行為準則》，要求景區內的猴子做到彬彬有禮：“不許不禮貌，做到文明待客；不許哄搶遊客，做到彬彬有禮；不許騷擾遊客，尤其是女遊客；要助人為樂。”
這些聽起來頗為搞笑的條款，如果是出於民間的有意惡搞，還能讀出其中的機智和幽默。但作為在現實中的政府行為，就隻能淪為白癡類的“政治笑話”了。
獨裁製度對人性的扭曲和摧毀，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官員再善良，也不會超出社會的想象或預期；而邪惡的官權每次極端發作，都會超出人們的想象和預期；官員再智慧，也不會創造出政治奇跡；而白癡的官員每一次創意，其愚蠢都會超出人們的想象和預期。以至於，大量一本正經的官權行為，隻能淪為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柄。以至於，白癡官員們的政治行為，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但在社會效果上都是在惡搞黨和政府的偉光正形象。
“白癡官員”惡搞中共，最終是惡搞中國。因為，絕大多數國民才是為這些白癡官員買單的群體，也是白癡政府行為的主要受害者。
2006年9月15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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