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京：中國解決三農要借鑒西方農業改革的經驗教訓(ZT)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通過對俄羅斯的土地改革、法國的農業優先發展政策、德國獨具特色的農業改革和日本的農民協會製度的分析，認為西方發展是我國的一麵鏡子，各國農業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對我國目前解決“三農”問題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關鍵詞：土地改革、農業優先發展、農業改革、農民協會 一、俄羅斯:土地與自由的變奏 1689年，年僅17歲的彼得一世放眼世界，以過人的膽識和氣魄，推行“歐化”改革，建工場、辦教育、遷新都、搞擴張，把封閉落後的俄羅斯變成了歐洲大陸的強國。然而，再偉大的君王，也難以超越所處的時代。彼得大帝的改革，未曾觸動土地所有製，千百萬俄國農奴，仍然一貧如洗，水深火熱。直到一個半世紀以後，俄國又曆經兩次變革，才廢除了農奴製度，走上了農業現代化之路。 彼得一世的後繼者，窮兵黷武，意欲稱霸歐亞。打仗靠的是實力，除了兵強馬壯，軍需給養也要確保無虞。而俄羅斯氣候寒冷，人口稀少，農業生產一無所恃，發展緩慢。為實現帝國霸業，統治者置民生於不顧，硬要從農民身上榨出油來，而農奴製恰恰是一部最好的“榨油機”:農奴手無寸土，又無人身自由，隻得依附農奴主和貴族，他們不僅為主人無償勞動，還要繳納苛捐雜稅。靠搜刮民脂民膏補充軍力，俄國在對外戰爭中連連得手，版圖不斷擴大。對沙皇來說，農奴製“法力無邊”，不僅毫無必要廢除，還需不斷強化。1765年，葉卡特琳娜二世一紙詔書，便將5000萬俄畝新擴國土連同土地上的農民，賞給皇親國戚和立功戰將。到19世紀初，俄國農奴超過2000萬，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 1846年，英國廢除《穀物法》，降低糧食進口關稅。以農為主的俄國，糧食出口激增。看到種糧有利可圖，農奴主便變本加厲，再一次在農奴身上做文章，讓農奴無償勞動的時間由每周3天增加到5天，“官”逼民反，農奴不堪其苦，隻得鋌而走險，揭竿而起。這一時期，各地暴動此伏彼起，多達300多次。除了“內憂”，還有“外患”。1853─1855年，俄國對土耳其發動克裏米亞戰爭，結果被增援的英法聯軍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痛定思痛，俄國統治者終於明白，英法之所以取勝，不光在於裝備精良，而是由於他們早就完成農業革命，實現了工業化，國力強拳頭自然就硬。 1861年2月，沙皇亞曆山大二世簽署法令，宣布廢除農奴製。農奴在法律上取得獨立，農奴主不能再買賣農奴，也不能幹涉他們的生活。法令還規定，農奴可以得到一塊份地，雖仍需向農奴主購買，但隻需繳納20％的現金，其餘由政府以有息債券代付，購買者可以在49年內向政府還本付息。1861年的法令，使1000多萬農奴“受益”，1863年和1866年，俄國又先後頒布兩個法令，改變了“皇族農奴”和“國家農奴”的身份，這樣一來，俄國農奴全都由此獲得了“解放”。 人們常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農民贖買的份地，代價也是高得驚人。盡管如此，農民還是有了指望。而原來的農奴主，錢更多了，人手卻少了，於是便不再廣種薄收，而開始置辦農機，使用化肥，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廢除農奴製，終歸是解放了生產力，使俄國農業出現了重大轉機。 可是，農業發展的桎梏，至此尚未打破。也許是讓農奴暴動嚇破了膽，當權者在宣布解放農奴的同時，又下令在各地普遍建立“村社”，給農民套上了新的“緊箍咒”。根據新法令，農民必須帶著份地，加入村社組織。未經村社允許，農民無權出賣、轉讓土地，也不能擅自脫離村社。原來的農奴主，搖身一變，成了村社的“保護人”，有權撤換村長，驅逐村民，未經其允許，村社不得改變耕作方式，不得開墾荒地。農戶之間實行“連環保”，互相監督，哪戶若不服從村社管理，作奸犯科，鄰裏會因知情不報，受累遭殃。幾個村社組成鄉，鄉一級設行政、司法、警察機關，這是維護帝國秩序的根基。建立村社組織，牢牢縛住了俄國農民。 村社的建立，抵消了廢除農奴製的成果。農民的份地不能買賣、轉讓，限製了土地集中，阻礙了農業規模經營;農民不能自由流動，城市工廠普遍缺乏勞動力，工業化步履維艱。到20世紀初，俄國非但沒有國富兵強，反而與美、英、法、德等國的差距越拉越大，成了列強中實力最弱的一個，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明顯處於劣勢。1906年，內閣總理大臣彼得?斯托雷平執掌大權，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俄帝國，在尼古拉二世支持下，於同年11月，又一次對農業進行改革。 斯托雷平政府規定，農民的份地純屬私有財產，有權退出村社，可以自由轉讓、買賣。根據新法令，先後有1600萬俄畝土地真正回到農民手中，有240多萬戶農民從村社退出，單立門戶，自主經營。政府還責令農民銀行發放優惠貸款，推動土地兼並，培植了154萬個獨立農場。同時，組織破產農戶移民西伯利亞，試圖在廣袤的邊疆地區，發展更多的現代農場。斯托雷平的改革，使土地和農民自由流動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1908─1914年，有110萬份農地進入市場交易，300多萬農民不再固守窮廬，或加入移民大軍，或以真正的自由人身份，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 像所有氣數已盡的王朝一樣，俄國並沒有因斯托雷平的出現而擺脫覆滅的命運。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斯托雷平這個名字。但這場改革對俄羅斯的曆史影響卻極為深遠。當改革進行到第7個年頭，俄國穀物產量便達到8600萬噸，這個紀錄，即使到了1953年的蘇聯，也沒有被打破。於是，有人甚至認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沙俄留下的一筆財富，從當今俄羅斯的農業變革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子。 二、法國:農業優先發展政策 法國農民以吃苦耐勞著稱於世，他們起早貪黑，不辭勞苦，精耕細作，可即使如此，法國的“吃飯”問題卻長期是一個老大難。直到“二戰”前，還是農產品淨進口國。戰爭結束後，政府采取優先發展農業的政策，僅用20多年時間，就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到1972年，法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農產品出口大國。 法國搞農業現代化，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20世紀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係列措施，推動“土地集中”，實現規模經營。為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政府實行了“減”的辦法:年齡在55歲以上的農民，國家負責養起來，一次性發放“離農終身補貼”;鼓勵農村年輕人離土離鄉，到國營企業做工;其他青壯年勞力，政府出錢辦班，先培訓，再務農。與減少農業人口的做法相反，對農地經營規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規定農場主的合法繼承人隻有一個，防止土地進一步分散;同時，推出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父子農場、兄弟農場以土地入股，開展聯合經營。各級政府還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這是一種非盈利組織，它們擁有土地優先購買權，把買進的插花地、低產田集中連片，整治成標準農場，然後再低價保本出售。此外，國家還給大農場提供低息貸款，對農民自發的土地合並減免稅費，促使農場規模不斷擴大。1955年，法國10公頃以下的小農場有127萬個，20年後減少到53萬個，50公頃以上的大農場增加了4萬多個。農業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20世紀50年代初近40％，而現在隻有2.2％，農民平均占有農地達到10公頃以上。 在著手農地整治的同時，農業機械化也緊鑼密鼓地迅速推開。在法國政府的前三個國民經濟計劃中，“農業裝備現代化”被擺上突出位置。戰後初期，國內生產資金極度匱乏，法國政府拋掉“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理財觀，大膽向國外借款，不惜一身債，先把農業機械化搞上去。農民購買農機具，不僅享受價格補貼，還能得到5年以上低息貸款，金額占自籌資金的一半以上。農用內燃機和燃料全部免稅，農業用電也遠比工業便宜。為保證農機質量及其方便使用，政府頒發“特許權證”，指定專門企業，在各地建立銷售、服務網點。不論哪個廠家、哪一年的產品，其零部件都能隨處買到。農用機械價廉物美，售後服務有保證，自然受到農民的歡迎。1955─1970年，各農場拖拉機占有量從3萬台增加到170萬台，聯合收割機從4900部增至10萬部，其他現代化農用機械，也很快得到普及。法國隻用了15年時間就實現了農業機械化。 傳統的小農經濟，一大特點是小而全，自給自足。在政策的推動下，農場的規模擴大了，機械化提高了，政府又不失時機，做起了“專業化”文章。根據自然條件、曆史習慣和技術水平，對農業分布進行統一規劃，合理布局。全國分成22個大農業區，其下又細分出470個小區:巴黎盆地土地肥沃，便大力種植優質小麥;西部和山區草場資源豐富，重點發展畜牧業;北部氣溫低，大規模種起了甜菜;按照地中海地區的傳統，還得擴大葡萄種植。到20世紀70年代，法國半數以上農場，搞起了專業經營，多數小農戶，也隻生產兩三種農產品。農業生產分工越來越細，效率越來越高，收益也越來越可觀。法國農民人均收入達到城市中等工資水平。 農業是弱質產業，很多國家都采取保護政策，法國也不例外。以前政府靠提高關稅、價格補貼來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隨著國際市場逐漸放開，農業再一味地依賴保護，路隻會越走越窄。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政府調整思路，把扶持農業的重點，放在生產、加工和銷售領域，力圖通過“產業化”，把本國農業做大做強。這方麵，法國的做法有獨到之處。農業宏觀指導，由政府負責;產前、產中和產後服務，交給合作社去辦。在法國，農業食品部和漁業部主管農業，負責產供銷全程規劃，其他任何部門無權插手。這樣就避免了條塊分割、多頭指導。為了防止這兩個部門位高權重，失去監督，總理專設私人辦公室，定期了解基層農業情況。另外，還成立了“全法最高農業發展指導委員會”，涉農各行業都有代表參加，重要的農業政策必須由這個機構提出，然後才交給議會討論，從而實現了“農民的事情農民辦”。產生於19世紀中葉的合作社，在當時的法國成了農民的當家人。到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建起了3100個農業信貸合作社，7200個供應和銷售合作社，14000個服務合作社。合作社一般按行業劃分，農戶可根據經營情況，同時加入幾個合作社。雙方每年一簽約，農民隻要侍弄好農活，剩下的事全交給合作社去辦。年終結算時，扣除風險基金和發展儲備金，其餘的按入社資金、農產品收購量分給社員。如發生虧損，社員也要按對應的份額承擔風險。為了鼓勵合作社發展，國家出台有關政策，合作社可免交33.3％的公司稅，當然，合作社如果違規經營，國家也有權予以取消。經過幾十年發展，目前法國農戶基本上都成了“社員”。農業合作社占據了農產品市場絕大多數份額，生產資料和飼料基本上由供銷合作社銷售，90％以上的農場貸款業務由信貸合作社提供。 為了扶持農業發展，法國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僅投資方麵，二戰後，法國實行的是“以工養農”政策，1952─1972年，農業投資增長幅度超過其他所有部門;1960─1974年，國家發放的農業貸款增長了7倍。可是對法國政府來說，這卻是一個“愉快的負擔”，法國的農業生產率，20年間提高了3倍，20世紀90年代中期，農產品進出口順差240億法郎。困擾法國一個半世紀的小農經濟早已成了過去，取而代之的是領先世界的現代化農業。 三、德國:獨具特色的農業改革 17世紀初的歐洲，商品經濟一經萌芽，並旋即表現出異軍突起、不可阻擋之勢。在普魯士，容克地主則順應形勢，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率先接受了資本主義，走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普魯士道路。 15─16世紀前，德國的工商業尚能與歐洲各國並駕齊驅，可由於新航線的開辟，沿海地區占盡天時、地利，商貿中心自然移向港口地區。相比之下，德國沒有地理上的優勢，門庭顯得十分冷落。1618─1648年，德國一直硝煙彌漫，外戰內亂，足足持續了30年，原先工商業較發達的城市，由於戰爭而日趨蕭條，昔日的輝煌悄無蹤影。所以，17世紀德國的工商業一蹶不振，對外不能與他國競爭，對內也無力與封建勢力相抗衡。 工商業主在德國生不逢時，可容克地主卻鴻運當頭，迎來了他們的“黃金時代”。英國、荷蘭忙著出口工業品、進行殖民貿易，其豐厚的利潤，使人們趨之若騖，農業卻因此受到了冷落。這一改變，使原先的農業出口國，現在亟需進口糧食，而便利的交通、廣闊的市場，給德國農業發展帶來了機遇，糧食出口由此猛增。德國工商業本來先天不足，農業卻乘機迅猛發展，所以，在17世紀的工商業浪潮中，德國農業是“一枝獨秀”。容克地主一方麵農商並舉，進行企業化經營，同時又改頭換麵，由收租的地主變成農業企業家。這樣一來，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不僅沒有使德國廢除封建製度，反而讓容克地主坐收漁翁之利，實力大增，其統治地位穩如泰山。為維護既得利益，地主把農民圈在土地上，並用法律形式“再版農奴製”，規定婢仆及其子孫都是地主的財產，擇業、擇居、終身大事都得聽憑地主的安排。 1806年，德法間進行耶拿大戰，結果德國被打得落花流水，被分解為300個邦，軍隊僅剩1/5。普魯士作為聯邦中的成員國被保存了下來，但卻比原來減少了一半的人口和土地。軍事潰敗後，隨之而來的便是經濟上的劫難。在工業世界的衝擊下，德國似乎被現代文明所遺忘，被英法等國遠遠地甩到了後頭。 落後就要挨打，麵對失敗，自尊的德國人不得不反思。他們明白，法國之所以勝利，表麵看是其器械精良、國力殷實，實際上是它的經濟製度比“再版農奴製”要優越。“再版農奴製”已不合時宜，必須改革。可是選擇何種方式來達到目標呢?是通過革命的辦法推翻現行政權;還是通過改革的辦法緩和矛盾?首相施泰因的回答是:我們無需摧毀老傳統，而隻須對它進行合乎時代精神的改造。 1807年10月，政府頒布《十月赦令》，規定從1810年聖馬丁節(11月11日)起，還農民自由身，允許農民自由移動與擇業;無論貴族、市民、農民都可以分割、抵押、買賣土地。不久，國家又頒布《關於廢除國有土地上農民世襲人身隸屬關係的法令》、《二月法令》，進一步減少對自由的限製、禁止地主隨意侵吞農民土地。農民有了夢寐以求的自由，自然歡欣鼓舞、拍手稱快。可地主卻眉頭緊鎖、悶悶不樂。過去他們一直把農民當搖錢樹，可現在沒了賺錢的工具，他們豈能善罷甘休。他們聲稱:“寧願再吃三次敗仗，也不願要《十月赦令》”，他們千方百計地設置障礙，阻擾改革，並把施泰因視為眼中釘，不斷向拿破侖進其讒言，指使普王將他免職。改革的先驅者───施泰因，雖然豪情萬丈，但卻心有餘而力不足，終因阻力重重而壯誌難酬，1808年逃往俄國避難。 1810年，哈登堡繼任首相。他深知改革是大勢所趨，但施泰因的前車之鑒令他也不敢輕舉妄動。1811年，哈登堡采用折中的辦法，頒布《關於調整地主和農民關係的赦令》，規定農民可用贖買方式來解除封建義務。這道門檻一設便是40年。1850年3月，政府頒布了《贖免法》，減少了對贖買土地的限製性條件。普魯士的農業改革，就此告一段落。 新生的資產階級，因勢單力薄，很長一段時間內，隻能向封建勢力妥協，一些積極的主張，因與地主利益相左，實施時便大打折扣。所以，普魯士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較為迂回、漸進，雖說保證了國家政權的穩定，但卻不像英法那樣來得直接、有效，經濟發展也比別國慢了好幾個節拍。改革後，農民成了自由勞動力，潛能得以釋放，不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容克地主。1815─1847年，他們得到了1854萬塔勒爾的贖金，《贖免法》頒布後，又給他們帶來了1950萬塔勒爾的收入。巨額的財富轉化為原始資本，資產階級化的容克地主，又開始投資於農場、工廠、礦山、鐵路，成了真正的資本家，普魯士最終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此後，其工商業日益繁榮、國力與日俱增，在德意誌聯邦中，與沒有變革的其他成員國相比，它實力最強，為日後統一德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日本:農協托起經濟一片天 在日本，汽車、電器行銷世界，本可以用換回的日元到國際市場購糧買菜，可日本的農民，稻田還是年年栽，果蔬照樣季季種，而且同城裏人相比，日子過得也不算差。農業本是弱質產業，在一個工業大國之所以能夠立足，除了政府的關照外，日本農協組織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日本政府當初組建農協，其實也是出於無奈。二戰後，日本百業凋敝，民不聊生。作為戰敗國，飽嚐了失道寡助的滋味，內外交困，苦不堪言。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日本政府大搞農地改革，規定私人占有土地不得超過1公頃，對地主手裏多出的土地，國家強行收買，再出讓給無地農民。這樣一來，81％的貧雇農成了自耕農。為了讓農民吃上定心丸，日本政府於1947年出台《農業協同合作法》，從上到下，層層建立農協組織，為農民撐腰說話，壯膽打氣。土地分下去，糧食便多起來，可糧多了收不上來也不行，農協又成了政府的催收員，一頭動員農民交糧食，一頭看住糧販不準私收亂賣，這活一幹就是20多年。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糧食連年豐收，政府已無力照單全收，隨著經濟持續走高，日元不斷升值，買糧反比種糧更劃算。農業逐漸門庭冷落，無人問津。日本政府審時度勢，於1970年製定了《綜合農政的基本方針》，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土地流轉，推廣專業化經營。農協的角色開始發生轉換，一頭連起農民，一頭接起市場，由原來的“二政府”變成了農民的“大管家”。 日本的農協組織，自上而下分為三個層次，處於最基層的是市町村農協，習慣上叫單位農協;都道府縣建立的是地方農協，稱作“縣聯”;農協的全國性組織，按照業務不同，各立門戶。與農民打交道最多的是單位農協，在日本農村，它的觸角無處不在，無論是插秧割稻賣糧，還是農民生老病死，單位農協一攬子全包。零碎事雖多，但從大的方麵說，農協的業務大體有四項:生產指導、組織流通、信用服務和開展互助共濟。 隨著國內農產品市場對外放開，農業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怎樣才能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日本政府認為，實行專業化集約經營，是農業的根本出路。主意雖好，可落實起來卻很難。要推廣農業專業化經營，就必須把一家一戶農民組織起來。對此，政府有心無力，做不好也做不了。而與農民打交道，正是農協的老本行。於是，日本政府把大量的涉農業務委托給農協經辦，農協也當仁不讓，不負厚望，一出手就不同凡響。圍繞著專業化，農協開展了全方位的生產指導。大到農業發展總體規劃，小到農戶選種育苗、打藥追肥，農協都一手操辦，費盡心思。農協設有“營農指導機構”，聘用營農指導員，走村串戶，提供信息，幫助農民製定增收計劃，推廣新品種、新技術，手把手地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問題。在日本，許多農業基礎設施，如育苗基地、孵化廠、冷藏庫、飼料廠，都是農協張羅，以保本價為農民提供服務。有的新產品、新技術，農民一時接受不了，農協甚至實行免費試用。近些年來，日本農村青壯勞力不斷湧向城市，在地裏幹活的除了老人便是婦女，對重體力活，他們常常吃不消。對此，農協又伸出援手，把這些活接了過來。這一交一接，無形中便實行了集約經營，優良品種、先進的耕作方式、新型農機具，便通過農協接手的業務，間接傳到了農民手裏。 農民要增收，重要的是在產銷兩頭做文章。為了幫助農民降低生產成本，國家、地方、基層三級農協聯起手來，開展生產資料訂購業務。基層農協將農民的訂單層層上報，由農協的全國性組織篩選廠家，以低價格批量訂貨，農戶從農協手中買到的東西，往往比市價低很多。但農民購買生產資料，不光要價廉，而且要物美。全國農協1972年專門建立了農技中心，除了培訓農技人員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對貨物進行檢驗，確保經過農協的手交給農戶的都是優質品。農產品銷售難，很多國家的農民深有體會。日本農協知難而進，當起了幾百萬農民的集團軍司令。基層農協建起了農產品集貿所，負責當地農產品集中、挑選、包裝、冷藏，然後組織上市。每天清晨，當城裏人還在熟睡時，各地的特色農產品就已由農協組織運到了貨場。農產品的銷售，通常采取競買的辦法，隻有那些出價高、信譽好的批發商，才能拿到出貨單。目前日本農協係統共有集貨所幾千個，此外還有不少全國運輸聯合會，下設龐大的運輸組織，農產品保鮮度高了，不愁城裏人不掏腰包。如果算經濟賬，農協在生產指導和流通業務方麵，確實貼了不少錢，但正因為有它這個“冤大頭”撐著，日本農業才告別傳統的經營方式，農民也不再守著一畝三分地過日子。輕勞作、反季節、優品種、高收入成了現代日本農業的典型特征。 人們不願種田，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產前投入大，生產周期長，同時風險也大。可不是，買種子、購肥料、添機具、請幫手，還沒見糧食的影，錢先花出去一大把。歐美的大農場主，家底厚實，在銀行的信用又好，錢這方麵不成問題。但在以農戶為主的日本，農業生產資金解決不好，就會帶來大麻煩。於是為農民提供信用服務，順理成章變成農協的業務。日本農協的信用機構，存款利率通常略高於私人銀行，而貸款利率，又盡可能提供優惠。由於客戶多，存貸款量大，加上農信機構實行多角經營，業務開展得紅紅火火，不僅給農民解了難，也為各級農協增加了收入。 厚生共濟，是政府交辦的一項重要業務。在這方麵，農協的服務範圍從搖籃到墳墓，既提供生活指導，也操持婚喪嫁娶等紅白喜事。同時，采取向農民收一塊，農協補一塊的辦法，開展扶貧濟困。從老年農民的福利到農村社區建設，農協可謂無處不在。在日本農民眼裏，農協似乎成了無所不能、法力無邊的保護神。 五、簡短小結與啟示 通過上麵的介紹，我們可以做如下小結: 1．從俄羅斯農業發展曆程看，由於彼得大帝的“歐化”改革沒有觸及土地問題，一個半世紀後，國家出現內憂外患。在帝國覆滅之前，由內閣總理大臣斯托雷平掀起了一場更為深刻的革命，規定農民份地屬私有財產，有權自由轉讓、買賣。這次改革，不僅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也為後來的農業變革奠定了基礎。 2．法國曾長期受“小農經濟”困擾，在一個半世紀裏，農業徘徊不前。“二戰”以後，法國政府采取“以工養農”政策，對離土離鄉的進城農民，一次性發放“離農終身補貼”，以鼓勵農村年輕人到城市做工;其他青壯年勞動力，政府出錢辦班，先培訓，再務農。這樣有力地推動了土地集中，加快了農業機械化、專業化和產業化的進程。僅用了20多年，法國就走上了農業現代化之路。 3．德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較為迂回、漸進。由於資產階級勢單力薄，很長一段時間內，隻能向封建勢力妥協，一些積極的主張，因與地主利益相左，實施時便大打折扣。所以德國的農業改革雖說保證了國家政權的穩定，但卻不像英法那樣來得直接、有效，經濟發展也曾比別國慢了好幾個節拍。 4．農業要專業化經營，就必須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對此，政府通常會有心無力，而在日本，農協組織擔當了這一角色。從大的方麵說，農協的業務大體有四項:生產指導、組織流通、信用服務和開展互助共濟。在市場和農民之間，農協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作者係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中國改革論壇”。原標題《西方發展是一麵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