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理：中共的政治困境（2）(ZT)

來稿／多維編者按：日前多維刊出艾理《雜技與足球》，受到讀者關注。多維得知，該文是艾理長文《中共的政治困境》中的一節，現將全文刊出，以□讀者。該文較長，為便於閱讀，多維分成若幹篇。() ---------------------------() ◆內部政治異議的興起() 絕不允許內部政治異議公開化，這是維護集權政治的一條鐵的原則。毛澤東執政期間，搞掉多少黨內領導人？多少人被搞死？多少人被關進大牢？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活活搞死，國家副主席林彪死得不明不白，敢“橫刀立馬”的國防部長彭大將軍被打斷肋骨監禁八年後屈死。一切與毛澤東想法不同的黨內高官，不死也要脫幾層皮。是毛澤東狠毒嗎？當然有這方麵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集權政體承受不了政治異議存在的成本。毛澤東的個性與集權政體的性格相互刺激，使中共內部成為陰森林的屠宰場。有什麽辦法呢，一旦內部有人公開表達政治異議而不受懲罰，集權政體就開始了渙散的命運。最近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強調：“對黨的決議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見，在堅決執行的情況下，可以在黨的會議上或向黨的組織提出保留，並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開發表同中央決定相反的意見。”這裏麵仍表現了集權政體文化的無力的延伸。但現在的狀況是，內部總有人在不斷地“公開發表和中央決定相反的意見”時，中央又能怎麽著？集權之弓的威力，已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 2006年1月24日，中宣部、團中央（代表黨中央）下令將“冰點”停刊。很快，《冰點》主編李大同、副主編盧躍剛發出聲明公開抗議。以後的幾個月，黨內十三位前任高官公開抗議，“冰點”十三位著名作者公開抗議。對這些體製內的抗議者們，動用什麽控製手段呢？搞死他們？做不到。收進大牢？做不到。他們會說：“隻有你是共產黨，我就不是？”黨內有人怪中央，說中央手段太軟。你能硬到什麽地步呢？硬軟的分寸，是要拿捏的。翻翻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履曆，江山是你打的？不是。你有什麽超越常人的豐功偉業？沒有。你的資格和社會聲望，比那些抗議者強許多？未必。你不過與大家差不多，都是俗人一個，你有什麽資格來隨意亂整人？毛澤東是“聖君”，他可以做的，你沒資格做。鄧小平是“半聖君”，他可以做的，你也沒資格做。而且，從鄧小平開啟了一個偉大的黨內傳統，這就是黨內鬥爭以不消滅肉體為底線，這個底線誰敢鬥膽破壞呢？鄧小平時代，鄧小平、陳雲的“雙峰政治”一直維係，鄧小平也沒把陳雲關押捕殺以形成自己的“單峰政治”。“雙峰政治”好得很，完全符合太極圖精神，陰陽互動，相互平衡，誰也沒有機會犯大錯誤。黨內鬥爭采取了和緩的態度，這使中共內部的政治文明進程上了一個大台階。誰有資格來把黨再拉下內部血海呢？凡事都雜於利害，下手之前，心裏算盤是要打打的，算算成本和收益，虧本生意不能做。算盤打下來的結果，就是寬容一點。對這些黨內抗議者，不僅不能開除公職，也不能少發工資和福利，算了吧。這就傳出一個清晰的信號，看來抗議的成本和風險不高嘛！沒什麽可怕的。不讓這樣的信號傳出來，又能怎麽做呢？不是聰明人，混不到執政者這一步，在高監控下實行寬容，放一放，看一看，本是聰明的選擇。() 今年3月4日，中國體改研究會組織召開“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被左派攻擊為“新西山會議”），共產黨員北大教授賀衛方“圖窮匕首見”地公開說：“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賀衛方還說：“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我們非常愛你，愛這個黨才有話直說，不愛才不說。”中央能怎麽著？把“非常愛你”的名士賀衛方殺掉？關起來？開除出北大？開除黨籍？把參會的前高官高尚全、名士李曙光、遲福林、楊東平等黨員怎麽辦呢？殺掉？關起來？開除公職？隔離審查？統統不能做。曆朝曆代，殺名士都是愚蠢的，是要被曆史記往的。對聰明人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吹出一點寬容祥和之氣，這正是中央采取的辦法。看來，時勢至今，中央對黨內異議的底線已經提高了。這不是中共的偉大英明，而恰恰是形勢比人強，中央領導們也會審時度勢，他們並非不是聰明人。() 今年6月，《人民日報》前副總編周瑞金（“皇甫平”三人評論小組成員之一）在網上發表《越南改革值得關注》的文章。文章認為，在強化中央委員會對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監督、質詢製度、差額選舉和資訊公開等方麵，越南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因周瑞金在中共內部的特殊身份，該文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但是，這篇被網民普遍叫好的文章，很快就在國內網站遭到封殺。2006年7月31日，中國國情谘詢網在網站上開始“你讚成中共總書記由差額選舉產生嗎？”的民意調查。四分之三的訪客讚成差額選舉。8月4日，中國國情谘詢網被強行關閉。文章可以被封殺，網站可以被關閉，但對文章作者和網站負責人怎麽辦呢？殺掉？不行。關起來？也不行。不殺人關人，就斷不了言路。周瑞金等人，還會繼續為他所理解的黨內民主而奮鬥，為他所理解的中共命運而努力，誰能斷言他不是反映了絕大多數中共黨員的呼聲呢？誰能斷言他的提議不是代表中共的大利益呢？如果在黨內搞一次投票測試，我相信周瑞金的觀點一定會得到多數票的。如果在網絡上公開搞一次投票，周瑞金所呼喚的黨內差額選舉會受到網民們熱烈讚同。() 近年來，從空軍副政委劉亞洲大談民主政治到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嶽倡導的公共事務的民眾參與，從黨內十三老聲明到十三位“冰點”作者聲明，從“冰點”事件到“新西山會議”，從“新西山會議”到周瑞金要求黨內民主改革，“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人愈來愈多，“公開發表和中央決定相反的意見”的人愈來愈多了。有趣的是，這些人不約而同的看法是，公開公平的競爭性選舉，是現今政治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中共一定要積極而有序地走向這個方向，才能取得新的合法性的認同。毛澤東的曆史警告人們，“中央”並不一定是真理的化身，“中央領導”並不是什麽聖人先知，偉大領袖毛主席也犯過這麽多的錯誤，你們就一點不會犯錯誤？你們的意見不過代表著黨內一部分門派的意見，未必句句是真理。由個別人或少數人來決定黨和國家命運，是一場瘋狂冒險的賭局。個人獨裁者或少數獨裁者腦子一長蟲，全國人民就跟著遭殃。人人生而平等，憑什麽讓你們幾個人來決定我們大家的命運呢？憑什麽我就不能公開自己作為一個普遍黨員的看法呢？真理愈辯愈明，這話還是毛主席說的哩。憑什麽我就不能來說一說辯一辯讓真理明一明？近代以來的多次革命，已使平等意識深入骨髓，你沒比我多生幾個腦袋幾隻手，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人們對政治領導人的敬畏感已悄然消失，也許這可能是毛老人家留給中國心靈的最大的一筆遺產了。() 古人雲：“因利而和者，因利而分。”現在中共黨內的凝聚力，全在“權”與“利”這兩個字。黨內人常說：“蘇聯垮台，領導人去看門都沒人要。就為了這一條，我們與反對者拚到底。”這恐怕就是維持政權的核心動機了，怕今後找不到工作領不到退休金。但更多的官員更聰明一些，最實實在在的保障，是家裏人在銀行裏存的錢。無論集權社會還是民主社會，錢都是最實在的保障。蘇聯8?19事變後，黨內流傳一份題為《八一九事變後我國的國家安全對策》，裏麵提出了“黨財論”觀點。“黨財論”認為，市場經濟已成事實，民主政治也遲早來到，在市場社會和民主政治下，誰有錢誰說了算，因此中共要積累和培育與自己一條心的資本家，把與自己血肉相連的人培養成有錢人，掌控財富力量，以便今後用金錢來控製政治。有人認為，這份報告表達了下海衙內們的想法，同時這份報告也刺激了不少衙內們跳入商界，借官謀財，以權謀私。一家人官商分工，趁著政權還在手上，盡量謀取錢財，這種心態是造成黨內官商勾結不斷和黨內腐化不可收拾的重要上層原因。這樣的以錢財為本的凝聚方式，遇到小事可以合作，遇到大事則一定分崩離析。這種狀態，怎麽能堵住黨內清流們的嘴呢？中共七千萬黨員，並非人人有條件當貪汙犯，並非家家都走官商合一之路，並非人人都願意看著“黨財論”者們用黨的命運來換取自家錢財。“黨財論”們越橫行，黨與社會的矛盾就愈大，中共危機就越深重，中共內部的反彈就可能愈強烈。在缺少黨內共識和黨內權威的情況下，在黨外壓力日趨增加的情況下，很難想象當政者會對黨內持不同觀點的人大開殺戒，這可是前景難料十分危險的事。可以想見，黨內異議表達將愈來愈大膽，黨內民主行動將愈演愈烈，集權政體將日趨軟化癱瘓。毛澤東說：“時來天地皆相助，時去英雄不自由。”今天中國的集權政體，真的是到了“時去集權不自由”的時候了。() ◆外部政治異議的壯大() 近年來，維權運動日趨興起，卷進去的人愈來愈多，在國內外的影響愈來愈大。今年香港紀念“六四”，大標題就是“支持維權，平反六四”。學者秋風最近發表了一遍題為“超越改革體製，走向立憲政治”的文章，文章中稱：“自90年代以來，民眾維權活動就逐漸興起。這種維權政治具有廣泛的民眾基礎，而通過個案的政治化，有助於推動憲政規劃的生成。與改革體製（指體係內改革精英主導）相比，維權政治是憲政秩序的直達車。維權政治是一種民眾自我立憲的自發過程。”他將維權運動稱為維權政治，將其上升到民眾自我立憲的高度來看。() 對中共而言，處理維權運動是一件十分傷腦筋的棘手活兒。() 首先，維權活動受到了國外的高度關注。稍有動靜就會有國外的反應。2006年4月2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全體通過一項決議案，督促中國政府停止騷擾維權律師高智晟，恢複其律師營業執照，並促請中國政府停止迫害其它維權律師。2006年5月12日，美國總統布什忽然在白宮接見餘傑等三人維權分子，向中國傳達美國對中國宗教自由和宗教維權的關注。幾年的維權活動中，已誕生出高智晟、許誌勇、範亞峰、胡佳等幾十號著名人物。許多大知識分子，都關注維權並支持維權。黨內有人說：“這些維權分子，是公開的反對派，為什麽不把他們抓起來？”是啊，為什麽不抓起來？多省事。但能隨便抓人嗎？經濟學家張宇燕最近對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進行了測算，他算的結果是80%，這是世界第一高的比例了。如此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完全依賴在進出口貿易上。中國人均資源不足，高度依賴國外資源進口，大量加工產品要出口。如果中斷進出口鏈，中國經濟馬上崩潰，社會危機會馬上爆炸。網上有言說，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對外國太軟，比毛主席差遠了，也比朝鮮的金小胖差遠了。但這些人不明白的是，毛時代的中國和今天的朝鮮，相對而言在經濟上都是封閉係統，對外交換少，也因此對外部交換的依賴性小，因此可以動不動玩橫的。毛時代的中國，農耕經濟自給自足，你還能把耕地給炸光掉？我怕你？鄧時代為什麽要改革開放？原因之一就是蘇聯援建的工業項目已建成，不得不與外部進行技術和資源交換了，能不打開國門嗎？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不怕外部變化，但不可能發展。自由市場的開放經濟，可以發展起來，但對外部的依賴性極大。今天的中國可是一個開放經濟係統，高度依賴外部交換，任何有一點經濟頭腦和社會責任心的人，都不願重新封閉經濟，砸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就是毛澤東活回來重掌中共大權，麵對中國經濟的全球網絡化，麵對上億就業機會由進出口貿易提供，他能毫不顧忌國家稅收嗎？他能不顧忌國外的不良反映嗎？維權運動之所以持續發展，其實是受到了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持續提高的保護。() 其次，維權行動者活動於法律範圍之內。維權行動者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律師，二是記者。他們都精於法律，都將自己的活動多少限製在法律範圍內，如果受到非法處理，網絡媒體總是及時將情況捅出來，國內外輿論壓力極大。而且，維權總是著眼於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有天然的人道優勢，有民心的基礎。他們是為了保障法律明文規定的基本權利，他們在合法的框架內行動，如果執政者違背法律程序，隨意出手進行監禁關押，執政者就走到了法治和人道的對立麵上，法律和道義上的損失很大，政權合法性流失嚴重。工商業社會離不開法律、法官和律師，近年來，中共為了依法治國的目標，在大學開辦了大量法律專業，招收了大量法科生。而且從2001年開始，每年進行國家律師資格考試，四年以來有上百萬人報名進行考試。法治建設在深化，法治意識在普及，這雖然穩定了社會，但同時也給中共傳統的執政手段帶來了約束和壓力。不要法治管不住社會，要法治也容易把自己管住。執政者一超越法治辦事，“人治還是法治？黨大還是法大？”的質問就滿天飛。“依法治國”的口號，對維權活動提供了合法的活動空間。要在法律範圍內與維權分子搏弈，程序繁雜，費神費事，而且往往最後還是失分。這場搏弈誰輸誰贏？當然是維權運動群體贏。任何一次有點影響的維權衝突中，都能培養和誕生出幾個維權英雄。中共對維權的打壓成了塑造英雄的過程，你說中共虧不虧？黨內有人說：“成名的維權分子不過幾十個人，不成氣候。”這些人忘了，當年中共組建時，有多少人？重要的不是人數，而在曆史趨向和人心向背。() 東亞民主進程中，政法係背景的人起了很大作用，這在中國也初現端倪了。明知如此，但如果隨意打壓他們，就使中共自己建立法治國家的承諾成為假話。法治並不僅是治百姓的，也會治到官，中共一定已體會到了法治對自己手腳的捆綁。對中共來說，這些維權分子就是未來的反對黨的基礎，但怎麽辦呢？抓來殺掉，目前不行。抓來關大牢，目前不行。任其發展，反對黨不就成型了！怎麽辦呢？對中共來說，更頭痛的，是有一部分維權者與結合，與民間基督教會結合，與海外民運結合，有了某種信仰和財力的基礎。中共目前根本找不到有效的控製方法。過去輕易對大打出手，結果是把打成一個世界性的勢力，在國內又斷不了根，成全了。現在地下基督教會迅速發展，許多維權行動者從中吸取精神滋養，聚會時就念“不要害怕傷害你肉體的人，他傷害不了你的靈魂”。搞清楚了，你傷害不了人家的靈魂！你可以不讓人家開會，可以不讓人家集體行動，但你不能不讓人家憤怒，不能不讓人家在MSN或SKYPE上商量對付你的辦法。基督教家庭教會的發展，明擺著對集權政體極端不利，但能像打那樣去打嗎？顯然不能。基督徒人數近億人，雖說並不是都是政治化的，但在價值觀上，基督徒對集權政治都會反感。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徒，它是伴隨著工商市民階級而生的宗教，它的英文名字是“PROTESTANT”，意思就是“抗議者”。抗議誰呢？抗議思想和政治的集權。信仰上帝，蔑視世俗政權權力，是新教徒普遍的心態。而且，基督教的淵源在西方，與西方勢力水乳交融，隨便動手，會帶來諸多解決不了的麻煩。糾纏起來，警力和牢房都不夠。近代以來，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基督教在中國政治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分析過，近代以來基督教有四次浪潮，第一次算太平天國，第二次算國民黨革命，第三天算共產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取向在基督教中），第四次正在開始，這就是今天家庭教會的發展。這股宗教力量中，有多少比例會轉化為反抗性的政治力量？誰知道。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今天的中國基督教，不可能演化為集權政治的擁戴者。今天任何宗教的發展，都在將集權政治搶奪人心。人心移，天下動。現在人心正在移動，而且是快速移動。中共一定知道這一點，但又能怎麽辦呢？() 最後，中共對付維權力量，也不得不受策略空間的限製。凡事不能樹敵過多，更不能把可能的合作者也推向敵人一邊。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為左中右三派，這是毛主席說的。維權分子中，也分為激進政治派、溫和政治派和純維權三派。激進政治派已將自己設為政治反對派，以維權的形式，公開挑戰現政權。溫和政治派則以具體的維權為本，著眼於漸進的政治改良，並不排斥與中共在具體問題上的妥協甚至合作。純維權派則以具體維權事件為本，自覺地避免將維權政治化。這三派的差異，是維權的政治含量的差異，這主要是策略上的差異，而非政治價值觀上的差異。從集權政體的角度看，對純維權派應當支持，這是建設法治社會的重要環節。對維權中的溫和政治派，最起碼也要寬容，不能將他們逼向激端反對麵。對激進政治派，要進行控製。但怎麽控製呢，他們一樣是躲藏在法律的後麵，隻要還要一點法律，就不能隨意捕殺呀！結果就是，電話通訊24小時監控，一有活動就派警察去。這可難為了警察，不抓人，盡可能不打人，但就是不準活動。警察為完成任務，有時不得不求維權者：“大哥，饒了我吧。我有家有口的，不能丟了工作。你們是對是錯我不知道，但你們別做這事了。上麵要亂來，我也沒辦法。”警察也是人，他們也會思想，他們對社會一樣不滿，隻是出於生存而不得不來壓製維權者。在維權者麵前，他們找不到任何道德自信。集體政體這就天天軟下去了。麵對當前維權者的這些做法，被理論家稱之為“軟專製”。從道理上說，要專製就一定不能軟，要軟就不要搞專製，但今天的情況恰恰就是“軟專製”，既無專製之膽，又無民主之量，結果總是讓人蔑視嘲笑。一個集權政權，到了人人侮之的程度，已經很無聊了。() 要依法治國，就不能肆意鎮壓維權運動。要尊重宗教自由，就不能胡亂鎮壓基督教家庭教會。但是，中共明明知道，反對力量正在維權運動、地下基督教運動中慢慢積累，但實在找不到有效的控製辦法。() 集權政治的穩定，需要許多條件，上麵所說的思想控製、清除內部異議和鎮壓外部反對力量這三條，是最為基本的條件了。但是，從上述分析看，中共無論如何是維持不了這三個條件的，這也就是說，中共如果選擇維護集權之路，硬要逆曆史潮流而上，那它就一定走上了吃力不討好的衰敗之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