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消解權貴結構，達成和平轉型──中美歐學者“全球化背景中的中

(ZT)
8月26日、27日，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等中國問題專家，從中國大陸，北美和歐洲邀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聚會美國新澤西，舉行題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國轉型問題”研討會。會上，具有不同專業領域、學派傾向和職業的專家，探討如何解讀郎鹹平現象，人大擱置物權法草案，西山會議以及風起雲湧的所謂群體事件及其之間關聯，進而分析中國改革的問題、動力機製、前景與應有的選擇。對於中國存在嚴重問題，專家高度共識；但對中國問題的動因，前景和解決途徑，專家們則熱烈討論。以下是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張倫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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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歐學者“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國轉型問題”發言獨家選登之三()

以維權運動消解權貴結構，達成和平轉型，奠定文明基石()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　張倫()

　　在大學時，我是學經濟的。八十年代初那時的人們多相信：經濟是中國發展的關鍵。但大學時代的學習和思考使我認識到：在中國，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問題其實都是由受非經濟因素造成的。於是，我開始感興趣那時正在恢複的社會學，從工廠考到北大做社會學研究生，後來從事一些政治和社會研究。90年代來到法國，師從世界著名社會學大師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繼續學業研究，受他當時正從事的對現代性問題作整體再審視的工作的影響，也與我個人的興趣以及這十多年的世界巨變有關，我的思考方向漸漸轉到以一種更宏觀的角度，從現代性角度來審視中國一百多年的發展，包括作為其中一個特殊階段的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從改良到革命，從革命又到改良，中國這一百多年的發展有幾次大的轉型，每個時期都有要亟待解決的課題，每個時期都有其斷裂，也都沉積下些成果，但在不同時期中也有其連續性。()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張倫。（多維記者攝）

　　改革開放以來這個時期我認為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後共產主義蛻變；二是全球化。中國正在共產主義革命的遺產上探索新的道路。這筆遺產在製度上、利益結構上和文化心態上，都從多方麵影響和製約著現在的探索。而從九十年代以來加速的全球化過程則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壓力塑造中國後共產主義的探索，也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

　　那麽，共產主義革命和製度的遺產對後共產主義的中國目前的發展道路有什麽影響呢？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從中國當下麵臨的問題看，主要是中國采取的“一條腿改革”的戰略，即保持政治集權而隻進行經濟改革，或者說，以政治集權促進經濟改革造成的問題。這個戰略使得中國的改革在重新分配社會集團和個人的發展資源和機會時，深受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結構的製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這樣一個權力結構的運行中重新分配資源和機會。這樣的過程使得不同集團獲得的機會和資源事實上很不平等，也不公正。()

　　我們都知道，現代化必然伴隨著一個社會分化過程。二十多年來，中國也經曆了深刻的分化過程：國家與社會分化，國家內部權力結構分化，社會結構的分化，以及政治與經濟的分化。那麽中國的分化有什麽樣的問題呢？從社會學分析角度看，這種權力運作下的經濟改革造成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權貴集團，造成一個權貴結構。這個集團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富裕集團，也不僅是社會概念上的上流社會，而且具有極大的淩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治權力。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問題都是與這個集團運用其掌握的經濟、社會、政治資源而為自己謀取私利有關。在股市、房地產和其他涉及資源和機會分配的關鍵性製度改革與發展中，這個集團都是幕後推手，使得類似於發達國家的一些經濟製度和措施在中國都產生截然相反的後果，甚至包括中共高層推出的一些旨在改進現況的政策也根本無法得以貫徹落實。()

　　這個權貴結構不僅是當下中國諸多問題的症結，使得發展不能平等地造福於全社會而是非正常地向少數人傾斜，多數人的生存條件絕對或相對惡化，從而導致社會緊張和衝突加劇，而且也是中國進一步發展和全麵改革的障礙，構成中國發展的瓶頸。這個權貴結構是中國肌體上的癌症，可以急劇地擴散並吞噬整個社會發展果實。許多人寄以希望的所謂“中產階級”，能否突破這樣的一個結構的窒壓順利生成實在有待觀察；而中國現在全麵的道德淪喪也不能不說是與此無關。()

　　這個集團的主要製度成因當然是集權政治，或者說是，共產黨政治；這個集團對抗社會的最大資源也是這個共產黨集權政治；因此，我們很難指望依靠執政者單方麵在集權結構中靠行政方式解決問題。目前的中央表現出一定的理性，意識到不均衡發展的問題，但是他們所能想到的方式受結構所限，常常在搖擺和探索中進一步將問題惡化，如秦暉教授所描繪的那種“尺蠖效應”。紀檢、信訪和監察等機製都被證明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麽形同虛設，要麽被權貴利用。這方麵僅有的一些上級對下級的有限約束、懲治效果，事實上也往往是與權力內部鬥爭的需要有關。()

　　中國需要健康的社會力量、新的社會行動者參與解決問題。我認為，維權運動就是這樣的社會力量，維權人士和參與維權的公民就是這樣的新的社會行動者。維權運動是公民對於權貴結構的反抗，是在對自身權益覺醒意識的基礎上產生的自覺行動，是以合法理性、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建設性的行動以爭取重新分配資源和機會，抑製權貴結構的惡性擴張，補償社會受害者，最終尋求逐漸建立法治社會消解權貴結構，重建社會的公正平衡。維權運動也是一個文化更新運動，它有助於幫助中國人確立自己以往缺乏的公民主體意識。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也存在許多民主和法治的製度設計，但多徒有其表，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沒有承載主體，這當然是當局限製所致。如維權運動能健康發展，就將賦予這些製度以真實的內容和生命力。維權運動也是一種新的社會再造運動，為中國的公民社會的建設打下基礎，因為，是在這類維權運動中才可能培養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發展出讓各種行動者、各種階層都能接受的新的機製和製度解決方式來維持穩定和發展、來建立正義的秩序。()

維權運動和權貴結構兩者的發展速率、參與維權運動的公民和權貴集團的博弈，最終將決定中國的命運。關鍵是執政者是否有足夠的理性睿智看到這一趨勢和博弈及其對中國命運的影響和意義。如果執政者以傳統的意識形態眼光和政治安全穩定的考量看待問題，就會視維權運動為不安定因素加以打壓，從而堵死中國和平理性地建設法治、化解權貴結構的機會，從而使得權貴結構更加剛性化，強化社會經濟文化的畸形發展，最終要麽陷入拉美式的停滯、喪失民族健康發展的機緣；要麽就是引發社會更大的動蕩。()

　　僅就中國來講，這也並不是沒有前車之鑒。20年代和30年代也有過比較好的發展勢頭。當時以上海為代表的沿海都市，比較起來絕不輸於當時許多國家包括日本的都市社會，但不平衡的發展最終造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崛起的社會基礎和心態條件，從而在外力的作用和曆史事件的激蕩下，顛覆了一百年來的發展方向，使得中國至今還在品嚐其苦果。()

　　今天，雖然沒有一個類似當年的中共的政治力量可以以大規模內戰的方式顛覆現政權，但現狀持續下去，一個新的民粹主義運動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現在不滿的大眾越發對理性合法方式失去信心而思念毛澤東就是徴兆。果真這樣，中國不僅會有一劫，東亞和世界都將會麵臨著新的威脅。當局現在麵臨一個關係中國未來的曆史性的抉擇：是準備理性地引導中國轉型，通過一係列的調試、讓渡、溝通、轉換，培育措施發展出新的社會、政治或經濟結構；還是固守原有結構，迷信既有手段，聽任權貴結構的惡性發展，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埋下災難的根源？未來會給我們一個答案。()

　　六年前在紐約的一個討論會上，我就曾很無奈和遺憾地提及，我從來不是曆史決定論者，在我看來，中國近代曆史中攸關重大的曆史轉折事件和轉折期，都有多種可以造成後來曆史有全然不同的結果的可能性，而極其令人悲哀的是：幾乎每次都是當時各種可能中最壞的那種出現。除了人為的一些偶然因素外，當時的結構因素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人始終沒能學會理性地、用現代的方式彼此化解衝突。但願在這必將到來的新一次中，中國人終能突破這個宿命，開出中華文明的現代格局。()

（多維特約記者勞倫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