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專訪黃靖：胡錦濤已經著手調整對日政策(ZT)

多維社記者報導／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正在美國進行訪問，多維記者高伐林就中日美三角關係訪問了中日美三國“二軌”會談的發起人之一、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該篇訪問長稿將刊發在《多維月刊》上。 多維社現摘發其中片斷： 　　學過幾何的人都知道三角形具有穩定性。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正在致力於研究亞太地區的一個三角形，這就是中國、美國、日本三個曆史恩怨十分複雜，現實利益也犬牙交錯的三個國家的關係。他是中日美三國“二軌”會談的發起人之一。這個“二軌”性質的論壇，去年7月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今年5月在東京舉行第二次，並計劃在今年年底在華府舉行第3次。三國許多重要學者和前高級官員參加，探討如何建立穩定三角戰略構架。在他啟程前往東京前夕，多維記者對他進行專訪，聽他暢談了對中日美三方關係的深入剖析。 　　黃靖：中日之間關係緊張，分析起來很多人多說是因為“曆史問題”，但我看，中日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快速崛起導致亞太地區戰略平衡被徹底打破，而中日美對戰略平衡被打破這一點都準備不足，三方又都處在一個快速轉變的過程當中，使得三方的政策都有失誤，才導致了中日關係的急劇惡化。 日本的兩大戰略舉措互相打架 　　多維：很有意思。請詳細介紹一下好嗎？ 　　黃靖：先從日本講起。 　　日本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2004年前後經濟停滯，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怎麽走出這個經濟停滯期，對國際上大的變化沒有關注和準備。中國快速崛起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生一係列事件，像撞機事件，“九一一”……日本才突然發現這個鄰國今非昔比。這時小泉首相采取了兩大戰略舉措，分開來講都是有道理的，合在一起就自相矛盾。 　　第一個，是加強與美國的同盟，從1997年開始，到2005年達到頂峰。他的根本意圖，是要抵消中國勢力的增長──“反平衡”。采取這一戰略，代價就是進一步增強對美國的依賴性：九十年代後期日美安保條約升級，自衛隊戰力大幅度提升。但同時美國亞太快速反應部隊的司令部，美國第一航空支隊的司令部等，都移到日本去了。這就導致了這麽一個局麵：表麵上日本“四肢”更發達了，但是“腦袋”上的“緊箍咒”卻更厲害了。有得必有失嘛，對中國的態勢因為得到美國的強力支持，似乎占據了一定優勢，但是依賴性大大加強，這不符合日本長遠利益。 　　另一個，致力於“國家正常化”。由於中國崛起帶動區域主義的形成，整個亞洲板塊不僅經濟上，而且安全上也趨同化，中國提出“共同發展，安全合作”的概念，使亞洲色彩越來越突出。日本本來是亞洲國家，為了不被這種趨勢拋到外麵，就也采取“國家正常化”措施──其根本意圖，是想讓日本從一個亞洲國家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從美國在亞洲的一個盟國的地位出發，在亞洲起到一定作用，與亞洲鄰國搞好關係，保持日本在亞洲的重要地位。要成為“正常國家”，需要三個獨立：國際事務中的獨立作用，獨立的外交，獨立的安全國防。但是這恰恰與日本第一個戰略即加強與美國的同盟是矛盾的。日本在努力爭取“入常”，後來突然發現最反對他“入常”的，並不是中國、韓國，而是美國；在謀求“國家正常化”過程中最不給他活動餘地的，也是美國。 　　日本這兩個戰略分開來看，都有合理性，但合在一起就撞車了：聯合美國對抗中國，出讓了更多的獨立性；謀求“國家正常化”，又使他與美國的矛盾加劇。 中國的策略錯誤在於兩個“掛鉤” 　　多維：那麽，中國呢？ 　　黃靖：中國在製訂自己的和平發展戰略時，沒有充分意識到、考慮到日本這個亞洲最大的強國，在前領導人江澤民手上也犯了兩個策略錯誤。 　　第一個，是把處理日本問題與中美關係掛起鉤來。從1998年江澤民訪日可以看出，他認為隻要中國跟美國搞好關係，中美關係穩定了，中日關係就問題不大──他是將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國來看的。這與毛澤東、周恩來將日本作為一個單獨國家來對待很不一樣。現在看來是不對的，日本盡管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但畢竟有自己的利益。現在胡錦濤正在修正這個錯誤。 　　另一個錯誤，是將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與中日高層對話掛鉤，隻要你小泉去參拜，高層就不跟你對話。韓國就不是這樣處理：盡管強烈批評小泉參拜──強烈程度超過中國──但從來沒有中斷與日本的高層交流。許多問題雖然鬧得很厲害，但最後還是能通過妥協的方式解決。而中國2001年以來，與日本在高層幾乎沒有交流，後果非常嚴重，有些本來很小的問題也成了大問題。中美關係也可以做個反證：彼此也是很不信任，但是自從撞機事件後，中美之間建立了一套交流機製，像戴秉國和佐立克的高層對話，這不是因人而異，而是定期交流的製度化管道，中日之間就幾乎沒有這種製度化的方式。 　　 卜睿哲（Richard Bush），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資料圖片） 此外，中日之間的關係從田中角榮訪華開始，很大程度上是靠個人之間的關係來維護的，周恩來、張香山、郭沫若……都有很多日本老朋友。這比較符合東方的傳統：通過人際交往來推進國家關係。到了九十年代末，由於自然規律和中、日的政治社會變化，老朋友都退出舞台了，一旦兩國交惡，高層又不交流，兩國之間就沒有合適的渠道了。 中日領導人都被自己民眾的民族情緒所挾持 　　還有一個民族情緒升溫的問題。中國的民族主義有兩個根源，一個是根源於負麵經曆，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族意識的覺醒，是從大家共同遭受苦難來認識的，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導致了五四運動，導致了中共的誕生、打朝鮮戰爭、試驗原子彈……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到1949年達到最高峰。近年又有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另一個根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發展，年輕人當中興起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西方人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這種民族主義的增長點，是擁有了巨大成就的信心。 　　民族主義情緒正常的發展途徑，應該是通過對民族的成就樹立信心，逐漸克服那些負麵經曆產生的情緒，越來越寬容、越開放。但是我們知道在中國事情不是這樣的。“文革”之後，中共的合法性越來越弱，為挽救精神危機，他們就不斷用“愛國主義”教育青年和人民，使負麵的民族主義與正麵的民族主義互相強化，無意中催生了一種民族複仇情緒，一旦碰到某種國際爭端，尤其是與日本的矛盾，就會強烈地爆發。這種情緒是“雙刃劍”，可以成為鼓勵自強的動力，也可能成為國內安定團結的破壞性因素。胡溫看到了這一點，想盡快地平定下去，但是其後果已經造成了：民間這樣一種對日情緒，成為中國領導人從江到胡不得不考慮的因素，牽製他們不能理性地做出正確決定。 日本恰恰也有類似的民族情緒，也上升得很厲害。根源當然跟中國是不一樣的，是一種悲觀情緒：日本十幾年經濟停滯，他們認為日本好時光、高峰期已經過去，已經燈乾油盡；他們也知道日本對中國是負有罪責的，因為中國崛起而增長一種恐懼感。對過去懷念，對現在灰心，對未來憂慮──日本人表現出的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又被小泉加以利用、放大，到現在也成了一個製約日本當權者決策的負麵因素。日本進行民調：小泉應不應該去參拜靖國神社？68％以上的人都說“不應該”；但是如果你問：小泉應不應該對中、美、韓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壓力低頭？百分之六十多的民眾卻說：不應該，要堅持下去。這就使參拜等問題，成了中日兩國民眾民族情緒和意誌的一種較量。兩國領導人都被自己民眾的民族情緒所挾持了，不能作出理智的判斷和決定。 　　我參加了一些中日美國三國政府的政策谘詢，我認為中國是想積極改善與日本的關係的，但是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卡在那裏，雙方都不願首先讓步，這實際上是雙方的國內政治製約國際政治。我跟福田康夫（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跟安倍晉三（自民黨代理幹事長、新任內閣官房長官）談過，跟麻生外相、跟中國的崔天凱這些參與製定政策的官員都談過，總的感覺，中日雙方都想解決，這麽對罵僵持對雙方都是不利的。但是怎麽走出來？任何政治問題都是這樣的，日本有強硬派，中國也有強硬派，結果卻是，雙方的強硬派實際上成為對方在國內政治中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我認為人畢竟是理性的，強硬是為緩和做的鋪墊，理性地示強是為了最後能夠握手，隻是現在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契機。 　　正因為兩國走入死胡同，所以不約而同地找到美國要求幫忙解套，無形之中將美國拉了進來。 　　美國作為日本的盟友，本來應該站在日本一邊，布什政府剛上台時，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現在當世界銀行行長的沃爾福威茨，都認為“聯合日本，抗衡中國”是比較可行的政策。但是隨著遏製中國的政策被揚棄，他們發現，日本與中國交惡，是損害美國根本利益的。 胡錦濤已經著手調整對日政策 　　多維：日本小泉這一屆班子下台在即，美國布什政府還有兩年，倒是中國的胡溫看來要執政相當長時間，能推行比較穩定的對日政策。他們是否會改變江澤民時代的做法？ 　　黃靖：已經改了。胡錦濤四月訪美，美國本來是準備了跟他談談中日關係的，但胡錦濤沒有提出來。從種種跡象來看，胡錦濤將日本作為一個單獨的國家來對待，這與江澤民相比是一個大改變。他已經做了江澤民沒做的幾件事：見了小泉，提出了五點建議（當然最後是小泉自己將它搞壞了）；派了戴秉國去與日方進行戰略會談，要建立一些製度性方式；吳儀最近也去了日本；胡錦濤將外交部主管政策製訂的副部長王毅派到日本當大使……可見是要一步一步做下去的。馬立誠等提出“對日新思維”也是這個時候，新思維的要點就是不要“以牙還牙”，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超越曆史，麵對將來。 　　小泉去年10月17日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去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兩個副部長正巧在中國，15日與戴秉國、崔天凱開始戰略對話，他們非常尷尬。崔天凱說：這怎麽談？沒法談，你們回去吧。那次就沒談，今年接著談，談兩個很重大的問題：東海問題上雙方應該克製，不要鬧成一個政治問題；雙方應該進行軍事上的交流，建立安全上的互信機製。這些事的意義都很重大，說明中日雙方開始為後小泉時期做準備了。 　　小泉去拜靖國神社那一天，我剛好與阿米塔吉（美國前副國務卿）、黑格（美國前國務卿）同一架飛機抵達日本。我感覺到盡管兩人都屬共和黨，聽到這個消息，阿米塔吉的態度與黑格大不一樣，覺得沒什麽了不起，黑格就氣憤得不得了──因為黑格經過二戰。在美國國會裏也是這樣，經曆過二戰的與沒經曆過的很不一樣，經曆過二戰的，再反華的議員，對小泉拜靖國神社都氣憤得不得了。這是題外話了。 　　領導的交替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是很大的。一般的規律是，領導在國內的地位越虛弱，外交上反而越強硬──他選擇的餘地越小麽。像毛澤東今天說“東風吹，戰鼓擂，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明天就跟基辛格握手，他的“資本”雄厚，想怎麽變就怎麽變，誰也反不了他。鄧小平也可以這麽做，但江澤民、胡錦濤就不行。江對美國非常軟，對日本就很硬──為了跟美國搞好關係，他在對日問題上不得不強硬，才能從某種意義上修補對美的軟弱。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很怪：你不能對所有人軟，要是對美國軟、對日本硬，大家就比較覺得可以理解和接受。像胡錦濤剛接班時對日本的政策也不能做太大改變，隻能延續江；但當胡錦濤接過江的軍委主席職位後，對日的政策就開始調整了。 　　美國也要換屆了，但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大國，外交大政方針定下來後，不太受換屆的影響。我到華盛頓來了幾年，感覺在內政方麵政治意味很強，在外交政策剛製定時，也有兩黨分野，但一旦形成了就比較穩定。美國對中國、對日本的政策，是兩黨的共識，我們去日本，不但有共和黨人，也有民主黨人。 (全文見《多維月刊》)