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布什總統的中國戰略(ZT)

胡錦濤失敗的美國之旅 ( )






有人在評價近年來的中日關係時，用了六個字來形容——“經濟熱，政治冷”；其實，近年來的中美關係大抵也如此——中美之間“政治之冷”的程度，甚至還超過了中日之間。

二零零六年四月，胡錦濤第一次以國家元首身份訪問美國。雖然三年前胡曾以“副元首”身份訪美並受到最高規格接待——那時西方還對他啟動政改心存希望，但此次訪美對胡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胡本人的權力能否得以鞏固。為了讓美方提高接待規格，中方在經濟層麵連續向美國拋出媚眼和甜得發膩的蛋糕：順應美方的壓力將人民幣升值百分之二，與波音公司簽訂超過五十億美元的訂購大單，盡量低調處理中美紡織品貿易糾紛……然而，中方在政治層麵毫無動作，既沒有像江澤民時代那樣每逢重要的外事活動便會釋放幾名標誌性的政治犯，也沒有停止在官方主流媒體上攻擊和醜化美國。

對於胡錦濤來說，這是一次遲到的訪問。二零零五年下半年，胡錦濤期待已久的訪美計劃，卻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颶風災難打亂了。“卡特裏娜”颶風襲擊美國南方，造成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讓美方找到了一個絕佳的借口，臨時取消了胡錦濤對美進行“國事訪問”的計劃，後來將其降低到兩國元首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順便會麵。這樣的草草的一次順便會麵，不可能深入討論兩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也就是一種禮節性的意義而已。由此可見，小布什對會見胡錦濤並無多大的熱情，他深知此人僵化如木乃伊，根本不是一名愉快的談話對象。

對於胡錦濤來說，這是也一次失敗的訪問。這是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訪美以來中國領導人訪美活動中最失敗的一次。如果說三年前胡錦濤訪美時，西方世界還對其抱有一廂情願的希望，認為其多多少少會帶來一些政治方麵的改革和寬容；那麽，在其全麵掌權之後的兩年多裏，胡已經徹底暴露出僵化而冷酷的“毛主義者”的真實麵目，西方不再對他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胡錦濤訪美不可能為中美關係帶來“劇變”，中美要成為親密盟友，還得等到中國大陸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自由的那一天，胡錦濤的所作所為與此目標背道而馳。

胡絕對不會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勇敢地啟動“新思維”和“公開化”，最後不惜自己失去獨享的權力——在不久前的一次內部講話中，胡嚴厲譴責戈氏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並正告大家“引以為戒”。英國《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題為《胡錦濤日顯其權威主義者本色》的文章，該文章分析說：“胡錦濤的保守主義（實際上一貫如此）和他的信念是一致的，即中國共產黨——即便腐敗成風、權力濫用——還是具備自我清潔的能力，不需要任何黨外的監督或者平衡力量。”在胡訪美期間前去演講的耶魯大學——亦是布什總統的母校，其校刊亦毫不掩飾地批評說：“耶魯大學可千萬別忘了中共政權醜陋的一麵。胡的統治正是人權觀察組織所謂的‘高度壓抑狀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宗教迫害、強製驅離、侵犯勞工權益。中共政權還極力圍堵網際網路訊息的自由傳遞。很多耶魯大學所寄予高度評價的準則，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開誠布公的討論等等，在胡的政權下，仍被緊緊的鉗製住。”這些觀點大致與布什總統對中國的看法相吻合。

雖然中美之間有著數額巨大的商貿關係，但是以胡錦濤為代表的專製主義政治結構與以小布什為代表的美國保守主義精神之間的根本對立，短期內根本不可能得以消除。這不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對立，乃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立，是邪惡與正義之間、清白與罪惡之間的對立。對此，布什總統多次強調指出：“我們是處於善惡衝突之中，惡就是惡，美國要對它義正詞嚴。我們對抗邪惡和不講法律的政權，並不是製造問題，而隻是揭露問題。我們要帶領世界反對它們。”布什總統有一種令人吃驚的直覺，他用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比那些故意將問題複雜化的學者更為迅速地把握到了真理的所在。

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布什總統在西點軍校的畢業典禮上所發表的演講，被視為“布什主義”的先聲。在這篇演講中，布什總統明確指出，隻有當世界各國都擁有共同的、普世的價值觀——即“致力於個人的自由”——的時候，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才能最終達成。他談到了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冷戰時代的對手：“西點的好幾代軍官都曾經計劃和演習對蘇俄的戰鬥。我剛剛訪問過新的俄羅斯，那個國家正朝著民主前進，而且是我們在反恐戰爭中的夥伴。甚至中國，那裏的領導人正發現經濟自由是國家財富的惟一持久源泉。他們終究也會發現社會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是國家強大的惟一真正源泉。”這番話其實也是說給中俄兩國領導人聽的，是金玉良言，是逆耳的忠告。以胡錦濤當下的施政方向來看，他根本不願接受這樣的建議——他考慮得更多的還是他本人及其特權階層手中的權力，而民眾的自由恰恰是其獨裁權力的墳墓。這番話亦是布什的中國戰略的根基——中國作為一個實行一黨專製的獨裁製度的國家，即便與美國成為所謂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語），亦無法成為真正關係穩固的盟友。一個虐待本國公民、不斷製造人權案件的政權，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同樣不會遵守遊戲規則和道義原則。因此，由共產黨所控製的中國在美國眼中基本上是一個不可信賴的政權。

裏根在蘇聯的棺材上釘下第一顆釘子

在成功地鏟除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這兩顆毒瘤之後，等待中東地區局勢趨於穩定，布什政府下一步的外交重心必將轉移至東亞地區。小布什深知，自己是否能成為“裏根第二”，僅僅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獲得的勝利是不夠的——能與裏根將蘇聯帝國扔進曆史垃圾堆的偉大成就相媲美的，惟有將中共政權這一最後一個帝國式的共產主義政權也扔進曆史垃圾堆。小布什有這樣的信心和勇氣嗎？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在美國訪問時，恰好在華盛頓目睹了前總統裏根的葬禮。美國友人告訴我說，這是自從肯尼迪以來美國最為盛大的國葬。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裏根甚至超越了華盛頓和林肯，成為美國人心目中最偉大的總統。曾擔任裏根“文膽”的大衛·葛根如此評價裏根：“宗教信仰與愛國信念根植於裏根心中，兩者互相交纏，幾乎無法分辨。……裏根認為，美國必須樹立榜樣，必須在其他土地上培育民主、自由的精神。……裏根的想法和人格重疊，對一位領導者來說，沒有什麽比這一點更有力了。裏根主義就是裏根的全部。”裏根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恢複了越戰之後一度在冷戰中處於劣勢的美國的國力，振興了美國民族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更在於領導整個自由世界以“不戰而勝”的方式，讓前蘇聯及其東歐仆從國的四億人民獲得了自由。

有意思的是，就在胡錦濤訪美前夕，中共高層以“教材”的形式分發《裏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一書的中譯本，要求高級幹部均認真閱讀和研究此書，吸取蘇聯 “亡黨亡國”的教訓，警惕“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種種手段。該書的作者彼得·施魏策爾，是裏根時代中央情報局的戰略分析專家，在該書中他這樣盛讚裏根的遠見卓識：“在那個時候，美國政府中沒有一個人（裏根除外）清楚地看出蘇聯這座大廈會倒塌……在蘇聯的這口棺材上釘下第一顆釘子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就把蘇聯埋葬了。”

裏根認為，共產主義政體不是外交家喬治·凱南所說的“隻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種荒謬的畸變行為。裏根時代的國務卿舒爾茨回憶說：“裏根總統簡直有一種天生的感覺，認為蘇聯不應該或者不能夠幸存。那種感覺不是基於有關蘇聯的詳細知識，而僅僅出於一種本能。”當裏根在柏林牆前發表“邪惡帝國”的演講時，西方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公眾大都認為他瘋了，或者把他描述為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裏根指出：“西方將不會容忍共產主義，我們將戰勝共產主義。我們不會因為公開譴責它而感到麻煩，我們將把它作為人類曆史上的一個悲哀和奇異的篇章而予以刪除，即使現在還在書寫這個篇章的最後一章。”在差不多同時，即便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也為蘇聯的經濟狀況所迷惑，而給予其熱情洋溢的讚美。這是一種基於過多的知識積累的“傲慢的偏見”。

對於大多數自命清高的美國左派知識分子來說，好高騖遠的裏根是一個“先天性的白癡”（無獨有偶，今天的小布什也遭到了西方知識界的如此惡評）。然而，裏根卻令人驚訝地對蘇聯政體作出了先知般的估價。更重要的是，裏根對蘇聯帝國采取了正確的戰略和行動：第一，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波蘭團結工會，使之一直頑強地在雅魯澤爾斯基軍政權的壓力下生存下來，並成為東歐人民追求自由的旗幟；第二，對阿富汗的反蘇力量提供各種援助，最終使得阿富汗戰爭成為蘇聯的一個“流血的傷口”，“蘇聯在冷戰曆史上被完全打敗，這是絕無僅有的。正如這個帝國的前統治者在一戰中的失敗那樣，這次失敗對蘇聯產生了革命性的後果。”第三，與沙特阿拉伯等國合作，壓低國際石油市場的價格，使蘇聯難以獲得硬通貨，陷入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困境；第四，啟動“星球大戰”計劃，迫使蘇聯參與軍備競賽，並對其實施技術封鎖，使其經濟狀況雪上加霜。這四項有力的措施，使得蘇聯當局感到“脖子被勒得越來越緊”。

裏根的戰略獲得了空前的成功。蘇聯的體製固然存在某種“自我毀滅”的病毒，其覆亡乃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如果當時美國沒有像裏根的這樣強有力的反共領袖，而是像卡特這樣隻適合擔任某慈善機構董事長的人繼續擔任總統，那麽蘇聯這隻“百足之蟲”也許還會掙紮著多存在一二十年的時間。作為多年來第一個敢於對蘇聯說“不”並促使其解體的美國總統，裏根亦成為深受美國民眾愛戴的“偉大總統”。任何一名美國總統都有成為“偉大總統”的心願，實現這一心願需要個人的能力與魄力，以及適當的國內和國際環境，即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也。小布什時代的美國，乃是全球惟一的超級大國，冷戰的陰雲已經散去，自由的陽光已經普照，雖然目前尚不能像學者福山那樣樂觀地宣布“曆史已經終結”，但小布什確實可以“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中國再也不能像在冷戰時代那樣在美蘇對峙的格局中扮演左右逢源的角色了，而美國已經完全占據了這場角力的主動權。

見利忘義的“老歐洲”

對於西方世界來說，今天的中國就是昨天的蘇聯，是全球範圍內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後的大堡壘。過去一度“韜光養晦”的中共政權，近期頻頻“主動出擊”：最高當局授意“豬頭將軍”朱成虎（紅軍締造者朱德的孫子）對美國發出核戰威脅，在非洲窮國取代昔日的蘇聯大肆實行“新殖民主義”，熱情邀請伊朗總統內賈德、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等歐美國家的對頭訪華，利用朝核事件敲詐美國和日本……中共已經不安於韜光養晦。其禦用學者在《環球時報》上撰文聲稱，美國即將衰落成為美洲的地區強國，中國應當承擔起亞洲霸主的使命來。由此可見，如果中國的政治體製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共將利用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力量在國際舞台上張牙舞爪、為非作歹，自以為是地充當“麻煩製造者”的角色，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亦不可能進入真正的“蜜月期”。而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和對中國社會中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會被中共頑固的統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敵對行為”。

在後冷戰時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具有中國特色”的專製主義是人類文明的兩大威脅。任何漠視此兩大威脅的調和主義、相對主義的思維，都是對人類未來不負責任的想法。西方世界除了奮起為自由而戰之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在與共產主義世界作鬥爭的曆史與現實中，曾經犯下嚴重錯誤的不是美國總統裏根和小布什這樣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學的知識分子以及優雅的“老歐洲”——如果說剛剛從共產主義的魔爪下解脫出來的、對極權主義統治尚有切膚之痛的東歐諸國是“新歐洲”的話，承平日久、好了傷疤忘了痛的西歐諸國便是“老歐洲”。過去數十年裏，美國和歐洲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一直高估蘇聯的實力以及其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他們恐懼地認為“蘇聯擁有無限的和致命的實力，包括自信心、傑出才能以及進行一場全麵戰爭的資源”，卻不知道蘇聯社會已然千瘡百孔、外強中幹。直到蘇聯及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幾乎在一夜之間突然崩潰之後，左翼經濟學家羅伯特·海布倫爾這才不得不在《爭鳴》雜誌上承認：“一個人看起來越接近右翼，就越有曆史的預見性；越接近左翼，這種曆史預見性就越少。”這句話說出了真相。

左翼的陰影一直籠罩著歐洲大陸，並成為一張任何時刻任何場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歐諸國不僅沒有積極支持美國對蘇聯的冷戰，反而多次拖美國的後腿。當波蘭的軍政權鎮壓團結工會的時候，美國對其實施經濟製裁，西德總理施密特竟然宣稱：“波蘭頒布《軍管法》是必要的。”當美國要求歐洲各國停止支持蘇聯的西伯利亞天然氣項目時候，法國和德國的領導人卻不予理睬，他們看重的是與克裏姆林宮之間的生意來往。這些市儈般的政客才不在乎有鄰國多少民眾在極權主義的壓迫之下呻吟。“老歐洲”是近代以來自由、人權價值的發源地，但在最近一個多世紀裏，“老歐洲”逐漸失去了崇高的信仰和穩定的價值堅持。在革命的風暴和烏托邦的理想的折磨下，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輪番肆虐之中，“老歐洲”逐漸變成了一艘漏洞百出的破船。

“老歐洲”見利忘義的行徑一直持續到今天，尤其體現在其對華政策上：法國總統希拉克訪問北京的時候居然聲稱天安門屠殺是“已經過去的曆史”，法德等國的諸多政客拚命在歐盟中遊說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中法文化年剛剛過去，中意文化年又開幕了。中共當局成了西方資本家最好的朋友。中共方麵借文化交流之名，實施其形象包裝之實，且以種種“私貨”敗壞西方社會的道德倫理和社會根基，如商業賄賂、回扣、奴隸勞工、囚犯產品等，亦隨著“中國製造”而風行天下。而“老歐洲”方麵，由於堅持實施大政府、高福利的製度，經濟狀況長期萎靡不振，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想象力處於停滯狀態，在無互聯網時代完全被美國盡占先機。走投無路之際，“老歐洲”各國便將中國看作是新興的、充滿油水的大市場。對於他們來說，訂單便是一切——是利益，是選票，是救命稻草。即使中共購買的尖端武器會被用於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他們也照賣不誤。

希拉克、施羅德等目光短視的歐洲政客，全然無視中共政權依然在殘酷虐待其人民的事實，而與中國獨裁者們親密無間地把酒言歡。我在法國訪問期間，曾尖銳批評法國政府對中共當局的綏靖政策，法國外交部的官員們一直罔顧左右而言他。他們似乎比害怕當年的納粹德國還要害怕中共當局。由於中共當局的軟硬兼施，在歐洲，從政客、商人、知識分子到漢學家，敢於公開批評中國糟糕的人權記錄的正直之士越來越少。

在此“後冷戰”的背景下，美國成為國際社會中惟一能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發揮巨大而正麵作用的國家，美國總統小布什成為西方領袖中惟一能與中共角力的中流砥柱。這是曆史的巧合，還是上帝有意的安排？

布什總統能否成為“裏根第二”？

如同裏根一樣，小布什是一名天生的“反共牛仔”，他所秉持的外交政策更多來自於其信仰背景，以及威爾遜總統所張揚的“傳教士外交”的傳統。小布什不會把被國際人權組織評列入“全球十大獨裁者”的胡錦濤當作一名值得信賴的朋友——如同現實主義者克林頓與江澤民之間的那種關係，再也不可能在小布什與胡錦濤之間建立起來了。布什總統奉行人權外交的基本政策，美國的外交思想已經走出了基辛格時代現實主義色彩濃厚的“力量均衡”原則。小布什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積極的自由主義的原則，即“一種自由主義，該主義不僅將美國的國力用於保衛國家，還用於保護自由和在全球範圍內傳播自由”。布什總統指出，暴君們完全清楚他們沒有權利壓迫人民，他們堅持這樣做隻能使自己更加軟弱，“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允許通過合法渠道表達不同意見”。

布什總統上台伊始，本擬將外交重點轉向亞洲地區，積極促進該地區的民主化進程。當然，該地區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共政權。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其周邊的北韓、越南、緬甸、老撾等國的民主化也必將聞風而動。東亞乃至全球的整個政治麵貌亦將發生極大的改觀。誰也沒有料到，突然發生了“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此後，美國政府不得不調整其國際戰略思路，將重點轉移到恐怖主義的老巢中東地區，全神貫注地處理消滅國際恐怖主義的難題。於是，“中東壓倒了遠東”。中東問題既是曆史問題，又是意識形態問題，更是宗教信仰問題，多重糾纏，根本無法在短時期內解決，將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使得美國無暇他顧。而在國際反恐格局中，美國不得不爭取得到中國的支持。可以說，中共是“九·一一”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由此其獲得了難得的喘息之機。但是，美國的這種戰略目標的轉移，並不意味著小布什忘記了中共政權的性質及其對世界和平的危害。雖然華府在反恐問題上需要中共方麵提供一定的支持，但這並不意味著小布什會在某些原則問題上與胡錦濤做交易。

人權並不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幌子”，乃是其實實在在的精神內涵。在開始其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就職演講中，小布什反複聲明自由價值的普世性，認為一種普遍的、跨國的文明和價值正在進展中，“自由”成為這篇演講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字眼。在訪問匈牙利期間發表的紀念匈牙利人民抗暴起義五十周年的演講中，布什總統回顧說，當年蘇聯的坦克鎮壓了匈牙利起義，卻沒有撲滅匈牙利人民對自由的渴望。當時，西方國家沒有響應匈牙利人民要求，向他們提供援助。西方國家從此吸取了一個教訓，那就是“已經獲得自由的人必須幫助那些尋求自由的人”。小布什讚揚說，匈牙利人民一九五六年付出的巨大犧牲為世界樹立了典範，他鼓勵匈牙利人民說：“通向民主的道路並不平坦。但是，你們仍然做出了艱難的決定，因為這是取得成功的必經之路。”

布什總統具有一種單純而急切的向全球推廣民主自由的熱情與決心——在克林頓那裏就沒有這種精神力量。“布什主義”已經吹響了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他像當年直接斥責蘇聯政權是“邪惡帝國”的裏根一樣，提出了“邪惡軸心”的概念，並痛斥企圖製造核武器的伊朗為“更邪惡國家”。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美國更加積極地參與了改變世界格局的工作：除了摧毀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並幫助這兩個國家建立民主製度之外，中亞地區多米諾骨牌般的“顏色革命”亦讓人眼花繚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坦的“檸檬革命”……這些“顏色革命”或多或少都與美國的努力有關，與布什及其國務卿賴斯的積極推廣自由價值的外交政策有關。

布什總統的中國戰略包括如下幾個要點：首先，在亞洲地區，與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盟友關係，同步發展與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宿敵的關係，保護台灣的民主製度不受侵犯，進一步對桀驁不馴北韓金正日政權施加壓力；其次，對中國內部，通過世貿等國際組織促使中方加大經濟領域的國際化，積極支持記者、律師、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等民間力量的興起，以完成政治領域的“和平演變”。對此，不希望成為“末代黨魁”的胡錦濤自然是心驚膽戰、心急如焚。胡錦濤多次下令全黨上下對自由民主的思想“防微杜漸”、“嚴防死守”，並諄諄告誡地方官員在打壓維權人士時“切勿製造如哈維爾、瓦文薩、曼德拉和昂山素季這樣的道德英雄”。近期官方在處理若幹維權事件時，手段確實越來越趨於精密化。但是，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浩浩蕩蕩的今天，胡錦濤再想走回頭路，將中國帶回閉關鎖國的毛澤東時代，已非他一人或一黨之力可以實現了。

毫無疑問，對付中共比對付其他任何專製國家都更加困難。中共已經成為具備了各種抗體的“百變金剛”。國內民眾的覺醒和國際壓力的加大，都是促使中共“卷旗繳槍”的重要因素。國內民眾的覺醒需要漫長的啟蒙工作，非一日一夕即可達成；國際壓力的加大，亦需要有遠見卓識的西方領袖的登高一呼，麵對綏靖主義甚囂塵上的現實，小布什與布萊爾亦勢單力薄。盡管如此，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道義和時間都不在中共一邊。小布什的國際戰略和中國戰略固執而堅定，雖然備受爭議，卻信念不改。大衛·葛根指出：“領袖的特征之一，就在於他們是否擁有堅定不移的信念。如何實現這些信念，采取的方法可以有彈性，然而必須確定方向。”小布什便是這樣一位總統，他正在成為“裏根第二”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可以預見，在其有限的總統任期之內，小布什很難親眼目睹中共的垮台，但如同裏根為蘇聯的棺材釘下第一根釘子一樣，他必然也會給中共的棺材釘下第一根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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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蔡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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