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理：中共的政治困境（1）(ZT)

來稿／多維編者按：日前多維刊出艾理《雜技與足球》，受到讀者關注。多維得知，該文實際上是艾理長文《中共的政治困境》中的一節，現將全文刊出，以□讀者。該文較長，為便於閱讀，多維分成若幹篇。() -----------------------------()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下，中共卻日趨陷入政治困境。中共這種政治困境，突出地表現為在應對來自黨內外的民主變革的政治壓力這個問題上。麵對日趨增長的民主政治壓力，當政者沒有明確的方向，沒有合理的辦法，沒有積極應對的心態，而隻是被動地為了維持現狀而倉促出手控製，昏昏然不得要領。眼看著潛在反對力量一天天壯大，隻好大講危機意識空自緊張，但又凝聚不了人心來與潛在對手競爭未來。絕大多數黨員對現存體製已失去信心，“無可奈何花落去”情調彌漫黨內。若大個黨國，順應不了曆史潮流，占領不了合法性至高點，笨手笨腳，一出手就被人罵為流氓政權，言行舉止簡直讓人哭笑不得。() 中共起家，最初靠的並不是物質硬力量，而是精神軟力量，靠的是“精神化物質”（林彪語）。曆史發展到今天，中共缺的已不是物質力量，而是思想力量，缺的不是硬力量而是軟力量。而且，我們能看到中共精神化物質的曆史，我們好像卻看不到中共“物質化精神”的可能。中共成了缺少精神的物質巨人，成了缺少優質軟件係統控製的龐大硬件係統，陷入了運轉不順的困境中。() 其實，盡管危機重重，換一個視角，我們會看到中共還有許多張牌。中共還有足夠的條件和資源來成為民主政治的贏家，有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可能。但是，中共領導人有眼光、有魄力、有信心、有運氣走上爭取成為民主贏家這條路嗎？() ◆意識形態破產，思想控製失靈() 任何一個集權政體的穩定，都建立在一些基本條件上，這些基本條件一旦喪失，集權政體就進入渙散狀態。我們僅僅揀出三條來看看。第一條，是思想控製；第二條，從政權內部清除異議分子；第三條，政權外部鎮壓一切異議分子。從這三條來看，中共強化集權之路已經不可能。() 思想的控製，要有一套意識形態，讓人從心底裏就相信集權政體和當政者本身的曆史合法性。傳統中國，這套意識形態由儒家提供內容，由科舉製來傳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君臣父子、男女長幼等級有別。天子天命在身，為天下君父君師。官吏為天子輔臣，佐天子教化管製萬民。用基督教語言來說，天子是神之子，官吏為教士，萬民為信徒，整個社會圍繞天子構建起來。這套意識形態，在曆史上不斷被道家和佛家攻擊和解構，但還是在皇帝、官僚、族長、家長的支持下，維持了“超穩定性”。這種“超穩定性”，在“五四”以來終於被擊毀和解構。中共是“五四”的孩子，毛時代的中共，沿續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精神運動，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硬生生“破四舊”，把這套說法徹底踩爛在了腳下。今天國內還有新儒家等試圖恢複這套說法，強調“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想用儒家“王道政治”來重建中共執政合法性，但是，誰會信這樣的說法呢？新儒家可算是瞎子走路，逆天而行而不知。就算是當政的中共領導人中，有人心裏特別想過把聖君癮，特別想萬民匍匐其下高呼萬歲，他也不會敢公開來接受新儒家“王道政治”的提法，因為這可是對中共最根本的背叛了。一個“打倒孔家店”的先鋒黨要重新對孔老二儒家頂禮膜拜，恐怕不行。用新儒家來重新實現思想控製，這條路顯然是走不通的。誰要是頭腦發昏接過“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的說法，袁世凱的下場就一定等著他。() 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不是新老儒家，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曆史（上帝的另一個名字）選擇了工業無產階級（選民）來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彌賽亞），組織和領導無產階級進行最後的鬥爭（大決戰與大審判），最後實現共產主義（天國）。我用猶太教的語言來描述馬克思主義，是想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結構在猶太教裏麵。這樣的意識形態，通過支配中共而支配了中國心靈，直到毛時代結束。有猶太教的深厚而隱蔽的傳統放在那兒，有馬克思大部頭著作壓在那兒，有偉人毛澤東的威望壓在那兒，誰能反得了呢？幾輪批評與自我批評，想不通的人也得反省自己，不得不服氣。極少數人特殊人傑如林昭和顧準，也隻能從某個角度質疑一下，撼動不了政教合一的大結構。用佛教語言來說，在“佛法僧”三寶中，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是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法，而廣大黨員則是忠誠的僧尼。到今天，佛死了，法朽了，黨員們不再是僧尼了，馬列主義這套偉大迷人的說教已失去了效用。如果還有人聲稱相信這一整套說法，我們簡直會懷疑他的動機：是腦子有病還是暗中求利？中共啟動馬克思主義工程，作用不過是給新老馬列研究人員拔一點納稅人的錢改善他們生活，封他們的嘴，讓他們說當政者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不然，他們因被社會邊緣化而怨氣衝天，老是怪聲怪調地說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錢一到手，他們研究的課題就變成馬克思主義與和諧社會、與科學發展觀的關係了。用這幫東西來重建馬克思主義“佛法僧”係統，不是癡心妄想嗎？中央支持馬克思主義工程，引起國內學界的緊張，擔心極左回潮，毀滅二十多年改革的思想成果。其實大可不必緊張，這點錢隻是封嘴錢，造成點沉滓泛起而已。真不要市場經濟了？真要重回公有製？真要消失企業家階層？真要重新收回農民土地使用權？真要把外資企業強行收歸國有？別說億萬人不答應，就是當政者家屬也一定不答應的，他們都是私有財產持有者。() 其實，當政者說得多的，是建設小康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複興，這些話，馬列文本中影子都沒有。當政者一邊給馬克思主義工程拔錢，一邊決無興趣說中共的使命是領導工人階級打倒資產階級，在全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全球共產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當政者自己都已不信，還怎麽可能讓百姓信呢？中國傳統的儒家不行了，舶來的馬克思主義也不行了，黨內的理論家們怎麽辦呢？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有新意有力量的意識形態出現。既要保障中共領導人的特權，又要人心向黨，這兩者如何打通呢？難。建立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複興，這些目標，與中共集權政治有什麽聯係呢？難道隻有集權政治才能建立小康社會，難道幾個人獨裁才能實現民族複興？道理上講不通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現在中共真是遇到了“言不順”的困境。黨內有人說：“我們不是沒有做事，不是沒做成事，而是被人說壞了。”為什麽中共就不能把自己“說好”呢？名實相符，是正名的前提。名實不符，硬要“正名”，可不是件容易事。() 現在中共當政者說得最多的，還是民主法治，而且江澤民提出過“通過發展黨內民主，積極推動人民民主發展”，這曾給黨內民主派們帶來快樂，他們以為這就是“中國民主兩步走”的信號，由黨內民主向社會民主的過渡。但他們隻是空喜歡了一場，因為從後來的權威解釋看，黨內民主的魂仍是民主集中製。黨內民主，是民主集中製，民主是讓普通黨員在黨員生活會上說說話，集中是領導人最後說了算。最近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充分說明了什麽是“黨內民主”。裏麵雖然出現過23次“民主”字樣，但沒有提到黨的黨的代表大會的權力應該上升，沒有提到黨的領導人要由差額選舉產生，沒有提到可以公開批評和質詢黨的領導人，強調的是“堅持民主集中製和黨要管黨”。“黨要管黨”是什麽意思？誰管誰呀？前一個“黨”是誰？後一個“黨”是誰？說穿了還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中央領導人，是領導人在從嚴治理下級幹部和普通的黨員。不準公開批評黨的領導人和不搞差額選舉的“黨內民主”，還有一絲民主的真意在內嗎？黨內理論家們一邊說：“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線。”一邊又接著說：“發展黨內民主，必須堅持民主集中製，保證黨的團結和統一。”批評黨的領導人，是不講團結。搞差額選舉和競爭，是不講統一。公開批評和差額選舉，這是分裂黨分裂國家的戈爾巴喬夫。顯然，民主是假民主，法治呢？法治是為了穩定，為了規範被領導者的言行，不是了為了規範當權者。民主法治之上，有一個不受民主也不受法治約束的黨的領導。而所謂黨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人的領導。說千道萬，無論搞什麽改革，黨內實權派們的權力和利益都不能受到約束和挑戰，這是一切的前提。這就使所謂的政治改革進入了死結，一切改革要完全服務於現存權力利益結構的需要，這就難了。() 鄧小平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對現存權力利益構架做了減法，打散了毛時代的權力利益結構，對政權來說是放了權讓了利，現在的執政者似乎隻想做加法，必須對自己增權加利才動，這實在是難壞了黨內理論家們。為黨重構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基礎，說得容易。憑你怎麽去編，把所有新儒生和馬列主義學者招集起來，花大把的錢，任他們絞盡腦汁，也編不出比美國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幾句話還迷人的東西。儒家實在揀不回來，儒家詩書禮樂已成文物古董，有點文化遺產價值而已。馬克思主義實在不敢真講，真到真處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中央領導人真喜歡讓人來革他們的命？所以，隻有講點自由民主法治，這可是國際政治時尚，不追風不行的。到今天，不講民主不行，不講法治不行。但是，講民主，怕別人來公開批評和競爭。講法治，怕捆住自己的手腳。難啊！這個算盤實在難打，祖先留下的“中庸之道”，又沒有一個平衡的具體量化的分寸，怎麽辦呢？一個意識形態破產的黨，要進行思想控製，沒內容呀！讓宣傳部來？裏麵堆積的隻是些狹隘可笑的思想特務，沒有什麽思想家。互聯網上各種觀點橫流，很少有人要回到暴力革命的馬列主義，更少人要回到皇帝的“仁義禮智”獨裁下的儒家，靠什麽來領導人民群眾的思想呢？沒有。怎麽辦呢？宣傳部隻能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架式：我不能告訴你們要信什麽，但我可以不準你們信什麽。批評我的不準信，約束我的不準信。我的權力和利益，就是你們信仰的標準。這就是當前意識形態管理的特點。有些宣傳部有官員自己找正當理由說：“中國要穩定，人民要吃飯。”網民馬上回應：“批評你們就不穩定了？我們吃飯靠你們嗎？別搞錯了，是你們吃飯靠我們交稅。被人強奸了，不準喊叫，造成不穩定，是這樣嗎？正是你們這幫特權腐敗分子在製造不穩定，正是你們這幫以權謀私者在搶奪民財。”() 意識形態管製，今天封殺這個，明天監管那個，用純粹的行政和特務手段來管精神和靈魂，這樣的意識形態管理管用嗎？中共領導人也知道“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但他們似乎到現在還不明白下麵這個淺顯的道理：集權帶來特權，特權帶來腐敗，腐敗帶來人心背離。更大的可能是，他們不是不明白，而是擺脫不了集權、特權和壟斷利益帶來的快感。誰不想稱個王道個霸的，王道霸權，讓人上癮的很哩。唉，就少數人為了這點小小的快感私欲，帶來了多大困境！中國的困境，中共本身的困境。最偉大的政治，其實是專門約束和折磨政治領袖的政治，這點他們可能不懂，也不想懂。() 黨內目前實際上占主流的思想，還是自鄧小平以來的新權威主義。這種新權威主義認為，經濟上盡量自由化，政治上繼續保持集權，實現“政治集權+自由主義經濟”。這最符合執政者的需要，既能發展經濟，又能維持政治權力。而且，鄧小平時代新權威主義理論的真正力量，還在於它隻把自己視為過度狀態，把自己視為自由民主憲政的準備前段，它隻是更換了強權的靈魂，讓強權來為自由民主奠基，它的終級政治價值訴求與今天的維權分子並不衝突。而今天，黨內理論家連新權威主義理論的終極政治訴求也不提了，似乎是把“集權政治+市場經濟”視為終極結構了，原來的新權威主義理論內含的那點精神魅力都被他們清除了。黨內理論家最近論證說，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發展初期，都是“皇權+市場經濟”的結構。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走“黨權+市場經濟”之路，最多，就是在這個結構上加上“法治”，形成“黨權+法治+市場經濟”的模式。也就是說，中共扮演皇權，中共最高領導人扮演皇帝，皇帝治下的市場經濟。其實，這沒什麽新鮮的，秦始皇早就這樣幹了。但是，時代不同了，在現實之中，法治與黨權就處於衝突之中，法治要求司法的獨立和輿論的監督，這與黨領導一切是矛盾的。工商市場經濟潛在的自由、平等、契約需要也與黨權人治至上也在衝突。工商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集權政治的掘墓力量，這在西方曆史上已有先例，而且完全可以從近年來中國工商業發展和民主政治訴求需求上升的同步現象看出來。腳下的地在動，在經濟高度全球化、信息高度平等化的今天，仍然不斷強調“政治集權+市場經濟”的曆史合法性，能讓人心服口服嗎？是不是有點太一廂情願了？這是不是有那麽點強詞奪理的流氓風格了？() 思想控製一旦失控，集權的末日就開始了。現在中共的思想控製已經失效，集權走上了它的末日之路。擦過屁股的紙不能再放回來用，在今天中國思想輿論界，那些重複論證政治集權合理性觀點，其作用正如剛擦過屁股的草紙。集權政體的雙腳已踩上了西瓜皮，它會滑到那兒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