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紅娥：衝突與革命--中國“生活政治”的嬗變(ZT)

摘要：富裕時代的到來標誌著人類社會通過外在於個體的途徑,如暴力革命,打破不平等的權力格局,謀取個體平等、自由的“解放政治”時代向通過內在於個體自身的途徑,即個體從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尋求自身需求的滿足,從而謀求個性發展、自我實現的“生活政治”時代的轉變。大眾消費階段的到來,不僅標誌著中國實現了由傳統節儉型消費向現代享受型消費的轉變,而且迅速發展的消費變革,預示著再一次消費革命的發生,即實現向發展型消費的轉變。 　　關鍵詞：生活政治;消費革命;代際衝突 　　作者簡介：鄭紅娥,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博士後研究人員,北京　100871。 　　自從人類進入“富裕社會”、“後工業社會”以來,不少學者圍繞全新範式的研究展開了諸多探討,盡管相互之間分歧很大,但共同的一點是,都強調了由於時代變化所導致的體製安排與意識形態的變化,轉而注重日常生活的研究。如哈貝馬斯認為,自從進入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以來,社會危機已經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也就是說社會合法性的基礎並不能通過權力的規範製約就可以確定,它依賴於人們的動機與行為準則的達成,而這種社會準則的達成最終取決於個體之間主體間性的產生。因此,哈貝馬斯呼喚交往理性的建立,通過生活世界的重建,走出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困境。同樣,吉登斯主張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轉變,即由強調階級區分,企圖主要通過暴力方式,打破不平等的權力格局,使個體獲得自由和獨立行動能力為訴求的“解放政治”向注重身份、相互關係與生活方式的選擇以求個體的自我實現以及人、社會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政治”的轉變。總之,“生活世界”的提倡或重建反映了時代發展的主旨已經由謀取宏大敘事下的正義、自由的訴求向注重微觀世界的個人生存狀況的轉變。由此,日常生活中孕育的衝突,特別是代際衝突無疑成為顯示“生活政治”革命和時代前進的主要表征。本文試圖對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的生活政治的革命以及進一步的走向展開論述。 　　一、大眾消費階段的到來:由生活政治化向政治生活化的轉變 　　按照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論,“富裕時代”、“後工業時代”或“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是劃分“解放政治時代”和“生活政治時代”的分界線。盡管自二戰以來,和平時代的到來及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標誌著人類社會已經告別“解放政治時代”而進入“生活政治時代”。謀求國內發展,改善人民生活,開放社會參與途徑,促進個體全麵、自由發展成為各個國家發展的主旨。然而在毛澤東時代,由於對國際局勢的錯誤估計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使得社會發展的重心沒有及時實現由“注重階級鬥爭”向“生活水平改善”的轉變,並且仍力求完成“解放政治”時代的任務。階級矛盾被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企圖通過再一次反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動與開展,在國內完成平等、民主的訴求。一再被提上重要日程的消費生活的議題不斷被政治運動所打亂。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被納入政治化的軌道,接受大一統政治體製的管理與監控。 　　在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製下,為了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中國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國家對各種生產進行控製並且通過再分配體製分配社會財富,許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領域。不僅人們的日常消費活動具有大眾化、同質化特點,而且被賦予濃鬱的意識形態色彩。（注1）儉與奢不僅上升到社會的倫理道德高度,成為判斷好與壞、是與非的標準,而且還具體化為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如片麵強調“先生產、後生活”,“先治坡、後治窩”。隻要一提起消費,一提讓人們過得好一點,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鋪張浪費”,就會遭到社會倫理道德乃至國家意識形態的嚴厲鞭笞。 　　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消費革命的發生,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大眾消費階段。市場經濟的引入,開始打破國家和各級行政權力對資源的控製,使市場成為配置資源、分配利潤的主要手段。與改革開放前使一切生活都政治化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之後人民生活的改善被當作最大的政治來經營,之前通過階級鬥爭重整權力格局,改變不平等、剝削、壓迫社會狀況的民主、自由及正義的訴求方式轉變為如席勒所說的,通過對個體需求的滿足,謀求個性的充分展示以達至個體全麵發展、自我實現的訴求途徑,而這無疑是吉登斯強調“生活政治”的最大意義所在。〔1〕 　　經過十幾年的改革,不僅這個整體性、同質性的社會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人們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人們的消費觀念發生了顯著變化。“君子不言利”的舊觀念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市場”、“利潤”、“競爭”等與市場經濟相聯係的新觀念逐步深入人心。個體不僅把個人目標和社會需要結合起來,通過為社會創造價值的方式謀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而且還實現了從以工作的成功作為生活的重心向以生活的成功作為重心的轉變。 　　同樣,在社會價值觀或消費的意識形態方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社會的層麵上,消費不再是生產的附庸,而是日益發揮著啟動內需和帶動生產的作用;在個人的層麵上,消費不再具有被動的消極的含義,而是成為個人自我建構的手段。在消費的判斷標準上,已經實現由政治話語向合理生活的話語,甚至向商品符號話語的轉變。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個方麵在個人或家庭層次上將“越窮越革命”的話語轉變為“誰富誰光榮”的話語,從而肯定和鼓勵了個人和家庭致富;第二個方麵進一步將超出基本需求的消費由否定性的話語──“生活腐化”轉變為肯定性的話語──“正當享受”,從而使生活享受合法化。不僅如此,由於市場經濟利潤的驅動,加上西方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影響,消費品的符號象征意義已經推動了一套有關消費的話語係統的建立。其慣用的手法就是把任何事情分為兩端、兩極,然後根據不同層次與級別對消費品進行區分,並產生相應的話語權力係統,如體麵、高雅、品位被喻為“現代化”的代名詞,而寒酸、粗俗、貧賤、土氣被喻為“落後”的代名詞,從而公開或隱蔽地對消費者的消費選擇作出相對否定或相對肯定的評價。 　　二、消費生活的革命:從傳統節儉型消費向現代享受型消費的轉變 　　大眾消費階段的到來,引發了消費生活的革命,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實現了由傳統節儉型消費向現代享受型消費的轉變。如果以消費社會的出現為界劃分曆史時代的話,無疑在消費社會產生之前的社會是以生產為主軸的生產社會,而大眾消費階段的到來無疑標誌著進入以消費為主軸的消費社會階段。這兩種基本社會形態無論在社會動力機製,還是社會價值觀念等方麵都存在明顯分歧。 在傳統的生產社會中,社會的中心任務是持續改善和更新生產條件和基礎設施,並且培育兢兢業業,以工作成就作為最高獎賞的勞動者,以創造最大的社會財富。在古典經濟學看來,消費是生產的“附庸”,主要是為了生產和生活需求而去耗費物質的一種物質行為。同樣,按照羅斯托的說法,這正是“現代社會”處於“起步階段”的發展要求,即發展、生產是第一位的,不能為所欲為地消費,消費是存在手段,而非生活目的。因而,在生產社會中,工作或勞動是當時人們生活的重心,不但是個體得以謀生的手段,更是個體安身立命的依據。因而,在傳統社會及計劃經濟時代,主要是一種節儉型消費。然而,消費社會的到來,不但引發了社會的發展機製、結構組織,而且引起了個體的生存體驗、價值認同等深刻變化。國家鼓勵人們學會享受,各種媒體都向人們傳授著如何享受生活的信息,生活成了人們的目的,工作隻是創造生活的手段。 　　時代的變革和觀念的演變在不同代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方麵表現得尤為突出,從而導致代際衝突的出現。代的特征是通過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特征之異同,是判定代的三個方麵,是我們區分“這一代”和“那一代”的基本理論根據。〔2〕張永傑與程遠忠在《第四代人》一書中把建國以來的中國人分為四代人,並分析了不同代人的生活方式、行為取向與價值觀念。從政治時代經曆過來的第一代人,主要以毛澤東為代表,他們給中國找到了一個新時代的模式和實現這個模式的途徑,其最高行為原則是“革命性”;建國後17年成長起來,也是在大煉鋼鐵、三麵紅旗下成長的第二代人,其最高行為原則是“組織性”,“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是典型的第二代人的原則和理想;第三代人是在投入文化大革命中成長的一代人,其行為原則是矛盾的混合體;而第四代人卻是在城市經濟改革中長大的一代人,其最根本的行為原則是主體性。前三代人把事業看作是判斷個人成就的主要標準與安身立命的主要依托;第四代人則不同,其人生態度用一句話概括,就是“隻要人活得輕鬆自在就行了”。正是以上的不同造成了他們在消費方麵的差異。 　　1.在生活觀上,透支未來型與後代儲蓄型的不同 　　在生活觀上,年輕一代與年老一代有著明顯的分歧。年輕一代習慣於“提前思維”,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為未來的事業投資,如貸款提高自身的學曆與文化技能或者為某項具有市場潛力的產業作預期籌劃,如購買債券等;二是在未來收入有著預期保障的前提下,預支未來的收入來追求現時的享受,如貸款買房、買車。老年人則習慣於“延期”思維,他們隻看到現期的財富,並力求通過財富的積累來促進整個家族的興旺發達。因此,老年人喜歡存錢,總喜歡把錢儲蓄起來,年輕人喜歡花錢,錢經常是透支的。老年人之所以喜歡存錢,一方麵是因為他們大多生活在物質匱乏時代。物質匱乏時代的主題是力求通過辛勤勞作、精打細算和積少成多來維係社會的再生產(包括經濟的再生產和人口的再生產)。另一方麵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得國人習慣於把自身的生命看作整個家族“生命之鏈”中的一個環節,老年人把錢省下來並不是為自己消費,而是為子孫造福。年輕人則不同,他們正生活在由生產性社會向消費性社會的轉型階段,不僅生活的享受完全合法化了,而且國家鼓勵人們敢於和善於消費。作為新生活方式的“領頭人”,年輕人自然成為啟動經濟發展的消費的“弄潮兒”。他們注重“即時”的享受,“不求天長地久,隻求痛痛快快”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生活準則,有時,在現有的資源和財富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更便於生活和工作的現代化,他們會在有著穩定經濟預期的前提下,預支未來的財富,提前享受現代化的便利生活。 　　2.在生活方式上,享受型與節儉型的分歧 　　年輕一代非常重視生活的享受。他們在消費中除了追求物質性滿足之外,也會為獲得更多的心理和精神滿足而消費。他們往往注重和利用物具有的象征意義和表現能力,通過人、物、場合等有關要素的組合構造出一個具有一定意義、氛圍和效應的生活場景,即看重場景消費。“服飾和音樂會是一種消費,而事實上,第四代城市青年的消費是全麵的,他們的消費涉及所有的領域,而且在社會中,第四代城市青年的消費要越出其他代層,擇其要者,他們的消費主要表現在:(1)服飾; (2)文娛; (3)結婚; (4)家庭裝修; (5)化妝品。”〔3〕老年人大多比較節儉,他們對生活中的新潮興趣不大,主要講求消費品的實用,較注重物的消費。隻要是經濟、實用的商品,就樂於接受;隻要家中的物品“還可以用”,一般就不會多費錢財去購買“多餘的物品”。因此,總的說來,青年人追求享受型生活方式,而老年人則比較看好節儉型生活方式。具體說來,享受型生活方式與節儉型生活方式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省時間與省金錢。現代的青年人在對時間與金錢的看法上,他們往往更看重前者,一則認為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可創造財富;二則認為金錢隻是生活的手段,能有充足的時間享受生活才是生活的目的,甚至有時以金錢購買休閑時間也成為他們合理的選擇。老年人卻恰恰相反,他們在看待時間與金錢的重要性上,往往把後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認為時間隻是創造財富的一個曆史“矢量”而已,似乎與人生價值沒有直接的關係。第二,注重經久耐用與更新換代。在傳統的生產社會中,社會的發展主要建立在低成本(提倡禁欲苦行)、高投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力求高產出的增長方式上,這就決定物的經久耐用,成為生產社會判斷物的有用性的主要標準。然而,自從社會進入到物質極大富裕的消費社會以來,社會的發展則主要建立在刺激消費,激發欲求,即以高需求來引發高消費從而帶動高增長的生產方式上,因而,產品的經久耐用,即物質性因素退居其次,而其具有美觀大方以及附加的文化價值等非物質性因素便成為決定產品“有用性”的關鍵。 　　3.在消費選擇上,時尚型與實惠型的區別 　　老年人非常實在,他們在消費購物方麵非常看重經濟實惠。物的使用價值,即經久耐用,而不是物的符號價值,往往成為他們的首選。年輕人則不同,他們非常看重物的符號價值。追逐時尚、跟定潮流,被認為是現代青年的重要表征。〔4〕在飲食方麵,老年人喜歡購買一些質量好、價格優惠的食品,而年輕人不但追求物美價廉,而且還注重包裝和品牌。在服裝方麵兩者的分歧就更明顯了,老年人看重的是衣服的質地,年輕人更注重衣服的流行和時尚。與過去人們在吃、穿、用等方麵講究經濟實惠、經久耐用不同,今天第四代城市青年的消費層次多樣化了。他們以追求時髦消費、追求美為主,為此目的,昂貴的也好,廉價的也好,都在追求之列。追求時尚的結果是消費品更新換代的節奏加快,從而更大大地使消費水平提高了一步。〔5〕從注重物品的使用價值到看重物品的文飾價值,一方麵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和人們對更高品質、更精致生活的追求,但另一方麵,如果過分地追求物品的文飾價值,置生態極限於不顧的話,就容易陷入消費主義的發展“陷阱”中。 4.在消費理財上,增殖型與保值型的分歧 　　與農業文明時代占主流的“節流”觀相反,“開源”日漸成為工業文明時代占主導的價值觀念。國家為了鼓勵老百姓消費,除了降低銀行的利息之外,還相應改善投資環境,鼓勵市民把更多的閑置資金投入市場,以促進市場的繁榮。再加上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生活設施價位的翻升,使得把剩餘的資金投向於股市和開辟其他生財途徑的居民日漸增多,由此可見,“以錢生錢”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於時代的局限,老年人習慣於把錢存起來,沒有想到去進行投資或者炒股,年輕人則不同,他們認為開源比節流更重要,一旦有錢,除了把一部分錢存進銀行以備不時之需外,他們會把其餘閑置的錢拿出來進行投資或炒股。 　　5.在家庭消費格局上,“往下傾”與“往上傾”的區別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代人在家庭中具有的權威、享有地位的不同以及情感投注方向的不同來劃分傳統和現代家庭的生活格局。主要有兩種情感投注路線:一種是“往上傾”的路線,即長輩在家庭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權威,在家庭的消費生活中享有優先權;一種是“往下傾”的路線,晚輩成為家庭關注的中心,一切的家庭消費投資圍繞晚輩進行。與“往上傾”的情感路線相適應的家庭權威秩序為“老人──成人──小孩”,這主要表現為傳統家庭格局。與“往下傾”的情感路線相適應的家庭權威秩序是“小孩──成人──老人”,這主要表現為現代家庭格局。 　　在傳統文化中,老年人是家庭生活關注的重心,現在這種狀況已經改變,小孩取而代之,成為家庭生活的中心。具體說來,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第一,“U”型人生曲線與倒“U”型人生曲線的分歧。老年人看待兒童、青壯年和老年三代人的地位時,往往重兩頭,輕中間。在他們的心目中,代際之間的地位猶如一條U字型的曲線,兒童和老年的地位最高,青壯年的地位最低。〔6〕在青年人看來,尊老愛幼固然很重要,但青壯年自身的發展和地位也不應忽視,他們力求把顛倒了的人生曲線重新再顛倒過來。第二,雙向型家庭養育方式與單向型家庭養育方式的對立。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是聯合家庭,與這種家庭模式相適應的是一種雙向型的養育方式,即父母養育孩子,孩子長大後,反過來養育父母。然而隨著社會條件的改變,特別是老年人的贍養方式從過去由家庭負擔部分轉移到由社會負擔以及西方單向型家庭養育方式的引入,使得中國青年人的養育方式和回報型倫理觀念也相應發生了變化。不可否認的是,小孩的花費可以說始終是家庭消費的重心,相反,成人“投資”在雙方父母身上的時間和精力卻在不斷減少。 　　三、再一次消費革命:從表現型消費到發展型消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開始快速進入大規模消費(mass consumption)時代。這種劃時代發展時至今日已經經曆了近20個年頭,這是中國曆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毫無疑問也是中國人日常生活消費麵貌發生巨變的時期。通過以上關於消費代際衝突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目前中國居民的消費觀念正處於由傳統消費觀念(注重省吃儉用)向現代消費觀念(講求量入為出和開源為主)轉變的階段中,後現代消費觀念(主要指注重炫耀和符號消費的消費主義消費觀)的成分比較少。但是,必須看到這樣一個趨勢:隨著代與代的更替,傳統消費觀的色彩在逐漸淡化,現代消費觀乃至後現代消費觀的意識在逐漸增多。按照大衛·理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一書中的說法,消費社會的到來,標誌著社會開始進入他人導向階段,即個體生活的塑造和性格的形成主要受電視、廣告等媒體影響的階段。（注2）而正成長起來的第五代人無疑處於這個階段。作為獨生子女的一代,他們從小生活在物質豐裕的時代,是伴隨著廣告,也可以說是伴隨著消費主義的浪潮長大的,如果把這一代人看作“第五代人”的話,他們的消費觀念無疑與“第四代人”有著明顯的分歧。 　　第五代人對品牌的追求主要受到電視廣告等媒體的影響,而很少考慮自身及家庭的經濟承受力。他們從小處在一個養尊處優的地位,一切購物的衝動來源於各大廣告媒體的影響和對周圍同伴的模仿,由於年齡太小(第五代人中年齡最大的還在讀大學) ,他們既不具備獨立的消費能力,也沒有形成自己獨有的消費觀念。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們有著其他任何一代所不具有的關於品牌的“記憶烙印”,再加上他們正生長在向“大眾消費社會”過渡的階段,在他們之中無疑孕育著一場新的消費觀念的革命。這場新的消費觀念革命的發生是否標誌著中國已經進入大眾消費階段,是否具有更多的後現代的色彩,值得進一步研究。 　　盡管第四代人也追求品牌、時尚,講求炫耀性消費,但是他們的消費觀念主要是以現代意義上的節儉觀為主。筆者通過大量實證調查及文獻研究,發現傳統意義上的節儉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停留於節衣縮食的層麵,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對傳統節儉觀賦予了新的內涵和形式。主要有三種新的理解:第一種理解是物盡其用;第二種理解是在經濟承受範圍內追求“物有所值”;第三種理解認為開源就是一種節儉。因而,他們對炫耀式消費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身可承受經濟範圍內,為炫耀身份所投入的與所要達到的社會效應之間的權衡。 　　相反,第五代人對時尚、品牌的追求隻重符號表現的形式,而不看重其內在實質,從而具有了為消費而消費的消費主義色彩,即有點類似於日本“新人類”、“新新人類”的表現主義文化,如盲目追求炫耀式的符號消費。〔7〕 　　對於這種在大眾傳媒時代新出現的的精神價值,即表現主義文化,學者們進行了諸多的探討。A·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把農耕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一次浪潮”,把產業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二次浪潮”,把新的富裕社會的價值意識稱為“第三次浪潮”。按照托夫勒的理論,高度工業化社會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價值意識起支配作用的社會,在第三次浪潮中,社會將朝進一步的個別化、少量化以及需求與生產相結合的訂貨生產型方向發展,將會出現人與人之間的差異。E·弗羅姆也認為,商業社會的社會價值意識出現了新的變化,從“擁有”變成“表現”,即從to have轉向了to do。而如何規範這種重視享樂、不思進取的表現主義文化,將其引向注重生活質量、良好人際關係的建立以及個人能力的展示和創造性的發揮,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外在表層形式的展示和華而不實身份、個性的體現上,即將其改造成一種有助於個人發展、完善及人、社會、自然和諧共處的新的創造性文化,這無疑成為時代探討的主題。 注釋： 　　注1：陳淮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發表文章認為,在中國的消費觀念中存在三個深層誤區:一是轉變積累是“善”,消費是“惡”的錯誤觀念;二是轉變生產姓“公”,消費姓“私”的錯誤觀念;三是轉變供給屬“官”,消費屬“民”的錯誤觀念。參見陳淮《消費觀念的三個深層誤區》, 1999年9月15日《中國經濟時報》。 　　注2：大衛·理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一書中將不同階段對青年生活的塑造和性格的形成分為三種類型:傳統導向型、內在導向型和他人導向型。〔美〕大衛·理斯曼著,王昆、朱虹譯:《孤獨的人群》,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 　　參考文獻： 　　〔1〕〔德〕席勒.美育書簡〔M〕.徐恒醇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0. 　　〔2〕〔3〕〔4〕〔5〕張永傑,程遠忠.第四代人〔M〕.東方出版社, 1988. 19, 152, 146, 152. 　　〔6〕吳魯平.微妙的隔膜──代際心理〔M〕.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3. 123. 　　〔7〕〔日〕千石保.日本的“新人類”──當代日本青年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的趨向〔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 原載《社會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