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煒：誰的“愛國刀片”在飛(ZT)

來稿／（一）不能越過法理去“愛國”() 　　誰的“愛國刀片”在飛？愛國，本是一種高道德標準的情愫，何以與刀片相連？本文從中日關係中因“愛國”而生出的種種糾葛談起。()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7月6日收到一份發自香港署名中國人名字、附帶刀片的恐嚇信，威脅安倍如果參拜靖國神社將受到上天懲罰。日本警方已經就此展開偵查。安倍表示他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的主張。同時，安倍晉三在山口縣的辦公室也接獲來自香港的恐嚇信。() 　　發恐嚇信的人顯然是選了時機的，選在“七•七”這個敏感日子的前夕，以為這樣可以讓自己的“憤慨”順理成章，可以進一步彰顯自己的“愛國”。實際上，這是一種違反法理的愚蠢行為。在筆者眼中，香港是個很講究秩序的地方，浩浩蕩蕩數十萬人的大遊行都能寸腳不亂，以民主之風求民主，讓人歎為觀止。如今個別人卻使出“寄刀片”之下策，令人扼腕。這與給中國大使館寄刀片、用氣槍打中日友好設施的日本右翼有何區別？不管處於何種立場，用威脅的手段脅迫人，在道德上就已經將自身置於劣勢。一些“愛國者”以為自己在愛國的旗幟下任何過激的行為都是合理的，最起碼可以“罪輕一等”。於是，有大學教師狂砸王直墓碑，有人拿石塊扔向日本駐中國大使館門窗，還言必稱為了正義，還總有人把他們捧為英雄。() 　　相比之下，日本的過激“愛國者”受到的譴責和懲罰比中國方麵多得多。去年，日本富士施樂複印機公司董事長、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日方首席委員小林陽太郎由於在公開場合表示“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日本右翼分子向小林家中投擲燃燒瓶和郵寄子彈。對這一行為，日本輿論普遍給予譴責。耐人尋味的是，就連一向被視為“右傾報紙”的《產經新聞》也譴責起“愛國者”來，說是“隻有保障言論自由，民主社會才得以成立，對他人的觀點有所異議和不滿，應該堂堂正正地展開辯論，而絕不容許以卑劣的手段封殺他人的言論”。從報紙的立場來說，同樣“愛國排外”的《產經新聞》卻堅決把自己與暴力“愛國者”劃清界限，不說什麽鑒於曆史與現實的因素從寬處理肇事者等等。而是強調言論自由，譴責暴力行為，這是很高超的論調。看來日本右翼再喪心病狂，也逃脫不了法理的約束。() 　　在如何冷靜愛國，客觀看待過激民族主義者的態度問題上，不難看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一些憤青的感情用事是橫行無阻的，似乎罵得越狠越風光。說道德底線也許還是個模糊的概念，扯遠一些，要引出國民素質、法製健全等問題。關鍵的一點是，絕不能對觸犯法律的所謂“愛國者”手軟。愛國的道德底線就是說不能越過法理去“愛國”，不能把怒火潑向對方國家。() 　　中日之間，“愛國刀片”飛來飛去，民間仇視，如何談得上改善關係？() （二）愛國，要寬容異見者() 　　另一方麵，有的“愛國刀片”是向內的。我們還應該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對待本國的“叛逆者”？因為這也關乎如何愛國。中日兩國都麵對這樣的問題，在討論中日關係時，批判本國的對外政策的政府官員、學者或一般民眾不乏其人，他們通常被視為替對方國家說話，甚至被稱“賣國賊”。() 　　比如，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二階俊博以同中國有著密切的聯係而被人熟知。前不久，二階俊博收到了一個郵件，裏麵有一隻刀片和一封信，信中警告他別跟中國走得太近。信中寫道：“別迎合中國，你正在轉移日本的資產和財富。我們勸你自殺謝罪。”二階俊博是日本小泉內閣中為數不多的同中國政治家有著個人聯係的大臣，他也因此在日本的“賣國賊”榜上有名。() 　　還有一種“刀片”是看不見的，但它的殺傷力是顯而易見的，那是語言上的威脅和謾罵，有的“愛國者”對不附和所謂主流的“持不同政見者”很苛刻，動輒把他們罵為“漢奸”、“賣國賊”，罵人的“愛國者”們是否也該拷問一下自己的道德底線，調整一下自己的愛國思維方式？最起碼，請對照一句網上公認的準則：“我堅決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不能因為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就不給你說話的權利。試圖用罵人來堵人的嘴更是喪失良心和道德的表現。() 　　在中日關係的討論中，筆者以為，長期以來受感情和情緒支配的情況居多，特別是“愛國”的一方總是居高臨下地批判異見者。在中國，主張對日友好或者對中國的對日外交政策提出批評的人，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他們被懷疑不愛國以致賣國。其實攻擊者的思維方式和道德傾向都是很有問題的。還是舉二階俊博的例子，他主張對中國友好，你能說他不愛日本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他是為了日本的利益才主張對中國友好，一小撮日本右翼以外的日本人應該都能理解他的言行。同樣，我們的一些主張對日友好甚或批評中國的人難道真是背叛祖國嗎？恐怕也不能這樣輕易下結論。() 　　“愛國者”對所謂叛逆者最理直氣壯的論斷就是：叛逆者的國家和民族認同出現了問題。民族認同，這實際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去年在中國出版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麵臨的挑戰》一書中提出的“認同危機”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根據亨廷頓的觀察，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發達國家中，傳統的國家認同正陷入一場“認同危機”中，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這些發達國家內部的民族多元化。第二個原因是全球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和“民族”的認同越來越淡化，而一種新的“全球認同”則在慢慢取代傳統的國家認同。特別是全球化使西方發達社會中精英層的國家認同感大大降低。而普通民眾的國家認同感、愛國主義情緒遠遠高於精英分子。所以精英和民眾之間不可避免地有國家認同差距。一位中國的IT精英曾告訴筆者一句十分經典的話：現在，國境的概念已經很模糊了。() 　　與其說“全球認同”是“危機”，毋寧說它是潮流和趨勢。我們這個社會既需要精英們冷靜的縱橫郫闔，也需要大眾的單純的熱情。但是精英畢竟隻是少數，他們常有不被理解的苦惱，甚或有被擯棄和孤立的可能。隻是因為他們的愛國情愫中摻和了愛地球的成分。愛地球，沒什麽不好，連北京奧運會口號不都說了麽──“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一些海外華人雖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但出國後，視野更加開闊，也可以說對中國的事可能看得更清楚了，說一說自國的“醜陋”，很自然被認為是忘了本。對中國人來說，愛國顯然比愛地球重要多了。所謂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異見中不見得沒有真知灼見。但中國社會現在似乎還缺乏包容異見的寬廣胸懷。1955年中國大陸發動了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運動，官方組織了對胡適的大批判，出版了8卷本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約200餘萬字。當時胡適在美國，設法弄到了這八厚冊批判自己的書並且全文讀完。唐德剛（旅美曆史學家）問胡：這幾百萬字裏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曰：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問？() 胡適的話今天仍值得我們深思，怎樣避免言論一邊倒和給“學術自由”一個適和的土壤，不管對政府還是對個體，都是個課題。社會在進步，可有時人們卻被自己的影子絆住了腳步。() 　　還是回頭來說說中日關係。你不得不承認，在中日之間要做到“民族認同意識模糊”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這也是中日民間難以相互理解的原因之一。想強調的是，近年來，中日關係討論欠缺的正是一種“學術自由”的氛圍，中日關係中不是點子多，而是觀點太單調。多是表現為多數的一方對少數或個別的一方的打壓。中日關係討論中需要一種第三方的立場，也就是說尊重對方的民族感情，不帶偏見，不帶自身過激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探討問題。中日關係中可以擺上桌麵探討的問題很多，包括曆史問題的細節亦可重新挖掘和考證，曆史本來就有多個側麵，如果曆史是由某一方說了算了的話，也用不著中日韓三國來共同編撰麵向青少年的曆史教科書了。曆史從屬於意識形態的時代終會離我們遠去。() 　　當然做一位反主流的異見者是需要勇氣的，中日關係中言論一邊倒的情況讓許多想發表意見的人也不敢說了，背叛國家和民族這樣的帽子確實是很嚇人的，這樣的風氣不利於打開中日關係的新局麵，也不利於民主風氣的形成。一些忍受誤解和頂住壓力為中國的利益而建言獻策的人是可敬的，相信我們的“二階俊博”們遲早會得到大眾的認可的。() 　　愛國的方式不是排外和仇外，愛國情感的基礎應是理性和豁達。曆史上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民族，都是寬容而開放的。不管刀片是對外還是對內，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都是一種變質的民族主義感情的反映。關於愛國，今後我們要考慮的也許不僅是怎麽堅守道德底線的問題，而是怎樣不斷提高自己道德標準，對內寬容，對外大氣，譴責無知的過激的民族主義者，接納用心良苦的“倒戈者”，當我們能以這樣的道德準則來看待中日關係時，也許中日關係會變得簡單明朗、容易把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