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nko Milanovic：世界杯的啟示(ZT)

今年的世界杯賽不僅再次證明足球是全世界最為風行的體育運動，而且可能也是最為全球化的職業。巴西、喀麥隆或者日本的醫生、計算機科學家、藍領工人或者銀行出納可以像它們的足球運動員一樣在不同國家之間自由流動是不可想象的。 的確，倫敦的阿森納足球俱樂部完全由外國球員組成，還包括一名法國教練。甚至連隊長的角色也不再由本國球員占據。法國球員亨利是阿森納的隊長；烏克蘭人舍普琴科經常是AC米蘭的隊長；阿根廷人紮內地則是國際米蘭的隊長。同樣，幾十個南美以及非洲球員在俄國、土耳其、波蘭以及不同的東南歐聯賽中效力。 足球因此而揭示出真正的勞務全球化如何運作。像其他職業一樣，對足球領域中的勞務流動限製完全來自於需求方。除了共產國家外，球員的流動沒有任何限製。但是，由於規則規定俱樂部不得在單場比賽中有兩名以上的外籍球員上場，因此需求方受到重重管製。 比利時球員博斯曼成功地挑戰了這一規則適用於其他歐盟國家球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裁決侵蝕了這一限製。歐洲最富有的俱樂部要求自由雇傭最好的球員，而無論他們在哪裏被發現，這一限製最終在它們的攻擊下瓦解。 所以，在全球化和完全商業化統治稱霸的領域內，質量和成功都會毫無疑問地聚集。讓我們看看那些獲得歐洲冠軍杯前八名資格的俱樂部數量。我們看一看1967年到1986年之間的五年期間，進入四分之一決賽的隊伍數量在28到30之間。但是，在下一個五年期間，這一數量下降到了26個，而在最近的期間（2000年到2004年），隻有21個。結論是簡單的，那就是越來越少的俱樂部可以躋身歐洲精英行列。 國內聯賽也是一樣。1992年英超問世以來，隻有一屆冠軍不是在曼聯、阿森納或者切爾西之間產生。在意大利，1991年以來所有的甲級聯賽冠軍隻有兩次不是被尤文圖斯或者AC米蘭獲得。在西班牙，1985年以來的所有冠軍隻有三次不是被皇家馬德裏或者巴塞羅那隊獲得。 這一集中於頂端的原因是明顯的，那就是最富有的俱樂部能夠吸引全世界最佳的球員。但是，由於經濟學家所稱的“漸增的回報規模”，因此集中也無疑伴隨著足球運動本身質量的提高。當最佳球員們同場競技時，每人以及整個球隊的水平也大為增長。當小羅納爾多、梅西、卡卡和舍普琴科同場競技時，其所產生的總體綜合“產量”（進球數）要多於各個球員在不同的俱樂部與天賦略遜一籌的隊友合作情況下所取得的單個進球數。 其他領域內的勞工自由流動可能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應。如果允許醫生、計算機專家或者工程師（更不用提眾所周知的波蘭管道工！）自由流動，人才匯集於最富有國家幾乎肯定將增加。即使商品和服務的世界總產量如同今天的足球一樣得以增加而且平均質量得以改善，國家間的人才分配不平等仍然將會上升。窮國或者小國幾乎無法像布加勒斯特星隊（羅馬尼亞）、紅星隊（塞爾維亞）或者諾丁漢森林隊（現在英國丙級球隊中苦苦掙紮）那樣輝煌一時，夢想贏得歐洲冠軍。 但是，盡管我們在足球俱樂部中發現不平等以及排斥，國家隊之間的競爭卻是相反。世界杯國家隊中前八強之間的平均獲勝差距穩步下降，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兩個球以上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的1.5個，直到2002年世界杯賽的0.88個。 世界杯決賽階段中所有比賽也都是一樣，而不僅僅是八強。由於世界杯從16支隊伍增加到32支，它們中的許多都是新近入圍、沒有經驗，因此贏球差距縮小也就更為令人印象深刻了。令人矚目的是，它們並沒有被傳統足壇強國打得落花流水。相反，上四屆世界杯賽的八強精英包括了以前從未晉級四分之一決賽的“新來者”，例如2002年的土耳其和韓國。 對此也有兩個原因。首先，自由流動意味著來自弱小聯賽的優秀球員的進步要比留在本國快很多。一名優秀的丹麥或者比利時球員如果加入曼聯或者巴塞羅那，那麽他的進步就會快很多。 第二，由於國際足聯規定，球員隻能為本國國家隊效力，因此國家隊就“獲得”了質量提高。埃托奧可以為任何西班牙、意大利或者英國俱樂部踢球，但是在國家隊比賽中他隻能為喀麥隆效力。換句話說，國際足聯引入了一種讓足球小國獲得當今更高水平比賽部分利益的機製性規則，因此也就部分逆轉了“足球人才流失”。 同樣的規則也可以適用到其他活動中。具有技能的勞工自由流動會帶來有約束力的國際性要求，也就是來自窮國的移民要在五年中為其本國工作一年。這樣他們就會給本國帶來像埃托奧、埃森或者梅西帶回給喀麥隆、加納或者阿根廷的足球技巧一樣寶貴的技能、技術以及人脈聯絡。安置工作仍然是一個問題，但是原則是確定的，那就是，世界可以從世界杯中領悟到東西。 作者Branko Milanovic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經濟學家。 譯者：趙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