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苦難大地，不熄的理想──劉賓雁留予我們的精神與思考（1）(zt

來稿／我們不能不反問，諾獎難道比記述民族苦難還重要嗎？在中國當代這部悲慘萬狀的曆史上，什麽是寫作的意義？我們尊重文學、尊重作家個人的意向、選擇和勞動，對之不可苛求。但是在文明的天平上，我們不能誤讀。的確，比之文學家，劉賓雁的寫作更重要，更需要勇氣、胸懷，更誠實，也更有付出和擔當。劉賓雁沒留下偉大的作品，但他的寫作精神是偉大的 --------------------------- 　　一 劉賓雁先生去世後，人們的哀悼、追思如潮似湧。他的影響為什麽會那麽大呢？我們可以說，劉賓雁是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員主將，婦孺皆知。 就自由精神和對製度的批判，七十年代末西單民主牆比劉先生的文章徹底，意義也更重要。民主牆是四九年後，中國首塊方寸自由思想的天窗，一些參加者是首批公開的“異議”者。他們的思想在當時即已成熟，遇羅克之後，一些年青人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從未停止。民主牆的出現是民間自由思想十數年積蓄的成果，是中國當代史的大事，它帶動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國各地民刊的興起。應該說，毛後中國人的精神解放是從這裏開始的，並非某次全會、某篇社論、什麽“真理”的討論等等。如果沒有鎮壓，它的趨勢肯定是中國的言論出版自由，進而中國當今的思想文化也是另一番景象。當然，權力對之不能允許，逮捕魏京生鎮壓民主牆是必然的。 這場鎮壓，就是收繳民間言說的權利，阻止中國邁向自由。民眾沒有言說的權利和平台，那麽中國這場蓄積已久的“思想解放”運動就隻能由民間轉到體製內進行。當然它仍是一場思想解放，是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的大解放大進步，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其在體製內，受權力製約限定，有“原則”底線。國家掌控傳媒，話語要通過權力才能轉入社會。於是有些“出線”思想便被攔截在外；有些思想需打折扣才能進入體製；而有些思想幹脆要以黑說白才行。這裏有妥協、有逃避、有投機，也有積極的努力和抗爭。我們回看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要看到它的局限，但也要看到曆史所允許的可能。 　　二 劉賓雁複出，正是中國由極權向後極權轉換時期。這個時期，思想的主要意義不在創建，而是懷疑和批判，也就是打碎三十年來的精神禁錮，這也就是所謂“解放”的意義。 極權統治要靠暴力，但僅是暴力尚不夠，還需要將統治轉為人們內在的精神方式才行──自覺地擁護和服從。毛的槍杆子筆杆子道出本質：極權國家靠兩大支柱──暴力和宣傳。暴力除了強製，還產生恐懼；而恐懼感是建立極權意識形態的基礎，“領袖”神話依此建立。因此極權意識形態有宗教性，隻有達到到宗教的程度，權力對人才能全然支配。 在這場“思想解放”中，劉賓雁的作品為讀者提供了兩種重要的東西，一是呈現社會的真實狀態，一是懷疑與批判的精神，就當時大多民眾的精神狀況，這對中共意識形態起到了顛覆性作用，即人們說的“爆炸性影響”。 回看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寫作，有價值的多是紀實作品，這和一般的文化情況甚不同。為什麽呢？原因很簡單，就是權力壟斷語言，中國人喪失了真實意識。共產黨意識的中心是領袖和黨的神話，靠國家機器灌輸，加以暴力脅迫，因此人們不得不接受。照此神話譜係，宣傳機器編排字符，並壟斷傳播。人作為符號生物，以符號編排生存程序，並按符號指令行為。於是民眾即按照黨編製的符號思維、判斷、存在，權力從而實現對人的占有和操縱。 真實的存在狀態，是人精神思想的來源和根基，在此處境中感受、體驗，加入人類文化積蓄，對之思考反省，而有判斷和觀念，最後歸回人的存在。這是一個完整有機係統，是人健全的精神活動。而極權統治則讓人閉眼，切斷人與真實的關係，將人迫入其神話。在此統治下，人們先是不看真實；繼而是忘記真實；最後是喪失看和認識真實的能力。毛在此斷毀了中國人的精神，並由此占有了全民族。我們看到，毛時代一方麵是鋪天蓋地的讚頌語；一方麵是權力暴虐，冤案遍地，民不聊生。人們受而不言，看而不見。上千萬農民餓死，不僅沒有反抗，甚至沒有聲音，而且全國到處高喊“一片大好”。是荒誕嗎？應該想一想，我們的民族是怎麽喪失了麵對真實的能力──人的存在和精神之根。這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一個民族不能認識和言說真實，它也就迷失了存在的依據和目的，從而走向狂亂和虛妄。這是中國近半個世紀災難不斷的根源之一。思想和言說，不僅是權利，而且是人與民族健康存在與延續的保障。 在“皇帝的新衣”中，人們看到皇帝沒穿衣服，但是人們已經不覺他沒穿衣服，反而認為那是漂亮新衣。這是個永恒的故事。劉賓雁對反右不服氣，質疑：首先是你叫我說話的；再，我說的是真話；還有，我說話是為你好。大多數右派都有這個情節，因此覺得“冤”。但是問題並不在對錯或是否好心，關鍵是“真”字。對於此權力，“真”本身就是罪，因為它挑戰黨神話。而中共的合法性、人們的崇拜，及它對人的支配均來於此。而在這個神話之下，中共對外是專政殺戮，對內是嚴格的等級製和不斷的清洗。此真實──“陰暗麵”──決不可觸及。從延安整風殺王實味，到反右，絕非偶然，而是建立極權之必須。言說“真實”之可怕，是它促使人們睜眼，隻要睜眼，人們就會看到真相，神話就會破滅，權力即瓦解。“皇帝的新衣”沒有繼續寫下去──那個孩子說出“沒穿衣服”之後如何？如果是暴君，他一定是把孩子吊上絞架，為“新衣”正名，繼而更換所有命名；或者人民造反，把皇帝轟走。 　　三 劉賓雁複出後的作品，有兩個最重要的主題：權力的專橫腐敗，及民眾的苦難，此貫穿他的寫作。 《人妖之間》可以代表前者，這部作品的重要意義並不在寫王守信，作者質疑的是，這樣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粗俗女人如何得逞？權錢交易如何運作？國家、財產、權力如何私人化？他們如何結成網，成為特殊階層？如何拉幫結夥，打擊異己？黨怎麽淪為私人團夥？作者揭露的這些，實際也就是吉拉斯《新階級》的主題。劉賓雁像吉拉斯一樣，作為真誠的社會主義者，看到了問題，而成為它的批判者，進而成為權力的敵人，被關押和放逐。 當然，當時劉賓雁的思想有局限，他是出於更高的社會主義理想對之批判，期望從“內部改造”黨和社會；而吉拉斯則是否定、批判了共產黨和整個製度。劉賓雁和吉拉斯的經曆有許多相近之處，但對照《新階級》則顯出劉先生的局限。當時劉賓雁看到的是問題，而不是製度；但問題正是製度的結果，並不能從“內部”改造，除非是改變製度：建立權力競爭、製約、監督機製（他在以後看到了製度問題）。七十年代後，中國民間已經出現批判共產黨製度的思想，顧準的《希臘城邦製度》完成於七二年，七八年底魏京生在民主牆提出“第五個現代化”，胡平在七五年寫出《論言論自由》。劉賓雁八十年的思想還局限於“體製內”、“第二種忠誠”，這需要看到。 當然，我們應該寬容，言說受曆史的局限。中國的控製遠比南斯拉夫嚴酷，如果劉賓雁不把自己限定在“體製內”合法範疇，他即完全喪失說話的機會，遭滅頂之災。“好意”是他直言的屏障。當然，他最終沒有逃脫再處罰的命運，但他畢竟還是說了，促進了中國的進步。在限定的框架內，他最大地擴張了言說的邊界。“體製內”限製了民族的精神，許多優秀的思想和人才被摒棄於外。這是民族和曆史之悲哀。如果沒有“體製內”的限定，當時劉賓雁的思想大概也不會如此。曆史限製了他，選擇了他，也成就了他。 《人妖之間》的真正意義是提供了一個中國權力模型，中國上上下下的“黨”和權力均如此，越往上便越專橫，越往下就越野蠻。劉賓雁教會了人們真實地認識它們，而它們原本籠罩於“偉光正”光彩中。由此《人妖之間》的影響不能不是顛覆性的，它引發民眾“離心離德”，致使權力“呼喚不靈”。難怪各級權力紛紛討伐劉賓雁，鄧親自點名對之整肅。 與批判權力相應，劉賓雁作品的另一麵是敘說人民的苦難──民生的真實狀況。他質問：“社會主義這麽好”，可“為什麽集體和個人那麽窮”？“為什麽好人總是遭殃”？這是幾十年來，中國人憋在心裏想說而沒能說的話。他的作品多落在人民遭受的不幸和欺淩，主人公多是滿腹冤屈的老實人，正直的人、創造者、農民、“另類”、上訪者，幾十年來，他們遭受欺淩，或入監，或家破人亡。如果把這些“故事”拚貼起來，那就是一幅民生煉獄。 “記憶”這個詞，作家們用得很多了，但是我們忽視了一種比記憶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直麵真實”，可以說它是記憶碑石的底座。沒有對真實的正視和認識，何來記憶？在“真實”的前麵，我特別要加上“現實”。如果我們對整個中國社會和民生視而不見，怎麽能奢談文明？回看八十年代寫作，有許多值得反省的。劉賓雁曾批評作家回避現實，目光轉向諾貝爾獎。他在紀念美國劇作家密勒的文章中說：“他從不諱言他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影響和改變美國社會，而八十年代大部分中國作家卻已經放棄了這個使命。”的確，我們一味強調文學性，本身包含逃避，甚至某些投機。中國經曆了如此苦難，沒有新聞自由，而多數人又沒有言說權利和能力，作家們隻談文學，是否是對某些責任的放棄呢？如果我們經曆了奧斯威辛，又怎麽能顧左右而言他呢？特別需要提示，八十年代有變革，但並非自由，在許多人尚沒有言說權利的情況下，寫作是種特權，體製內的“文學”實有特別的“責任”。同樣是在體製內，是利用可能挑戰權力，敘說真實，擴展言說的疆界；還是借其保護經營自己？文學是一回事，以文學為借口是另一回事。許多作家的“放棄”包含對權力的屈從，例如劉賓雁被整肅後，鄭義曾聯絡一些知名作家，為之呼籲，但被拒絕。至於“六四”後，不少作家紛紛表態擁護政府，那就不可原諒了。統治不是沒在我們的骨骼上留下烙印。當我們回看中國八十年代的時候，希望看到這點。 嚴格意義上，劉賓雁的作品是調查報告，是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作者才將之挪到文學，實是不得已。劉先生不在意名望、是否留下永恒之作，他誌在改變社會和中國的命運，解救人民，為他們的苦難呼喊。他寧願做記者，聽老百姓的傾訴，而不當職業作家。這是他的高尚所在。我們不能不反問，諾獎難道比記述民族苦難還重要嗎？在中國當代這部悲慘萬狀的曆史上，什麽是寫作的意義？《古拉格群島》為什麽沒寫成小說呢？我們尊重文學、尊重作家個人的意向、選擇和勞動，對之不可苛求。但是在文明的天平上，我們不能誤讀。劉賓雁說：“作家拒絕不戰而退”，這話有針對性。的確，比之文學家，劉賓雁的寫作更重要，更需要勇氣、胸懷，更誠實，也更有付出和擔當。劉賓雁沒留下偉大的作品，但他的寫作精神是偉大的。 　　四 劉賓雁有一段話說：“其真正的目的絕非是使人群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而是要使人成為沒有任何思想、並且不具思維習慣與思維能力的馴服工具。換言之，他們是企圖消滅人們頭腦中的理性，同時又把個人的自我意識、表達和發展自我以及改變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狀態中。這就是說，要創造出一種全無獨立思維、又無發展自我欲望的一種最易統治與駕馭的動物。” 一些人質疑“第二種忠誠”，因為對象是“黨”和“祖國”。無疑這是作品的局限。但我們要考慮到，這是體製內言說，有“原則”限製，這是中國當時之政治。“第二種忠誠”實是倡導精神反叛權力，如果它不冠以“忠誠”的名義，怎麽可能言說呢？我們看一種思想，不光在言詞，更要看實質：看它的具體所指和背景。比如陳世忠、倪育賢都以忠實於“黨”和“領袖”的名義言說，但是在那個時代，冒天下之大不韙和殺頭之罪，陳批評毛個人崇拜、壓製不同意見；倪為餓死農民上書，呼籲為“四五”平反。他們做到了盡頭，為此他們言說冠以的名義還那麽重要嗎？他們顧念民生、執著真理的信念和勇氣，隸屬人類永恒之意義，值得永久地記憶和尊重。就此，他們和蘇格拉底、布魯諾、莫爾、屈原、蘇武、遇羅克、林昭是一致的。我們不能因為遇羅克的革命言詞，而看輕他的思想。在此，權力比我們更清楚，他們知道什麽是危險，應該消滅什麽。如果不能撇開曆史局限，收采文明之金，人類即一片荒蕪。文明中沒有無局限的價值，任何人、言說、思想、信仰都在局限中，即使今天我們所陳述的“自由”、“民主”與“上帝”。試想，在陳忠於毛的後麵，是什麽使他不惜掉頭，去批評毛呢？屈原的“忠君”，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忠於楚王，“君”代表國家和道統。嘲笑“忠”，就像唯物者嘲笑上帝一樣淺薄。文明靠“信”而建立，沒有“忠”的支撐，就將倒塌，人即墮為市儈，世事狼藉間也隻有一種東西：唯利是圖。 劉賓雁在“尋找共產黨”一文中，用了兩個“黨”的概念，一個是張誌新尋找的“黨”，一個是把她處死的“黨”，顯然二者不同。這類似於路德的“上帝”與“教廷”。對於張誌新來說，前者是她的信仰，一個絕對的精神期待──近乎“神”的另一命名；而後者，是敗壞的權力。後者背叛了前者，因此她要批判、糾正，不惜犧牲。分清“黨”的這兩個概念，我們才能理喻陳世忠、張誌新的意義，而這也就是《第二種忠誠》的主旨。 如果認真對待理想，對事實負責，而又不放棄思考，人最終會走出偽神話。我們可以看到，對共產製度批判最深刻，乃至改變它的人，正是那些曾經虔誠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奧威爾、吉拉斯、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米洛什、米奇尼克、戈爾巴喬夫，他們改變了共產黨的世界，劉賓雁屬於這個行列。就是中國另一批“異議”者，也大多是由這條路走過來的。真實、真理和人道可超越“思想”、“主義”、“政治”的局限，將人帶向普世的道義。 陳世忠、張誌新、林昭，就人格，他們都是聖徒。但無疑林昭有更多的文明蘊含。林昭由共產主義理想走向基督，由是她的身後有了豐厚的文明淵源。極權神話（宗教）是偽神話，因為它是出於世俗政治目的而製造出來的。而神話屬於彼界，是人隱蔽生命的諭示，需要世代生命和信仰經驗的凝聚，其超乎現實也超乎時間。在此，基督教是一部真神話──人類生命、生存與精神史的一大集成。林昭由基督教信仰，而明了譴責中共的罪惡製度，“相信曆史總會有一天人們會說到今天的苦難！”“曆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極權政治本身的殘暴肮髒和不義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為正義而光榮的戰士。”“那時候，人啊/我將歡欣地起立/我將以自己受難的創痕/向你們證明我兄弟的感情/……普洛米修士翹望著黎明/夜在粗礪的岩石上輾轉。”這些文字寫於六十年代。 《第二種忠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寫作者自己，可以說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理想、真誠、正義、人道、勇氣、為民，這些是他人格的主要元素，但是在思想上，他像陳世忠、張誌新一樣有很大局限。他的思想在“主義”的框架中，他批判社會和權力，是期望其更合乎“主義”。《劉賓雁自傳》中說：“文革的某些方麵卻在我內心深處引起共鳴，喚起我很大的興趣。”“它反對官僚主義、黨內特權階層和腐敗現象，卻使我覺得這未嚐不是中國的一個機會。”就《人妖之間》的思想意識，如果要改變賓縣政府，那大概是發動文革；如果亂起來，要恢複秩序，也還是要鎮壓；結果也還是恢複賓縣原來的權力。毛發動文革本身含有“繼續革命”、打倒“黨內資產階級”的理想成分。 劉賓雁的社會主義理想固然體現了他高尚精神，但作為政治則近乎空想，至終他沒有找到解決社會主義製度弊端的方案。政治關乎社稷民生，必須充分可靠、現實，來不得想象和試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屬烏托邦。用此理想可以透視社會和權力，看到虛假和弊端；但要付之實行，也自然就是極權和文革。人類社會以人性為基礎，而人有“原罪”，以自身為本。等級、貧富、潛規則、特權、官僚、腐敗、壓迫、人對人的統治和掠奪等等，這些隻能限製而不能清除。“不公正”、“不合理”是社會存在的前提。一個社會如果清除了妓女、毒品、賭博、犯罪、黑幫、乞丐、剝削、人人都有工作、都是“主人”，到處“公平”，就會走到北朝鮮那裏。天堂如果能實現於地上，何必需要宗教？共產主義的虛妄是取代上帝。毛的災難就是烏托邦的結果。劉賓雁稱讚五十年代初的中國；但那同時就是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公私合營、消滅私有製等一係列的大規模的殺戮清洗和洗腦。中國後來的災難是之延續。有鎮反，整個把個胡風還是問題嗎？反右，毛已經是很“寬容”了。而且按照此邏輯，毛後中國也一定會發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腐敗。這是同一種秩序。 但馬克思主義並非沒有積極的意義。在西方民主社會，左派的意義是批判和理想，而批判和理想是促進西方文明進步的活力，其製約了資本的野蠻，促進了公正，即使今天也依然具有意義。但此積極意義，正得於西方社會堅實的私有製基礎、完整的法律、穩定的有產階級和文化上傳統的保守勢力。這就是民主社會的輿論、財富和權力的彼此製約與平衡。西方知識分子大多左傾，因為他們的社會功能之一就是倡導理想、進行批評，維護公正；而另一邊則是不動聲色的資本和權力。前者的意義相對於後者。不客氣地說，左派的高調常常離譜，但是在以資本為主導的利益社會，理想高調必不可少。求其上而取其中，理想和批判是對強勢的鉗製，對弱勢的保護。民主即是社會各階層與勢力的均衡。中國當今的自由派實際履行的是左派社會功能──理想與批判。 馬克思主義在西歐、美國和落後國家的命運全然不同。於前者，其促進了現代社會公正和保障製度的建立；而在後者，則導致了戰亂和極權。這非常值得注意。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的思想，而非建設，它對資本的批判有合理性，而它的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則需警惕。西方國家恰當地吸收與限製了它。 　　五 劉賓雁大概是上一世紀留給中國民族最後一個公義符號了，值得我們珍重。人們對劉賓雁的悼念集中在兩個字“良心”，就中國國情可謂重之又重。但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民族追求奮鬥了一個世紀，怎麽會走到“良心”這個最簡單的詞？那些主義、思想、革命都到哪裏去了呢？巴金，五四新文學的大將，寫了一生，最後落於兩個字寫“真話”。一個世紀，我們的民族浴血奮戰、曆經苦難，卻回到了文明的最低點，可謂零度“良知”。一個世紀，中國民族做了什麽呢？批了一百年的孔孟，結果卻回到一個比“仁義”更低的命題。能想象嗎？ 郭羅基記劉賓雁：“他深感無奈和失望，說：‘中國人一旦有了自由，貪婪和卑鄙也淋漓盡致地自由發揮出來了。’一九九三年初的華盛頓會議，他在大會上發言，含著眼淚說：‘我們大家都講點良心，好不好？’”一個民族喪失基本道德，再好的製度、主義也會失去效能。劉賓雁感慨：“不時感到在沒有自由時未曾體味過的孤獨和悲哀。在這塊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當的論爭無法展開，是非顛倒，真偽混淆，正不壓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魚得水，正直者隻能沉默和退出場地，竟一如在專製之下！這能怪誰呢？”（《劉賓雁小傳》）這是不是一個預言呢？在政治層麵之下，中國更深一層是社會與文明危機，政治隻是社會的表象。沒有文明之基本規範，什麽政治也無濟於事。我們與極權之爭實質是對文明基本道義與規範之爭。 毛對中國民族的禍害巨大而長久，不僅在大規模的戰爭、動亂和殺戮，更在他對文明基本規範──常識性道德和價值──的顛覆，比如仁愛、信任、誠實、善意、同情、寬容，甚至禮貌等等。這些人類文明的基本意義，滲透人日常的生存與意識。毛顛覆了這些，人與人間的文明關係便風化。子女揭發父母、學生批鬥師長標誌社會已經進入極度的恐懼與敵意。毛後，中國社會急速走向腐敗和黑社會化，乃是必然，因為人倫關係破壞之後，人就淪為動物狀態。辛亥革命後，中國也是亂世，但在四九年之前，尚有延續的士階層──知識分子，農村也還保存家族製和鄉紳階級，民間有樸素的仁義道德，有佛教、道教。這些維係著中國文化和社會。但這些在毛時代均砸爛。革命者認為，隻有徹底砸爛這些，才能建立一個屹立於世界東方的強大新中國。 紀念劉賓雁這樣一個流亡者，人們沒過多地使用政治詞語，而更看重他的人格和品質──倫理意義。此折射了中國的社會狀態和民族的潛意識：道義饑渴。劉賓雁批評：“中國最深刻的變化在社會，最可怕的危機在人心。中國創造了真正的‘奇跡’，是中國人本身的變化。在短短二三十年內，中國人在金錢至上、人際倫理關係與觀念破除、個人欲望恣肆橫流及兩性關係超級解放等方麵，都完成甚至超過了西方五百年演變的水平。”人們對劉賓雁所認定的，正是當前中國民族所匱乏的；人們讚譽他：“中國的良心”，因為中國缺少良心。人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那些可貴的品質，也正是我們民族那些丟失了的，而又是文明社會所必需的道德常識。劉賓雁在此喚起了人們的熱情。在某種程度上，劉賓雁是我們民族的一個警示：道義呼喚。 一百年多年來，中國社會和文化持續破壞到了盡頭。極權製的產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社會過於混亂，達不成契約，無法建立秩序，因此需要暴力予以強製。中共之能勝利，有曆史的偶然因素──比如日本的入侵；有俄國的操縱；有中共本身的嚴酷和欺騙性，但也是因為中國太混亂，民不聊生。極權製度並非從天而降，有社會原因。美國民主製度的強大，不在華盛頓，而在數以萬計的基層社區。即使華盛頓變了天，美國的社區也還是能重新組織民主政府。中國政治之如此悲哀，看不到希望，就是中國社會和道德儲備不提供良好政治的條件──無論是專製還是民主。中國政治的腐敗與極權，正是中國社會與民族自身之體現。中國需要政治層麵的努力和改革，但是更困難更重要更大量的工作是對社會的建設和日常人文道德的恢複──歸複“良心”。劉賓雁說：“中嚥蓴前最嚴重的省鮙有多少人□為自肌酢魼個社暋酡世界有什麼□任。看看西方整個民主製度，兩百年中場鮉非常恚□的□爭，不是有了民主製度就可以了，人的主□作用非常重要。”（亞衣“民□永□是力之所在──劉賓雁專訪”）“我是□得我們八十年仭酢蹴的教訓就是我們太杯窄了。我們的眼睛就是看著政治。……太□於集中到政治上麵了。政在看來！躉是！鮤□不僅僅是政治問觳”（“在八十М□慶□暋蹕的講□”） 劉賓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即對民族性的批判和改造。他說：“□我們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寬一□，看得□一□，看得深一□。”“我□為改錁的改錁是幀醺此本◆?鯑觳。”“回想一下二十世廢□一百年，有哪一□歷史上寫的不是‘失敗　酢鮻字？哪怕是勝饋酢一九四五年礎酢了日本！鮨打敗的？　酢躋經歷了整個那段歷史，我敢挲□個□。沒有帯鮻中嚫此真鍘酢豕日的。薄鮤奸少得多！”“中嚫礎躕什麼□□不爭氣！躕什麼那□多人吸大煙、為什麼那□多人娶姨太太？為什麼英嚦瞿農業問觳□□早就解決了，中嚦瞿地主有點□都□了城，躺在那兒抽礎鯚？……□是一個問觳。”“值得我們想一想，為什麼？”。（同上）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講演，深痛批判了中國人的自私、怯懦和墮落。還應該再加上一條，就是殘酷。 中國人有好人情，但是很難有好社會。中國是家族血緣性社會，人際關係是血緣關係的延伸，因此社會總是導向私人化，尚權力即是社會私人化之最高體現。中國人缺少公共意識，他們是私民、子民，而不是公民。西方，“個人”以“公共”為前提，自由以自律為前提，因此他們是公民；但是“個人”到了中國，就成了“自己”，他們一旦“自由”就往往更自私更貪婪更專權，對社會有更大的侵犯、腐蝕和破壞。辛亥革命趕跑了皇帝，按說是好事，可國家為什麽倒亂得一塌糊塗呢？那些軍閥和腐敗不體現我們的民族嗎？“私民”，而沒了皇帝，又砸了孔孟，中國能走到哪裏？ 中國民族需要改造自身，培養我們的公共意識，遵守公共規則，使自己成為公民，這是建立民主社會的基礎。文明衝突中，人們往往是將各方不好的東西集為一起，因為好的更困難。上一世紀中國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他們有幸將東西文明的好品質集為一身，比如梁啟超、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丁文江、晏陽初、張君勵、陳寅恪、李石曾、潘光旦等，他們代表民族的希望，是民族文明的主脈，但是四九年後這支傳統被根除。一個民族的靈魂和中堅階層被徹底摧毀和埋葬了。近半個世紀的黑暗，劉賓雁罕見地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獨立完整的人格──雖然是從三、四十年代左翼傳統。他承繼了中國文化許多優秀的品質，但也自覺地摒棄了我們民族很多不好的東西，同時又汲取了西方文明許多健康有益的精神。在摧毀之後，他是文明在廢墟間留給我們的一個人格表率。　　 　　六 如果說懷疑、批判和理想，是劉賓雁由西方文化汲取的優秀精神；那麽他身上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偉大品質來於中國傳統，即：悲天憫人的“為民”精神。從他五十年代，主張報導“中國下層實情和人民群眾的呼聲”，支持上海永大紗廠工人罷工，到下放後痛心農業的破壞和農民的貧窮饑餓，到他複出為受難民眾呼籲，“民”始終是他關注的重心。劉賓雁的政治見解比較簡單，而“民”是他思想判斷的定星。他說：“當這兩種東西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站在人民的一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代表了曆史前進的方向”。他還說：“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仍然是對於涉及人民命運的重大問題予以關注的文學。”這話不一定對，但可以看到他寫作與思想的參照和立點。“我的力量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我背後的老百姓。我□感到是被人推著走，背後是人山人海。”（郭羅基“□雁，□雁，魂歸何□？”） 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盡管如火如荼，但為民說話尚不夠。大多數知識分子剛得“解放”，忙於伸冤訴苦、複職評級，自顧不暇。而文化的大命題也還是改革、思想解放、突破禁錮、反思毛、文革和反右等等。有關人民的苦難則還顧不上，隻有劉賓雁不停地為民呼籲。九十年代，一陣槍聲之後，人們聰明起來，一心奔“經濟”，直到《中國農村調查》出來，人們才想起中國還有八億農民。孫誌剛如果不是大學生，大概也就白死了。“人民”重新回到中國輿論，大概隻是近幾年的事。我們可以看看，土改遠殘酷於反右；文革中，農村也殘酷於城市，但我們對之關注甚少。 四九年後，中國農民淪為農奴。八十年代改革，恢複了農民為自身勞動的權力，給農民帶來了希望和實惠。但九十年代權貴經濟，農村、農民、土地重新成為掠奪壓榨的對象，那些興起的樓群、商城、工業、巨額出口是以對土地、農村的破壞掠奪和農民工廉價血汗為代價的。舉世瞻目的中國經濟奇跡以此為基礎。中國的大城市紛紛追趕紐約、東京，攀比巴黎，怎麽想得到中國還是個貧困的農民國家？經濟飛速發展中，河南艾滋病村是中國農村與農民的一個象征。當然，經濟發展有其蠻橫的規律，不可阻擋；但是對這些我們應關注反省，言說，相應製約。劉賓雁批評：“□些年仭踮口聲□想自己灐跛?秀?睷份子’的‘精英’們□反民主的政權浴蹴越健酢鮴人民大□越來越遠了。”（亞衣“民□永□是力之所在──劉賓雁專訪”）這對我們是有益的提醒。所幸近年來，一批國內知識分子，立足民間，為人民的不幸呼籲抗爭，應該感謝他們。 看看今天中國的現實，以及民眾的悲慘處境，可以明白劉賓雁尚民的意義。民粹主義有局限，但其產生是由於民眾太不幸，此不同於西方。《第二種忠誠》記陳世忠：“這種感情為甚麽會這樣強烈，如此執著，本人二十年的淒慘遭遇沒能衝淡它，幾千萬人口經曆的曠古浩劫也沒能使它麻木呢？”這話也可以用於劉賓雁，經曆如此磨難，他依然為人民的苦難熱血激昂，不惜“危險”為民伸冤呼喊。他的血液未被淡化，承繼了中國民族為民請命的偉大傳統。人們稱他“劉青天”、“中國的良心”是很有寓意的。 “民本”是中國文明之精髓，尚民、憂民、保民、為民是其偉大之傳統，是幾千年來“士”之要責。毛中斷了這一傳統，因為他剝奪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權利，並摧毀了他們的精神與人格。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淡漠了這一使命和責任，這正是半個世紀來他們被毀壞的結果。如果人不能自立，何談擔負社會責任？毛很懂得如何摧毀人控製人。他將知識分子作為“革命對象”，禁錮剝奪到極限，由而他的權力即無製約。至今，中國知識分子還未獨立，因而也未能擔負起良知與社會的責任；如果中國知識分子未履行此責任，他們也就不能獲得個人充分的人格和意義。劉賓雁在他八十壽辰慶賀會上說:“我為什摹躦在今天在這兒接受大家給我的□□重的我□以承摾錟這樣怠鮯□？□不是因灐鯌□意東西的人太少了嗎？?font color="#ffffff"> 無論經濟如何發展，中國依然是一個社會形態很落後的國家。十三億人口，百分七十（城市）到九十（農村）的人在貧困中，看不起病，生存無保障，其中一億農民工是血汗工，三分之二的農民由於缺少土地近乎失業狀態，此外還有幾千萬人下崗，幾千萬人不能溫飽。而他們是這個民族的主體。他們沒有組織，少文化，麵對掠奪和欺壓，不能保護自己，隻能忍受或走向暴力。請注意，中國不是發達國家──有公正、有法律保障、人有能力自我保護；中國與之相反，上是權力，下是惡霸，百姓唯受欺壓。他們的不幸需要求助外部，包括求助權力，這就是中國“青天”文化的根源。漢語中，“青天”這個舊詞兒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顯示中國底層社會的真實狀態，其和幾百年前差不多，甚至更糟糕：人民無助。 就此，中國“士”的精神和傳統，也還具有重要的意義，需要繼承。一個落後形態的社會，知識分子本應有更多的道義與責任的承擔，這也就是落後國家知識分子地位待遇相對優越的原因。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已進入統治階層，有特殊的地位和權益，但作為社會中堅，他們未盡民責。比中國傳統的“士”，比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比西方、日本、拉美、印度、東歐、甚至伊斯蘭國家的知識分子，我們當很愧疚，中國丟失了太多可貴的東西。毛使知識分子變成了斤斤計較，恐懼怯懦，唯己之犬儒。 我們紀念劉賓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為民承重的榜樣。為民是他精神的核心，他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士”的偉大傳統。再，劉賓雁使用的詞語多是“人民”。他汲取了基督教文明的人道主義精神，“民”成為“人民”，體現了人的平等與尊重之精神（至於權力對“人民”一語的盜用則是另一回事）。東西方各文明中許多優秀精神相通，本可以融匯。 這裏需要補充，尊重、平等是好的，但是對“人民”不可誇張，“人民”不能至上，尤其不能成為文明與道義的標準，否則就可能導向多數人的暴政。我們需要看到人民的利益，給予維護和幫助；但是也要看到他們的落後、狹隘和潛藏的暴力，應該說毛於此呼應了“人民”，他的每一場運動都鼓動和利用了人民的“愚昧”與“暴力”──雖然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人民”的落後性是他極權統治的基礎。我們需要警惕“人民的神話”，反省極權是如何對之利用蠱惑，實施暴政。“人民”的內涵應該是具體的個人，體現於個人具體的權益、局限、義務和責任，國家需要推動教育，使“人民”成為“公民”。 （未完待續。原載《民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