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不要懼怕媒體成為“第四權力”(ZT)

專稿／在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社會中，麵對矛盾與不諧之音，政府的本能反應是回收權力，加強控製，讓全社會隻剩下同一種聲音。於6月24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中的一項規定“新聞媒體違反規定擅自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或者報道虛假情況，由所在地政府予以處罰”，就體現了這種趨勢。 政府的本意是通過控製聲音發布的渠道來消除不諧之音，保持社會穩定。但這樣做的效果未必能如人意。為了加強控製，政府隻能強化自身權力，包攬事務，其直接後果是導致政府機構越來越龐大、所須承載的功能越來越繁多、官僚群體的數量與權力都急劇膨脹，社會的負擔越來越重。中國的行政機構改革往往無疾而終，機構越“精簡”，官員越多，行政管理費25年增長87倍，根本原因在於政府管得太多。事權不減則機構不簡，行政“消腫”隻能是一句空話。 政府不是鐵板一塊，各層級、各部門、各個人都有其獨立利益。不斷膨脹、越來越不受製衡的權力往往導致自我利益的膨脹，成為製造官民矛盾、中央與地方（或部門）矛盾的根源。媒體多次披露的“政令不暢”，就是政府內部利益分化的產物；而當前突出的由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環境汙染等一係列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背後往往有權力利益膨脹的影子。政府包攬事務本是為了加強控製，解決矛盾，但被強化的權力往往會製造新的矛盾。這種矛盾的“內卷化”表明：被強化的解決手段已經成了不斷製造問題的根源，這條路很容易走到極限：當製造矛盾的速度快於壓製矛盾的速度時，就走不下去了。 天生萬物，各有其用。人類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都有其特殊功能及其自我運行機製。政府隻是社會的一部分，隻能承載其中的部分功能，不能包攬一切。即使是在權威體製下，權力的運用也應有其邊界，那就是不能過度損害社會自組織的功能與發育。政府過分強大意味著社會其它部分的弱化，意味著部分功能的喪失，隻能由政府來代勞，但政府可能有心而無力。這正如人體的各個器官、組織，大腦能夠控製、支配的隻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連心髒的博動、血液的流動、汗液的排出都要由大腦來控製，結果不是大腦無力負荷，就是人體功能紊亂，自然的協調被打破，難以為存。《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對新聞媒介的限製，以及最近全國律師協會對律師介入群體性案件的限製，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門對律師介入重大、敏感、群體性案件的“規範”性限製，在保持聲音同一的同時也限製了新聞媒體、律師群體為弱勢群體代言、監督製衡行政權力、維護公共利益的職能。這種社會功能的喪失導致權力隻能自己約束自己，難以受到外部的、自下而上的監督；民眾無力保護自己，隻能接受政府的保護。權力自我約束意味著自上而下、由少數人監督多數人，當這種監督失效，權力對民眾利益造成侵害時，由於缺少中間的調節與製衡機製，往往導致官民矛盾激化。近幾年每年多達幾十萬起的群體衝突事件，表明政府已無力替代社會的自組織形式，無力包攬一切。對待矛盾自古疏勝於堵，當政府將一切不同聲音都視為需要消除的噪音時，原來可以調和的矛盾就可能演變成不可調和的衝突，雖然暫時被壓抑，但其能量始終不會消失；當政府大包大攬時，一切矛盾最終都會指向政府，任何問題都可能上升到政權、體製的高度，從而失去緩衝與調和的餘地。 政府對社會自發力量尤其是輿論的提防，一方麵是擔心“添亂”，另一方麵是懼怕其成為新的、獨立的一種力量，即西方所謂的“第四權力”：如果政府對輿論批評無動於衷，必失民心；如果聞風而動，輿論就成了可以調動政治權力的另一種權力──這種擔心其實沒有必要，隻要體製不變，輿論的力量再大，仍然是處於政治權力的控製之下。隻要輿論危及政權，隨時可以叫停。但隻要輿論沒有直接針對政權和體製，就應該容忍、乃至鼓勵其對現實問題的批評、揭露。這種批評揭露可能降低人們對現狀的評價，但同時也會使人們對政府更加充滿期待。最重要的是，隻有充分發揮輿論的監督功能，才能彌補現行體製缺少自下而上監督這一根本缺陷，使社會具有一種自我修複的功能。這種自我修複功能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具有結構彈性的關鍵。 在現行體製下，自上而下的功能很強大，自下而上的反饋卻有限。因此這種體製在具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的同時，對權力自身的約束卻成為軟肋。缺少自下而上的作用機製，社會就不能自行運轉，一切都有賴於自上而下的推動。在缺少自我修複功能的剛性結構下，小的傷口會隨著時間被不斷拉扯、擴大，矛盾衝突會累積成致命危機；而在能夠進行自我修複的彈性社會，創傷會自動彌合，矛盾衝突縱然事發頻繁，也不會傷筋動骨，危及政權與體製。不要懼怕媒體成為“第四權力”，如果輿論成為權力，那麽它也是一種完全不同於政治權力的“幹淨”權力。流水不腐，因為它是自下而上的，開放的，所以它是難以被腐蝕的。它在具體問題上可能表現出偏激、偏頗、偏差，但由於相互製衡，它在整體上不會墮落、變質。輿論的開放度是衡量全社會開放性與活力的溫度計。 由此可見，社會有序運行存在兩種模式。一種是由政府大包大攬，控製一切；另一種是由社會的各種自組織形式各自承擔，政府提供規則秩序，居中協調。前者可稱為縱向模式，後者是橫向模式。在傳統農業社會，由於人類活動的協同程度低、變化節奏慢，縱向模式已經能滿足需要。但進入工業化的市場社會後，由於政府所能承載的功能有限（超過一定限度後，政府製造問題的速度快於解決問題的速度），縱向模式麵臨挑戰。曆史上西方工業國家在工商階層的主導下，建立了橫向的社會秩序模式，充分發揮國民個人、群體以及自組織的功能，對政府權力形成有效製衡與有益補充，終於建構成當代憲政民主的有效治理體係，社會的長期穩定與持續進步得到保障；而亞非拉一些後發展國家，或因循傳統，或出於本能，習慣於由政府權力來包攬、控製一切，雖然能夠暫時快速地壓製不同聲音，但隨著社會自組織的削弱，社會自我調節的功能越來越差，政府權力本身也越來越成為製造麻煩的根源，穩定與發展的可持續性難以預期。如果說前一條道路代表了好的市場化社會，後一種就代表了壞的市場化社會。 在工業化階段，任何國家都麵臨怎麽使社會治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難題，麵臨著走向好的還是壞的市場化社會的道路選擇。經濟的市場化意味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它在客觀上要求社會聲音多元，通過不同聲音的磨合、協調達到和諧共振。中國現在就處在這一曆史進程的關口，由政府包攬一切、壓製不同聲音的路子似乎簡單有效，但容易走的往往隻是下坡路，它可能將中國導向經濟上權貴資本主義、政治上集權專製的陷阱，亞非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殷鑒不遠。 中國執政黨的目標是保持社會穩定，進而實現和諧社會。由政府全麵控製、保持單一聲音的和諧隻是表麵現象，其下可能潛伏著地火的奔騰，各種偶然因素都可能誘使危機噴發。政府應該學會放手，將社會的事交還社會，培育、扶植社會自組織的發展，容忍不同聲音，引導各種聲音相互磨合最終形成共振，由共振達成的和諧才有良好的適應性。這條路起步不易，但卻是向上攀升之路，它能導向光明的前景；隻要走穩、走好，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與持續進步就可以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