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告誡不要逼農民上山(ZT)

對於中國貧富差距指標是否已達危險水平，北京學者正進行爭論。事實上，爭論從學術發展至政治層麵。 北京《中國券報》引述國家統計局負責人表示，中國基尼係數已到了零點四五的危險水平。但這名官員補充，中國不能照搬國際統計口徑，因為我國城鄉差距大是造成基尼係數較大的原因。目前分開來計算，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基尼係數分別統計都低於零點四。 ( ) 「群體性事件」急增 《中國經濟時報》立即刊文反駁，新華網也立即轉載。文章指出，分開來計算，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基尼係數統計都低於零點四，這隻能說明城市和鄉村的內部，貧富懸殊尚未達到警戒線，卻不能否認中國社會整體上貧富懸殊的事實。就算基尼係數過大是因為城鄉差距造成，難道城鄉之間的貧富差別就可以視若無睹，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嗎？文章又指出，中國的城鄉居民長期在育、醫療、就業、社保、生活資料供給、生產資料占用等方麵存在巨大的差異，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實際上處於「二等公民」的待遇。國民待遇差別正是城鄉之間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 但是，溫和派學者還是反對人為恐慌，他們說，如果將購買力的參數考慮進去，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沒有那麽嚴重，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被大了。還有，與規模較小的國家或地區相比，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人群之間和地區之間隔離程度較高的國家，對於同等程度的基尼係數的承受力相對來說比較強。 其實，研究基尼係數和貧富懸殊問題，最終的落腳點在社會是否穩定之上。這不能不加上政治因素。太子黨劉亞洲有篇文章談農民問題，他透露，胡錦濤總書記一次視察了黃河水災的災區山東省東明、鄄城二縣，發現那有些鄉鎮幹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莊園有過之而無不及。胡錦濤問省委書記張高麗：「這是甚麽性質的問題？」張高麗說：「這是腐敗和瀆職行為。」胡錦濤說：「說明白些，這是犯罪行為，要逼農民上山。」胡總的「逼農民上山」，就是從政治看問題。 北京《環球》雜文章引用一份公開材料表示，在過去的土地徵用中，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開發商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農民作為土地使用權的主體，僅占百分之五至十。政府對轉讓土地樂此不疲，而農民顯然難以接受如此低的補償。中國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去年透露，涉及一百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二○○四年大約發生七萬四千宗，超過三百七十萬人參與其中。中國政府在二○○五年發表的《社會藍皮書》也表明，從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已由一萬宗增加到六萬宗，參與人數也由約七十三萬增加到約三百零七萬。 弱勢社群不滿現狀 目前，以農民為主的中國弱勢群體的規模已達一億四千萬至一億八千萬人左右，約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至十四。二○○四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來信比二○○三年上升百分之十一點七，接待群眾來訪批次、人次，分別比二○○三年上升百分之五十八點四和五十二點九。中國的社會學家公認，「群體性事件」劇增的背後，是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農民對社會不公、官員腐敗等惡劣現象的不滿，要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避免其所帶來的巨大傷害，必須建立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機製。用胡總的話，就是不要逼農民上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